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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亮以后 雨是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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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在后半夜停的。
我缩在沈砚的卫衣帽子里,听着头顶的雨声从密集变成稀疏,最后变成间断的滴答声,从雨棚边缘滑落,砸在水泥地面上,一声一声的,像谁的呼吸。
她靠着墙壁睡了过去,姿势别扭极了——脑袋歪在一边,下巴埋进卫衣领口里,双腿蜷着,像一只被揉皱的纸袋。包被她搂在怀里,拉链口朝上,好像随时防着人来偷。流浪猫才这样睡觉,人类不该这样的。
我本来没打算睡在她身上。
但雨夜太冷了,冷得连我这一身蓄了整整一个秋天的绒毛都挡不住。而她的卫衣帽子正好是个坑,她低头睡着的时候那个坑就在我面前,像一个被人遗弃的猫窝,里面还带着她身上残留的那点体温。
我犹豫了三秒钟。
流浪猫的第二条生存法则:不要在不熟悉的人类身上睡觉,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忽然站起来把你甩出去。
但她的呼吸很均匀,心跳很慢,像一头受伤之后终于找到安全角落的小动物。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么安静的呼吸声旁边待过了。
于是我跳了上去。
她的卫衣帽子比看起来深,我一进去就被柔软的面料裹住了。帽檐内侧有一圈绒布,不知道原来就有还是卫衣自带的,贴着脸颊很舒服。她的头发湿漉漉的搭在旁边,有几缕贴着我的后背,凉丝丝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身上的温度正透过薄薄的卫衣布料缓缓渗过来,像冬天里的暖气片,不算热,但足够把骨头里的寒气一点一点地驱散。
我在那个帽子里蜷成一团,尾巴搭在鼻子上,闭上了眼睛。
这一觉我睡得很沉,沉到没有做任何梦,没有因为一点响动就惊醒,没有在半夜竖起耳朵检查领地的边界。这是很危险的,但“危险”这个词在那一刻好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醒来的时候,天亮透了。
雨后的天空是一种很干净的灰蓝色,像被人用湿抹布擦过的玻璃。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对面楼的墙壁上,把那些爬山虎的叶子照得亮晶晶的。
我还躺在帽子里,但帽子已经不在墙根了。
我竖起耳朵。四周的景物在移动——不,不是景物在动,是我在动。沈砚站了起来,正背着包往巷口的方向走,步伐不快不慢,每一步都很稳。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我连帽子一起兜了起来,走在清晨的巷子里。
秋天的树叶经过一夜雨水的洗刷,落了一地,被她的帆布鞋踩得沙沙响。
我没动。
不是不想动,是有点懵。我焦糖在三条巷子混了两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被狗追过被小孩砸过被保安拿扫把赶过,但从没被人像揣一兜水果一样揣着走过。这种待遇说不上是好是坏,只是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
她在巷口拐了个弯。
这个方向不对。九号楼在背后,她应该往那个方向走才能回到我熟悉的地盘,但她拐向了相反的方向——往大路那边去了。那边有一座天桥,过了天桥就是另一个街区,我从未踏足过的区域。
我挣扎了一下。
“别动别动别动。”她立刻低下头来,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拢住帽子的开口,用下巴压住帽檐,低头看着我问,“吵醒你啦?”
她的语气太认真了,好像真的在担心一只猫被吵醒会不会不高兴。我停止了挣扎,不是因为被她的下巴压住了,而是因为她说“吵醒你啦”的时候,眉眼弯弯的,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歉意,好像她刚刚犯下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
我“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她笑着把下巴从我头顶移开,腾出一只手来摸了摸我的耳朵尖。她的手指还是凉的,但比昨晚暖了一些,指尖碰到我耳廓的时候,我忍不住抖了一下——猫的耳朵是敏感部位,这个人类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就敢随便上手。
“你的耳朵好暖和。”她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然后加快了脚步。
我决定暂时不挣扎。
一是因为她的帽子确实暖和,二是因为我有点想知道她要把我带去哪儿。一个蹲在雨夜里哭到发抖的人类,天亮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换干衣服,不是吃东西,而是兜着一只流浪猫匆匆赶路——这不合理。猫的好奇心在这种时候总是占了上风。
她带我走过天桥。
天桥下面的车流在早高峰里缓慢蠕动,喇叭声此起彼伏。有人在桥中间卖栀子花,装在一只红色的塑料桶里,香味浓得让我的鼻子有点发酸。沈砚没有停下来看花,她的目光一直盯着前方某个地方,步伐始终保持着那个不快不慢的节奏。
过了天桥是一片我不认识的老街区。
这里的楼房比我地盘上那些更旧,外墙的水泥剥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灰色的砖头。一楼的门面房开着几家早点铺子,蒸笼里冒出的白气在阳光下翻滚,带着面粉和油脂的味道。我的胃抽了一下。从昨晚到现在,我只吃了那半根火腿肠。
沈砚在一家铺子门口停了一下,看了看价目表,又看了看自己口袋,走了。
她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停了一下,看了看玻璃柜台上摆着的袋装猫粮,又看了看自己口袋,走了。
她在一家宠物医院门口停了一下,看了看玻璃门上贴着的“疫苗接种”字样,又看了看自己口袋,最后还是走了。
