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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 从沿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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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沿海大道拐进通往居民区的岔路时,世界被调低了音量。
咖啡馆里爵士乐的尾音、车流的嗡鸣、海浪的喧哗,都被那排沿路种植的法国梧桐一层一层地过滤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蝉鸣——铺天盖地的、热浪一样从树冠里倾泻而下的嘶嘶声。
偶尔从某扇开着的窗户里传出的电视声,以及远处某个院子里小孩嬉闹的笑声,时断时续,像收音机信号不好时飘来的片段。
光线也在变化,夕阳比刚才更低了,柔和的橘红色,把街道两旁的公寓楼拉出长长的影子,影子里有晾晒的床单被风鼓起来的形状,也是楼下花坛里不知名的野花被吹弯的弧度,还有一只橘猫蹲在单元门口舔爪子的轮廓——它抬起头看了主角俞栖迟一眼,又低下头继续舔,尾巴尖轻轻摇了摇。
俞栖迟在一栋六层楼的公寓楼前停下来,把单车锁进楼下的车棚里。车棚的铁皮顶锈迹斑斑,阳光从锈洞里漏下来,在地上戳出一个个小光点。她从信箱里抽出当天的报纸,叠了两折,夹在腋下,然后上楼。
楼道里的光线很暗,声控灯在她踩上第一级台阶的时候亮了,老式灯泡特有的、昏黄、带着嗡嗡声的光,照出墙壁上剥落的油漆和小广告的残骸,奇怪的年轮一层叠着一层,让观看者们数出它的年龄。
三楼左边那户人家的门缝里飘出一股香味,煎肉的味道,混着一点点酱油的焦香,让俞栖迟忽然觉得饿了。她摸了摸肚子,想起中午已经包好放在冰箱里的三明治。
俞栖迟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另一个脚步响起。
夏揖山从她身边走过,衣服皱巴巴的,下摆有一块不知道沾了什么的污渍;几缕碎发从皮筋里逃出来,垂在脸侧,衬得那张本就没什么血色的脸更苍白了。她手里拎着一个便利店的塑料袋,透过半透明的塑料能看到里面是一盒速食炒饭和一瓶运动饮料——大概就是今天的晚饭了,如果这算晚饭的话。
夏揖山看到俞栖迟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中枢处理器延迟几秒才接收到信号,然后才迟缓地、几乎是机械地点了一下头,没有寒暄的意图,没有对话的意愿,甚至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就像一台快要没电的机器完成了最后一个指令。
“揖山姐,你还好吗?”
“……没事,值了个大夜。”夏揖山扯了扯嘴角,那个表情介于微笑和抽搐之间。
俞栖迟侧过身给她让路。
“嗯。”就是一个平铺直叙的、消耗掉了所有语气的“嗯”。
楼道里安静了一瞬,声控灯灭了,只剩下门缝里漏出的那一点光。
“最近很忙?”俞栖迟又问了一句,语气比刚才更小心了一些——她知道的。
夏揖山没有立刻回答。她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手里的塑料袋,好像在思考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我有没有力气走到自己家门口”,或者“我能不能在倒下之前把门打开”。
然后她抬起头,用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看了俞栖迟一眼,那个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疲惫——或者说疲惫已经太多了,多到变成了一种麻木,一种对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的、彻底的、不可逆的麻木。
“一直这样。”夏揖山说,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她已经在心里重复了一千遍、已经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事实。
俞栖迟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说“注意身体”,想说“要不我帮你提一下东西”——但那些话到了嘴边都变得很轻,很假,像在跟一个溺水的人说“别湿了”。最后俞栖迟只说了一句:“注意身体啊。”
俞栖迟知道这句话什么用都没有。夏揖山也知道。她们都知道。
夏揖山挥了挥手。那个手势介于“拜拜”和“别烦我”之间,手指无力地垂着,手腕轻轻甩了两下,像赶一只飞得太近的苍蝇。
