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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她的世界--翼 她用了十二 ...

  •   康翎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学校的科学展上拿了奖。项目是关于蝴蝶翅膀的结构色与光子晶体的仿生应用。评审的大学教授在评语里写:“该生对纳米光子学的理解已达到研究生水平,建议跳级。”褚画把评语复印了三份。一份贴在冰箱上,一份收进钱包里,一份寄给了远在澳门的屠宇鸣。屠宇鸣收到以后回了一条语音:“我他妈一个字都看不懂,但我知道你闺女牛逼。”
      康泊没有贴任何东西。但他把那本评语原件要了过来,放在书房里,和那些摩根银币、陶制面具放在一起。康翎知道那个书架意味着什么。那里放的,都是康泊认为“值得被保存”的东西。
      科学展结束后不久,家里来了一个电话。褚画接的。
      电话那头是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声音有些犹豫。“褚先生,关于康翎的亲生父母……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褚画握着听筒的手微微收紧。
      “她的DNA一直在失踪人口数据库里。最近,内地那边有一个寻亲家庭的DNA样本与她的匹配成功。”工作人员顿了顿,“是一对夫妇,姓时,他们一直在找她。”
      褚画沉默了很久。“他们是什么人?”
      “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教师。孩子走失是因为……”工作人员翻了一下档案,“当时他们家遭受了犯罪分子的报复。孩子是在混乱中被带走的,后来可能被转卖了。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褚画闭上了眼睛。他想起十年前那个凌晨,旺角后巷里那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她不是被遗弃的。她是被夺走的。
      “他们想见她。”工作人员说。
      褚画挂了电话以后,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康泊走出来,站在他旁边。他没有问怎么了,只是和他并肩站着,看着同一片铃兰花圃。
      “她的亲生父母找到了。”褚画说。
      康泊没有说话。
      “不是遗弃。是被报复。他们一直在找她。”褚画的声音有点涩,“他们是好人。”
      康泊依然没有说话。但他伸出手,覆住了褚画握在栏杆上的手。很轻,像铃兰的花瓣落在手背上
      那天晚上,两个人一起把这件事告诉了康翎。
      她听完以后,没有哭,没有问“你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没有任何褚画预想中的反应。她只是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问题:“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褚画把他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了她。父亲的职业,母亲的职业,她走失的经过,他们这十二年如何寻找她。康翎听得很认真,像在听一个与她无关的故事。全部听完以后,她又安静了很久。然后她说了第二句话。
      “我不记得他们了。”
      声音很平,但褚画听出了那平静底下的东西。不是冷漠,是困惑。她应该记得的。三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形成长期记忆了。但她什么都不记得。那些画面、声音、气味,全都没有了。像一个被格式化的硬盘,只留下空白的扇区。
      “童年失忆症。”康泊忽然开口,“在遭受严重创伤的情况下,大脑会主动抑制与创伤相关的记忆,以保护个体不被过度的情绪压垮。这是生存机制。”
      康翎看着他。
      “你不是忘记了他们。”康泊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你只是把那段记忆封存在了一个你暂时无法触及的地方。等你足够强大了,它会回来的。”
      康翎没有说话。但她伸出手,握住了康泊的食指。很小的时候她就是这样握他的——因为手太小,握不住整只手,只能握住一根手指。康泊低头看着她的手,然后慢慢把其他手指收拢,把她的小手包在掌心里。
      “你可以慢慢想。”他说,“我们不走。”
      康翎和亲生父母的第一次见面,安排在社会福利署的一间会谈室里。
      时砚声看起来比康泊和褚画要老很多。资料上写他不到五十岁,但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肩背依然挺直,是军人特有的那种挺直。沈栖遥坐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两个人看见康翎的第一眼,都没有哭。不是不激动,是不敢。像面对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连呼吸都怕惊动。