我搞不懂她在干什么。
她最终在一栋灰色居民楼的五楼停下了脚步。楼梯间很暗,声控灯坏了大半,走几步才能踩亮一盏。她气喘吁吁地爬了五层楼,在左边那扇门前站定,从包里掏出一串钥匙,试了第三把才把门打开。
门开了。
一股老房子的味道扑面而来——木头、灰尘、发旧的布料、以及某种我说不出名字的气味混在一起,构成了“家”的底调。但这里没有“家”该有的那种温热的气息,那种常年生火做饭才能在墙壁和家具上熏出的、属于活人的气息。
这里的气息是静止的。
像一本翻到一半就合上了的书,搁在书架角落里很久没人动过。
沈砚走进去,先把包放在门口的鞋柜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卫衣帽子从头上褪下来,连着我一起搁在了沙发上。沙发是很旧的那种布艺沙发,灰绿色的,扶手上搭着一条勾了线的毛毯。
我终于重见天日。
我从帽子里探出头来,抖了抖身上的毛,一爪子踩在沙发上,环顾四周。
一室一厅,不大。家具不多,但都收拾得还算整齐。茶几上摆着半杯凉透的水,旁边压着一张纸条,被杯底的水渍洇湿了一小块。厨房的灶台上干干净净,没有锅,没有碗,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阳台的晾衣架上挂着几件衣服,被风吹得歪歪斜斜的,其中一件白衬衫的袖子打了结,像一个吊死鬼。
这个屋子里住着一个人,但这个人好像不太在这里生活。
沈砚进了厨房,我听到她打开冰箱的声音。冰箱门关上,又打开,又关上。然后是一阵塑料袋窸窸窣窣的响动,一股鱼腥味从厨房的方向飘了过来。
她端着一只小碟子走出来,碟子里是一条煎过的鱼——严格来说,是一条被煎糊了一半的小黄鱼。鱼皮黑了一大块,鱼尾巴断了一截,品相极差。
“昨天……前天买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她把碟子放在我面前,蹲下来,有点紧张地看着那条鱼,好像那条鱼是她刚交上去的试卷,正在等待一个评判。
我闻了闻那条鱼。
鱼确实是前天买的,煎过之后没有吃完,在冰箱里放了至少一天。鱼肉的表层已经有点干了,但里面的肉还算白嫩。糊掉的那一半带着苦涩的味道,但另一侧还保留着一点鱼本身的鲜甜。
沈砚蹲在我面前,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
那种眼神我在别的流浪猫身上见过,是在看着自己刚生下来的小猫崽时才会有的表情——既怕它不吃,又怕它吃不好,还怕它吃着吃着就不见了。那种眼神里有很大很大的担心,大得不太合理。
因为我不是她的小猫崽。
我是一只她从雨夜里捡回来的流浪猫,满身泥水,来历不明,嘴里可能还带着不知道多少细菌。正常的人类不会用这种眼神看一只来路不明的猫,正常的人类会先把我关在阳台上观察几天,确认我没有跳蚤和狂犬病之后才考虑要不要留下我。
沈砚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她蹲在那里,用一种马上就要哭出来的表情看着一条煎糊了的小黄鱼和一只吃不吃这条鱼的流浪猫之间的博弈,好像这关系到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我低下头,从那半条没糊的鱼肉上咬了一口。
她呼出一口气。
那条鱼我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好吃,而是因为我在吃的时候一直在观察这个屋子,这个人类,以及这一切将要如何运转。这只碟子,这条鱼,这间灰绿色的老房子,这个蹲在我面前看着我吃东西的姑娘——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从此要在这里住下了吗?意味着我要放弃我的三条巷子、一个公园、两间饭馆后厨和那辆灰色面包车吗?
我还没想好。
“我叫你焦糖好不好?”沈砚忽然说。
她一边说一边从茶几下面翻出一本旧杂志,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一张图片给我看。那张图片上是一只橘色的猫,毛色很深,像熬了很久的焦糖酱。杂志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软,那只猫的样子也看不太清了,但“焦糖”两个字写在图片下面,印刷体的,端端正正。
“我以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想,以后要是养猫,就叫这个名字。”她说,好像在解释给一个人听,“但不是橘猫也没关系,你是狸花,狸花也可以叫焦糖。”
她伸出手来,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鼻尖。
“焦糖。”她说。
我没有回答她。
她不死心,又说了一遍:“焦糖。”
这次语气更轻了,像在确认一个名字有没有被主人接受。她的声音很软,和她在雨夜里哭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她的声音是碎的,是那种被人用力摔过之后捡起来勉强拼在一起的瓷器,每一道裂缝都在漏风。而现在她的声音是完整的,带着一点试探性的、小心的温度。
“焦糖。”
第三次了。
我看了她一眼,慢慢地,极不情愿地,摇了一下尾巴尖。
“你答应了!”她整个人忽然亮了一下,像那种很久没充电的灯泡忽然被人插上了电源。
我其实只是随便摇了摇尾巴,她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但从那天起,我确实开始回应这个名字了。不是因为她叫得多好听,而是因为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实在太好猜了——高兴就是高兴,难过就是难过,从来没有假装。和这样的人类相处的好处是,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分辨她的情绪,她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清清楚楚,像一本摊开的书。
书上写着:沈砚,二十四岁,独居,来自我不知道的地方,做着我不知道的工作,哭过一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活。但她有一只猫了。
或者说,一只猫有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