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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脱袍 民国十六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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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夏,李怀仁在九江下了船。
他在码头边的茶棚坐了一个时辰,要了一碗粗茶,就着茶把怀里那本册子又翻了一遍。封面上的血迹干了,硬邦邦的,摸上去像一片枯叶。扉页上“赠怀仁同志”几个字被血洇糊了,可笔画还在。他合上书,揣回怀里,贴着那方手帕。茶喝完了,他起身往南走。
九江城里乱得很。街上到处是兵,灰军装的、蓝制服的,背枪的背枪,贴告示的贴告示。告示上写着“肃清匪患”“严拿□□”,墨迹还没干透,浆糊往下淌,滴在墙根上。李怀仁压了压帽檐,混在人堆里出了城。
出了城往南走,大路不敢走,他拣小路。小路是田埂和河沟,高一脚低一脚。走到天黑,他钻进路边的林子,找了一棵大树靠着坐下来。从怀里摸出半块干饼,啃了两口,咽下去嗓子发紧。他把饼收起来,闭上眼睛。林子里有虫叫,一声一声的,不急不慢。
第二天天没亮他继续走。走了一天,绕过一个镇子。镇口有哨卡,两个兵丁扛着枪在盘查。他趴在路边的沟里,等哨卡换了岗,才从沟里爬出来,绕到镇子后面,从一片菜地穿过去。菜地里种着萝卜,叶子蔫蔫的,他顺手拔了一个,在衣襟上擦了擦泥,边走边啃。
第三天,他在一条溪边洗了脚。脚底板已经起了泡,泡破了又磨,磨出茧子。他从衣襟上撕了一条布,把脚裹上,接着走。溪水凉,他把脚泡在里面,看着水面上自己的影子。瘦了,颧骨凸着,眼窝陷下去,胡子拉碴的。他看了两眼,把脚从水里收回来,穿上那双磨穿了底的布鞋。
第四天,干粮吃完了。他靠在一棵松树底下,把最后一点饼渣倒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把布包翻过来抖了抖,抖出几粒碎屑,也倒进嘴里。他把布包叠好,塞回怀里。手碰到那本册子,硬邦邦的。他没拿出来看,手在上面按了按,收回来。
第五天,天阴了。他走到一片山坳里,雨来了。起初只是几滴,打在树叶上啪嗒啪嗒的。他紧赶几步,想找个避雨的地方。可四周除了树还是树。雨一下子大了,稠密密的,打在头上脸上,顺着脖子往下淌。他猫着腰往前走,衣裳湿透了,贴在身上,沉甸甸的。脚下一滑,他伸手扶住一棵树,手心里全是泥。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一间屋子。塌了半边,屋顶的椽子露出来,黑黢黢的。他跌跌撞撞扑过去。是一间山神庙。庙里空荡荡的,泥胎菩萨倒在地上碎成几块,头滚到墙角,半张脸埋在尘土里。屋顶椽子断了几根,雨水顺着缺口灌进来,在地上汇成一小股水,往外淌。
他找了个漏得最轻的角落蹲下来。后背抵着墙,双手抱住膝盖。湿衣裳贴在身上,山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冷得他牙根打战。他把包袱解下来抱在怀里,包袱皮也湿了,里面的册子洇了潮,摸上去软塌塌的。他抖了大半夜,后来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过去了。迷迷糊糊里他看见苏雯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那本册子,低着头翻。他想叫她,嗓子发不出声。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又低下头去。他伸出手去够她,够不着。手垂下来,落在自己膝盖上。
再醒来的时候他躺在一间土屋里。
屋顶低矮,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和两辫蒜,被柴烟熏得黑黄。身上盖着一床薄被,蓝底白花的粗布面,打了七八块补丁。炕沿上坐着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瘦得颧骨支棱着,正拿一块湿布给他擦额头。见他睁眼,她嘴角动了一下,转身端了一只碗过来。碗里是红薯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她舀了一勺吹了吹,送到他嘴边。他喝了一口,温的,带着红薯的甜和一股淡淡的焦气。他咽下去,喉咙里火辣辣地疼,可忍着一碗都喝了。女人把空碗接过去,又拿来一块干布让他擦嘴。自始至终没开口说一个字。
李怀仁躺回去偏过头看了看四周。墙角堆着柴禾,灶台上搁着半篮子野菜,门边靠着两把锄头,锄柄磨得油光锃亮。门帘是旧碎布拼的,红的绿的蓝的凑在一起。门帘后面探出两个小脑袋来,一大一小,都瘦得皮包骨头,眼珠又大又黑,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大的那个七八岁是个男孩,小的四五岁扎着两个歪扭小辫的女孩。两个人趴在门框上也不进来就那么看着。女人回头冲两个孩子摆摆手,孩子缩回去了,可李怀仁知道他们还在帘子后面。
他在杨家躺了三天才退烧。昏昏沉沉的时候,听见隔壁有人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隔着土墙传过来嗡嗡的。
“你咋把生人往家里带?”是那个女人的声音,“万一人家找过来咋整?咱还有两个娃子。”
“不带咋整?那庙里能住人?”男人的声音闷闷的,“后生烧得说胡话,我摸了一把他额头,滚烫的。那衣裳都湿透了,夜里搁那儿不是等死?”