      康翎坐在他们对面。褚画和康泊坐在她两边。没有人催她说话。
      沉默了大约五分钟。然后康翎开口了。
      “我叫康翎。翎是羽毛的翎。”她停了一下,“英文名叫Lily,是铃兰的意思。”
      时砚声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好名字。”
      “我也叫时雨。”她看着对面的两个人,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自己也不确定内容的文件,“这是我原来的名字吗?但我不记得了。”
      沈栖遥的手帕掉在了地上。她没有捡。她只是看着康翎,眼泪无声地滑下来。不是嚎啕,不是哽咽,是那种已经流了太多年、早已学会不发出声音的眼泪。
      康翎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递过去。“给你。”
      沈栖遥接过纸巾,手指碰到康翎的指尖。两个人都没有缩手。那是一种很陌生的触感——血缘上的至亲,感官上的初遇。康翎的手指凉凉的,沈栖遥的手指也是凉凉的。像同一条河流里的水,隔了十二年才重新汇合。
      第一次见面只持续了四十分钟。没有相认的拥抱,没有抱头痛哭,没有任何电视剧里常见的认亲场面。康翎回答了他们的所有问题——现在在哪里上学、喜欢什么科目、平时做什么。语气礼貌,内容准确,像在做一场信息交接。时砚声和沈栖遥也问了康泊和褚画很多问题——她的健康状况、性格、饮食习惯、对什么过敏。褚画一一回答了。康泊没有说话,但他一直看着时砚声和沈栖遥。不是审视,是观察。
      临走的时候,时砚声忽然对康翎说了一句话。“你不记得我们,没关系。我们记得你。这就够了。”
      康翎看着他,没有回答。但她点了点头。
      回家路上,康翎一直没有说话。褚画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好几次,她的表情和平时一样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但她的手指一直在摩挲那包纸巾的边缘。她带走了那包纸巾。那是她亲生母亲碰过的东西。
      康翎十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事。
      那天她在学校图书馆查资料,为了一篇关于纳米光子学的论文。书架上有一本很旧的图鉴,封面已经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她抽出来的时候,书页里掉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和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男人很年轻,肩背挺直,笑容里带着一点不太习惯面对镜头的拘谨。女人把婴儿举在胸前,笑得很开心。婴儿很小,额头饱满,眼睛很大很黑,正伸手去抓女人垂下来的头发。
      康翎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她的头开始疼。不是普通的疼,是那种从颅骨深处往外膨胀的疼,像有什么被封存了很久的东西在用力敲击墙壁。她蹲下身,把照片按在胸口,闭上眼睛。然后她看见了。
      黑暗的车厢。陌生的气味。很多人说话的声音。然后是爆炸。她被一个人抱起来,往外跑。那个人身上有她很熟悉的气味——烟味、汗味、某种洗衣皂的味道。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她知道那个人在保护她。然后又是一声巨响。抱着她的人倒下了。她从他怀里滚出来,额头磕在地上。很疼。血糊住了眼睛。她爬起来,继续跑。不记得跑了多远,不记得往哪里跑,只记得不能停。停了就会被抓到。停了就会死。最后她跑不动了,缩在墙角的垃圾堆旁边,把自己团成很小很小的一团。然后她听见了脚步声。
      康翎睁开眼睛。她还蹲在图书馆的地上,手里攥着那张照片,额头上全是冷汗。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墨水已经褪色了,但还能辨认出来——“女儿百日,愿你一生平安。”
      她的手指抚过那行字。很轻,她在回忆一个很久以前被遗忘的梦。
      那天晚上,褚画接到了康翎从学校打来的电话。
      “爸爸。”她的声音和平时一样平静,但褚画听出了其中的不同——她的呼吸比平时快,像刚跑完很长很长的路。“我想见他们。”
      褚画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好。”
      他什么都没问。挂了电话以后,他对康泊说:“她想见亲生父母。”
      康泊正在擦拭一盆铃兰的叶子。手杖靠在花架旁。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沉默了片刻。“她记起来了。”
      不是问句。
      褚画没有说话。他走过去,和康泊并肩站着。窗外的铃兰花圃在月光下像一片银色的海。过了很久,康泊开口了。
