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晓chi

2、第 2 章 不到半个月

　　不到半个月，他就在急诊见到了温以宁。

　　那天沈与时在心外科病房忙完了一整天的两台大手术——一台二尖瓣置换，一台主动脉根部替换，两台都是长时间站立的高强度操作，他从早上七点半站到下午四点，中间只在两台手术之间的间隙喝了一杯葡萄糖水。做完手术他回到办公室，摘了手套洗了手，手背上被橡胶手套勒出的红印还没消，就听到急诊那边打来电话：有一个头部外伤的病人需要心外科会诊，病人有既往的心律失常病史，心电图显示有点异常，急诊科不确定跟外伤有没有关系，请心外科下去看一下。

　　“知道了，我下来。”沈与时挂了电话，把白大褂套上，从抽屉里拿出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又从口袋里摸出一颗黑巧克力塞进嘴里——他习惯在忙完高强度工作后快速补充一点糖分，含住那颗巧克力就往外走。走廊上有人跟他打招呼，他颔首回应，步速没有放慢。

　　急诊抢救区的六号床，温以宁半躺在拉起的床栏后面，额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纱布最外层渗出了一小片暗红色的血。他闭着眼睛，嘴唇发白，额角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沈与时在看到那张脸的瞬间，脚步顿了一下。但医生的本能比他的个人情绪更快接管了身体，他没有停顿太久，径直走到病床边，从床头拿起病历夹翻开了看了一眼——患者姓名：温以宁，年龄：二十九岁，主诉：头部外伤伴短暂意识丧失，既往史：窦性心律不齐。他的手指在那几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把病历夹放下，抽出手套戴上，拉过一把椅子坐到了病床边。

　　“温以宁？”他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带着医生特有的那种冷静和果断。温以宁的眼皮动了一下，慢慢睁开眼，眼神有些涣散，瞳孔聚焦了两秒钟才对准了面前这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的脸。

　　他显然没有认出沈与时。事实上他看沈与时的眼神就跟看任何一个陌生医生没有区别——礼貌的、配合的，但也是疏离的、克制的。

　　“你叫什么名字？”沈与时按照头部外伤的标准评估流程问道。

　　“温以宁。”声音比他预想的要哑。

　　“知道自己在哪里吗？”

　　“协和医院。”

　　“今年是哪一年？”

　　温以宁眨了一下眼，像是在判断这个问题是不是认真的，然后说：“2022。”

　　“刚才发生了什么？”

　　“在律所……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撞到桌角了。”温以宁说着伸出手想去摸额头上的纱布，被沈与时轻轻地按住了手腕。

　　“别摸，刚缝好的。”沈与时的声音很平，但他的手指在触到温以宁手腕的那一瞬间，感觉到那层皮肤薄得几乎透明，底下的脉搏跳得又快又弱。他的拇指在那个位置多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松开了，动作很自然地转到下一个问题：“你平时有心慌、胸闷、头晕的情况吗？”

　　温以宁犹豫了一下，说：“偶尔。”

　　“最近呢？”

　　沉默了两秒。“还好。”

　　沈与时看了他一眼。这个回答过于含糊了，而且温以宁在说出“还好”两个字的时候眼神往旁边偏了一下，避开了他的视线。沈与时在临床上见过太多这样的反应——病人说“还好”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不太好但我不想说”。他没有追问，而是低下头在病历上写了几行字，然后站起来，对旁边的急诊医生说：“心电图的改变确实存在，但不是急性的，我建议今天先收进去做一个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排除一下心律失常导致的晕厥。头部CT我看过了，颅内没有出血，锁骨下的一处轻微骨折不需要特殊处理，观察就行。”

　　急诊医生点了点头，开始安排住院手续。

　　沈与时收起听诊器，转身要走，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从白大褂右侧的口袋里摸出一颗糖——是那种独立包装的太妃糖，棕色的糖纸，上面印着一个外国品牌的字样。他把糖放到了温以宁的手边，没有说话，转身走了。

　　温以宁低下头，看着那粒糖，愣了几秒钟。他想叫住那个医生说“谢谢”，但张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甚至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他拿起那颗糖，指尖捏着糖纸的边缘，感觉有点不真实。他想，大概是因为低血糖才给他糖的吧，没什么特别的。

