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记沙溪往事》兔飞飞铁拳

2、第一章 沙溪嘴解放掠影 【一：金匣

　　【一：金匣潭落飞机】
　　民国三十八年腊月十七，天冷得能把人的耳朵冻掉。沙溪河边的芦苇都枯了，白花花的芦穗在风里摇，摇得像送葬的幡子。河面上结了薄冰，冰底下能听见水在流，咕噜咕噜的，像地底下有人在说话。风从猫儿垭那边灌过来，带着山上的松脂味和河里的水腥气，灌进人的领口里，像一把冰刀子贴着肉。
　　金匣潭是沙溪河最深的一段。两边的山夹得紧，河面在这里收成一条窄缝，水到这儿就打漩，漩出一个深不见底的潭。潭边的岩石被水冲刷得光滑如镜，上面长满了墨绿色的苔藓，踩上去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要栽进潭里。潭水一年四季都是青黑色的，像一块巨大的墨玉，晴天里也见不着底。太阳照在上面，光像被潭水吞了一样，一点反光都没有。沙溪嘴的人都说金匣潭底下通着阴河，能一直通到东海，还有人说潭底沉着太平天国的兵器，是翼王石达开路过的时候沉下去的。说这些话的人多半是在熊天禄的茶馆里喝了酒，舌头大了，话也大了。但有一件事是真的——金匣潭从来没有人探到底过。有一年天旱，沙溪河干得只剩脚踝深，河底的鹅卵石被太阳晒得发白，裂缝像蜘蛛网一样铺满河床，金匣潭的水还是青黑色的，丢块石头下去，半天听不见响。
　　腊月十七这天晌午，马家坡的人都在屋里烤火。火塘里的青?柴烧得噼啪响，火星子一蹦一蹦的，像一群金色的萤火虫在屋里乱飞。吊锅里的萝卜缨子煮得咕嘟咕嘟响，锅盖被热气顶起来又落下去，哐当哐当的。窗纸被风刮得哗啦啦响，从破洞里灌进来的风把火塘里的火苗吹得东倒西歪。
　　忽然，天上传来一阵闷雷似的响声。
　　那响声不大，但闷得很，像有人在云层上面擂鼓。声音从北边来，从猫儿垭那边压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沉。火塘边的人抬起头，互相看了一眼。马家坡的人听惯了山里的各种声响——雷声、风声、山洪声、野猪拱土声——但这声音不对头。不是雷，不是风，不是他们听过的任何一种声音。
　　李承岳头一个站了起来。
　　他站起来的时候没出声，像一只听见猎物的山猫。他今年五十七，是沙溪李氏的族长，马家坡的人当面叫他“承岳先生”，背地里叫他“座山猫”。这个诨名不是白来的——他蹲在坡脑上的大青石上，能听十里外的动静。他生得精瘦，脸上的肉少，颧骨高耸，眼窝子凹进去，一双黄眼珠子却亮得很，像两颗烧红的铜珠子。他走路没声，踩在枯叶子上都不带响的。坡上的婆娘们背后议论，说李承岳走路是脚板心先落地，脚后跟再跟上去，像猫儿踩肉垫子一样。
　　他推开板门，站在院坝里，仰头望着天。
　　天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像一口大铁锅扣在头顶上。盐粒子停了，但云层还是很厚，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他眯着黄眼珠子，朝北边的天空望。响声越来越大，从闷雷变成了轰鸣，震得院坝边的核桃树都在抖，树枝上挂着的冰凌哗啦啦掉下来，砸在地上碎成一地亮晶晶的渣子。
　　“飞机。”他说了一个字。
　　那是李承岳这辈子头一回看见飞机。马家坡的人也都是头一回。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运输机，从成都往汉中飞，飞机上坐着几个大官，带着家眷和细软，正在往南逃。飞机飞到金匣潭上空的时候，发动机出了毛病，声音从轰鸣变成了咳嗽——吭吭吭的，像一头被卡住脖子的牛。飞机在天上歪歪斜斜地飘着，冒着黑烟。黑烟在天上拖出一道长长的尾巴，像一支蘸满墨汁的毛笔在天幕上画了一道。
　　然后，它一头栽进了金匣潭。
　　落下去的时候，声音大得把马家坡所有的狗都吓得夹着尾巴缩进了窝里。轰隆一声，像天塌了一个角。金匣潭的水被砸得溅起来，溅起的水柱有十几丈高，白花花的水花在半空中散开，又哗啦啦落回去，把潭边的岩石浇了个透。水柱落下去之后，潭面上翻起一股巨大的水花，浑浊的泥浆从潭底翻上来，把青黑色的潭水染成了土黄色。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只有潭面上漂着一层油污，在铅灰色的天光下泛着五彩的光，还有几片碎布、一只皮鞋、一个被水泡散的皮箱，在漩涡里打着转。
　　马家坡的人从屋里跑出来，站在坡上朝金匣潭望。男人们披着棉袄，婆娘们抱着娃儿，老人拄着拐杖，所有人都望着那一潭浑黄的水，没有人说话。风从潭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焦糊味和汽油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甜腥气——那是血的腥味，被水稀释了，但还是能闻见。
　　李承岳站在院坝里，望着金匣潭的方向，黄眼珠子一动不动。他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在咬后槽牙。
　　“继宗，”他叫了一声。
　　他的长子李继宗从屋里跑出来，一边跑一边往身上套棉袄。李继宗比爹高半个头，肩膀宽，脖子粗，脸上油光光的，跟他爹的精瘦完全是两个样子。他今年三十二，娶了广纳场绸缎庄赵家的女儿，生了两个儿子。他从小就怕他爹——不是怕爹打他，李承岳从来不打娃儿。是怕爹那双黄眼珠子。那双眼珠子看着你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被看透了，从皮看到肉，从肉看到骨头，从骨头看到骨髓里。
　　“爹。”
　　“带上扁担和麻绳。叫上福堂、有田，去金匣潭。”
　　“去做啥子？”
　　李承岳没有回答。他转身进屋，从墙上取下那杆火铳，检查了一下火药池。火药是上个月装的，得换。他把旧火药倒出来，从墙洞里的牛角里倒出新火药，仔仔细细填进去，拿通条压实。他的手指又瘦又长，关节粗大，做起这些事来却灵巧得很，像女人绣花。然后他往腰里别了把柴刀，又拿了一捆麻绳搭在肩上。
　　“走。”
　　李继宗不敢再问。他挑起扁担，跟在他爹身后，朝金匣潭走去。
　　走到半路，碰见了马福堂。马福堂是马家坡的保长，外号“面团团”，因为他那张脸圆滚滚的，见人就笑，笑的时候脸上的肉堆起来，把眼睛挤成两条缝，像个弥勒佛。他穿着一件青布棉袍，头上戴一顶狗皮帽子，帽耳朵放下来捂着耳朵，手里提着一根扁担。他身后跟着白有田——白家长兄，一个老实巴交的长工，四十多岁了还没娶婆娘，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袖口磨得发白，脸上是一种常年被欺负惯了的人才有的表情——木木的，憨憨的，像一头被鞭子抽惯了的老牛。
　　“承岳先生，你也来了。”马福堂拱了拱手，脸上堆着笑，“我看这飞机里头，怕是有值钱的东西。”
　　李承岳没接话。他的黄眼珠子望着金匣潭的方向，脚步不停。
　　马福堂也不恼。他晓得李承岳的脾性——不想说的话，你拿铁棍撬他的嘴也撬不开。他跟在后头，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响。
　　走到金匣潭边的时候，潭面上已经漂了一层油污和碎物。油污在灰白色的天光下泛着五彩的虹光，像一层薄薄的绸缎铺在水面上。碎木片、破布、一只女人的绣花鞋、几张被水泡烂的纸片，在漩涡里打着转。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味和焦糊味，还有那股被水稀释了的血腥气。潭边的岩石被飞机落水时溅起的巨浪打湿了，水珠挂在苔藓上，一滴一滴往下落。
　　李承岳站在潭边，看着那一潭浑黄的水。他的黄眼珠子在水面上扫来扫去，像一只寻找猎物的猫。看了半袋烟工夫，他指了指潭心的一处水面。
　　“那儿。水底下有东西。”
　　马福堂凑过来看，什么也看不见。潭水太浑了，翻上来的泥浆把什么都遮住了。但他不敢说李承岳看错了。马家坡的人都知道，座山猫的眼睛能看穿三尺水。
　　“继宗，有田，你们两个水性好。”李承岳把麻绳解下来，一头系在潭边的黄连树上，一头系在李继宗的腰上。“顺着绳子下去。摸到东西就拉绳子，我们把你拉上来。”
　　李继宗的脸一下子白了。腊月间下金匣潭，那不是闹着玩的。潭水冰得像刀子，下去一趟能把人的骨头冻酥。去年冬天，沙溪嘴有个打鱼的掉进金匣潭，捞上来的时候浑身发紫，嘴唇乌黑，已经硬了。但他不敢违拗他爹。他看着爹那双黄眼珠子，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他把棉袄脱了，又把贴身的褂子脱了，光着上身站在潭边。腊月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他身上，他的皮肤上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汗毛一根根竖起来，像被电了一样。他的牙齿开始打颤，咯咯咯地响，自己控制不住。
　　白有田也脱了衣裳。他的身子瘦得像一根干柴，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隔着皮都能数清楚。但他的眼睛里没有李继宗那种害怕，只有一种木木的认命。他这个人，活着就是在认命。小时候爹死得早，认命。给马福堂当长工，吃不饱穿不暖，认命。四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婆娘，也认命。马福堂让他下潭，他就下，像一头牛，鞭子往哪儿指就往哪儿走。两个人顺着麻绳滑进潭里。李继宗的脚一碰到水，就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水不是凉，是冰，是刺，是千万根针同时扎进他的皮肤。水没到腰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下半身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没到胸口的时候，他的呼吸都停了，胸腔像被两块石板夹住，吸不进气也呼不出气。他抬头看了一眼潭边的爹。李承岳蹲在黄连树下，黄眼珠子盯着水面，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那表情不像是在看儿子，像是在看一件工具。