      “她还小的时候,我教她下棋。她每一步都想很久,不是犹豫,是在计算后面的所有可能性。有一次我故意走了一步烂棋,她想了很久,然后抬头看我,说:‘你在让我。’”康泊的声音很平,像在叙述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我问她怎么看出来的。她说:‘因为你从来不会犯这种错误。’”康泊的手指轻轻拂过铃兰的花苞,“她一直都知道。只是不说。”
      褚画没有说话。他伸出手,覆住康泊的手背。康泊的手很凉,像浸过月光的石头。
      第二天,康翎坐上了去北京的航班。褚画陪她去的。康泊没有同行。不是不想,是他知道,这一程她需要自己去走。临走前,康泊给了康翎一样东西——那只灰蝶的玻璃盒。翅膀破损的那只。
      “带着它。”他说,“让它知道你飞到了。”
      康翎把玻璃盒收进随身包里,贴着自己胸口的位置。
      北京。
      时砚声和沈栖遥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带院子的,院子里种着一些花草和蔬菜,但长得不太好,蔫巴巴的。康翎注意到,院子一角停着一辆老式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褪色的军用帆布包。时砚声站在门口等她。他没有穿军装,只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口扣得一丝不苟。看见康翎从车上下来,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下,像要走过去,又停住了。
      康翎走到他面前。两个人隔着一步的距离,对视了很久。然后康翎开口了。
      “你的头发白了很多。”她说,“和以前不一样。”
      时砚声的眼眶红了。他点了点头,声音有点哑。“是啊。老了。”
      “但肩还是直的。”康翎说,“和以前一样。”
      时砚声没有说话。他伸出手,很慢,像怕惊动什么。那只手在空气中停了很久,最后轻轻落在康翎的头顶。很轻,轻到康翎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你长高了。”他说。
      康翎没有躲。她站在那里,让那只陌生的、温暖的、和她流着同样血液的手,落在她的头发上。那一刻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褚画第一次把手放在她头顶的时候。那种触感,和现在很像。原来被爱碰触的感觉,无论来自谁,都是一样的温度。
      沈栖遥在屋内包饺子。屋里的陈设极简单,但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什么,茶几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时砚声年轻时穿军装的照片,肩章上的星星,她不认识,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康翎进门的时候,她正从厨房探出头来,脸上沾着面粉。“回来了?洗手吃饭。”语气平常得像她昨天才出过门,而不是消失了十二年。
      康翎站在玄关,看着这个女人——她的亲生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她包饺子的动作很利索,擀皮、填馅、捏褶,一气呵成。康翎看了很久,然后走进厨房,在水龙头下洗了手。
      “我帮你。”她说。
      沈栖遥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她把一叠饺子皮推过来,声音有点颤。“你会包吗?”
      “会。”康翎拿起一张皮,“艾琳姐姐教过我。她包得很好,会很多花样。”
      沈栖遥笑了一下,眼泪掉进了面粉里。她没擦,继续擀皮。
      那天晚上,三个人坐在一张餐桌前吃饺子。时砚声不怎么说话,只是不停地把饺子往康翎碗里夹。沈栖遥还是问了很多问题——关于她最近的学业、生活、以及康泊和褚画。康翎一个一个回答。语气还是那样,平静,准确,不带多余的情绪。但在回答的间隙,她会主动给沈栖遥添茶。这个动作很小,沈栖遥看见了。她低下头,假装去夹菜,筷子在盘子里停了几秒。
      吃完饭,沈栖遥从卧室里拿出一个铁盒子。盒子很旧了,边缘的漆已经磨掉,露出银灰色的铁皮。她打开盒子,里面是满满一盒照片。
      “这是你满月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走路,摔了一跤,哭了好久。这是你一岁的时候过年,你爸给你买了个兔子灯,你抱着不肯撒手。”沈栖遥一张一张地翻,声音越来越轻,“这是你三岁生日那天。我们给你买了个蛋糕,你吃了一脸奶油。”
      康翎看着那张照片。照片里的小女孩坐在儿童椅上,面前是一只小小的蛋糕,奶油糊了满脸,两只手还抓着一块往嘴里塞。眼睛很亮,笑得很开心。
      她不记得那个蛋糕的味道了。但她忽然知道了一件事:她曾经是可以这样笑的。在被黑暗吞没之前,她曾经是一个会糊一脸奶油、会抱着兔子灯不肯撒手的普通小孩。那个小孩没有消失。她只是睡了很久。
