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落北归时》背着书包去背书

1、逃难 民国十三年

　　民国十三年，三月。扬州的乡下，田埂上的野草还没返青。
　　陈望北从田里回来的时候，天刚擦黑，他扛着一把锄头，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两只脚上全是泥。今天在南边那块荒地上又开了一垄，虽说地不肥，但种上红薯，总能糊口。
　　他今年十六，个子不算高，但骨架大，浑身腱子肉，是十几年农活练出来的。一张脸被风吹得黝黑，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亮，透着一股倔劲儿。
　　推开自家院门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血腥味。堂屋的门大敞着，里面没有点灯。暮色从门外涌进去，照出地上的两摊黑色。
　　锄头从手里滑落，砸在地上。陈望北的腿像灌了铅，一步一挪地走进去。
　　他爹陈大柱趴在饭桌旁边，后背上一道深深的刀口，血已经凝成了黑紫色。他娘王氏倒在灶台边上，手里还攥着一把锅铲，眼睛半睁着。
　　堂屋被翻得乱七八糟，柜子倒了，碗碎了一地，连米缸都被砸开了，里面的粮食一粒不剩。
　　陈望北跪下来，伸出手，摸了摸他爹的脸，冰凉。
　　他又摸了摸他娘的手，也凉了。
　　他跪在那里，浑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响，但一滴眼泪都没掉。
　　门外传来脚步声，邻居刘婶端着一碗粥走进来，看到这场景，碗“啪”地摔在地上，粥洒了一地。
　　“我的天爷啊！”刘婶捂着嘴，声音都变了。
　　陈望北转过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刘婶，今天谁来了？”
　　刘婶擦了擦眼睛，哆哆嗦嗦地说：“下午来了一队溃兵，从北边败下来的，说是孙传芳的兵。进村就抢，可能你爹挡了一下，他们就……”
　　她说不下去了。
　　陈望北慢慢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捡起那把锄头。
　　刘婶追出来，拉住他的胳膊：“望北！你干什么去？你一个人，打得过那些拿枪的？”
　　“打不过也要打。”陈望北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害怕。
　　“你打了他们，你爹你娘能活过来吗？”刘婶死死拽着他，“你爹你娘就你一个娃，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陈家就绝后了！”
　　陈望北站着没动。
　　刘婶又说：“那些溃兵早就跑了，往南边去了。你追不上。就算追上了，你一个半大小子，能怎样？”
　　他蹲下来抱着头，终于哭了出来。
　　哭声不大，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闷闷的，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用钝刀割他的肉。
　　刘婶也哭了，摸着他的头：“好孩子，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先把他们葬了，入土为安。”
　　那天晚上，陈望北一个人在院子里挖了两座坟。
　　月亮很淡，被云遮着，看不太清。他借着这点微光，一锹一锹地挖，挖到手指破了皮，挖到手掌起了血泡，挖到天边泛白。
　　他把他爹和他娘并排放在坑里，盖上土，用木板立了两块碑，上面没写字——他不识字。
　　刘婶又来了，端来一碗杂粮粥和两个杂粮饼子：“吃吧，吃饱了，好赶路。”
　　“去哪？”陈望北抬起头，眼睛红肿着。
　　“你不能再待在这儿了。”刘婶叹了口气，“溃兵虽说跑了，保不齐哪天又来。再说，这村里的地你也种不成了——你爹租的那几亩地，东家肯定要收回去。你一个娃，怎么活？”
　　陈望北沉默了很久。
　　他端起碗，把粥喝了个精光，又把两个饼子揣进怀里。
　　“刘婶，往哪走？”
　　“往南。往南走，到镇江，过江，去上海。”刘婶指了指南边的方向，“我听人说，上海地方大，人多，好讨生活。”
　　“上海。”陈望北念了一遍这个名字，觉得又远又陌生。
　　“我有个表侄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扛大包，一个月能挣好几块大洋呢。”刘婶从怀里掏出几枚铜板，塞进陈望北手里，“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陈望北推辞了一下，刘婶硬塞给他。
　　他跪下来，给刘婶磕了三个头。
　　“刘婶，你的恩情，我记着了。”
　　刘婶抹着眼泪把他拉起来：“别说这些了。快走吧，趁着天还早。”
　　陈望北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院子，看了一眼那两座新坟，转过身，沿着田埂向南走去。
　　他没有回头。
　　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把手里攥着的一把土洒在路上，然后继续走。
　　走了三里地，他碰上了一群人。
　　准确地说，是一群逃难的人。