“可他是个啥人咱都不知道——”
“啥人都得救。”男人说,“你忘了那年老廖家的?他儿子跑出去当红军,人家来抓,谁都不收留,就咱给了他一碗饭。后来他儿子回来了分了地,还给咱捎过一包盐。”
“那不是一回事——”
“咋不是一回事?人落难了能帮一把是一把。”男人停顿了一下,“后生在我背上趴着的时候,我听见他说梦话,喊娘,喊槐花。那是想家了。想家的人,坏不到哪儿去。”
女人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灶间响起了柴火劈啪的声音。又过了好一阵,李怀仁听见那女人低声说了一句:“明早我去山上采些艾草,熬水给他擦擦。”
等他能坐起来的时候,头一回看清了救他的人。杨老庚五十出头,个子不高,两条膀子却结实得像石碌,脸被太阳晒成黑红色,眼角鼻梁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皱纹。他在炕沿上坐下来,从腰后抽出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点着了吸了一口。
“后生,姓啥?”他问。
“姓李。”李怀仁说。
“打哪儿来?”
“上海。”
杨老庚点点头,吧嗒抽了一口烟。“上海,远。跑这么远来山里,做什么?”
李怀仁想了想:“找人。”
“找着了?”
“还没。有人跟我说,这边有些不一样的人,在弄些不一样的事。我想看看。”
杨老庚又抽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散在昏暗中。他隔了一会儿把烟锅子里的灰磕在鞋底下,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说:“你先养着。不急。”
那几天李怀仁慢慢认识了这一家人。杨老庚的女人姓刘,叫刘冬梅。杨老庚不喊她名字,管她叫“婆姨”。她比杨老庚小七岁,可那张脸也被风吹日晒磨得粗了。手伸出来,十个指头的关节都粗大,掌心里两排老茧,手背上几条深深的口子,是劈柴时被柴刀划的。她日日天不亮就起来,烧火、熬粥、喂鸡、下地、挑水,忙到天黑再回来做饭洗碗。李怀仁注意到她的右手无名指少了一截,齐根断的。烧火时那根指头捏着柴火塞进灶膛有些使不上力,每次都要用中指和拇指夹着柴火往里面推。
两个娃子,大的叫杨石头,八岁;小的叫杨枣花,五岁。石头已经能帮他爹拾柴了,每天一早背上小背篓上山,回来的时候篓子里总塞满干枝。枣花还小,跟在哥哥后面捡些松果和干蘑菇。两个孩子都瘦,肚子瘪瘪的,肋骨一根一根数得清。可他们有劲,在院子里追着玩的时候跑得飞快。杨石头大声笑的时候,那笑声脆生生的,从窗户缝里穿进来,能穿到灶间去。
有一回李怀仁趁刘冬梅在灶间的时候,从怀里摸出最后半块银元搁在炕沿上。她端菜进来看见了,把银元又推回来,手指按着银元推到他面前,说:“收起来。路上用。”他推回去:“给娃子扯身衣裳。”她看了他一眼没再推,收进围裙口袋里了。转身走的时候,李怀仁看见她肩膀微微颤了一下。
那天夜里杨老庚回来了,背了一捆柴,柴刀别在腰间,刀柄被手心磨得油亮。他把柴垛在屋檐底下,进到屋里在火塘边坐下,掏出旱烟袋点上。刘冬梅端来一碗糊糊和半块麦饼搁在他面前的小木桌上。他喝了两口,忽然开口说:“小井村那个老廖,你知道吧?”
