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洲往事》劲墨留白

2、第 2 章 塘坊桥的记

　　我叫文镌，出生在80年代，是个帅哥，身高178，因为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身材保持挺好，也还没显得太油腻，所以哪怕现在四十多岁了，我依然认为我还是很帅。当然，现在可能叫帅叔更准确一些，年轻人也管我们叫“老登”“神登”。
　　我出生在南京城里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文国庆在一家国企工作，是名普通工人，母亲陈美丽，是一名美发师，当年也是国家第一批一级美发师。他们都是经历过下放的那一代人，父亲跟母亲只在初中读过几个月书，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因为胆子大、脑子活也在改革大潮中挖过金。
　　母亲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就是利落地、忙碌的，经常在外面跑。三岁之前的我，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但是到了1984年，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改革春潮涌动，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迎来了“下海潮”。那一年，40岁的柳传志走出中科院创办联想；34岁的王石在深圳创办万科前身；35岁的张瑞敏接收濒临倒闭的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而我，不好意思，那年我刚有记忆。
　　1984年的南京，还没被后来的高楼大厦裹住筋骨。新街口往北拐，就是糖坊桥，正是现在南京最高端的商场德基广场二期的位置。 那时的塘坊桥，街窄得像被人用手挤过，两辆二八杠自行车对头过，都得有人下车推着让一让。可就是这条窄街，藏着南京城最滚烫的烟火气。
　　天刚蒙蒙亮，炸油条的铁锅就冒起了油烟，金黄的面坨子在油锅里翻个身，香气能飘半条街；卖青菜的老农蹲在路边，竹筐里的青菜还挂着露水，扯着嗓子喊 “新鲜的青菜，五分钱一斤”；修鞋的、卖针头线脑的、摆小人书摊的，挨挨挤挤占满了街道，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自行车铃铛声、大人呵斥小孩的声音，搅和成一团，撞在斑驳的砖墙上，又弹回来，裹着煤炉的烟火气、旧布料的霉味、油条的焦香，成了我童年最清晰的背景音。
　　我妈陈美丽的服装店，就在糖坊桥中段，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铺子。门框被岁月熏得发黑，玻璃橱窗上贴着歪歪扭扭的红字 ——“外贸时装，物美价廉”。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吹到南京，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和开拓勇气的年代，不论年纪、不论学历、不论经历，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商海，希望成为弄潮儿。我妈凭着她的聪明伶俐和泼辣不甘人后的性格，也开启了她的经商之路。那段时间，她经常到厦门、石狮、汕头这些地方出差，说是做服装生意，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渠道，她到那些地方把旧的二手衣服进货进到南京来卖。正经的新衣服贵得吓人，普通人根本穿不起，这些从海外漂过来的旧衣裳，洗得干干净净，款式又时髦，成了糖坊桥最抢手的货。
　　店里墙上挂满了衣裳：膝盖处微微炸开的喇叭裤，是当时小年轻的标配；印着碎花的花衬衫，领口翻出来，洋气十足；还有呢子大衣、西装外套，料子挺括，摸上去滑溜溜的，比百货大楼里的成衣一点不差。我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整理这些衣服，用旧牙刷刷掉线头，用熨斗烫得平平整整，哪怕是二手货，在她手里也变得体面起来。
　　我妈这人，真应了她的名字 —— 陈美丽。
　　天天在市井里摸爬滚打，一身布料混合味，可她从来不肯潦草。一头漆黑的波浪卷，是去新街口理发店烫的，每天早上用茉莉花味的头油打理，梳得一丝不苟，连一根碎头发都没有。那瓶头油是她的宝贝，玻璃瓶子，淡绿色的膏体，打开就是满屋子的甜香，比街上卖的桂花糕还好闻。她穿衣服也讲究，永远是干净的的确良衬衫，外面套一件针织坎肩，裤子熨得笔直，脚上是一双半跟的黑皮鞋，擦得锃亮。哪怕蹲在地上整理衣服，后背也挺得直直的，半点不塌腰。
　　糖坊桥的人都怕她，也服她。她的泼辣，是出了名的。
　　有一回，她去街口菜贩子那买大白菜，称完拎在手里，觉得分量不对，回家用自己的小秤一称，少了有一斤多的量。。我妈当场就炸了，拎着大白菜冲回菜摊，先礼后兵：“老板你这称有问题啊”