　　李继宗吸了最后一口气，把头埋进了水里。
　　潭水浑浊得像泥汤，什么也看不见。他睁着眼睛，眼前只有一片昏黄，偶尔有一些碎屑从眼前漂过——木片、布条、一团缠在一起的水草。他顺着麻绳往下摸，手在冰冷的水里摸索着。水下的世界静得可怕，只有他自己的心跳声在耳朵里咚咚响，还有水压挤着耳膜的嗡嗡声。他摸到了一条鱼——一条被震死的鲤鱼，鱼肚子朝上，鱼鳃一动不动，鳞片上沾着油污，滑溜溜地从他手边漂过。
　　然后他摸到了一个硬东西。
　　金属的，冰凉的，上面沾着滑腻腻的油污。他顺着那东西摸过去，摸到了一个更大的东西——飞机的残骸。机身已经裂开了，铝皮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口子的边缘锋利得像刀刃。他把手伸进裂口里，摸到了里面的东西。
　　他摸到了一只手。
　　冰凉的手，五根手指，指甲上还涂着红指甲油。那手被水泡得发胀，皮肤滑腻腻的，像泡发的鱿鱼。他顺着那只手摸上去，摸到了一条胳膊，又摸到了一个肩膀，最后摸到了一张脸。女人的脸。长头发像水草一样缠在他的手指上，滑腻腻的，带着一股甜腥味。他摸到了她的鼻子、她的嘴唇、她紧闭的眼睛。她的嘴唇冰凉，微微张着，像要说什么话。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刷在他的手指上，像蝴蝶的翅膀。
　　李继宗在水下张开了嘴，想叫，但叫不出声。一口冰冷的潭水灌进他的喉咙，带着汽油味和血腥味。他猛地拉绳子，拼命拉，疯了一样拉。绳子勒进他腰里，像要把他的腰勒断。
　　岸上的人把他拉上来。他趴在潭边的岩石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发抖，嘴唇乌紫，脸色白得像死人。他的手指上还缠着几根长长的头发，在风里飘着，像黑色的水草。
　　“有……有人……”他的声音在发抖，“飞机里头……有人……”
　　白有田也浮上来了。他的嘴唇也是紫的，但他没说话，只是把手里抱着的东西放在岩石上。是一个皮箱，被水泡得变了形，皮革鼓鼓囊囊的，锁已经坏了，箱口微微张着，往外渗着水。
　　马福堂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蹲下来，把皮箱打开。
　　箱子里装的是衣裳、文件、一叠被水泡烂的法币，还有一个油纸包。马福堂把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对玉镯子，碧绿碧绿的，在水底下泡了这么久，还是温润如初，绿得像两汪春水。他把玉镯子拿在手里，对着天光看了看，眼睛里放出光来。那光是李继宗在水下看见的油污泛出的那种光——五彩的，但底下是黑的。
　　“好东西。”马福堂把玉镯子揣进怀里，动作很快，像变戏法一样，揣进去就不见了。
　　李承岳蹲在潭边，看着水面，没有说话。他的黄眼珠子一动不动，盯着潭心那个漩涡。漩涡还在转，把碎木片和破布一圈一圈地卷进去，像一个永远不会停下来的磨盘。
　　“继宗，再下去一趟。”
　　李继宗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溜圆。他的嘴唇还是紫的，浑身还在抖，手指上还缠着那个女人的头发。头发被风干了，变成了一缕一缕的，缠在他指节上，像黑色的戒指。
　　“爹……”
　　“下去。”李承岳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李继宗看着他爹的黄眼珠子。那双眼珠子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心疼，没有犹豫，只有一种冷冰冰的、像潭水一样深不见底的东西。他忽然明白了，在他爹眼里，他不是儿子，是一双手。一双能伸进金匣潭里捞东西的手。
　　他又下去了。
　　这一回他在水下待了更久。他摸到了更多的尸体——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胸口的袋里插着一支钢笔；一个年轻女人，怀里还抱着一个娃儿，娃儿的脸贴在她胸口，母子两个都硬了，像两尊石像；一个穿军装的，腰里还别着手枪，枪套上的铜扣件在水底发着暗沉沉的光。他闭着眼睛摸，不敢看。水太浑，本来也看不见，但他还是闭着眼睛，把眼皮闭得紧紧的，像这样就能把那些脸关在外面。
　　他摸上来了三只皮箱、一个首饰盒、两把手枪、一只铁皮箱子。铁皮箱子最沉，两个人一起才拖上来。箱子上挂着锁，马福堂拿石头砸了，箱盖弹开，里面是一摞一摞的银元，用油纸包着，整整齐齐码在箱子里。银元在铅灰色的天光下发出白花花的光，像一箱被水浸透的月亮。
　　马福堂的呼吸都粗了。他的手在发抖，摸过银元的手像摸到了圣物一样，手指头都在打颤。他抬头看了看李承岳，又看了看白有田，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贪婪，是恐惧。他突然拥有了这么多钱，多得让他害怕。
　　“承岳先生，这些东西……”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金匣潭里的死人听见。
　　李承岳看了他一眼。只一眼，马福堂就不说话了。
　　“东西搬到我屋里。银元分四份——我一份，你一份，有田一份，继宗一份。”李承岳的声音平平淡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飞机的事，烂在肚子里。谁说出去，谁就下金匣潭陪那些死人。”
　　没有人说话。风从金匣潭上吹过来，带着汽油味和血腥味，把李承岳的话吹散在水面上。潭心的漩涡还在转，把碎木片和破布一圈一圈卷进去。那些死人的东西在水面上漂着，像一群无主的魂。
　　白有田蹲在潭边，望着那一潭浑黄的水，忽然低声说了一句。
　　“那个抱娃儿的女人……”
　　李承岳转过头，看着他。白有田不说话了，低下头，看着自己冻得发紫的光脚板。脚板上全是裂口，裂口里嵌着泥沙，被潭水泡得发白。
　　“有田，”李承岳的声音忽然没那么冷了，“有些事，看见了就看见了。莫往心里去。往心里去了，就一辈子都出不来。”
　　白有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站起来，把扁担穿进皮箱的提手，蹲下身，扛上肩。皮箱沉甸甸的，压得他身子一歪。他站稳了，一步一步往坡上走。他的背影瘦得像一根干柴，在腊月的风里摇晃着，像随时会被吹断。
　　李承岳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在潭边，望着金匣潭的水面。潭水已经开始清了，翻上来的泥浆慢慢沉下去，青黑色的潭水又露出来，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冷冷地望着天。那些碎木片和破布还在水面上漂着，在漩涡里一圈一圈地转，像一群找不到岸的船。
　　他的黄眼珠子在潭面上停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走了。
　　风声把他的脚步声吞没了。金匣潭恢复了平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有潭边岩石上那些被飞机溅起的水花打湿的苔藓，还在往外渗着水珠，一滴一滴落进潭里，发出细微的、像是叹息一样的声音。
　　飞机落潭的消息，三天后才传到广纳场。
　　保长王翼之带着人来了。他在潭边转了一圈，只捞到几片碎铝皮和一只泡烂的皮鞋。他问马家坡的人，有没有看见飞机上掉下来的东西。马家坡的人都说没看见。问李承岳，李承岳蹲在院坝里擦火铳，头也不抬，说了一个字：“没。”
　　王翼之不敢多问。他晓得李承岳的脾性，也晓得金匣潭的水有多深。他带着人在潭边捞了两天，什么也没捞着，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在潭边站了一会儿，望着青黑色的潭水，往里面吐了口唾沫。唾沫在水面上漂了漂，沉下去了。
　　“狗日的。”他骂了一句，不知道是骂飞机，还是骂金匣潭，还是骂别的什么。
　　金匣潭落飞机的事，就这样过去了。马家坡的人该种田种田，该打猎打猎，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是每年腊月十七，白有田都会一个人走到金匣潭边，蹲在黄连树下，望着潭水发呆。他什么也不做，就是蹲着，望着那一潭青黑色的水。有人问他看啥子，他说没看啥子。问急了，他就说，来看水。
　　但他心里清楚。他来看那个抱娃儿的女人。她沉在金匣潭底，和那些银元、玉镯子、绣花鞋一起，和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那个别手枪的军官、那对母子一起。她的头发像水草一样漂在水里，她的红指甲油还涂在指甲上。她怀里的娃儿还贴在她胸口，母子两个永远分不开了。
　　每年腊月十七，白有田来看她。看完了，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回马福堂家继续当长工。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那个女人。但他每年都来。
　　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死。
　　【二：过溃兵】
　　腊月二十，溃兵来了。
　　先是远远地听见枪响。噼噼啪啪的，像过年放鞭炮，但那声音比鞭炮闷，闷得像有人在瓮里敲鼓。枪声从猫儿垭那边传过来，在山谷里荡来荡去，一阵密一阵疏。密的时候像炒豆子，噼里啪啦响成一片；疏的时候隔半天响一声，孤零零的，像冬天枯枝被风折断的声音。
　　马家坡的人听见枪响，脸都白了。这些年他们听惯了枪响——民国初年的土匪，后来的红军，再后来的保安团，哪一回枪响不是带着血来的？枪声一响，就要死人。这是马家坡的人用几十年时间学会的道理。
　　李承岳头一个反应过来。他把火铳背到背上，站在坡脑的大青石上，朝猫儿垭方向望。望了一袋烟工夫，他下来了。
　　“是溃兵。从北边退下来的，人不多，二三十个。走的是砍柴的小路，绕过广纳场，朝沙溪嘴方向去了。”
