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贫瘠》哈哈啊哈哈

1、第 1 章 六月的深夜

　　六月的深夜，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教学楼早已熄了灯。四十二岁的林述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边放着一杯凉透的茶。桌上摊开的是一篇博士论文的初稿，密密麻麻的批注几乎覆盖了原文。明天要给学生上《法理学专题》，他的备课笔记已经写了整整二十页，引用了十七个国家的司法案例，还附了三页他自己翻译的域外文献。他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CBD的高楼闪烁着霓虹。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他趴在炕沿上，就着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泡，第一次读完了《宪法学导论》。那本书是从镇上废品回收站淘来的，书页泛黄，缺了封面，他用牛皮纸重新包了书皮，在扉页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林述。
　　林述的家在甘肃定西的一个小村子。说是村子，其实就是十几户人家散落在黄土沟壑之间。去镇上要走两个半小时的山路，去县城要换三趟车。村里人世代靠天吃饭，雨水好的年份，土豆和玉米还能有个收成；遇上旱年，连吃水都要到五里外的深沟里去挑。
　　母亲常年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干不了重活。父亲在农闲时去建筑工地搬砖和泥，一天挣三十块钱。林述上头还有一个哥哥，初中毕业就去了新疆打工，每月寄回来八百块钱，那是全家最主要的收入。
　　林述从小就知道，读书是他唯一的路。不是最好的路，是唯一的路。村里的孩子大多上到初中就不念了，能认几个字、会算个账，出去打工够用就行。但林述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乡里的数学竞赛，他拿了满分，比第二名的县城学生高出十几分。初中的校长专程骑了三十里路的摩托车到他家，跟他父亲说：“这孩子要是耽误了，那是咱们全乡的损失。”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天的旱烟，最后说了一句：“念，砸锅卖铁也念。”可锅和铁都不值钱。林述上高中那年，母亲的病情加重，住了一次院，家里欠了八千块的外债。林述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一百二十块钱，包括吃饭、买书、文具和回家的路费。他在学校食堂只打最便宜的素面，偶尔加一个鸡蛋，就算是改善生活。
　　冬天，宿舍没有暖气，他的手上长满了冻疮，肿得像胡萝卜，握笔都困难。他就用热水瓶烫一烫手，等手指稍微灵活一点，继续写。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不是因为他多么热爱学习——虽然他的确热爱——而是因为他无比清楚，每浪费一分钟，都是对家里每一分钱的辜负。
　　高考前两个月，哥哥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骨折，需要手术。父亲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些事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说别人家的事。林述握着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跑了三十圈，然后回到教室，翻开数学卷子，从头到尾做了一遍。
　　他考了全县第一。分数出来的那天，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了一句：“够不够上不要学费的学校？”林述查了很久，最终填报了中国政法大学。他选了学费最低的专业，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又拿到了县政府的两千块奖学金。村里人凑了三千块钱给他当路费，每家每户五十、一百的，用红纸包着送到他家里。村支书握着他的手说：“你是咱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好好念，给咱们争口气。”
　　林述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火车到了北京。出站的时候，背着蛇皮袋，穿着表哥留给他的旧西装，站在北京站广场上，看着眼前的车水马龙，手足无措地站了很久。大学四年，他的生活可以用三个词概括：上课、图书馆、打工。他做过家教，发过传单，在食堂帮过厨，在图书馆整理过书架，给出版社校对过文稿。他的时间表精确到分钟，每一分钟都有产出。大二那年，他开始给一家法律类公众号写稿，一篇稿子两百块钱，他一个月写八篇，一千六百块的收入，基本解决了他的生活费。
　　他的成绩始终是全院第一。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比别人拼命。他读过的每一本专业书上都做满了笔记，他写过的每一篇论文都改了至少五稿。他的民法学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说：“林述的作业，可以直接投稿发表。”这句话后来成了真的，他大三那年写的关于物权法解释的一篇论文，确实发表在了某家核心期刊上，而且是独立署名。
　　本科毕业那年，他面临一个选择。以他的成绩，可以保研到国内任何一所法学院，但他最终选择留在了本校。不是因为别的学校不好，而是因为他的导师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比学术能力更重要。你吃过苦，你知道底层是什么样子，你知道法律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这种体认，比你写一百篇论文都珍贵。”
　　他留了下来，本硕博连读，一口气读了九年。博士毕业那年，他三十岁。学校想留他任教，按程序要先做博士后。他又做了两年博士后，出站后正式成为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讲师。三十四岁评上副教授，三十八岁评上正教授。
　　他从来不避讳自己的出身。第一堂课上，他总会跟学生说：“我家在甘肃定西，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底下的学生都安静了，因为他们看到了讲台上这个男人眼里的一层薄薄的水光。
　　他的课总是爆满。不只是因为他的课讲得好——虽然确实讲得好——更是因为学生们能感觉到，这个老师讲的每一条法律条文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人在。他不讲空话，不套理论，他讲的是黄土高原上的宅基地纠纷，讲的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伤认定，讲的是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困境。他让那些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们第一次意识到，法律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条文，而是无数普通人赖以生存的庇护所。
　　四十二岁的林述至今未婚。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学术和学生。他办公室的灯总是整栋楼最后熄灭的那一盏。他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任何学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他。他自费设立了“定西助学金”，每年资助两名来自西部农村的贫困学生，每人五千块钱。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做点更有“影响力”的事，比如多发表几篇顶刊论文，比如去更高的平台。他想了想，说：“我走过的路太长了，太苦了。我只想让后来的人走得稍微轻松一点。”
　　夜深了。林述合上学生的论文，关掉台灯，拿起那杯凉透的茶一饮而尽。他看了一眼手机，收到一条消息，是他今年资助的那个学生发来的：“林老师，我期末考了全班第三名。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您。”
　　他笑了笑，没有回复。他想起了自己大一的那个冬天，冻得睡不着觉的夜晚，他趴在床上打着手电筒看书，看到了一句话，是江平先生说的：“我只向真理低头。”他当时觉得这句话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后来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一步步走到了这里。
　　窗外，城市的灯火依旧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