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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归潮 民国十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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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秋,海上的雾气散得迟。
“尼古拉号”在吴淞口外泊了一整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缓缓靠向码头。怀礼立在船舷边,驼绒大衣的领子翻起来遮着半张脸,海风把短发吹得贴在额角上,湿漉漉的。
两年了。莫斯科的冬天她还记得,那些零下二十度的早晨,裹着厚棉袄穿过校园去听课,脚踩在雪上咯吱咯吱响。可此刻黄浦江的水腥气混着煤烟和烂鱼烂虾的臭味涌过来,一下子把那些记忆冲淡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脚下踩着的甲板,又抬眼望了望渐渐逼近的码头。两年之前她站在另一条船上望着上海滩沉下去,心里空得厉害。如今再望回来,那空处似乎落了底,说不清是什么,但不那么晃了。
船靠稳了,舷梯放下来。人群往前挤,怀礼夹在中间,手里拎着那只旧皮箱,不紧不慢地往下走。脚踩上码头水泥地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脚底。地面潮湿,有雨渍,有脚印,灰扑扑的。她站了两三息的工夫,迈开了步子。
走出二十来步,她看见了他。
陈望舒站在铁栅栏外头,灰布长衫的袖口沾了些灰,不知是蹭的还是别的什么。他旁边蹲着个要饭的孩子在扯他衣角,他低着头跟那孩子说了句话,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铜板放在那孩子手心里,直起身来。他的目光还在人群里找,从左边扫到右边,又从右边扫到左边,扫到她的时候,忽然定住了。
他愣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他脸上刚刚浮起一丝半信半疑,紧接着就变成了亮。他拨开人群挤过来,步子有些乱,长衫下摆被带起来掀了一下。走到她跟前站住了,喘了一口气,没说出话来。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旁边的人流从他们身侧涌过去,谁也不看他们。有人喊“让一让让一让”,一辆板车推过去,轧过一块松动的石板,哐当一声响。
陈望舒先开口,嗓音紧了一下:“路上走了多少天?”
“二十来天。”怀礼说。
“瘦了。”他说。
怀礼没有接这个话。她把皮箱从左手换到右手,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到?”
“鸿超先生前日托人带了信来,说船大约今早靠岸。”他顿了顿,“我昨天下午就在这儿了。”
他说这话时语气平平的,可怀礼听见了。她低下头,看见他布鞋的鞋尖上有泥点子,干了的,灰白色。上海这两天没下雨,那些泥点子只能是昨天沾上的。
“等了一夜?”她问。
“闸口那边有长椅,夜里坐着也不冷。”他说,“有夜船靠岸我就起来看看,看了十几回,都不是。”
怀礼没有再问。她把皮箱往前递了递,他接过去,掂了掂,没再说什么。两人并肩往码头外走。苦力的号子声远了,小贩的叫卖声远了,铁栅栏在身后慢慢退远。
出了码头,街上车马人声又涌上来。一辆电车从跟前开过去,车身漆着暗红的漆,掉了好几块。街对面那排房子还在,两年了还是老样子,灰扑扑的砖墙,二楼窗台上晾着花裤。
“还是那个样子。”怀礼说。
“没怎么变。”陈望舒说,“你走的时候梧桐叶子刚落,如今又落了。”
怀礼这才注意到路两边的法国梧桐。叶子黄了大半,有几棵已经光秃了,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风一吹,干叶子打着旋从脚边溜过去。
“你——”她开口又停住,停了一下才接上,“这两年,怎么过的?”
“先是在上海待了半年,后来去广州,在中山大学教了半年书。”他侧过脸看了她一眼又转回去,“去年秋天回来的。回来以后在圣约翰兼着课,一个礼拜去两回。”
两个人沉默着走了一段。路边有家卖生煎馒头的小铺子,油烟从门帘底下钻出来,热腾腾的,带着焦香。
“吃了吗?”他问。
怀礼摇摇头。船上这些天胃口一直不好,每顿就喝半碗粥,下船才真觉出饿来。
铺子极小,里面两张方桌,油腻腻的桌面上一只醋壶搁在缺口碟子里。他们要了两客生煎、一碗蛋皮汤。陈望舒把皮箱搁在脚边,从筷笼里抽出两双竹筷,拿桌上的粗纸擦了擦递给她一双。怀礼接过来的时候看见他的手指。还是那么修长,骨节分明,可指尖磨出了薄茧,右手中指第一指节外侧那块,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两年前他手上没有这块茧。
