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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急诊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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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医院的急诊大厅灯火通明,和外面的夜色形成了刺目的对比。
导诊台的小护士看了一眼市二院的CT单子,表情变了变,没说什么,迅速帮他们挂了号。不到十分钟,神经外科的住院总就下来了。
是个三十出头的男医生,姓周,说话很快。他看了CT片子,又问了沈时宜几个问题。
“最近有没有头疼?恶心?呕吐?”
“偶尔头疼,不严重。”
“视力有没有变化?看东西有没有重影?”
“没有。”
“走路稳不稳?有没有觉得一边腿没力气?”
“稳的。”
“反应慢多久了?”
沈时宜想了想。“大概半年?之前没太注意,是最近几个月越来越明显。”
周医生在病历本上刷刷地写着,又问:“你是学医的?”
“嗯,医学研究生。”
“什么方向?”
“基础医学,不是临床。”
周医生点点头,目光落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瞬。那个眼神沈时宜读懂了——是惋惜。那种“这么年轻”的惋惜。
“先办住院,明天一早做核磁共振。”周医生说,转向爸爸,“家属跟我来办手续。”
爸爸跟着周医生走了。妈妈坐在沈时宜旁边,一直攥着她的手没松开。
急诊大厅的椅子是铁的,很凉。沈时宜把外套裹紧了些,靠着椅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一个中年男人抱着流鼻血的孩子冲进来,后面跟着哭哭啼啼的妻子。一个老太太躺在推车上,头上缠着纱布,血渗出来染红了白布。一个年轻男人捂着肚子蹲在墙角,脸上全是冷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紧急情况,每个人的生命都在某个时刻被按下了快进键。
而沈时宜觉得自己被按下了暂停。
不是慢放了,是暂停了。
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学了五年医学,虽然做的是基础研究,但基本的病理知识还是有的。右侧颞叶,占位性病变,进行性认知功能下降——这三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能匹配的诊断并不多。
她脑子里已经列出了一个鉴别诊断的清单。良性选项有:脑膜瘤、海绵状血管瘤、表皮样囊肿。恶性选项有:星形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淋巴瘤……
还有更罕见的那些,她甚至不敢往下想。
她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个位置解释了她所有的症状。
右侧颞叶,主管语言理解、记忆检索、情绪调节。肿瘤长在这里,会影响你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会影响你从大脑里调取记忆,会影响你对情绪的识别和表达。
不是她笨。
不是她钝。
是她的脑子里面,长了一个不该长的东西。
这个认知让她忽然想哭。
不是害怕,是委屈。
迟到了二十五年的委屈。
她从小被说“慢”,被说“钝”,被说“反应不过来”。过年亲戚聚会,舅舅让她背首诗,她想了半天才开口,舅舅笑着说“这孩子随她爸,嘴笨”。表姐考上重点大学,全家举杯庆祝。她考上研究生,家里人说“女孩子学历太高不好找对象”。
从来没有人问过她,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从来没有人想过,你反应慢,可能不是你的错。
“妈,”沈时宜忽然开口。
“嗯?”妈妈赶紧凑过来。
沈时宜张了张嘴,想说“没关系,别担心”,但出口的却是:“我从小就这样吗?”
妈妈愣了一下。“什么?”
“反应慢。我是从小就这样,还是后来才这样的?”
妈妈的眼睛又红了。
“你小时候……其实不算慢,”妈妈的声音很轻,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事情,“你学走路很快,九个月就会走了。说话也早,一岁半就能说整句。那时候邻居都夸你机灵。”
沈时宜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的故事。
“后来……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变慢了。”妈妈的眼泪又掉下来,“你奶奶说你越大越笨,我也……我也没多想,以为你就是随了你爸,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和听不懂话是两回事。
沈时宜在心里说。
但她没有说出来。因为她知道,说出来只会让妈妈更愧疚。
“没事的,”沈时宜说,声音很轻,“可能就是最近累了。”
她又一次说了“没事”。
她说了二十五年的“没事”。
住院手续办好,沈时宜被安排进了神经外科病房的加床。
六人间,加床放在靠门的位置,旁边就是护士站,能听见护士们聊天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帘子拉上,勉强隔出一个私密空间。
妈妈非要留下来陪床,爸爸去附近的酒店住。
“你回去休息吧,”沈时宜说,“我没事。”
“我不走。”妈妈的态度前所未有地坚决。
沈时宜没再劝。
病房熄灯后,妈妈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头靠着床沿,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沈时宜睡不着。
她侧躺着,看着妈妈的脸。灯光从帘子缝隙漏进来,照在妈妈脸上,那些皱纹比记忆里深了很多。
五十二岁,不该这么老的。
她想起小时候,妈妈给哥哥织毛衣,她在旁边看着,妈妈会说“等你哥这件织完,给你也织一件”。但哥哥的那件总是织不完,因为哥哥长得快,毛衣还没织好就小了,妈妈就拆了重织。循环往复,永远轮不到她。
她想起上初中时,有一次发烧到三十九度,妈妈让她吃退烧药多喝水,然后去参加哥哥的家长会了。哥哥那年初三,是关键时期。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自己倒水,自己换毛巾。
她想起高考那年,爸爸说“女孩子不用考太远,就在省内读”。哥哥高考那年,爸爸说的是“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能上清北砸锅卖铁都供”。
这些事,她从来不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
不是不记得,是她的情绪来得太慢了。等她想为这些事感到委屈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委屈变得不合时宜。
但此刻,躺在省人民医院的加床上,等着明天做核磁共振确认脑子里那个东西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些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委屈,忽然全都涌了上来。
沈时宜把脸埋进枕头里,无声地哭了。
她哭得很慢。
眼泪一颗一颗地渗出来,浸进枕头套里,没有声音,没有抽噎。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什么都是慢的,连哭都是。
枕头湿了一小片。
她哭了一会儿,停下来,深吸一口气。
她想,明天如果是良性,她就回家,把论文最后修改完投出去,然后找时间去复查。
如果是恶性呢?
这个念头一出现,她的身体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她的手指开始发凉,胃里翻了一下。
她把这个念头按下去,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数羊。
一只,两只,三只……
数到第七十三只的时候,她听见走廊里有推车的声音,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喊“血压多少”。
她睁开眼睛,看着帘子上晃动的影子。
明天就知道了。
不管是好是坏,明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