　　马福堂的脸一下子皱成了面团。他搓着手，在原地打转，狗皮帽子歪在一边，露出半个光溜溜的脑门。“溃兵过路，比土匪还凶。他们手里有枪，又打了败仗，啥子事都干得出来。承岳先生，你看咋个办？”
　　“把粮食藏起来。婆娘娃儿躲进老鹰嘴的山洞里。男人们把锄头、扁担、柴刀准备好，万一他们要进村，就跟他们拼。”
　　马福堂愣了愣：“拼？他们有枪——”
　　“有枪也得拼。”李承岳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马家坡的粮食是留给娃儿们过年的。他们要是抢粮，就是要娃儿们的命。要娃儿的命，就得拿他们的命来换。”
　　马福堂不说话了。他晓得李承岳的脾性。这个人平时不声不响，像一只蹲在石头上的猫，但你要是踩了他的尾巴，他能把你的喉咙咬断。
　　马家坡的人开始动起来。婆娘们把粮食从缸里舀出来，装进麻袋，背的背，扛的扛，往老鹰嘴的山洞里运。山洞在老鹰嘴的断崖上，入口被荆棘遮着，外人找不着。马家坡的人管那个洞叫“躲兵洞”——从清朝到民国，这个洞躲过了太平军、躲过了白莲教、躲过了土匪、躲过了保安团。洞里有泉水，有干草，能藏下百来号人。娃儿们被大人牵着，不敢哭，也不敢闹，眼睛瞪得溜圆，像一群受惊的兔子。
　　男人们把锄头、扁担、柴刀拿出来，站在坡脑上，望着猫儿垭方向。风从垭口灌过来，把他们的棉袄吹得啪啪响。没有人说话。他们握着锄头柄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白有田站在人群里，手里握着一根扁担。扁担是青?木做的，被他用肩膀磨了二十年，磨得油亮亮的，中间凹下去一道弧形的槽。他的眼睛望着猫儿垭，脸上还是那种木木的表情，但握着扁担的手很紧，指节咯咯响。
　　溃兵是傍晚到的。
　　太阳已经落到山背后了，西边的天空只剩下一抹暗红色的晚霞，像一块被血浸透的布。溃兵从猫儿垭的小路上走下来，稀稀拉拉的，不成队形。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老百姓的衣裳，还有的光着一只脚，脚板上全是血泡和泥。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不是凶，是饿。是那种饿到骨头里的、能把人的眼睛饿绿了的饿。
　　领头的那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军官呢子大衣，肩章扯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耷拉着，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他腰里别着一把手枪，枪套上的铜扣件掉了，拿一根麻绳系着。他的脸上全是胡子茬，眼睛红红的，嘴唇干裂得起了皮，走路一瘸一拐的，左腿的绑腿散了，布条拖在地上，沾满了泥。
　　他走到坡脚，抬头看见了坡脑上站着的那一排男人。锄头、扁担、柴刀，在暮色里泛着冷光。他停住了。身后的溃兵们也停住了，稀稀拉拉站了一片，有的拄着枪当拐杖，有的靠在路边树上，大口大口喘气。
　　两边就这么对峙着。
　　风从坡上吹下来，把溃兵身上的气味吹上来——汗味、血腥味、硝烟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酸臭味，像是衣裳泡在雨水里沤了半个月的味道。马家坡的男人们握着锄头的手心里全是汗。
　　领头的军官朝坡上喊了一嗓子：“老乡，有吃的没有？我们拿钱买！”
　　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尾音破了，变成一种奇怪的嘶嘶声。
　　马福堂看了看李承岳。李承岳站在最前面，火铳横在胸前，黄眼珠子盯着坡下的溃兵，一动不动。
　　“你们是哪部分的？”李承岳的声音不高，但清清楚楚传到坡下。
　　“新编第七师的，从汉中撤下来的。”军官的声音软了一些，像是在求人。“共军打过来了，我们走了七天七夜，一粒米都没进过嘴。老乡，给口吃的吧，我们给钱。大洋、法币、金圆券，你们要啥子给啥子。”
　　李承岳没有动。他的黄眼珠子在溃兵身上一个一个扫过去，像在数他们的枪。数完了，他偏过头，对马福堂低声说了一句。
　　“把昨天烙的苞谷饼拿来。再提一桶水。”
　　马福堂愣了：“承岳先生，他们二三十号人——”
　　“拿来。”
　　马福堂不敢再说。他转身跑回去，不一会端着一摞苞谷饼和一桶水来了。苞谷饼是昨天烙的，金黄黄的，还带着苞谷的甜香。水是井水，清亮亮的，桶沿上挂着一只葫芦瓢。
　　李承岳接过苞谷饼和水桶，一个人走下坡去。
　　马福堂在后头叫了一声：“承岳先生！”
　　李承岳没有回头。他端着苞谷饼，提着水桶，一步一步朝溃兵走去。暮色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拖在坡路上，像一个巨大的、移动的人形。溃兵们看着他走过来，眼睛都绿了——不是狼的那种绿，是饿绿了的、人穷到了极点的那种绿。那绿光在暮色里一闪一闪的，像一群萤火虫。
　　李承岳走到军官面前，把苞谷饼递过去。
　　“饼不多，一人一个。水随便喝。”
　　军官接过苞谷饼，手在发抖。他咬了一口，嚼了两下，眼泪忽然就下来了。一个穿着军官呢子大衣的大男人，嘴里塞着苞谷饼，站在暮色里，眼泪哗哗地流。泪水在他满是灰尘的脸上冲出两道白印子，像两条干涸的河床突然有了水。
　　“七天……”他一边嚼一边说，声音含混不清，苞谷饼的渣子从他嘴角掉下来。“七天没吃东西了。从汉中一路退下来，路上全是死人。老百姓把粮食都藏了，井都填了。我们给钱都没人卖。有个弟兄饿得走不动，坐在路边，说歇一歇，一歇就再没起来。我们把他埋在路边，连个碑都没立……”
　　李承岳看着他，黄眼珠子里的光柔和了一些。
　　“吃完了就走。马家坡没有多余的粮食。你们朝沙溪嘴方向走，过了河就是大路，往南能到巴中。”
　　军官点了点头。他把剩下的苞谷饼分给弟兄们。溃兵们围过来，一人掰一块，有的连嚼都不嚼就往肚子里吞，噎得直翻白眼，跑到水桶边舀水往下灌。水从他们嘴角流下来，把胸口的衣裳都打湿了。没有人说话，只有嚼饼的声音、喝水的声音、喉咙里发出的含混的咕噜声。那些声音在暮色里响着，像一群饥饿的兽在进食。
　　军官吃完自己那份，舔了舔手指头上的饼渣，看着李承岳。
　　“老乡，你是个好人。我王某人记下了。要是能活着走到巴中，将来一定回来报答。”
　　李承岳摆了摆手。
　　“莫说这些。当兵的也是人，也是爹生娘养的。吃完了就走，莫给马家坡惹麻烦。”
　　军官站直了，给李承岳敬了一个礼。他的军礼敬得不标准——手举到一半，胳膊在抖，手指头也在抖——但他是真心实意的。暮色照在他脸上，把他脸上的泪痕照得亮晶晶的。
　　溃兵们走了。他们沿着沙溪河往下游走，身影渐渐被暮色吞没。最后一个溃兵是个半大娃儿，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穿着一件太大的军装，袖子挽了好几道还是长，枪托拖在地上，磕磕绊绊的。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朝坡上看了一眼。暮色太浓，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的眼睛——饿绿了的、十五六岁的眼睛。
　　然后他也被暮色吞没了。
　　李承岳站在坡脚，望着溃兵消失的方向，很久没有说话。暮色把他的身影也吞没了，只剩火铳的枪管在暗处发着微微的光。
　　马福堂从坡上跑下来，站在他旁边。
　　“承岳先生，你就这么把饼给他们了？万一他们吃完了不走咋个办？万一他们得寸进尺咋个办？万一——”
　　“他们是人。”李承岳打断了他，声音不高。“打了败仗，饿了七天，还是人。你给他们一口吃的，他们记你的好。你要是拿锄头对着他们，他们就变成狼。”
　　马福堂不说话了。他望着溃兵消失的方向，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沙溪河的水腥气。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孤零零的一声，然后就没有了。
　　“走吧。”李承岳转身往坡上走。
　　走到半路，他忽然停下来，偏过头，像是在听什么。马福堂也停下来，跟着听。什么都听不见，只有风声和沙溪河的水声。
　　“咋子了？”
　　“那个半大娃儿，走不动了。”李承岳的声音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他坐在河边，枪扔在一边，走不动了。”
　　马福堂朝河边的方向望了望。暮色太浓，什么都看不见。
　　“你咋个晓得的？”
　　李承岳没有回答。他继续往坡上走，脚步很轻，踩在枯叶上都不带响的。马福堂跟在后头，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真的像一只山猫——不是因为他走路没声，是因为他能听见别人听不见的东西，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天晚上，马家坡的人从躲兵洞里出来，回到自己家里。火塘重新烧起来，吊锅里的萝卜缨子重新咕嘟咕嘟响起来。娃儿们缩在火塘边，眼睛还是瞪得溜圆，但已经不害怕了。男人们把锄头、扁担、柴刀放回原处，坐在火塘边抽叶子烟。烟雾升上去，和火光混在一起，把整个屋子熏得暖烘烘的。
　　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心里都晓得，今天要不是李承岳，那些溃兵可能就变成狼了。
　　白有田蹲在自己那间偏屋里——说是偏屋，其实就是猪圈旁边搭的一个棚子，四面透风，屋顶盖着稻草。他没有火塘，只有一盏油灯。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泥墙上，孤孤的，长长的。他蹲在墙根，手里拿着一个苞谷饼。
　　那是他今天分到的那个。他没吃。
　　他把苞谷饼掰成两半，一半塞进嘴里慢慢嚼，另一半用一块破布包好，塞进墙洞里。墙洞里还有半个饼——那是昨天的。昨天他没吃，前天他也没吃。他每天只吃半个饼，把另一半存起来。
　　他存粮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个抱娃儿的女人。
　　她沉在金匣潭底。她饿了怎么办？她怀里的娃儿饿了怎么办？
　　白有田把饼存起来，想着有一天，能把饼给她送去。