她没有问他在广州写了什么,只是低下头夹起一只生煎咬了一口。皮薄,底脆,肉馅咸香,汤汁烫了一下舌尖。她咽下去又夹了第二只。陈望舒没有吃。他一只胳膊搁在桌上,看着她吃。目光没什么特别,就像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吃东西时那种自然的注视。可怀礼知道他在看,她低着头也感觉到了。
“你怎么不吃?”她问。
“看着你吃就好。”他说。
怀礼把汤碗里最后一口蛋花喝了,拿衣袖擦了擦嘴角。“走吧。”
“住处安排了吗?”他问。
“还没。小叔那边——”
“贝勒路那边有个小公寓,鸿超先生租的。他托我把钥匙带来。”陈望舒从长衫内袋摸出一把黄铜钥匙,上头拴着根红绳,“收拾过了,水电都有。床是现成的,铺盖也是新的。”
怀礼接过来,钥匙冰凉,红绳在掌心里硌了一下。
“小叔费心了。”
“他昨天还来问了好几回船到了没有。”陈望舒顿了顿,“他怕你回来没地方落脚。”
走了约莫小半个时辰,到了贝勒路那条弄堂口。墙根下蹲着一只黑猫在舔爪子,见人来了也不躲。怀礼跟着陈望舒拐进弄堂,在一扇黑漆门前停下来。他开了锁推开门,侧身让她先进。屋子不大,一间朝南的正屋,一个小厨房,门口支着个洗脸架。正屋里一张木板床,铺着蓝白格子的新床单,叠得齐整整的。靠窗一张方桌、两把椅子,桌角摆着一只粗瓷花瓶,里头插着几枝干透了的野菊花。墙角放着两只搪瓷脸盆,新的。
怀礼站在屋子中央四下看了看。窗户朝南,午后的阳光正照进来,落在桌面上,落在床头那片蓝白格子上。她看见窗台上搁着一只小铁盒,里面装着火柴,旁边压着一张纸条,她走过去拿起来看,是她小叔的字:“礼儿:东西都收拾好了,缺什么去隔壁杂货铺子赊,我结了账的。安顿好了来一趟。叔。”
她把纸条叠好放回铁盒盖上。
陈望舒站在门口没有踏进屋里来。他把皮箱搁在门边,手从提手上松开了,可还垂在那儿。
“那——我先回去了。”他说,“改天再来看你。你先歇着。”
他转身要走。怀礼看着他的背影,灰布长衫后襟上有个不起眼的褶子。她忽然叫住了他。
“望舒。”
他停下,回头。
“那玉兰花呢?”她问。
陈望舒愣了一下。“昨天买了,搁了一宿。今早拿的时候蔫得不成样了。花瓣都皱了,叶子还绿的。我摘了花插在水里,也不知道救得回来救不回来。”他说这话时声音不大,尾音微微往上扬着。
怀礼听见了,心里某处被轻轻碰了一下,不重,可正好碰在一个她以为已经结了的地方。
“去吧。”她说。
陈望舒点点头,转身走了。脚步声在木楼梯上咚咚响了几声,越来越轻,最后听不见了。弄堂里安静下来,隔壁有人在炒菜,葱花油香从窗户缝里透过来。
怀礼关上门,在床沿上坐下来。床单新浆洗过,微微有些硬,坐上去沙沙响了一声。她把手掌平摊在床单上慢慢按了按,棉布的纹路密密地压在掌心里。她坐了一炷香的工夫没有动。太阳从窗户照进来,从她膝盖慢慢移到手腕上,热烘烘的。
她站起来,走过去打开皮箱的搭扣。箱子里东西不多:两件厚毛衣,一件在莫斯科常穿的旧大衣,几本书,一只铁皮盒子。她先拿出那几本书码在方桌一角。《共产党宣言》的封面有莫斯科书店的印章。另一本是普希金的诗集,蓝绸面。还有一本俄文数学小讲义,上面写满她的批注。书一本一本地摆好,铁皮盒子搁在枕头旁边。盒子里是那枚银发卡,还有几张旧照片。
她伸手进皮箱最底层,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本书,用一块灰布裹着。她愣了一下,把那块布打开来。里面是一本她没见过的书,皮面精装,书脊上的俄文烫金字已经磨得有些模糊了,可她还是一眼认出了书名——《怎么办?》。
她翻开封面,扉页上有一行字,笔迹有些急,笔画潦草:“怀礼,我放在你箱子里了。这本书你到了再看。保重。——宇轩”
她想起临走前那个晚上。他在宿舍楼下等她,把皮箱递给她,说“看看有没有漏东西”。她当时只打开看了上层,下层没有翻。原来他趁她收拾别的东西的时候,把这本裹在布里的书塞进了最底层。她拿着那本书翻了翻,书页边缘有些卷了,有几处折了角,折角的那几页都用铅笔在页边画了竖线。她翻到其中一页,铅笔竖线画了整段的边。她读了两行,又合上了。她把书放回箱底,盖上皮箱,搭扣咔嗒一声落下去。
她走回桌边坐下,铺开一沓信纸,拨开那支黑钢笔的笔帽。她蘸了蘸墨水写道:
“娘:我到上海了。一切都好。住的地方是小叔给找的,有窗户有床。等我安顿好了就回来看你。你要保重身体。礼儿。”
她把信纸折了三折塞进信封,封口的时候压了一压,压得牢牢的。信封上写“豫西洛安县李家坳槐花收”。她把信压在粗瓷花瓶底下,站起来的时候看了一眼窗外。太阳已经偏西了,斜斜的光从对面楼顶上滑下来,照在弄堂灰白的墙上,把那墙照出一层暖融融的橘色。她在窗边站了一会儿。隔壁炒菜的声音渐渐歇了,弄堂里孩子的笑闹声收住了,远处那只断断续续的胡琴找到了调子,拉完了一段,也停了。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她听见自己的心跳,稳稳的,一下一下,不像两年前那样又急又乱,也不像在莫斯科那些失眠的夜里那样空洞。她伸手摸了摸脸,手心贴着颧骨,贴着下巴。都是热的。