　　他把糖放进了口袋里。

　　那天晚上他在心内科的病房住下了，做了一系列检查，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提示他存在偶发的室性早搏，但数量不多，心内科的医生说问题不大，开了一点营养心肌的药物就让他出院了。出院的时候他想起那颗糖，在口袋里摸了一下，还在。糖纸被他来回摸得有点皱了。

　　他没有吃。

　　他把它放在办公桌的笔筒旁边，每天都能看到，但他一直没有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觉得吃了就没了，也可能是在等一个吃掉它的合适的时机。总之那颗太妃糖就那样安安静静地待在他的笔筒旁边，糖纸的颜色在台灯下泛着暖棕色的光。

　　他不知道给糖的那个医生已经在心外科的办公室里，把他的病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只看了一次，看了很多次。他不知道那个医生在他的出院小结上看到“患者否认胸闷、心悸等不适主诉”这句话的时候，无声地叹了口气，在值班日志上写了一行只有自己能看懂的草字。他甚至不知道那个医生的名字。

　　他只记得那个人很高，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很深，很安静，看他的时候像在看一份需要仔细对待的手稿，带着一种克制的、精准的、近乎虔诚的专注。

　　温以宁被这种注视搅动了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但他很快就把这种波澜压了下去，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把所有的不安和渴望都折叠整齐，塞进心里那个不会被人发现的角落。

　　然后继续工作。

　　沈与时是在北京西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独生子。父亲沈正清在国家某部委任职，级别不比温以宁的父亲低多少，母亲周如兰在另一部委工作，同样是厅局级干部。沈与时的爷爷奶奶都是北京某重点大学的退休教授，爷爷是物理系的，奶奶是中文系的，两位老人退休后在香山脚下买了个小院子，种了一院子的花，养了两只猫，过着种桃种李种春风的晚年生活。沈与时从小就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爷爷教他下围棋的时候会说“这里要先想三步”，奶奶给他念唐诗的时候会说“你看这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生啊，有时候就是要停下来看看”。他父亲陈正清话不多，但每次开口都很有分量，母亲性格开朗，在单位是出了名能干的女干部，回家却会系上围裙给儿子做糖醋排骨，一边做一边念叨“你吃这么少怎么长个子”。这个家庭给沈与时的东西，是那种最奢侈的、最不动声色的爱——不用他说，他们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不用他们问，他就知道家门永远朝着他敞开。他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成绩从来没有跌出过年级前三。他不是那种靠死记硬背的学生，他有一种极为罕见的理性和逻辑能力，能把复杂的知识体系拆解成清晰的结构，像拆一座积木城堡那样从容。高中的时候他参加了全国生物竞赛获得了一等奖，被保送进了清华的医学实验班。那一年他十七岁，站在清华园的门口，阳光落在他白色校服的肩章上，他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里捏着一瓶苏打水，整个人看起来不像是来上大学的，倒像是来视察的。

　　清华的八年医学训练将沈与时打磨成了一个极为出色的外科医生。他的导师、心外科主任韩教授在第二年就发现这个学生的操作手感好得不正常——缝合的时候手上带有一种几乎不用眼睛校验的肌肉记忆，打结的速度和均匀程度超过了大多数高年资主治医师。韩教授有一次让他做一台实验动物的冠状动脉搭桥，做完之后韩教授对着那排缝合线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这比猪还细的血管你能缝成这样，以后你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心外科大夫”。

　　沈与时没有表现出被夸奖的喜悦，只是说“谢谢老师”，然后把器械收拾干净，洗了手，出去了。但那天晚上他在宿舍里翻出奶奶给他寄的一盒手工核桃酥，吃完了一块，嘴角沾着碎屑，难得地笑了一下。

　　八年里他发了两篇SCI，其中一篇发表在心血管领域的顶级期刊《Circulation》上，影响因子接近三十。博士毕业那年他同时拿到了执业医师资格证和博士学位证，进入协和医院心外科，从住院医师做起。他的成长速度快得惊人，三年住院医，两年总住院，一年主治，两年后升了副主任医师。三十二岁，心外科副主任，协和医院建院以来最年轻的心外科副主任之一。这个履历放在任何一个外科领域都是闪闪发光的传奇。