　　这个念头荒唐得很。他自己也晓得荒唐。死人不会饿，死人不需要吃苞谷饼。但他就是存着。像是一种仪式，一种只有他自己晓得的、跟那个沉在潭底的女人之间的约定。
　　油灯的光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的眼睛望着墙洞里的苞谷饼，脸上还是那种木木的表情。但木木的底下，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窗外，沙溪河的水声隐隐约约传过来，像有人在远处哭。
　　那个十五六岁的溃兵，第二天早晨被人在河边发现了。他坐在一块石头上，背靠着柳树，枪横在膝盖上，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像是在说梦话。他的脸安安静静的，不像饿死的，像睡着了。早晨的霜落在他头发上、眉毛上、睫毛上，把他落成了一个白色的人。沙溪河在他脚边静静地流着，河面上漂着薄冰，在晨光里泛着冷冷的光。
　　李承岳让人把他埋了。
　　埋在金匣潭边的山坡上，挖了一个浅坑，把他放进去，盖上土，上面压了几块石头。没有碑，没有名字，只有几块石头，对着金匣潭青黑色的水。
　　埋他的时候，白有田也在。他蹲在坑边，看着那个娃儿的脸。霜化了，水珠挂在他睫毛上，像眼泪。白有田忽然从怀里掏出那半个苞谷饼，掰了一小块，塞进娃儿的衣兜里。
　　没有人注意到。
　　埋完了，大家都走了。白有田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在那堆石头前，嘴唇动了动，像是说了什么。风把声音吹散了，只有金匣潭的水听见了。
　　每年腊月二十，白有田也会来这儿。先去看金匣潭，再来山坡上看这堆石头。他蹲在石头前，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是蹲着。这个习惯，他也保持到死。
　　【三：解放】
　　解放来的时候，马家坡的人正在田里插秧。
　　那是民国三十九年的春天。山上的杜鹃花开得满坡都是，红艳艳的，像一团一团的火。沙溪河的水涨了，把河滩上的鹅卵石都淹了，水流得哗哗响，带着山上的雪水冲下来，冰凉刺骨。秧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温热，赤脚踩进去，泥从脚趾缝里挤出来，软软的，滑滑的，像踩在豆腐上。
　　何幺娃蹲在田埂上，望着天。他是马家坡的哑巴，外号“草鞋虫”，因为他能看晚霞断天气——“草鞋虫放霞，晒死泥鳅”这句话就是从他那来的。他今年三十出头，瘦得像一根竹竿，赤脚穿一双草鞋，草鞋磨得只剩一层薄薄的底，脚指头从前面伸出来，黑得像炭。他不会说话，但他的一双眼睛比谁都毒。看天象，看水脉，看人的心，他都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此刻他望着北边的天空，眉头皱了起来。
　　北边的天空上，有一团灰蒙蒙的东西，不是云，是烟。烟从山那边升起来，细细的一缕，像一根灰色的线，从地面一直伸到天上。然后，又升起一缕，又一缕，越来越多，把北边的天空染成了灰黄色。
　　何幺娃忽然站起来，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手指着北边。
　　田里的人抬起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望了一会儿，有人说话了。
　　“是不是广纳场着火了？”
　　何幺娃摇头，摇得很用力。他的手还在指着北边，啊啊的声音越来越急，脸涨得通红——那是他说不出话时着急的样子。他的喉咙里发出含混的音节，像被堵住的水管，咕噜咕噜的。
　　李承岳从秧田里直起腰来。他的裤腿挽到膝盖以上，小腿上全是泥。他望着北边的烟，黄眼珠子眯了起来。望了一袋烟工夫，他把手里的秧苗扔在田埂上。
　　“不是着火。是在烧东西。”
　　“烧啥子？”
　　李承岳没有回答。他弯下腰，继续插秧。秧苗在他手里像活了一样，一插一个准，间距均匀，深浅一致。插着插着，他说了一句。
　　“要变天了。”
　　三天后，广纳场的保长王翼之骑着枣红马，慌慌张张跑上了马家坡。他的黄呢子中山装皱巴巴的，领口的扣子掉了两颗，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汗衫。驳壳枪的枪把子还露在外面，但枪把上的红绸子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柄。他翻身下马，脚步踉跄，差点摔了一跤。
　　“承岳先生！承岳先生！”他的声音在发抖，像风里的树叶。
　　李承岳蹲在院坝里擦火铳。他抬起头，看着王翼之，黄眼珠子一动不动。
　　“啥子事？”
　　“共产党打过来了！已经进了通江县城！保安团撤了，县政府的官都跑了！”王翼之的声音尖得像女人。“承岳先生，你得拿个主意！共产党来了，像我们这种人——当保长的、有田产的、跟国民党沾边的——他们会不会……”
　　李承岳把火铳放下，站起来。他比王翼之高半个头，低着头看着他。
　　“你慌啥子。”
　　“我——”
　　“你当保长，是给国民党当的，还是给马家坡当的？”
　　王翼之愣了。他张着嘴，答不上来。
　　“你要是给国民党当的，你就跑。往南跑，往巴中跑，往成都跑。跑得越远越好。”李承岳的声音平平淡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要是给马家坡当的，你就留下。共产党也是人，也要吃饭，也要种田，也要人管事。你帮马家坡的人办了事，马家坡的人就帮你说话。”
　　王翼之站在院坝里，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像天上的云。最后他蹲下来，把脸埋在两个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往哪儿跑嘛……”他的声音闷在手掌里，含含糊糊的。“我婆娘刚生了娃儿，还没满月。我往哪儿跑嘛……”
　　李承岳看着他，没有说话。火铳靠在他腿边，枪管在太阳底下泛着铁灰色的光。院坝边的核桃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过了很久，王翼之站起来，擦了擦眼睛。
　　“承岳先生，我听你的。我留下。”
　　李承岳点了点头。
　　“把枪交了。黄呢子衣裳烧了。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保长，就是马家坡的庄稼人。”
　　王翼之把驳壳枪从腰里抽出来，看了看，递给李承岳。枪身被他的体温捂热了，带着一股铁锈和枪油的味道。李承岳接过来，卸下弹夹，退出枪膛里的那颗子弹，把枪和弹夹一起扔进了火塘里。
　　火塘里的青?柴烧得正旺。驳壳枪落进去，枪身上的油遇火就着，腾起一团火焰。枪柄的木头被烧得噼啪响，漆皮鼓起泡来，一个一个炸开。王翼之看着那把枪在火里烧，脸上的肉抽了抽。那把枪跟了他五年。现在它变成了一块烧红的铁，和青?柴的炭火混在一起，分不清了。
　　解放军是四月初三进马家坡的。
　　没有枪声，没有厮杀，没有电影里演的那种大场面。只有一队穿黄军装的人，从猫儿垭的小路上走下来。他们背着背包，扛着枪，走得整整齐齐。领头的那个骑着一匹黑马，腰里别着一把小手枪，枪把上系着红绸子，在风里飘着。
　　马家坡的人都站在坡上，看着这队人马走下来。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跑。他们早就听说了解放军——不打人，不抢粮，买东西给钱。广纳场的人说，解放军进广纳场那天，有个兵买了一把青菜，给了两个铜板，卖菜的老头说多了，那个兵说不多，硬塞给他。
　　领头的那个骑马的人走到坡脚，翻身下马。他个子不高，脸黑黑的，牙齿很白，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翘，像一弯月牙。他朝坡上的人挥了挥手。
　　“老乡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沙溪嘴解放了！地主恶霸的日子到头了！穷人的日子好起来了！”
　　他的口音不是四川的，带着北方腔，把“解放”说成“解饭”，把“日子”说成“日纸”。但马家坡的人听懂了。他们站在坡上，看着这个黑脸膛的北方人，看着他笑起来时露出的白牙齿，看着他那把系着红绸子的小手枪，看着那一队整整齐齐的兵。
　　李承岳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的黄眼珠子看着那个黑脸膛的北方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动作。
　　他走上去，伸出手。
　　“我叫李承岳。马家坡的庄稼人。”
　　黑脸膛的北方人握住他的手，使劲摇了摇。他的手又大又热，把李承岳的手整个包在掌心里。
　　“我叫张云山！河北人！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李承岳的手被他握着，没有抽回来。他感觉到那只手里的温度——热烘烘的，像火塘里的炭火。他已经很久没有握过这样的手了。马家坡的人跟他说话，都是恭恭敬敬的，叫他“承岳先生”，没有人敢握他的手。现在这个北方人握着他的手，摇来摇去，像老熟人一样。
　　他忽然觉得，这个变天，也许不是坏事。
　　那天晚上，解放军在马家坡的晒谷场上开了大会。
　　晒谷场是马家坡最大的一块平地，秋收的时候用来晒谷子，平时就是娃儿们玩耍的地方。场上用两根竹竿扯起一条红布，上面贴着白纸写的字。天黑下来以后，有人点起了几盏马灯，挂在竹竿上。灯光把红布照得红彤彤的，像一团火。马家坡的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红布、标语、马灯、整整齐齐坐在地上的兵。他们围坐在晒谷场周围，男人们抽着叶子烟，婆娘们抱着娃儿，老人们拄着拐杖，所有人都安安静静的。
　　张云山站在红布前面，给大家讲话。他的声音很大，在夜风里传得很远，把沙溪河的水声都盖住了。他讲共产党是穷人的党，讲打土豪分田地，讲耕者有其田，讲妇女解放，讲婚姻自由。他讲得满头大汗，马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黑黑的脸照得发亮。他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挥着手，像要把每一个字都挥进马家坡人的心里。