　　有老人，有孩子，有抱着包袱的妇人，有赶着牛车的汉子，都往南走。没人说话，每个人都低着头，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
　　陈望北混进了人群里，谁也没注意他。
　　到了中午，人群在路边停下来歇脚。陈望北靠着一棵树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饼子，掰了一半，慢慢地嚼。
　　旁边坐着一个老头，胡子花白，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也在啃干粮。
　　老头看了他一眼：“娃，一个人？”
　　“嗯。”
　　“家里人呢？”
　　陈望北没说话，又咬了一口饼子。
　　老头懂了，叹了口气：“这年头，活着就不易。往哪去？”
　　“上海。”
　　“上海。”老头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复杂，“那地方，是有钱人的上海，不是咱们的上海。”
　　陈望北不懂这话的意思，没接茬。
　　老头又说：“我年轻时去过上海，那地方楼高得能把天捅个窟窿，洋鬼子比狗还多。你想在那儿活，得豁出命去。”
　　“我不怕豁命。”陈望北说。
　　老头看了他一眼，笑了：“你娃倒是有股子硬气。行，去吧。上海虽说不养闲人，但也饿不死肯干活的人。”
　　歇了小半个时辰，人群又动起来。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到了镇江地界。
　　陈望北远远地看到了长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江，宽得望不到对岸，水是浑黄的，翻滚着往下游奔。
　　江边有个小码头，停着几艘小船，还有一艘冒着黑烟的轮船。
　　一个戴毡帽的中年男人站在码头边，扯着嗓子喊：“过江了过江了！到浦口，二十文一位！”
　　陈望北摸了摸口袋里的铜板，数了数，还够。
　　他交了二十文，上了那艘小船。
　　船上挤了二十多个人，都蹲着，抱着膝盖。船老大是个黑脸的汉子，嗓门大得吓人：“都蹲好，别乱动，翻了船可别怪我。”
　　船离了岸，晃晃悠悠地往江心走。
　　江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陈望北蹲在船尾，看着岸边的房子越来越小，看着那艘冒着黑烟的大轮船从旁边驶过，船上站着几个穿西装的外国人，正指着江面说着什么。
　　他听不懂，但觉得那些人的衣服很好看。
　　船到了北岸，陈望北跟着人群下了船。
　　天快黑了，他找了个破庙过夜。
　　破庙里已经躺了七八个人，都是逃难的。陈望北找了个角落，把剩下的半个饼子吃了，喝了口庙后头水沟里的水，缩成一团，闭上了眼睛。
　　但他睡不着。
　　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他爹趴在桌上的样子，看到他娘手里的锅铲。
　　他睁开眼睛，看着破庙顶上的窟窿，透过窟窿能看到几颗星星。
　　“爹，娘。”他在心里说，“我一定活着。活着到上海，活着挣钱。”
　　第二天一早，陈望北在镇江火车站扒上了一列运煤的火车。
　　火车是往南开的，拉着一车皮的煤，堆得高高的。陈望北爬上煤堆，把自己埋进去，只露出两只眼睛。
　　火车开了，哐当哐当的，震得人骨头疼。
　　煤灰呛得他直咳嗽，但不敢出声，怕被押车的工人发现。
　　他就这么蜷在煤堆里，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火车慢了下来，外面的声音变了——不再是田野的寂静，而是像蜂巢一样嗡嗡响的声音。
　　陈望北从煤堆里探出头。
　　密密麻麻的房子，高高低低，一眼望不到头。有洋楼，有瓦房，有棚户，有烟囱，有电线杆，有马路，有汽车，有多得数不清的人。
　　火车最终停了下来。陈望北从车上跳下来，浑身上下黑得像从煤窑里爬出来的。
　　一个穿制服的工人拎着棍子跑过来：“哪来的小赤佬？偷煤的？”
　　陈望北连忙摆手：“我不是偷煤的！我是搭车的！”
　　“搭车？”工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逃难的？”
　　“嗯。”
　　工人放下棍子，指了指外面：“出去，沿着那条路一直走，就是码头。那儿要人干活。”
　　陈望北说了声谢谢，他走出火车站，走进了上海的阳光里。
　　阳光很亮，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穿长衫的，有穿西装的，有穿旗袍的，有光着膀子的。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小贩的叫卖声、女人的笑声、孩子的哭声。
　　陈望北站在街边，愣了好一会儿。
　　他想起刘婶的话：上海地方大，人多，好讨生活。
　　他也想起那个老头的话：那地方，是有钱人的上海，不是咱们的上海。
　　他现在站在这里，觉得自己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
　　他把手里最后几枚铜板攥紧，沿着那条路，朝着十六铺码头的方向走去。
　　身后，火车的汽笛长鸣了一声，像是在跟他告别。
　　他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