她摸着黑走到门口,拉开门迈出去。木楼梯在脚下吱呀响了几声。弄堂里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青砖地上。她经过墙根底下那只黑猫,它还蜷在那儿,尾巴搭在鼻子上。她走过去的时候它的耳朵动了动,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她一眼,又合上了。
她走出弄堂往左拐,朝小叔住的那条街走去。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她的影子在地上跟着她,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远处有卖馄饨的梆子声,笃,笃,笃,不紧不慢的。她又走了一条街,拐过一个弯,在小叔住的那栋楼下站住了。楼下铁门关着,她抬手敲了两下。里面有人应声,脚步声从二楼传下来,咚咚咚的,快而急。铁门拉开,李鸿超站在门里,穿一件灰布短褂,袖子卷到肘上,手里还攥着一截没卷完的烟叶子。他看见她,手里的烟叶停住了,卷到一半的烟卷散开了,烟丝从指缝里漏下去。
“来了?”他说。
“嗯,到了。”怀礼说。
李鸿超没有再说什么,侧身让开门口,等她迈过门槛,他把铁门重新关上。两个人一前一后上了楼梯,木板在脚下咯吱咯吱响着。怀礼跟着他走进了屋里,小叔的背影在她前面,灰布短褂的后襟上有一小块补丁,针脚细细的,密密匝匝的,是婶子的手艺。她看了一眼那块补丁,又看了一眼小叔的后脑勺,头发里有了几根白的。
她在他身后站住了,忽然开口叫了一声:“叔。”
李鸿超停下脚步,没有转身,就那么背对着她站着。屋檐下那盏灯在风里晃了一下,他的影子在地板上跟着晃了一下,又稳住了。怀礼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站在他身后,看着那个背影。灰布短褂,补丁,后脑勺那几根白头发。
“叔,”她又叫了一声,声音低了些,“我回来了。”
李鸿超的肩膀动了一下,很小的一下。他还是没有转身,只是从喉咙里闷出一声:“嗯。回来就好。”
他抬起手把门推开,走了进去。屋里亮着灯,暖融融的,锅里的水开了,冒着白汽,噗噗地顶着锅盖响。桌上的碗筷已经摆好了,两副。一副在他对面,一副空着。怀礼跨过门槛,在那副空碗筷前坐下来。桌面是湿的,刚擦过,还留着抹布拖过去的水痕。李鸿超在灶台前背对着她,往锅里下了面条。水一下子平静了,又沸起来,白汽腾腾地往上冒。他拿筷子在锅里搅了搅,动作不大,可每一下都稳稳的。怀礼坐在桌边看着那个背影。灰布短褂,卷到肘上的袖口,露出来的一截小臂瘦而黑,青筋微微凸起。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面前那副空碗筷,碗是白瓷的,边沿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水开了,面条在锅里翻滚。李鸿超捞了面盛进碗里,搁上两筷子青菜,端到她面前。面条冒着热气,扑在她脸上,湿漉漉的,暖烘烘的。她拿起筷子,低头挑了一箸面送进嘴里,不咸不淡的,刚刚好。李鸿超在她对面坐下来,也端起了碗。两个人就这么对面坐着吃面,谁也没说话。碗里的热气在两个人之间升起来,又散开。筷子碰着碗沿,细碎的声响。窗外的路灯照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上,静静的。
怀礼吃完了最后一口面,把汤也喝干了。她放下碗,碗底磕在桌面上,轻轻一声响。
“叔,”她说,“我吃好了。”
李鸿超点点头,把她那只碗接过去,和自己的碗在一起,端到灶台边放下了。他背对着她拧开水龙头冲碗,水声哗哗的,盖住了屋子里所有的动静。怀礼坐在原处没有动,看着他冲洗那两只碗。水从碗沿上漫过去,把油花冲掉了,碗又变回了白瓷的颜色。
水声停了。李鸿超把碗扣在灶台上晾着,在围裙上擦了把手,转过身来。他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普通,和从前看她的任何一眼都一样——可怀礼知道他等这一眼等了两年。他的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只是把围裙从身上解下来,搭在椅背上。
“礼儿,”他说,“回来就行了。旁的都不急。”
怀礼点了点头。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小叔站在桌边,手里又摸出那截没卷完的烟叶子,低头卷着。他的目光落在手里的烟卷上,没有抬头。
怀礼拉开铁门走出去。夜里凉了,风从弄堂口灌进来,吹在她脸上,干爽爽的。她裹紧大衣,顺着路灯走回自己那间屋子。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跟着她,一步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