　　马家坡的人听着。有的听懂了，有的没听懂。但有一件事大家都听懂了——从今以后，种田的人有自己的田了。
　　白有田蹲在人群最后面，背靠着一棵核桃树。他的眼睛望着张云山，耳朵听着那些话——“耕者有其田”、“穷人翻身”、“不再给地主当牛做马”。这些话像一把一把的火，烧进他的心里。他的手在发抖，不是怕，是一种他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说不清那是什么感觉，只觉得胸口热烘烘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拱，要拱出来。
　　他给马福堂当了二十年长工。二十年，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他的背驼了，手糙了，脚板上全是裂口，裂口里嵌着泥土，洗都洗不掉。他住的是猪圈旁边的偏屋，四面透风，冬天冷得像冰窖。他吃的是马福堂家吃剩的残汤剩饭，有时候连残汤都没有，就是一碗苞谷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他没有婆娘，没有娃儿，没有自己的田，没有自己的屋。他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人告诉他，他也可以有自己的田。
　　他不信。但他又希望是真的。
　　散会的时候，张云山从人群里走过，走到白有田面前。白有田靠着核桃树，想站起来，腿却麻了，站不起来。他仰头看着张云山，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把他那张木木的脸照得清清楚楚——皱纹、裂口、被太阳晒脱皮的鼻梁。
　　张云山弯下腰，伸出一只手。
　　“老乡，你叫啥子名字？”
　　“白……白有田。”他的声音小得像蚊子。
　　“有田。”张云山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笑了笑，露出白牙齿。“好名字。有田有田，往后你就有自己的田了。”
　　白有田拉住他的手，站了起来。张云山的手又大又热，把他那只满是老茧的手整个包住了。白有田站起来了，腿还是麻的，像有千万根针在扎。但他没有松手。
　　“真的……有自己的田？”他的声音在发抖。
　　“真的。”张云山拍了拍他的肩膀。“共产党说话算话。”
　　白有田的眼泪忽然就下来了。他四十多岁了，从十二岁爹死了以后就没哭过。挨饿没哭过，挨冻没哭过，被马福堂骂没哭过，下金匣潭捞死人没哭过。现在他哭了。眼泪从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来，流进嘴角里，咸咸的。他哭得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流，像沙溪河的水，无声地流。
　　张云山看着他，没有说话。他见过很多这样的人——被欺负了一辈子的庄稼人，第一次有人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人，你们也该有自己的田。他们的眼泪都是一样的，无声的，滚烫的。
　　白有田擦了擦眼睛，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塞给张云山。是那半个苞谷饼，用破布包着，已经干得硬邦邦的了。
　　“给你……吃。”
　　张云山接过苞谷饼，看了看。饼已经干得裂开了，上面还沾着布屑。他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了嚼。饼很硬，嚼起来像嚼沙子，有一股霉味。
　　“好吃。”他说。他把剩下的饼用布包好，揣进怀里。“留着路上吃。”
　　白有田看着他，眼泪又下来了。
　　那天夜里，白有田回到他的偏屋，躺在那张用稻草铺的床上，望着屋顶的稻草发呆。月光从墙缝里漏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的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他忽然想起金匣潭底那个抱娃儿的女人。她的头发像水草一样漂在水里，她的红指甲油还涂在指甲上。她沉在潭底，永远看不见太阳了。她等不到解放了。
　　白有田把脸埋在稻草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窗外，沙溪河的水声哗哗响着。春天的河水涨了，水流得很急，把冬天的薄冰都冲走了。河边芦苇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月光下轻轻摇晃。
　　【四：“土匪”打沙溪】
　　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沙溪嘴出了大事。
　　半夜里，枪声把整个沙溪嘴都惊醒了。
　　枪声从码头方向传来，先是几声零星的步枪响，然后是连成一片的机枪声，哒哒哒的，像缝纫机在走针。火光在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把沙溪河的水面照得一明一暗。狗叫声、喊叫声、哭叫声混在一起，把整个沙溪嘴搅成了一锅粥。
　　马家坡的人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坡上朝沙溪嘴方向望。夜很黑，没有月亮，只有枪口的火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鬼火。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硝烟味和血腥气。
　　李承岳站在坡脑的大青石上，望着沙溪嘴的火光。他的黄眼珠子在黑暗中亮着，像两粒炭火。望了一袋烟工夫，他下来了。
　　“不是土匪。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从山里窜出来的。他们想抢沙溪嘴的粮库。”
　　“粮库？”马福堂的脸一下子白了。沙溪嘴的粮库是解放后新建的，里面存着全区公粮，是老百姓一担一担挑来的，准备支援前线的。“那里面可是咱们的命根子！”
　　李承岳没有说话。他把火铳背到背上，往腰里别了柴刀。
　　“承岳先生，你要去做啥子？”马福堂拉住他。
　　“去看看。”
　　“那是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你一把火铳，能做啥子？”
　　李承岳看了他一眼。只一眼，马福堂就松了手。
　　“你在坡上守着。婆娘娃儿都别动。等我回来。”
　　他走了。脚步很轻，踩在冻土上都没有声音。夜色很快就把他的身影吞没了，只有火铳的枪管在黑暗中偶尔闪一下光。
　　李承岳走到沙溪嘴的时候，枪战正激烈。
　　粮库在码头边上，是一排新盖的砖瓦房，围墙有一人多高。守卫粮库的只有一个班的解放军，十来个人，守在围墙后面，朝黑暗中的枪火还击。火力悬殊太大了——那边有两挺机枪，这边只有步枪。围墙被打得碎砖乱飞，墙上全是弹孔，月光从弹孔里漏过来，像筛子。
　　李承岳趴在码头边的石阶后面，看着前面的战况。散兵游勇大概有三四十人，从河对岸摸过来的，分成两股，一股正面吸引火力，一股从侧面绕。他看见侧面那股人已经摸到了围墙脚下，正在搭人梯。
　　他端起火铳，瞄准围墙脚下的一个黑影。
　　火铳响了。轰的一声，火光在夜空中炸开，铁砂像一把扇子撒出去。那个黑影从人梯上摔下来，捂着腿在地上打滚，嚎叫声在枪声里格外刺耳。
　　解放军发现了侧面的敌人，调转枪口朝围墙脚下射击。侧面那股人被压住了，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但正面那挺机枪还在哒哒哒地响着，子弹像雨点一样泼过来，把围墙打得千疮百孔。李承岳看见一个解放军的帽子被打飞了，人还站着，继续射击。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他晃了晃，靠在墙上，单手举枪，还在打。
　　李承岳的火铳只能放一枪。放完了就得装火药，装一次要半袋烟工夫。他蹲在石阶后面，往枪管里灌火药，手很稳，一点不抖。灌好了，拿通条压实，装引火帽。然后他又端起枪，瞄准那挺机枪的位置。
　　机枪手藏在河堤后面，只露出半个脑袋。李承岳瞄了很久，手指扣在扳机上，一动不动。他在等一等机枪手换弹链的那一瞬间。
　　机枪停了。机枪手缩回头去换弹链。就是这一瞬间，李承岳的枪响了。铁砂打在河堤上，把河堤打得土石飞溅。机枪手惨叫一声，捂着脸滚倒在地上。机枪哑了。
　　解放军抓住机会，从围墙后面冲出来，朝河堤压过去。散兵游勇没了机枪掩护，阵脚大乱，纷纷朝河对岸跑。跑到河边的，被追上来的解放军打死在河滩上。跑不及的，跪在地上举手投降。河滩上的鹅卵石被血染红了，在月光下发出暗沉沉的光。
　　天快亮的时候，枪声停了。
　　张云山左胳膊上缠着绷带，绷带被血洇红了。他站在粮库门口，看着俘虏被一个一个押过来。俘虏们蹲在地上，手抱着头，浑身发抖。有的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有的穿着老百姓的衣裳，脸上都是一样的表情——不是凶，是饿，是怕，是走投无路。
　　李承岳从石阶后面站起来，把火铳背到背上。枪管还是热的，烫着他的后背。
　　张云山看见了他，走过来。晨光照在张云山脸上，他的脸被硝烟熏得黑一块白一块，嘴唇干裂得起了皮，但眼睛很亮。
　　“李承岳。”他叫了一声。
　　李承岳站住了。
　　“那两枪是你打的。”张云山不是在问，是在说。
　　李承岳没有说话。
　　张云山伸出右手——那只没受伤的手，握住李承岳的手，使劲摇了摇。他的手还是又大又热，但掌心全是汗，还有火药味。
　　“我代表人民政府谢谢你。粮库保住了，全区的公粮保住了。”