　　但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沈与时的优秀不仅仅体现在那些肉眼可见的数据上。他做手术的时候有一种旁人学不来的节奏感——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该停的时候停下来看三秒钟，然后继续。他下刀之前会先在心里把整个手术路径过一遍，像棋手提前算好了后面十几步的变化。他从来不会在手术台上发脾气，器械护士递错了东西他也只是一言不发地接过来，用完之后平静地说一句“下次记得是弯钳”。这种不急不躁的气度让整个手术团队都愿意跟他搭台，因为他不会让人紧张，不会让人怕。

　　下了手术台，他的生活极其简单。住在医院附近一个高档小区的一百二十平米公寓里，一个人住，收拾得一尘不染。他喜欢黑色、白色和灰色，衣柜里清一色的素色衬衫和深色长裤，最鲜艳的是一件深蓝色的羊绒衫，他奶奶有一年过年给他买的，他偶尔会穿。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晨跑四十分钟，洗澡，吃早饭——通常是两片全麦面包，一杯黑咖啡，一个水煮蛋，有时候会多喝一小杯酸奶。七点二十出门，步行十五分钟到医院，换衣服，七点四十准时开始早交班。

　　他是那种很少笑的人，但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他对病人说话的时候，声音始终是温和的，语速不快不慢，每一个医学术语后面都会跟一个通俗的解释。他查房的时候习惯在每个病人床前多停留三十秒，不多说话，就是站在那儿，翻翻病历，看一眼监护仪的数据，确认一下引流管的引流量和颜色，然后走人。但那三十秒里，病人会觉得这个医生很在意自己。

　　口袋里永远装着一把糖和几块小巧克力。这是他从实习期就养成的习惯，那时候他常常连续做八九个小时的手术，中间没时间吃饭，低血糖的时候人会手抖，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手抖是致命的事。后来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变成了他口袋里的一种固定配置——瑞士莲的黑巧克力，费列罗的榛子巧克力，还有一些杂牌子的硬糖和太妃糖，分给住院医生、护士、病人，偶尔给自己来一颗，含在嘴里继续写病历。

　　但他从来不会主动跟人走近。他跟同事的关系维持在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上——亲近但不亲密，熟悉但不了解。他可以在手术台上跟麻醉医生配合得天衣无缝，下了手术台两个人坐在食堂面对面吃饭，全程说的话不超过十句，其中八句是关于手术的。

　　三十五岁了，没谈过恋爱。

　　不是没有人追过他。协和医院心外科的沈与时医生是全院公认的黄金单身汉，外形、学历、收入、性格——表面上的性格，全都无可挑剔。给他介绍对象的同事领导不下二十个，甚至有几个胆大的病人直接把女儿的照片塞到他白大褂口袋里。他一概婉拒，理由永远是一样的——“工作太忙，没时间谈恋爱。”这个理由很多人信，因为他确实忙，一个心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一年要主刀两百多台手术，加上门诊、查房、会诊、科研、教学、行政工作，他的日程表几乎是以半小时为单位切割的。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忙只是原因之一，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用的借口。

　　真正的原因他很少去想。如果说温以宁心里的那堵墙是因为被伤害砌起来的，那沈与时心里的那层玻璃隔断就是因为他太清醒了。他见过太多人情世故，太清楚什么是逢场作戏什么是真心实意，太明白一个人靠近另一个人通常都带着某种目的。他不怕孤独，他怕的是在人群中感到孤独。他宁可一个人待着，也不想跟一个不合适的人互相折磨。

　　所以他一直一个人走，一步都没有停过，也一步都没有偏过。

　　直到他看到温以宁。

　　在清华的老图书馆报告厅里，那个人站在台上的样子，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伤口上面，把伤口的边缘一点一点地缝合起来。他讲自己的失败，像是在讲别人的事；他讲自己的成功，也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所有的事情到了他嘴里都变成了一件“发生了就发生了”的事，没有附加的情绪，没有多余的感慨。

　　沈与时坐在最后一排，从他的角度能看到温以宁的侧脸，能看到他说话的时候嘴唇翕动的弧度，能看到他推眼镜时中指上那小块茧。他听着温以宁用那种平静得不正常的声音说“那段时间确实很难”，心里忽然有一个声音说：这个人在撒谎。不是在语言上撒谎，而是在语气上撒谎。他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是一个经历过那些事的人会说出来的话。这种平静不是放下，而是把自己放进了冰箱里，锁上了门，把所有会疼会冷的东西都冻住了。

　　沈与时那颗糖含在嘴里，苦味散去之后是一层薄薄的甜。他忽然很想走过去，站着在那个人面前，跟他说一句：“你不必这么平静。”