      康翎从随身包里拿出那只灰蝶的玻璃盒,放在照片旁边。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只蝴蝶。”她说,“翅膀破了一块,但还是能飞。”
      沈栖遥看着那只灰蝶,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很轻地碰了碰玻璃盒的边缘。“它飞了很远的路。”她说。
      康翎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你也走了很远的路。”
      沈栖遥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不是之前那种无声的流泪,是哭出了声音。她把康翎抱进怀里,抱得很紧,像要把十二年的空白都压进这一个拥抱里。康翎的身体僵硬了一瞬——她从小就不习惯被突然触碰——但只过了一秒,她就慢慢放松下来。她把下巴搁在沈栖遥的肩膀上,闻到她身上有面粉和洗衣液的气味。很陌生。但也很温暖。
      时砚声坐在旁边,没有走过来。他的拳头攥得很紧,指节发白。康翎越过沈栖遥的肩膀看见了他。
      “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找我。”
      时砚声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时砚声低下头,用手掌根狠狠地按了一下眼睛。然后他站起来,走过来,把沈栖遥和康翎一起抱住。三个人的影子在灯下叠成一团。窗外是北京的冬夜,风很大,吹得电线呜呜作响。但屋子里很暖。
      康翎在北京待了三天。
      三天里,她住在那间为她准备了十二年的房间里。床单是淡蓝色的,书架上摆着适合她每个年龄段的书——从幼儿绘本到少年科普,按年份排列。墙上贴着她小时候的照片,有些是从寻人启事上剪下来的,边角已经泛黄了。衣柜里有给她买的衣服,从三岁的公主裙到十五岁的校服,标签还挂着。十二年的等待,被折叠在这个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安静地落着灰。
      临走前一天晚上,沈栖遥敲了她的房门。
      “我能进来吗?”
      康翎往里挪了挪。沈栖遥在床边坐下,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你不必选。”
      康翎看着她。
      “康泊和褚画把你养大,他们是你的父亲。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沈栖遥的声音很轻,但很稳,“我和你爸……我们只是希望,你的人生里,也能有我们的位置。多小的位置都可以。”
      康翎没有说话。她把头靠在沈栖遥的肩膀上。像一只飞了很久的鸟,终于找到了另一根可以落脚的枝桠。
      从北京回来以后,康翎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她依然住在康泊和褚画的家里,依然在防务安全领域做她的研究。但她多了一个习惯——每周给沈栖遥打一个电话。电话内容很简短,通常是“吃了吗”“天气怎么样”“时叔叔的腰好点没有”。沈栖遥每次都说“都好,都好”,然后问她的情况。康翎也回答“都好”。
      直到有一天,沈栖遥在电话里说:“你爸最近总念叨,说你上次回来的时候,瘦了很多。”
      康翎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你跟他说,我胖了两斤。”
      沈栖遥笑了。那是康翎第一次在电话里听见她笑。
      挂了电话,康翎走到阳台上。康泊正在给铃兰换盆。新的花盆是青瓷的,釉色很淡,像雨后的天光。
      “时砚声的腰不太好。”康翎说。
      康泊没有抬头。“退行性腰椎病变。长期高强度训练和执勤造成的。需要避免久坐久站,坚持核心肌群训练。”
      康翎看着他。他没有问过时砚声的任何情况。但他什么都知道。
      “我已经把他的病历转给了罗德曼的一位医生朋友。下周会有人联系他,安排康复方案。”康泊把一株铃兰从旧盆里移出来,轻轻抖掉根部的旧土,“他应该还能站很久。”
      康翎没有说话。她走过去,蹲在康泊身边,帮他把新土填进花盆里。两个人安静地做着同一件事,像很多年前她第一次帮他拼积木那样。不需要说话,不需要对视,只要在同一个节奏里呼吸,就知道彼此还在。
      夕阳把铃兰花圃染成淡金色。康翎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她问过康泊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喜欢铃兰?”
      康泊当时回答:“因为它开花的时候,春天就来了。”
      那时候她不太懂。现在她懂了。不是铃兰带来了春天。是它选择在春天开花。在最冷的时候蛰伏,在最早的时候醒来。把所有的力气都攒着,只为了第一个告诉世界:冬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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