　　李承岳把手抽回来。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黄眼珠子望着沙溪河的方向。河滩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晨光照在尸体上，照在他们破破烂烂的衣裳上，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照在他们睁着的、再也看不见太阳的眼睛上。河水冲刷着河滩，把血水冲走，冲进金匣潭，冲进那个深不见底的漩涡里。
　　“他们都是些娃儿。”李承岳的声音很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最大的不过二十出头。”
　　张云山沉默了。他也望着河滩上的尸体，望着那些年轻的脸。晨风从河面上吹过来，把硝烟味和血腥味吹散了一些，带来了沙溪河的水腥气。远处的芦苇丛里，一只水鸟叫了一声，孤零零的。
　　“他们也是被逼的。”张云山说，“国民党抓壮丁，把他们从家里抓出来，塞给一杆枪，就上了战场。他们连为啥子打仗都不晓得。”
　　李承岳转过头，看着张云山。
　　“那个机枪手，我打的是他的脸。”
　　张云山没有接话。
　　“他才十几岁。脸上的绒毛都没褪干净。我瞄他的脑袋，瞄了很久。”李承岳的声音平平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我要是不打他，他就打死你们的人。所以我打了。”
　　张云山伸出手，拍了拍李承岳的肩膀。手落下去的时候很轻，像怕拍疼了他。
　　“回去吧。马家坡的人该担心了。”
　　李承岳点了点头，转身往回走。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拖在沙溪嘴的码头上，拖过那些弹壳和血迹，拖过那些被子弹打碎的瓦片，拖过那个被血染红的河滩。
　　他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张同志。”
　　“嗯？”
　　“那些俘虏，你们会咋个处置？”
　　张云山沉默了一会儿。“按政策办。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愿意留下的，改编进队伍。罪大恶极的——”他没有说下去。
　　李承岳点了点头，继续走了。他的背影在晨光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马家坡的方向。
　　沙溪河的水还在流。流过金匣潭，流过沙溪嘴，流过那些沉在水底的故事。河水流得很慢，像一位老人在慢慢走路，每一步都踏得稳稳的。河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在晨光里慢慢散开，露出青黑色的水面。水底下那些鹅卵石，被河水冲刷了千百年，圆润光滑，每一块上面都刻着时间的纹路。
　　那天以后，沙溪嘴的人说起那夜的枪战，都要提一句李承岳。说他的火铳比步枪还准，说他的眼睛在黑暗里能看见百步外的蚊子，说他两枪就打哑了国民党的机枪。这些话越传越神，传到后来，有人说李承岳会法术，能让子弹拐弯，能让枪口冒出来的烟变成一只猫，钻进敌人的枪管里，把枪管堵死。
　　李承岳听了，不说话，只是蹲在坡脑的大青石上，擦他的火铳。火铳的枪管被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他的黄眼珠子望着远方，望着沙溪河的方向，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有他自己晓得，那天夜里他瞄准那个年轻机枪手的时候，手指在扳机上停了三次。第一次，他看见那个娃儿的脸——火光映在他脸上，照出他还没长开的五官，照出他嘴唇上那层细软的绒毛。第二次，他看见那个娃儿的眼睛——眼睛里没有凶光，只有害怕，那种被赶上战场的牲口的害怕。第三次，他想起自己也有个儿子。继宗也曾经这样年轻过，脸上的绒毛还没褪干净，眼睛里还有光。
　　然后他扣动了扳机。
　　这件事，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连继宗都没说过。它沉在他心里，像金匣潭底那些沉下去的东西，永远浮不上来了。
　　【五：挺包河血案】
　　土改那年夏天，挺包河的水被血染红了。
　　挺包河是沙溪河的一条岔流，河面不宽，水也不深，平常时候挽起裤腿就能蹚过去。河两岸长满了芦苇，夏天的时候芦苇长得比人还高，风吹过去，芦苇荡里哗啦啦响，像有千军万马藏在里头。河边的泥滩上爬满了螃蟹，大大小小的，举着钳子横着走，见人就钻洞。沙溪嘴的娃儿们夏天最爱来挺包河摸螃蟹，把裤腿挽到大腿根，弯着腰在泥滩上翻石头，石头底下准有螃蟹。摸到了就用草茎绑住钳子，一串一串提回家，油炸了下饭。
　　河边有一块冲积出来的平坝，土肥得很，种什么长什么。这块地原来属于晏家——晏世安从湖北迁过来的时候，头一件事就是占了这块河边地。晏世安是沙溪嘴最精明的地主，他的算盘打得比任何人都精。土改工作队来了以后，把这块地分给了五户贫农。
　　五户人拿到地契那天，在田埂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地契是盖了红印的，纸是白报纸，印泥是朱砂，红艳艳的，像血。他们把地契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看了正面看反面，看了印子看字。不识字的人也看，看那个红印，看那些不认识的字，像看一件圣物。
　　白有田也在里头。他分到了两亩水田，就在挺包河边。地契上写着他白有田的名字，盖着人民政府的红印。他把地契贴在胸口上，感觉到纸的温度——不是纸本身的温度，是那个红印的温度。那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有一张纸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写着他和一块土地之间的关系。
　　他跪在田埂上，双手捧起一把泥土。土是黑油油的，捏在手里能捏出油来，带着河水特有的腥甜味。他把土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然后哭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手里的泥土上，把土洇湿了。泥土沾在他满是裂口的手掌上，像一层黑色的膏药。
　　没有人笑话他。因为其他人也在哭。
　　晏世安也来了。他站在田埂上，拄着文明棍，穿着一件灰布长衫，长衫洗得发白，但浆得笔挺，领口扣得严严实实。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这块地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的眼睛很小，眼珠子转得很快，看看地，看看人，看看河，看看天，什么都看了，又像什么都没看。
　　他的长子晏守业站在他身后。晏守业三十出头，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光的，脸上的肉紧绷绷的，嘴唇薄薄的抿成一条线。他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解放后被撤了职，回家种田。但他种田的样子不像种田——他挥锄头的姿势是对的，弯腰的幅度也是对的，但就是不对劲。像一个戏子在台上演庄稼人，动作都对，神气不对。
　　晏守业看着白有田跪在田埂上捧土哭的样子，嘴角抽了抽，像是想笑，又像是想说啥子。但他最后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嘴角抿得更紧了。
　　“爹，走吧。”他低声说。
　　晏世安没有动。他看着那块地，看着那些跪在田埂上哭的人，看着他们手里的地契。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拄着文明棍走了。文明棍点在田埂上，笃、笃、笃，一下一下，不紧不慢。
　　走出半里地，他忽然停下来，说了一句。
　　“那块地，我种了四十年。”
　　晏守业看着他爹的侧脸。老爷子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眼睛望着挺包河的方向，望着那片他种了四十年的地。
　　“四十年。”他又说了一遍。然后拄着文明棍继续走了。背影在芦苇荡里越来越远，最后被芦苇吞没了。
　　谁也没想到，半个月后，挺包河的水会被血染红。
　　出事那天是个傍晚。天边的晚霞烧得通红通红的，像一炉子烧旺了的炭火。何幺娃那天傍晚蹲在坡脑上，望着那片晚霞，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的喉咙里发出啊啊的声音，手指着天，又指着挺包河的方向，脸涨得通红。
　　他婆娘张幺姑拉住他的手，不让他指。她晓得男人的毛病——他看见了什么，说不出来，只能啊啊地叫，只能用手比划。每次他这个样子，准没好事。
　　“你莫指了！”张幺姑的声音在发抖。“你指了就要出事！”
　　何幺娃不听，还在指，啊啊的声音越来越急，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鸡。他的眼睛瞪得溜圆，眼珠子像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他看见了——在那片红得像血的晚霞里，他看见挺包河的水也红了。
　　不是晚霞映的。是真的红了。
　　那天夜里，五户贫农中的一户——户主叫王长根——全家五口人，被人杀死在屋里。王长根、他婆娘、三个娃儿，最大的娃儿十二岁，最小的才两岁，还在吃奶。五条人命，一刀一个，全是喉咙被割断了。血从屋里流出来，流到门槛外面，流到院坝里，流下田埂，流进挺包河。
　　第二天早晨，白有田扛着锄头下地，走到挺包河边，看见河水是红的。他以为是晚霞映的，抬头看了看天——天是灰蒙蒙的，没有太阳，没有晚霞。他又低头看河水——水是红的，殷红殷红的，像在水里化开了无数块朱砂。他顺着红色的水流往上游走，走到了王长根家的田边。
　　他看见王长根躺在院坝里。面朝天，眼睛睁着，喉咙上一个黑红色的口子，像一张咧开的嘴。血已经干了，凝成黑褐色的一层，铺在他身下的泥地上。他的嘴张着，像是在喊什么，但什么都没喊出来。
　　他婆娘躺在门槛上。一只手伸出门外，手指抠着门槛上的泥土，指甲都抠翻了，门槛上留下一道一道的血印子。她死前拼命往外爬，爬了一步，就爬不动了。