　　他当然没有说。

　　五年后他在急诊见到温以宁，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以医生的身份站在那个人的病床边。他做了一次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神经系统查体，问了一串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问题，在病历上写了一页标准得不能再标准的会诊意见。每一件事都是按规矩来的，他的职业操守要求他把个人情绪完全排除在医疗行为之外，他做到了。

　　但他在走之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颗太妃糖。

　　这个动作不是医疗行为，不是规矩，不是必要。这个动作是他作为沈与时这个人，在面对温以宁这个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一个小小的、越界的举动。他不知道温以宁会不会吃，甚至不知道温以宁会不会记得。但他希望那个人能吃到一点甜的，在撞破头、缝了针、被诊断为“考虑心律失常可能”、一个人躺在急诊病床上的那个傍晚，能吃到一点甜的。

　　他在心外科的办公室里，打开电脑，调出了温以宁的病历。姓名、年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住址、既往病史、家族病史、过敏史，一行一行地往下看。他看到“婚姻状况：未婚”那一栏，视线停了半秒，然后继续往下看。他看到“家族史：父亲高血压病史，母亲体健”，看到了“既往病史：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史”。他把这份病历看了三遍，然后关上电脑，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擦。

　　窗外北京的夜空中，能看到远处高楼的灯光一层一层地亮着。他想起五年前在清华，温以宁在银杏树下快步走过的那道背影，想起他在急诊病床上闭着眼睛、额角渗血、嘴唇发白的样子。两张画面叠在一起，中间隔了五年的光阴，两场毫无交集的际遇，和一颗被剥开糖纸含进嘴里的太妃糖。

　　他戴上眼镜，拿起手机，给韩国强发了条微信：“老韩，你之前说想把你那个律师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哪个所的来着？”

　　发完，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算了，不用了，我随便问问。”

　　韩国强秒回了三个问号。

　　沈与时把手机扣在桌上，没再回复。

　　温以宁出院后第三天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他的锁骨下有一处轻微的骨折，不需要打石膏，只需要吊着胳膊静养。但他显然没有把“静养”两个字理解成常规意义上的含义。他吊着胳膊去律所上班的那天，带教合伙人李建平看到他打着绷带走进办公室，脸上露出一种介于“我真是服了”和“我就知道会这样”之间的表情，说：“你不是说你休息几天吗？这休息到哪儿去了？”温以宁笑了笑，说：“在家也是看卷宗，在办公室也是看卷宗，差别不大。”他把书包放在桌上，用一只手打开笔记本电脑，用一只手翻看桌上的卷宗，文件被他不小心碰掉了一地，他弯下腰去捡，绷带挂在了桌角上，疼得他皱了皱眉，但一声没吭。

　　他手头在跟一个大型的商事仲裁案件，案卷材料堆了半个书架那么高，对方当事人是一家上市公司，聘请的律师团队是全国最好的商事诉讼团队之一，温以宁一个人扛着主办律师的活，每天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周末也不休息。同事说他丧心病狂，他笑笑，把一颗牛奶糖含进嘴里，继续看材料。他不是不想休息，他是不能停下来。因为他很清楚，一旦停下来，那些被他压在心底的东西就会翻涌上来——那种空荡荡的感觉，那种无人在意、无处可去的空洞感。他需要用工作把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填满，像往一个巨大的裂缝里拼命塞东西，只要塞得够满，就看不到裂缝有多深。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下，他的身体开始发出越来越清晰的抗议。先是莫名其妙的疲惫感，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会困得睁不开眼，他以为是没睡好，多喝了两杯咖啡，结果晚上又开始心慌，躺下去的时候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一样，持续几秒钟，然后松开。他翻了个身，心想大概是咖啡因的作用，明天少喝点。

　　然后是活动后胸闷。他住在律所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六楼，没有电梯。以前一口气爬上去气都不带喘的，现在爬到四楼就得停下来歇一歇，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要站一会儿才能继续往上走。他告诉自己是因为之前摔倒的伤还没好全，身体虚弱是正常的。

　　再后来是一天中午，他在律所的茶水间倒水，忽然觉得天旋地转，他伸手扶住了饮水机，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同事听到声音跑过来，看到他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冷汗，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低血糖”，蹲下来去捡地上的碎玻璃，手指被划了一道口子，渗出一点血。同事把创可贴递给他，他贴好了，倒了杯温水，回到工位上，打开卷宗，继续看。