李怀仁靠着炕墙坐着,听见这个名字,想起杨老庚头天夜里跟婆姨说话时提到过。
“老廖家的地今年收了三百多斤谷子。”杨老庚说,把麦饼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嚼着,“他逢人就哭,说种了一辈子地,头一回留下自己的口粮。”火塘里的光映在杨老庚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一层一层的。“听说是井冈山那边下来的队伍给分的。”杨老庚又说,“头些年也听说过,说是南边山里有人闹事,打倒土豪分田地。那时候觉着是胡闹,泥腿子还能翻了天?可今年春上老廖家分了地,东头的王瘤子分了头牛,我才觉得这事是真的。是真的,就有人信。”他抽了口烟,火塘里啪啪响了一声炸起几点火星子,“后生,你打听那些人,是不是就是打听他们?”
李怀仁看着火塘里那些明明灭灭的火星,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是。”
杨老庚点点头,没再说话。火塘里的火慢慢小了暗下去,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融进墙角的黑暗里。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干净,走到门口掀帘子之前回头说了一句:“明天让石头给你砍根拐棍,山上路不好走。”
又过了两天李怀仁试着下了地。脚底板踩到泥土地面上的时候腿还在发软,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慢慢走到门口。院子不大,土墙围着一小块晒场,场上摊着半席子野菊花,黄黄的已经晒得半干了。石头蹲在席子旁边拿一根木棍把花一朵一朵拨开让它晒得匀一些。枣花蹲在旁边嘴里含着一朵菊花的花瓣,腮帮子鼓鼓的。
“甜的?”李怀仁问。
枣花吓了一跳抬头看他,黑眼珠转了转,把花瓣吐在掌心里怯怯地递过来。他接过去搁进嘴里嚼了嚼,果然有一丝淡淡的甜,混着草本的涩。
“咽下去,”枣花说,“我咽了,不扎嗓子。”
他嚼了嚼咽了,蹲下来帮石头一起拨花。石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中间一朵压住的菊花拨开翻了个面。
那天傍晚刘冬梅从地里回来,肩上扛着锄头一手挎着篮子野菜。她把锄头靠墙根蹲在井台边上舀水洗手,李怀仁看见她右手缺了一截的无名指,被井水泡得发白,那截断处已经长好了,圆圆的。
“婶子,你手怎么了?”
刘冬梅把手从水里抽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看了一眼,平平地说:“早年间给地主家干活,那家的狗咬的。咬掉了半截指头,地主赔了二斗包谷,够吃了一个冬天。”她说完站起来拎着菜篮子进了灶间。李怀仁站在井台边,看着她蹲过的地方青石板上留了一摊水印子,慢慢洇开又慢慢干了。
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听见隔壁石头跟他爹说话。
“爹,那人是谁?”
“一个过路的。”
“他要走吗?”
“要走的。”
“去哪儿?”
“去南边。”
“南边有啥?”
杨老庚沉默了一下,说:“南边有咱的地。”
“咱也能有地吗?”