　　三个娃儿躺在屋里。最小的那个还睡在摇篮里，喉咙上也有一道口子。摇篮还在轻轻晃着，吱呀吱呀的，像娃儿还睡在里头，像妈妈刚刚摇过他。
　　白有田的锄头从手里滑落，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站在院坝边，浑身发抖，牙齿咯咯响，像腊月间下金匣潭时那样。他想叫，叫不出声。想跑，腿迈不动。他只能站在那里，看着那五具尸体，看着那些已经干涸的、黑褐色的血。
　　后来的事，是工作队的张云山带人查出来的。
　　凶手是晏守业雇的。他从广纳场雇了两个国民党溃兵的散兵游勇，一人给了十块银元，让他们趁夜里摸进王长根家，杀光全家，做成土匪抢劫的样子。他想吓唬那些分了他家地的人——谁敢种晏家的地，谁就得死。
　　但他没想到，那两个溃兵杀了人以后，没有走。他们又摸进了第二家——那家男人听见动静，抄起扁担跟他们拼命，被一枪打死了。枪声惊动了整个挺包河，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举着火把，拿着锄头扁担，把两个溃兵围在了河边。
　　两个溃兵跳进挺包河想游到对岸。河水不深，但淤泥很厚。一个陷在淤泥里，被追上来的人用扁担活活打死在河里。河水溅起来，溅在人们的脸上、身上、火把上，火把嗤嗤响着，火光把河水照得通红，分不清哪是火光哪是血。
　　另一个游到了对岸，钻进芦苇荡里。人们举着火把搜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在芦苇荡深处找到了他。他蜷缩在一丛芦苇底下，浑身是泥，眼睛红红的，像一只被围猎的野兽。他把枪扔了，跪在地上磕头，额头磕在泥里，咚咚响，说他是被雇来的，说晏守业给了他十块银元，说他家里也有婆娘娃儿，求求老乡饶他一命。
　　没有人饶他。
　　白有田也在人群里。他手里握着那根青?木扁担，扁担上沾着泥，沾着血。他看着那个跪在地上磕头的溃兵，看着他年轻的脸——二十出头，脸上的绒毛还没褪干净。他想起金匣潭底那个抱娃儿的女人，想起那个十五六岁的溃兵坐在河边石头上的样子，想起王长根躺在院坝里的样子，想起摇篮里那个还在吃奶的娃儿。
　　他举起了扁担。
　　扁担落下去的时候，他闭上了眼睛。
　　晏守业是三天后在广纳场被抓到的。他躲在相好的女人家里，藏在床底下。工作队员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他还穿着那件中山装，头发还是梳得油光光的，但脸上的肉不再紧绷了，垮了下来，像一块被揉皱的布。
　　枪毙晏守业那天，沙溪嘴的人全来了。刑场设在挺包河边的王长根家院坝里。五具棺材摆在院坝当中，黑漆漆的，还没钉棺盖。王长根和他婆娘、三个娃儿躺在棺材里，喉咙上的刀口已经被针线缝上了，像一条蜈蚣趴在脖子上。最小的那个娃儿，被妈妈抱在怀里，母子两个躺在同一口棺材里，永远分不开了。
　　晏守业跪在棺材前面，五花大绑。他的头发乱了，中山装上全是土，脸上的表情是空的，像一具被抽掉魂的皮囊。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没人听得清。也许是在求饶，也许是在叫娘，也许是在念他这辈子唯一记得的一句佛号。
　　张云山宣读判决书。他的声音很大，在挺包河上荡开，把芦苇荡里的水鸟都惊飞了。判决书念完了，他把判决书折好，放进口袋里。
　　“晏守业，你还有啥子话说？”
　　晏守业的嘴唇动了动。他抬起头，看着围观的乡亲们。人群里，他看见了他爹晏世安。晏世安拄着文明棍，站在人群最边上，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么平静，像被枪毙的不是他的儿子，是一个陌生人。
　　晏守业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奇怪，像是哭，又像是笑，嘴角扯到一半就扯不动了。
　　“那块地……我爹种了四十年……”
　　枪响了。
　　晏守业扑倒在棺材前面。血从他的后脑勺流出来，流在院坝的泥土里，和王长根一家五口的血渗在一起。
　　人群里没有人说话。只有挺包河的水在哗哗流着，水还是红的——不是血，是晚霞。那天的晚霞特别红，红得像一炉子烧旺了的炭火，把整个挺包河都染红了。
　　何幺娃蹲在人群外面，望着那片晚霞，忽然啊啊地叫了起来。他的手指着天，又指着河，脸上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害怕，不是悲伤，是一种他早就看见了、但说不出来的东西。
　　张幺姑拉住他的手，不让他指。她的手在发抖，但她没有哭。她只是紧紧拉着男人的手，把他从人群边拉走，拉回家去。
　　何幺娃被拉着走，还在回头望那片晚霞。他的喉咙里发出啊啊的声音，眼睛瞪得溜圆。他看见了——在那片红得像血的晚霞里，有六条命。五条是王长根家的，一条是晏守业的。
　　他早就看见了。从他那天傍晚蹲在坡脑上，看见晚霞把挺包河染红的时候，他就看见了。
　　但他是个哑巴。他说不出来。
　　晏世安拄着文明棍，一个人走回了家。他的背影在晚霞里拉得很长很长，拖在田埂上，拖过那片他种了四十年的地。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挺包河的方向。晚霞映在他脸上，把他的脸照得红红的。
　　他站了很久。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
　　门关上了。
　　从那以后，晏世安再也没去挺包河边看过那块地。他每天还是拄着文明棍出门，在坡上转一转，在河边走一走，但从不往挺包河那个方向去。有人问起，他就说，腿脚不好了，走不了那么远。
　　他活了七十三岁。死的时候是冬天，和今天一样，盐粒子打在瓦上簌簌响。他躺在堂屋的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块白布。他的次子晏守仁——那个地下党员，解放后当了县委干部——从县城赶回来，跪在灵前烧纸。纸钱烧成的灰被风吹起来，在堂屋里飘着，像一群灰色的蝴蝶。
　　晏守仁掀开白布，看了爹最后一眼。老爷子的眼睛还睁着，眼珠子浑浊得像挺包河的水，望着屋顶。他伸手把爹的眼睛合上，手收回来的时候，爹的眼睛又睁开了。
　　反复了三次。
　　最后是白有田走过来，用手在老爷子眼皮上轻轻抹了一下。老爷子的眼睛闭上了。
　　白有田在灵前蹲了很久。他看着老爷子闭上的眼睛，看着老爷子脸上那块青胎记——那是晏家男人的遗传，晏守业有，晏守仁有，老爷子有。那块青胎记在人死后变成了灰白色，像一块被水冲刷了千百年的石头。
　　他忽然想起金匣潭底那个抱娃儿的女人。她沉在水底，头发像水草一样漂着。她没有棺材，没有灵堂，没有纸钱。她只有金匣潭青黑色的水，和每年腊月十七，一个老长工蹲在潭边的身影。
　　白有田站起来，走出灵堂。外面，盐粒子还在落，落在院坝里，落在柴垛上，落在挺包河的方向。
　　他朝挺包河走去。
　　【六：土改工作队员之死】
　　土改工作队员小刘是河南人，十九岁，脸圆圆的，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腔，把“中”说成“肿”，把“行”说成“刑”。他分在马家坡这一片，住在大庙里，每天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宣传土改政策。他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挎包，挎包里装着文件、钢笔、半块苞谷饼，还有一个用布包着的笔记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各家各户的情况——几口人、几亩地、几间房、有没有牲口、欠了多少债。
　　马家坡的人都喜欢这个河南娃儿。他见人就笑，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露出两颗虎牙。他帮王寡妇挑水，帮白有田劈柴，帮何幺娃家修屋顶。他不嫌脏，不嫌累，吃饭的时候端起碗就吃，吃完把碗舔得干干净净，说在他们河南，碗舔不干净是要挨爹打的。婆娘们都笑他，说小刘你这样子，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你。他就嘿嘿笑，挠着后脑勺说，等革命胜利了再娶婆娘。
　　谁也没想到他会死。
　　出事那天，他去晏世安家登记土地。晏世安是沙溪嘴最大的地主，土改工作队来了以后，他一直很配合——主动交出田契，主动把粮食分给佃户，主动把多余的房子腾出来给工作队当办公室。工作队长张云山在大会上表扬过他，说晏世安是开明士绅，是团结的对象。
　　小刘去晏家那天是个晌午。太阳很大，晒得地上的土都裂了口子。他背着挎包，走到晏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晏世安本人。老爷子穿着灰布长衫，拄着文明棍，脸上的青胎记在太阳底下泛着暗沉沉的光。
　　“晏先生，我来登记土地。”小刘笑着，露出虎牙。
　　晏世安把他让进堂屋，让婆娘泡茶。茶是广纳场买的好茶叶，泡出来碧绿碧绿的，香气扑鼻。小刘端着茶碗喝了一口，烫得直咧嘴，又不好意思吐出来，含在嘴里咕噜咕噜漱了漱才咽下去。晏世安看着他，脸上没什么表情。
　　登记进行得很顺利。晏世安把剩下的田产一笔一笔报出来，小刘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记完了，小刘把本子合上，站起来。
　　“晏先生，谢谢你配合工作。人民政府不会忘记你的。”
　　晏世安摆了摆手，送他到门口。小刘走出晏家，沿着田埂往回走。太阳很毒，晒得他满头是汗。他把军帽摘下来当扇子扇，嘴里哼着河南梆子，咿咿呀呀的，不成调子。
　　他走到挺包河边的时候，被人从背后用锄头砸倒了。
　　锄头砸在他后脑勺上。他扑倒在田埂上，挎包甩出去老远，文件散了一地，白花花的纸在风里飞。血从他的后脑勺流出来，流在田埂上，流进挺包河。
　　他没有死透。他趴在田埂上，手还在动，手指抠着泥土，像王长根的婆娘临死前那样。他的嘴张着，想喊，喊不出声。血泡从他嘴角冒出来，一个一个，噗噗地破掉。
　　那个人又砸了第二下。
　　然后是小刘不动了。