　　“不可能的，你肯定回家拿出来，没放进去，我这边不会少称的”
　　你不承认也就算了，居然还诬陷老陈同志，这下要吊炸天了，我妈踮着脚，一只拎着菜，一只手指着菜贩子的鼻子，南京话脆生生地砸过去：“你个缺德冒蓝烟的，扣称买药吃啊，称都不准，还做什么吊生意？你在糖坊桥跟老娘吵，老娘捏起来半个嘴都能吵你一家子，退钱！！！”
　　就这样，连续输出得有10来分钟，句句不重样，声音亮得能盖过整条街的喧闹。菜贩子是个中年男人，被她骂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想还嘴，又被她的气势压下去。最后我妈气不过，抬手 “啪” 地甩了他一个大耳刮子，声音清脆。菜贩子捂着脸，半天没说出话，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没人敢劝，都知道陈美丽的脾气 —— 泼得很，不吃亏。
　　“小炮子子！又跑哪去疯了？赶紧回来！”
　　我妈的声音又响起来，隔着三家铺子都能听见。我正蹲在小人书摊前看《大闹天宫》，听得一哆嗦，赶紧把书放下，吐了吐舌头，一溜烟钻回服装店。
　　彼时我妈正忙着做生意，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中年女人站在柜台前，我妈抖开一件藏青色的西装，帮她套在身上，手法熟练地扯了扯衣角：“你看这料子，多挺括！穿上显年轻十岁，上班穿、走亲戚穿，都体面！”
　　女人对着墙上的破镜子照了照，满意地点头，开始还价：“便宜点，二十块钱卖不卖？”
　　“哎哟大姐，你这价砍得我心疼！” 我妈眉头一皱，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是海外过来的好货，我进价都不止二十块，三十块，少一分不卖！”
　　两人你来我往讨价还价，我妈寸步不让，最后以二十五块钱成交。她接过钱，指尖麻利地数清楚，塞进腰间的蓝布钱袋里，那钱袋被磨得发亮，里面装着她的全部家当。
　　趁她忙活，我轻手轻脚地溜到铺子角落，钻进了那个巨大的墨绿色铁皮柜。这铁皮柜是我妈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用来堆没整理的衣服，却成了我的专属王国。柜子很大，我蜷在里面刚刚好，底部铺着一层旧棉布，软乎乎的。堆在里面的二手衣服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旧布料的陈腐味，混合着我妈身上的栀子花头油香，闻起来格外安心。
　　我像一只藏在洞里的小老鼠，在衣服堆里扒拉来扒拉去，找我的 “宝藏”。这些海外来的旧衣服，口袋里总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有时候是一颗水果糖，纸都化了；有时候是一张褪色的小照片，上面是陌生的外国人；最多的，是钱币 —— 印着外国头像的硬币，写着弯弯曲曲文字的纸币。
　　我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掏出来一看，眼睛亮了。
　　是一枚德国马克，银闪闪的，在铁皮柜缝隙漏进来的阳光下，泛着清冷的光。硬币上刻着一个锚一样的东西，纹路清晰，摸上去凹凸有致。
　　“妈！妈！你快看！”
　　我举着马克，从铁皮柜里爬出来，头发上沾着线头，脸上蹭着灰，兴冲冲地跑到我妈面前。
　　我妈正低头整理一叠零钱，头也没抬，手里的算盘依旧响个不停：“什么东西？外国钱罢了，不值钱，别瞎闹腾，回去玩你的。”
　　“可是它好看！” 我不甘心地举高硬币，“你看，亮闪闪的！”
　　“好看能当饭吃？” 她终于抬了抬眼，扫了一下硬币，又低下头算账，“赶紧回去，别耽误我做生意。”
　　我撇了撇嘴，有点失落，却也不闹，又钻回了铁皮柜。
　　我把马克攥在手心，冰凉的金属触感顺着指尖传到心里。我趴在衣服堆上，对着阳光反复看这枚硬币，脑子里开始瞎想：德国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街上到处都是这种亮闪闪的钱？那里的女人，会不会也像我妈一样，为了缺斤少两跟人吵架？那里的小孩，有没有铁皮柜当王国？
　　后来我又摸到一个很厚实的硬币有三层，上面印着一个女人的头像，就问我妈，我妈眼前一亮，笑起来了：“这可是5快钱港币啊，普通人一天的收入都没这么高，你捡到宝了，哈哈。”。我想起舅舅跟我说过，香港是个好地方，高楼比南京的金陵饭店还高，晚上霓虹灯亮起来，比白天还热闹，街上全是小汽车，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的。
　　这些小小的钱币，成了我童年最珍贵的玩具。它们躺在我的口袋里，藏在我的枕头下，陪着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在糖坊桥的日子。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外汇，什么是汇率，只觉得这些带着陌生文字和图案的钱币，藏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