她没有再看俞栖迟一眼,转过身,用肩膀顶开自己家的门,走了进去。发出一声沉闷的、带着回响的“砰”。
俞栖迟在楼道里站了两秒钟,低下头,把钥匙插进自己家的锁孔,拧开,推门进去。门在她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楼道彻底暗了,整栋楼都安静得像睡着了。
门开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特有的、混合了旧书本、洗衣液和隔夜空气的味道,不浓烈,但确凿无疑地属于这里。
俞栖迟把夹在腋下的报纸扔在门口的鞋柜上,踢掉帆布鞋,光着脚踩在凉丝丝的硬木地板上,站在玄关处环顾了一圈这个不到四十平米的出租公寓。
左手边是那张她睡了两年、弹簧已经有些塌陷的单人床,被褥叠得不算整齐,枕头旁边还摊着一本看到一半的小说,书签夹在某页,露出一截流苏;右手边是一张靠窗的书桌,桌上堆着这学期用过的教材和笔记,最上面那本《大陆近代史》的封面被咖啡渍洇了一个褐色的圈;正对面是一个老旧的衣柜,柜门关不严,从缝隙里能看到里面挂着的几件外套;衣柜上,挂着世界地图,描绘着这片大陆的轮廓。一切都是她熟悉的样子。
俞栖迟弯腰从床底下拖出那个墨绿色偏灰的旅行袋,每次拉的时候都要费点劲。俞栖迟把它摊开在床上,然后开始往里面塞东西——几件T恤,两条换洗的长裤,一件薄外套,内衣,袜子,洗漱用品装在一个透明塑料袋里,还有那双她只在乡下才穿的旧凉鞋。
收拾行李这件事俞栖迟做得很快,因为太熟悉了——每个暑假她都是这样过的,先坐火车到姑妈家住上两三周,然后再坐火车回父母所在的那个城市待一阵子,等到快开学了再坐火车回来。火车、行李、站台、月台,这些词对她来说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平常到不需要思考。
俞栖迟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了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碎花裙子,展开看了看,又叠回去。去年夏天她在姑妈家的院子里穿着它跑来跑去追鸡的时候,裙摆被篱笆上的铁丝刮了一个口子,姑妈戴着老花镜坐在门槛上给她缝好了,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来,但姑妈缝到一半的时候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你这孩子,裙子又不是用来爬树的”。
姑妈说这句话的时候,灶台上的锅里正炖着排骨汤,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味从厨房的窗户飘出来,和院子里栀子花的甜腻混在一起。
那个味道一直飘荡到现在,俞栖迟想到姑妈家,鼻腔里就会自动泛起混合了柴火烟气、炖肉香味和栀子花甜腻的、暖烘烘的、让人从胃里暖到指尖的味道。
她还记得井水的味道,凉意从指尖传到手肘,再从手肘传到肩膀,最后整个人都跟着一激灵。
姑妈总是把被子在太阳底下晒一整个下午,收回来的时候被面上有一股干燥蓬松、烤面包一样的味道,钻进被窝的时候整个人像被一朵云裹住了;记得清晨公鸡打鸣的声音,你可以在它的叫声里翻个身,再睡一会儿,因为它只是告诉你天亮了,仅此而已。
俞栖迟把那条缝好的碎花裙子重新叠好,放进了旅行袋的夹层里。
书桌上摊着几封信,最上面那封是父亲上周寄来的。
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用的是蓝色圆珠笔,笔画粗重得几乎要把纸戳破——父亲的手一直很稳,但写字的时候总是用力过猛,大概是从前做钳工留下的习惯,做什么事都恨不得使出全身的力气。
俞栖迟从信封里抽出信纸,只有一页,折了两折,上面写着:“家里一切都好,你母亲上个月查了血压,医生说正常。你一个人在外面注意身体,别老熬夜看书。考试别紧张,尽力就行。暑假要是回来,提前说一声,你母亲好去买菜。”
没有“想你”,没有“宝贝女儿”,没有任何一句多余的话。俞栖迟在最后一行看到了一个被涂掉的痕迹——父亲大概写了什么又划掉了,涂得很重,看不清原来的字。
俞栖迟盯着那个墨团看了几秒钟,一如既往地放弃了,她把信纸重新折好,塞回信封里,放进了书桌的抽屉。抽屉里还有另外几封父亲母亲的信,按时间顺序叠在一起,每一封都差不多,都是“家里一切都好”,都是“注意身体”,简短克制、工作报告一样的语气。每一封都放入这个沉默的、不会被打扰的小小档案馆。
俞栖迟坐到书桌前,从笔筒里抽出一支圆珠笔,从抽屉里翻出一沓信纸。白色,带横线,左上角印着学校的校徽,已经用掉了一大半。
俞栖迟想了想,写道:“爸,妈,考完了。我去姑妈家住一阵子,开学前回来。你们注意身体。想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