　　凶手是晏世安的长工，叫苟娃子。苟娃子三十多岁，光棍一条，脑子不太灵光，说话结结巴巴的。他在晏家当了十五年长工，晏世安给他饭吃，给他衣穿，他就把晏世安当爹。他听人说土改要把晏家的地全分光，要把晏世安赶出沙溪嘴，他就急了。他说，谁敢动老爷，我就跟谁拼命。
　　没有人把他的话当真。一个结巴，一个半傻子，能做出啥子事来。
　　他做出来了。
　　人们找到苟娃子的时候，他蹲在晏家后院的猪圈里，抱着锄头，浑身是血。锄刃上沾着小刘的头发和血，已经干了，变成了黑褐色。他的眼睛直直的，嘴里念念有词，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不准动老爷……不准动老爷……”
　　张云山带人把他从猪圈里拖出来。他没有反抗，只是紧紧抱着锄头不放。有人掰他的手指，掰不开，他的手指像铁铸的一样箍在锄头柄上。最后是张云山说了一句：“放开，我们不碰你家老爷。”
　　他松手了。锄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苟娃子被押走了。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晏家的院子。晏世安站在堂屋门口，拄着文明棍，脸上的青胎记在太阳底下泛着暗沉沉的光。他看了苟娃子一眼，然后转过身，走进屋里。
　　门关上了。
　　小刘被埋在金匣潭边的山坡上，和那个十五六岁的溃兵做了邻居。他的坟比溃兵的大，前面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革命烈士刘志强之墓”。木牌是张云山亲手写的，毛笔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像要把每一个字都刻进木头里。
　　下葬那天，马家坡的人都来了。王寡妇哭得最凶，扑在棺材上不肯下来，说小刘帮她挑过水，说小刘答应过要给她修屋顶，说小刘说等革命胜利了要娶婆娘，她还想把娘家侄女介绍给他。人们把她拉开，她又扑上去，反复了好几次。最后是张云山把她扶到一边，让她坐在树底下，她还在哭，哭得声音都哑了。
　　白有田站在人群里，手里拿着小刘的挎包。挎包上全是泥和血，已经洗不干净了。他把挎包打开，里面还有半块苞谷饼，硬邦邦的，长了绿霉。他把饼拿出来，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饼是馊的，有一股霉味，他嚼着嚼着，眼泪流下来了。
　　李承岳蹲在坟边，看着那个木牌。他的黄眼珠子一动不动，像两颗烧红的铜珠子。他的火铳背在背上，枪管在太阳底下泛着铁灰色的光。
　　下完葬，人们散了。李承岳还蹲在那里。
　　张云山走过来，蹲在他旁边。两个人蹲在小刘的坟前，谁也不说话。太阳落山了，晚霞烧起来，把金匣潭的水染成了红色。远处的芦苇荡里，水鸟在叫，一声一声的，像在问“谁——谁——”。
　　“他才十九岁。”张云山忽然说，声音沙沙的，像砂纸磨在石头上。“从河南走到四川，走了几千里路，没有死在战场上，死在一把锄头底下。”
　　李承岳没有说话。他的黄眼珠子望着金匣潭的方向，望着那一潭青黑色的水。水面上漂着一层晚霞，红彤彤的，像血。
　　“他昨天还跟我说，等土改结束了，想回家看看娘。他娘守寡把他拉扯大，眼睛快瞎了，他说想回去让娘看看他穿军装的样子。”
　　张云山说不下去了。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这个河北汉子，打仗的时候胳膊中枪都不吭一声，现在蹲在一个十九岁娃儿的坟前，哭得像个娃儿。
　　李承岳站起来，把火铳从背上取下来，朝天放了一枪。
　　枪声在金匣潭上炸开，回声在山谷里荡来荡去，把芦苇荡里的水鸟惊得扑棱棱飞起来，满天都是。鸟群在空中盘旋，叫声凄厉，像一群无主的魂。
　　“走吧。”李承岳把枪背回背上。“他听不见了。他娘也看不见他穿军装的样子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下山坡。暮色把他们的身影吞没了，只有小刘的坟孤零零地立在金匣潭边，和那个十五六岁的溃兵做伴。
　　每年清明，白有田会来给这两个坟烧纸。他不识字，分不清哪座是小刘的，哪座是溃兵的，就两座坟一起烧。纸钱烧成的灰被风吹起来，飘进金匣潭里，在水面上漂着，一圈一圈打转，最后沉下去。
　　他蹲在坟前，有时候会说几句话，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是蹲着。这个习惯，他也保持到死。
　　苟娃子是秋天被枪毙的。刑场设在挺包河边，和晏守业是同一个地方。他没有亲人，没有棺材，死了以后被人用一床破席子卷了，埋在河滩上。埋得很浅，第二年春天河水涨了，把坟冲垮了，尸骨冲进了金匣潭。
　　有人在潭边看见了一根骨头，白森森的，被水冲到了岩石缝里。不知道是苟娃子的，还是飞机上那些死人的，还是更早以前沉在潭底的。
　　金匣潭从来不说话。它只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吞下去——飞机、金条、玉镯子、绣花鞋、穿中山装的男人、抱娃儿的女人、十五六岁的溃兵、十九岁的小刘、结巴苟娃子。它把他们全吞下去，沉在最深最深的地方，让青黑色的水盖住他们，让漩涡磨着他们，一年又一年，直到他们变成水的一部分，变成沙溪河的一部分，变成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七：镇压】
　　镇压是在土改后期开始的。
　　先是广纳场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一批。有国民党时期的保长、乡长，有土匪头子，有恶霸地主。告示贴在广纳场的戏台子边上，白纸黑字，盖着人民政府的红印。名单很长，密密麻麻写满了整张纸。名字上面用红笔打着勾，一个勾就是一条命。
　　马家坡的人也去了。他们站在台下，看着那些人被反绑着押上台，跪成一排。台下的人喊口号，声音震天响，把戏台子上的瓦都震得哗啦啦响。有人往台上扔石头，扔烂菜叶子，吐口水。
　　李承岳站在人群最后面。他的黄眼珠子看着台上那些人，一个一个看过去。有的他认得——王翼之的继任者，广纳场最后一任国民党保长，姓赵，大胖子，当保长的时候吃得很开，鱼肉乡里。此刻他跪在台上，胖脸上全是汗和土，裤子湿了一大片。有的他不认得——年轻的面孔，二十出头，三十不到，脸上的绒毛还没褪干净。
　　每一声枪响，台下就爆发出一阵欢呼。枪声在广纳场的街巷里回荡，把屋檐上的麻雀惊得扑棱棱飞起来。麻雀在天上转了几圈，又落回去，它们已经习惯了枪声。
　　李承岳没有欢呼。他只是站在那里，黄眼珠子一动不动。他在数枪声。一、二、三、四、五……
　　数到后来，他不数了。
　　从广纳场回来的路上，马家坡的人都很沉默。来的时候还有人说说笑笑，回去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扁担吱呀吱呀的声音。
　　白有田走在队伍最后面。他的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上挂着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两个苞谷饼——是他今天的口粮。他低着头走路，看着脚下的泥路，看着路上那些被踩碎的枯叶。
　　走到金匣潭边的时候，他停下来，朝潭里望了望。潭水还是青黑色的，在秋天的太阳底下泛着冷冷的光。潭心的漩涡还在转，把落叶一圈一圈卷进去。
　　李承岳也停下来了。他站在白有田旁边，望着金匣潭。
　　两个人站了很久。
　　“有田。”
　　“嗯。”
　　“你怕不怕？”
　　白有田没有回答。他看着潭水，看着那个漩涡。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
　　“我只怕金匣潭里的水干了。水干了，那些东西就都露出来了。”
　　李承岳的腮帮子鼓了鼓。他没有说话，转身走了。脚步声很轻，踩在落叶上都不带响的。
　　白有田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跟上去了。扁担在他肩上吱呀吱呀响着，布袋在他背上晃来晃去。金匣潭在他身后越来越远，青黑色的水面在秋阳下闪着冷冷的光。
　　他们都没有回头。
　　那年冬天，沙溪嘴又枪毙了一批人。其中有白有山——白有田的弟弟，当过土匪。白有田去收了尸。他用一床破席子把弟弟卷了，扛在肩上，一步一步走上山坡。山坡上有一片荒地，长满了枯草，他拿锄头挖了一个坑，把弟弟放进去，盖上土，压了几块石头。没有碑，没有纸钱，没有哭声。只有风声和沙溪河的水声。
　　埋完了，他蹲在坟前，从怀里掏出半个苞谷饼，掰了一块放在石头上。
　　“有山，哥没本事，让你当了土匪。”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只有他自己和那座新坟听得见。“下辈子投个好人家。莫再当土匪了。”
　　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扛着锄头走了。背影瘦得像一根干柴，在冬天的风里摇晃着。
　　山坡上多了一座没有碑的坟。和金匣潭边那两座坟遥遥相望。一个溃兵，一个工作队员，一个土匪。三个人生前互不相识，死后做了邻居。风从金匣潭上吹过来，吹过他们的坟，把枯草吹得沙沙响。
　　镇压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沙溪河两岸的枪声，从腊月响到第二年开春。金匣潭的水还是那么青，那么深，把所有的声音都吞下去了。只有住在河边的人晓得，那年的鱼特别肥——它们在潭底吃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人血。
　　何幺娃那年冬天疯了。他每天傍晚蹲在坡脑上，望着天啊啊地叫。他的手指着天，指着金匣潭，指着挺包河，指着一个一个的方向，像在数什么。张幺姑拉他回家，他不回。拉急了，他就把头往石头上撞，撞得额头全是血。
　　张幺姑跪在他面前，抱着他的腿哭。“幺娃，你莫这个样子！你吓到娃儿了！”
　　何幺娃低头看着她，忽然不叫了。他的眼睛里流出泪来，无声的，一滴一滴落在张幺姑的头发上。
　　他是个哑巴。他说不出来。
　　但他什么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