《枯萎公国》心黑手狠脑门亮

2、第 2 章 过往

　　**第二章过往**

　　我住在一个叫阿姆的乡下。我是那个在乡村修道院里用手指画圈、让豆架重新立起来的老太太。我活了一辈子，侍奉土地，侍奉元素，侍奉这些被我捡来的孩子们。现在我知道自己快走了，而我的孩子莉拉还这么小。

　　桌上摆着那封信。蜡封纹样是对的，是我年轻时在东方修道院学艺时和师兄妹们约定的记号。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他们都死了。
　　可信打开了，他们都还在。只是信里的信息写的不是希望，是绝望。公爵已经无法回头了。他使用了一个古老的魔法，传说一旦施展只有真神降临那一天才能解除。真神降临？我等了一辈子都没等到。这不是让我去救，是让我知道，只是不愿意让我在等待中死去。

　　我把信纸折起来。莉拉在旁边看着我，她的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刚从炭火里扒出来的煤核。我不能让她看到这封信。不是因为这信里有什么能立刻杀了她的秘密，而是因为这秘密本身——土地已经没救了——这种绝望，不能从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嘴里说出去。她一旦知道了真相，就会活在一个没有春天的世界里。那比死更可怕。

　　所以我吃了信。纸很干，咽下去的时候刮嗓子。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胃痛了。

　　然后我看着她，开始说谎。

　　我说东方的土地还没有死。去东方吧。

　　我不知道这里现在还剩什么，也许只能剩下废墟，也许还有几个和我一样老得走不动的人在等死。但我要给莉拉一个方向。一个离开这里的理由，一个可以让她走起来、活下去、在路上去遇见别人、去自己找到答案的坐标。

　　我把蜡封纹样留给她。那是我和旧日唯一的联系，现在它是她的了。

　　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我只知道，我教会了她怎么点火，怎么辨认元素的微光，怎么在豆架倒下的时候用手指把它扶起来。但最重的这件事——土地真的死了，是我们自己人干的，死了就没救了——这堂课，我不能给她上。

　　孩子，奶奶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剩下的路，你得自己走。我骗了你，因为春天可能真的不会回来了。但走路的人，总能比等着的人，看到更多日出。

　　莉拉是在一个霜冻的清晨被人放在修道院门槛上的。

　　她自己当然不记得这件事，是院长奶奶后来说的。说那天的霜把门前的石板染成白色，包她的那块旧亚麻布却还是干的——她整个人窝在里面，像一颗被风吹到门边的种子。院长奶奶把她抱起来，她没有哭，只是睁着眼睛看天。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刚从炭火里扒出来的煤核。院长奶奶后来说，她活了六十多年，头一次看见一个婴儿眼睛里装着那么多安静。

　　“你是被土地送来的。”院长奶奶告诉她。

　　莉拉信了。因为在这个乡村修道院里，院长奶奶说的话永远不会错。她认识每一种草药的脾气，能让倒伏的豆架重新站起来，能在弥撒结束后把教堂地窖里的蜡烛一根根点着——不用火柴，只用指尖画一个圈，火就来了。莉拉第一次看见那个圈的时候，差点把下巴掉在地上。

　　“这是元素魔法，”院长奶奶说，“火是活的，水是活的，土和风也是活的。你得先跟它们说上话，它们才肯听你的。”

　　“那它们听你的话吗？”

　　“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院长奶奶笑起来，眼角挤出一百条皱纹，“土地现在还活着，它活着，魔法才借得动。等有一天——”

　　她没有说完。

　　修道院很小，小到整个阿姆村的孩子们都能挤进它的院墙里。院长奶奶立了一条规矩：村里的孩子，只要愿意学，都可以来听课。不收钱，不收粮，但必须把鞋子脱在门口。于是每年冬天农闲的时候，修道院的石板地上就坐满了一排光脚丫的小孩，听院长奶奶讲元素的四种脾气、讲土地为什么能记住每一年的雨水、讲很久很久以前那些能和山说话的大魔法师的故事。

　　雅各布是那群孩子里最安静的一个。

　　他坐在最后一排，背靠着冷冰冰的石墙，膝盖上放着一个用草茎编的小玩意儿，手指不停地动着。他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抢着举手回答问题，但他从来不走神。院长奶奶有一次点名问他：“雅各布，火元素和水元素哪个更重？”他想了好一会儿，说：“火没有重量，水有。所以火往上走，水往下流。”院长奶奶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

　　下课后，莉拉跑到他面前，塞给他半块黑面包。

　　“你答对了，这是奖品。”

　　雅各布看了看面包，又看了看她。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奖品——这傻姑娘每天把自己的口粮省下一半，偷偷分给村里吃不饱的孩子。他没有接。

　　“你吃。”

　　“我吃过了。”

　　“你没吃过。”

　　莉拉把面包掰成两半，大的那块塞给他，小的那块自己咬了一口，嘴巴鼓鼓囊囊地说：“现在我们都吃过了。”

　　那是灾变前一年的事。

　　那时候土地还好好的。麦子能长到人的腰那么高，河里的水舀起来就能喝，老磨坊的风车吱呀吱呀转，整个阿姆村的空气里都是干草和烤面包的味道。没有人觉得那些东西有一天会消失。土地活着，就像太阳会升起来一样理所当然。