杨老庚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听见他说:“睡吧,明天还要拾柴。”灯灭了。李怀仁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那根被柴烟熏黑的房梁,上面挂着两瓣蒜和一只干的葫芦。他在黑暗里躺了很久。
又过了几日,伤口也好得差不多了。李怀仁知道自己该走了。杨老庚没有催他,可他能看得出这一家四口每天多添一碗糊糊自己就少喝一口。石头已经两天没出院子去玩了,不是不想去,是鞋底磨穿了没有第二双换的。
这天清早山里起了雾。李怀仁收拾好那点少得可怜的行装——一件旧褂子、那双新编的草鞋、半包红薯干——站在杨老庚家门口。刘冬梅追出来塞给他一包东西,一块旧蓝布裹的。打开一看,几块烤得焦黄的红薯干和一小包晒干的野菊。蓝布上有一个手印子,是她在围裙上擦了手再去包时留下的,五个指头清清楚楚,右手无名指那截是断的。
李怀仁把布包接过来揣进怀里贴着胸口。怀里的另一边贴着那本书——被苏雯的血浸透的册子。书和布包隔着衬衣挨在一起,一边硬一边软,都贴着皮肉。
杨老庚送他出村,走到村口那棵大樟树底下。石头跟在后面光着脚,脚趾缝里夹着泥巴。枣花也跟来了,手里捏着一朵刚掐的野花。杨老庚从腰里抽出那把柴刀递给李怀仁。刀柄是枣木的,被他手心磨得油光发亮,握上去又滑又温。“山里有野物,拿着防身。到了那边用得上的。”
李怀仁接过柴刀,沉甸甸的。他握了握刀柄,那温度是杨老庚手上带过来的。
“杨大叔,我这一走——”
“走吧。”杨老庚摆了一下手不让他说下去,“你往南走,顺着山泉往下走,看见三棵大松树并排的地方往东拐,有一条猎户走的小路。翻过两座山,就到井冈山的地界了。路上别走大路,别走亮处。山里人眼杂,你一个生面孔走大路招眼。”
李怀仁点了点头。他从怀里摸出那封写好的信,托杨老庚找读过私塾的后生代写的,写给母亲槐花的。信上用毛笔写着,字迹稚拙,一笔一画清楚:
“母亲大人膝下:儿已决意追寻新路,前往群山之间。此举或累及家门,儿心实愧,然此志已决,望母亲勿以儿为念,善自珍重。待得云开雾散,再报平安。”
杨老庚接过去用油纸裹了三层又裹上一层干荷叶,揣进贴身的褂子口袋里。他拍了拍胸脯说:“你放心。老庚就是爬,也给你爬出这山,找可靠的人把信寄到河南去。你娘收不到信,老庚不配姓杨。”
李怀仁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把柴刀别在腰带上,把布包塞进包袱最底下,朝杨老庚鞠了一躬。直起身来又朝刘冬梅鞠了一躬。她站在杨老庚身后半步没说话,就那么站着,两只手垂在围裙前面,左手搭着右手,右手那截断指的圆头在晨光里白了一下。
“石头,”李怀仁蹲下来跟石头平视着说,“好好照看妹妹。”
石头点了下头,又点了下,嘴巴紧紧抿着。枣花把手里的野花往前递了递递到他面前,他接过来是一朵黄色的野菊,小小的,花瓣被小孩子的手攥得有些皱了。他把花别在包袱的绳结上。然后站起来转过身朝南面走。
雾浓,走出去三五步远就看不见身后的人了。枣花喊了一声什么他没听清,声音小被山风卷走了。他没有回头,只是抬手挥了一下继续走。山路湿滑,露水打湿了草鞋,裤腿很快湿了半截。走到第一个山脊上的时候他朝来路望了一眼,樟树还在那儿,朦朦胧胧的一个大影子,底下站着几个小影子,看不清谁是谁。
他摸着腰上那把柴刀的刀柄,枣木的,已经被他的手心焙热了。把杨老庚说的那几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顺着山泉往下走,三棵大松树,猎户走的小路,翻过两座山。”默念着,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念一个方向,念一个等着他的地方。
太阳从雾后面升起来把雾气一层一层照薄了。远处的群山显出了轮廓,青的深的,一层叠着一层。脚下的路开始分岔,他拣了最窄的那条,两边的草高过膝盖,露水刷拉拉碰着裤腿。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听见山泉的声音了,哗哗的,在左边什么地方响。他往那个方向斜着插过去,草越来越密,水声越来越大。一只手按着腰间的柴刀,另一只手拨开挡路的野草,一步一步地探着走。走了很远之后回头望了一眼,山已经叠起来了,一重一重的把来路遮得严严实实。看不见樟树了,看不见杨家那间低矮的土屋了。可他摸了摸怀里那本书,又摸了摸那把柴刀的刀柄,书还在刀还在。
爬上第二座山的山顶时已经过了午。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得满山亮堂堂的。他站住脚擦了把汗往南面望去,那边还是山一层一层的,雾散尽了山脊线清清楚楚。更远的地方有一片苍黑色的轮廓,比别的山都高都比别的山都厚。他把柴刀别回腰间,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本书,封皮已经干了硬邦邦的硌着掌心。又摸了摸那包蓝布裹的红薯干和野菊,布上那个断指的手印还在。他深吸了一口气,凉丝丝的灌进肺里。然后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