　　那天下午他开车去协和医院做了一次动态心电图。他没有挂心内科的号，而是直接去了心内科门诊找了一个不认识的医生开了单子，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来了医院。他把那个小盒子别在腰上，该开会开会，该出庭出庭，二十四小时后摘下来，把报告单取出来看了一眼。

　　结论那一栏写着：“频发室性早搏，部分成对出现，偶见短阵室性心动过速。”

　　他不完全理解这些词的意思，但他看到了“心动过速”四个字，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他把报告单折了两折，放进了书包的夹层里，跟五年前那份体检报告放在了一起。

　　他没有做任何事。没有挂心内科的号，没有给任何医生打电话，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网上搜了一下“室性心动过速”，搜出来的结果让他沉默了，但他很快关掉了浏览器，开了一罐可乐，喝完，把易拉罐捏扁了扔进垃圾桶。

　　他想，等这个案子忙完再说。那个案子标的额两个多亿，十二月底开庭，现在是十一月中。再坚持一个多月就行。

　　十一月底，噩耗传来。他的导师在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病房里，在一个普通的周四的凌晨，因为多器官功能衰竭去世了。温以宁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律所加班，那通电话是师母打来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人似的说：“砚秋，你老师走了。”

　　温以宁握着手机的那只手停住了。

　　他坐在工位上，面前摊开的卷宗还停在昨天看到的那一页，台灯的灯光打在白纸黑字上，那些字在他的视野里慢慢变得模糊，不是因为眼泪，而是因为他失去了聚焦的能力。他听到师母在电话那头说了一些话，大概是关于追悼会的安排，他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但他的嘴在自动地说“好的”“我知道了”“您节哀”。挂了电话，他把脸埋进手掌心里，吸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拿起外套，走进了北京的冬夜里。

　　他没有哭。他在医院门口站了很久，看着住院部大楼的灯一层一层地亮着，九楼的那扇窗户灭着，他知道那间病房的灯以后再也不会为那个老人亮起来了。他摸遍口袋找到一颗陈皮糖，含进嘴里，用力咬着，直到牙齿穿透糖衣，酸涩的味道在口腔里炸开，混着甜，混着某种说不清的苦涩。他咬得太用力了，上颚被糖的硬角硌破，嘴里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导师的追悼会在三天后举行。温以宁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他站在台上的时候，看到台下坐着很多熟悉的面孔——导师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他的发言稿写了一整夜，反复删改了十几遍，最后站在台上的时候，他脱稿了。他没有念那篇稿子，而是用自己的话说了一件很小的事：导师在住院期间，有一天他去看望，导师手里拿着一个削了一半的苹果，苹果皮已经断了，挂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导师说“你看我这个苹果削得跟狗啃的一样”，然后坚持要把那个苹果削完，削了很久，最后削出来的苹果坑坑洼洼的，导师把它递给他，说“给你，你吃”。他说完这个事，声音没有抖，表情没有变，但台下有很多人哭了。

　　追悼会结束后，他走出殡仪馆的大门，北京的太阳很低，光线照在他身上没有什么温度。他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正准备打车回律所，身后有人叫了他一声。

　　“师兄。”

　　一个男声，低沉，清晰，在嘈杂的人群中显得格外有穿透力。温以宁回过头，逆光里站着一个人，穿着黑色的长大衣，里面是深色的西装，领带系得很规整，比在场大多数人都穿得正式。那个人很高，目测一米八七以上，肩膀很宽，站得很直，像是被一把看不见的尺子量过。他的五官轮廓很深，眉骨的弧度像是被雕刻刀一笔一笔刻出来的，鼻梁高而直，嘴唇的线条偏薄，抿着，给人一种不太容易亲近的距离感。

　　他的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大概是刚从花店买的。他看着温以宁，目光沉定而专注，像是在做某种确认。他的眼神看起来很平静，但温以宁注意到他下颌的肌肉微微绷紧了一下。

　　温以宁认出了他。不是因为追悼会上有人介绍过，也不是因为之前在哪见过——事实上，温以宁的脑子在那几秒钟里进行了一次快速检索，翻遍了所有的记忆，发现自己对这张脸没有任何印象。但他认出了他穿白大褂时的气质——那种站姿，那种目光的落点，那种在看到一个人的一瞬间就完成了一系列判断的专注感。这种气质他在不久前接触过，在协和医院的急诊病床上，在他缝完针、做完检查、躺在那里感觉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一遍的那个傍晚。