　　只有一个人不这么想。罗斯。

　　罗斯的家族是阿姆村最大的地主，他家祖上五代人都埋在这片土里，连墓地都是单独圈出来的一块。罗斯从小就不像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他不喜欢骑马，不喜欢打猎，不喜欢跟佃农们摆架子。他只喜欢两件事：看书，和闻草药的味道。

　　他家的书房里有一整面墙的书架，堆满了发黄的羊皮卷和硬壳手抄本。别的小孩在外面打架爬树的时候，罗斯就盘腿坐在书房的地板上，把一本比砖头还厚的《草本图鉴》摊在膝盖上，一页一页地认。他十岁的时候就能认出三十七种止血草药的叶子形状，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能给佃农家的孩子开简单的退烧药方。

　　灾变前两年，罗斯的父亲专门从镇上请了一位退休的老药剂师来家里住，给罗斯当老师。老药剂师教了他两年，临走的时候对他父亲说：“你这儿子不用再请老师了。他能自己学了。”

　　雅各布的哥哥和嫂子是灾变第一年就走了。哥哥卖掉了家里最后的两亩薄田，连夜和嫂子离开了。走的那天早上，雅各布站在村口，看着那辆牛车慢慢变小，变成远处土路上的一个小黑点。

　　一开始是一个一个地走，后来是一家一家地走，再后来是整个村子一半都空了。他们去了海港城。他们说海港城的活计多，煤矿铁矿码头货仓，总有一口饭吃。

　　院长奶奶去世以后，修道院里只剩下莉拉一个人还记得那些旧咒语。她每天晚上都在地窖里练，左手点火，右手引水——水会听话，火也来，但都是很小很小的，像将死的萤火虫，闪一下就黯淡下去。土地在衰竭，魔法也跟着衰弱。她没有办法让任何一株枯死的豆架重新活过来。

　　罗斯是三个人里最后还留在原来位置上的人。他家的地窖够深、够隐秘，他父亲把所有能找到的粮食腌肉都搬了进去，淳朴的希望着能等到土地回来的那天。

　　三年前，公国的土地开始不对劲的。

　　然而反应最快的，不是王室，不是教会，而是海港城。

　　那座靠着煤矿和铁矿运转的城市，几乎在灾变的第一年就向公国敞开了城门。不是出于慈悲。是矿主们急需廉价的劳动力。公国腹地的农田变成灰土的那个秋天，海港城的招工告示已经贴到了阿姆村的村口老榆树上。字印得歪歪扭扭，但价钱写得很清楚：一天十个小时，包住不包吃，月底结铜币。

　　于是公国的农民变成了矿工。父亲放下锄头，拿起镐头。母亲在矿场附近的街角支起洗衣盆，替矿工们洗满是煤灰的粗布衣服，十件衣服换一块黑面包。孩子们被塞进矿场旁边摇摇晃晃的棚屋里，大的看着小的，等着天黑，等着大人回来。

　　但真正让人心里发凉的，是另一件事。

　　其实只有这个公国的土地在枯竭。

　　翻过山，隔壁领地的麦田金黄一片。秋天的时候，那边还在收麦子。麦浪翻滚的声音隔着山都能隐约听见。海港城的粮食全靠港口运进来，每天都有运粮船靠岸，从小麦到玉米，从腌肉到奶酪，整船整船地卸。码头工人用粗麻布袋扛着粮食经过海关，袋子上印着别的领地的徽章。

　　贵族们并不慌张。他们吃的是从海上运来的白面包，喝的是进口的葡萄酒。他们的餐桌上有三种以上的奶酪，有蜂蜜腌渍的无花果，有撒着肉桂粉的烤苹果。他们住在海港城高地那片永远刮着干净海风的富人区，庭院里种着从隔壁领地移植来的观赏橘树——那些橘树活得很好，绿得发亮，挂满了金色的果子。

　　而他们脚下的本土田地，正一寸一寸，变成灰土。

　　没有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王室的公告每年都差不多：已经派了学者去调查，请大家耐心等待。教会的布道词也每年都差不多：这是神的考验，信者得救。只有事实每年都不一样——第四年的时候，东部平原三十七个村庄，只剩下七个还有人住。

　　跑得动的人，都跑了。

　　跑不动的老人坐在村口的石头上，看着自己种了一辈子的田变成一块巨大的灰褐色伤疤，什么也不说。跑不动的母亲抱着孩子，把最后一点干粮掰成两半，一半今天，一半明天。

　　而那些离开的人，大多涌向了海港城。他们以为自己是去求生。他们不知道，在煤烟和铁矿的轰鸣声背后，有些东西被刻意盖住了——

　　盖在贵族庄园的高墙后面，盖在修道院被封存的禁书里，盖在矿坑深处某些从未被允许标记在地图上的巷道尽头。

　　一场干旱不会只杀死一块田。

　　一场瘟疫不会只过滤穷人的房子。

　　一场灾变不会只在一个公国的土地上停下来——除非，有人在让它停下来。

　　除非，有人从这片土地的衰竭中，得到了什么。
　　三个从阿姆村走出来的孩子还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背对着枯萎的故乡，朝着那座冒着煤烟的城市走去。
　　驿站的余烬还在明灭，火堆边，莉拉翻了个身，把怀里的魔杖抱得更紧了一点。她还不知道，奶奶留给她的那个小小的、谎言一样的方向，最后会把她带向怎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