　　“沈医生？”温以宁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沈与时点了点头。他没有说太多客套话，也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他把那束白菊花放到了殡仪馆门口的台子上，转过身来面对温以宁，说了一句让温以宁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话。

　　“沈师兄，我在清华听过你的分享会。好几年了。”

　　温以宁愣住了。他看着沈与时，那个人脸上的表情依然不多，但嘴角的弧度在某个瞬间发生了一个极细微的变化——不是笑，更像是某种自嘲的、郑重的、又带着一点笨拙真诚的认真。

　　他忽然觉得这个人跟他在医院里见到的不太一样。在医院里，沈与时是那个冷静果断、精准高效的医生，白大褂、手套、听诊器、口罩上方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一切都明亮得发光发热，让他觉得安心，也让他觉得安全。但此刻站在殡仪馆门口，穿着黑色大衣、拿着白菊花、逆着冬日的光站在那里的沈与时，有一种不属于医生的、更私人的、更真实的质感。这种质感像一根透明的线，从五年前清华法学院的报告厅里拉出来，穿过协和医院急诊科的走廊，穿过心内科病房里那颗被放在手边的太妃糖，穿过此刻殡仪馆门口冬日的冷风，轻轻地、却不可逆地，连接到了温以宁身上。

　　他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低头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心脏中心。他皱了皱眉，接通了，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女声：“您好，请问是温以宁先生吗？我是心内科的护士，您之前在我们这里做过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结果提示频发室早和短阵室速，我们主任想跟您约个时间复查一下，您看什么时候方便？”

　　温以宁下意识地朝沈与时看了一眼。他发现沈与时正看着自己手里的那束白菊花，眼神比刚才更沉了一些，好像他在很认真地端详那几朵并不算名贵的花，又好像他只是不想让温以宁发现他在听着这通电话。

　　“我最近比较忙，”温以宁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样说，客气而疏离，“等忙完这阵子，我主动过去挂您的号。谢谢您。”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沈与时没有追问，只是看了一眼温以宁大衣下面露出的那截绷带——锁骨下的伤还没好全，但他已经摘掉了吊臂的绷带，只留了一层薄薄的纱布绑带，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不够细心的蝴蝶结。他的目光在那截绑带上停了一下，抬起头，用一种很平的语气说：“要注意休息，你这里还没好。”

　　温以宁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对方知道他的锁骨下骨折的事，更没想到他会这样说出来。他下意识地把大衣的领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了那截绷带，笑了笑说：“没什么大问题。”

　　沈与时看着他，那双深黑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像是某种判断被确认了之后的沉重点头。他没有再说更多的话，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温以宁在急诊病历上写过的那个“还好”和此刻的“没什么大问题”之间那条无形的连线，这两段回答共同构成了同一种模式：用最无害的语言把最真实的情况包装起来，推远，像放一只纸船，让它自己飘远。

　　“沈医生，”温以宁忽然开口，声音比他预想的要轻，“那天……谢谢你。那颗糖。”

　　沈与时的手在口袋里攥了一下那盒还没拆封的黑巧克力，但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不客气”，然后往后退了一步，像是要给温以宁让出离开的空间。他的退避里有种几乎可以被称为“体贴”的东西，像是知道温以宁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被人堵住去路追问“你怎么了”，因为温以宁看起来已经是一根快要崩断的琴弦，任何多余的拨弄都可能导致它断裂。

　　他们就这样站在殡仪馆门口，中间隔了大约两米的距离。冬日的风吹过来，把沈与时大衣的下摆掀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温以宁注意到他大衣里面穿的是一件深蓝色的西装，领带是黑色的，是那种很窄的款式，整个人看起来很利落、很挺拔，像一棵长在风口里的白杨树。

　　温以宁忽然有一种冲动，想问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多大，你是心外科的医生吗，你为什么会来参加我导师的追悼会。但这些问题在他的喉咙里打了个转，最后变成了一句：“沈医生，再见。”

　　他转身走了。这次他没有走很快，但依然微微弯着腰，依然试图把身体缩进大衣里。沈与时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殡仪馆大门口的人群里。

　　他没有追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