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水巷没有月亮》饮愚庸冰

2、海带绿豆沙 那年的

　　那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已经是四月了，槐树才刚冒出一点嫩芽，黄绿黄绿的，像一簇簇小火焰点在枝头。早晨的风还带着冬天的余劲，从巷口灌进来，把铝皮棚子吹得嗡嗡响。徐婆在灶台前多生了一个煤炉，让铺子里暖和些。来喝糖水的人把手拢在碗边，先捂一会儿，才舍得拿起勺子。
　　沈溪八岁了，在甜水巷小学念二年级。学校离糖水铺不远，走路十分钟，穿过两条横马路就到了。她每天早上出门前，徐婆会往她书包里塞一个搪瓷缸子，里面装着热乎乎的芝麻糊或者杏仁露。搪瓷缸子是白色的，上面印着一朵大红花，盖子扣得紧紧的，外面再裹两层毛巾。沈溪到了学校，把缸子塞进课桌抽屉里，等第二节课间操的时候拿出来喝。那时候芝麻糊还温着，盖子一拧开，整个教室都是甜的。同桌赵小曼每次都要凑过来闻一下，说：“沈溪，你婆做的芝麻糊是不是放了什么药，怎么这么香。”沈溪就舀一勺给她。赵小曼吃完了还要舔勺子，舔得干干净净才还给沈溪。
　　沈溪成绩好，尤其是语文。她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贴到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有一回老师让写《我的家》，沈溪写了一篇，开头是这样的：
　　“我的家在甜水巷。甜水巷没有甜水，只有一棵老槐树和一家糖水铺。糖水铺是我外婆开的。我外婆做的双皮奶有两层，上面那层是皮的，下面那层是奶的。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但我知道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老师在底下用红笔画了波浪线，写了两个字：真好。
　　沈溪把那篇作文拿回家给徐婆看。徐婆正在滤绿豆沙，腾不出手，就歪着头看了一眼。看完了，没说话，继续滤绿豆。沈溪有点失望，把作文本收进书包里，去写作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把枕头翻过来，底下没有大白兔奶糖。她想，外婆大概真的不在意。
　　第二天放学回来，她发现作文本被从书包里拿出来了，摊开在柜台上，旁边压着一颗大白兔奶糖。奶糖底下还压着一张从日历上撕下来的纸，背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
　　“写得好。”
　　那是徐婆第一次夸她。
　　沈溪把那片日历纸夹进了作文本里。后来她得了很多奖状，市级的、省级的都有，但她一直觉得，那片日历纸比任何奖状都值钱。
　　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沈溪放学回来，远远就看见糖水铺门口站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男人，四十岁上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料子很旧，袖口磨得发亮。他站在铝皮棚子外面，没有进去，就站在那儿，仰着头看门框上那块木板。“徐记糖水”四个字被雨水冲得褪了色，他看了很久，好像要把那几个字从木头里抠出来似的。
　　沈溪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闻到了一股烟味。不是煤炉的烟，是香烟的烟，夹着一点点汗味和火车上的那种味道。这个男人不是甜水巷的。甜水巷的每一个人她都认识，这个人她从来没见过。
　　她进了铺子，把书包放下，系上围裙准备帮徐婆收碗。徐婆正在灶台后面搅一锅番薯糖水，铜勺在锅里转得很慢，一圈一圈的。
　　“婆，门口有个人。”沈溪说。
　　徐婆“嗯”了一声，没抬头。
　　那个人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来了。他挑了一张最靠边的桌子坐下，把夹克的拉链往下拉了一截，露出里面一件灰色的毛衣。毛衣的领口松了，像被洗过很多次。他坐在那里，没有看菜单——糖水铺本来也没有菜单，品种都写在墙上挂的一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的，徐婆的字，方方正正的。
　　“来一碗海带绿豆沙。”他说。
　　他的口音很奇怪。不是本地话，也不是普通话，带着一种南方人特有的尾音，软软的，像糖水里的海带，滑溜溜的，抓不住。
　　徐婆的铜勺停了。
　　就停了那么一下。很短，短到如果不是沈溪恰好抬头，根本不会注意到。然后铜勺又继续转了，一圈，两圈。
　　“绿豆沙卖完了。”徐婆说。她的声音跟平时一样硬，眼睛没有离开锅里。
　　沈溪愣了一下。她明明记得灶台旁边的铁桶里还有大半桶绿豆沙，中午才熬的，是她帮徐婆把绿豆皮滤出来的。她张了张嘴，想说“还有”，但徐婆好像知道她要开口似的，回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但沈溪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了。
　　那个男人也没说什么。他坐在那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站起来，把夹克的拉链拉上。
　　“那我明天再来。”他说。
　　他走出铺子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步。他抬头看了看那棵老槐树，槐树的嫩芽在风里摇晃，把他的影子摇得一碎一碎的。然后他往巷口走了，深蓝色的夹克在灰色的筒子楼之间越来越小，最后拐过巷口，不见了。
　　跟很多年前徐婉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姿势。
　　徐婆把铜勺从锅里抽出来，搁在灶台上。铜勺的柄上沾着番薯糖水的汁，黏稠稠的，顺着勺柄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灶台上。她没有去擦。
　　沈溪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该说什么。铺子里很安静，只有煤炉里煤块塌落的声音，和铝皮棚子被风吹得嗡嗡响。
　　过了很久，徐婆开口了。
　　“他是你爸。”
　　沈溪八岁那年第一次听见这句话。她没有哭，也没有问为什么。她只是走到灶台边上，拿起那块抹布，把灶台上滴落的糖水擦干净了。抹布是徐婆用旧毛巾改的，洗了不知道多少遍，棉线都洗硬了，擦在灶台上沙沙响。
　　徐婆站在旁边，看着她的手一下一下地擦灶台。沈溪的手还很小，攥着抹布的时候，指关节都发白了。
　　“溪溪。”徐婆喊了她一声。
　　沈溪没抬头。
　　“明天他要是再来，婆给他盛一碗。”
　　沈溪擦灶台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擦了。
　　那天晚上，糖水铺打烊比平时早。徐婆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灶台前面数钱，她把铁盒子从抽屉里拿出来，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柜台上。三封信，一本存折，一串旧钥匙，沈溪满月的照片，还有那张汇款单的存根。
　　她把汇款单存根拿起来，对着灯看了很久。
　　“你妈走的那年，也是春天。”她说。
　　沈溪坐在柜台对面的塑料凳上，脚够不着地，晃来晃去的。
　　“她跟我说，妈，我找到一个能带我去南方的人了。我说，南方有什么好的。她说，南方有海。我说，你见过海吗。她说，没见过，但是想看。”
　　徐婆把存根放下，拿起那张满月的照片。照片上的沈溪被徐婉抱着，徐婉笑得很用力，露出两排牙齿，眼睛眯成一条缝。她那时候才十九岁。
　　“后来她看到了。”徐婆说，“她写信回来，说海很大，比甜水巷所有的房子加起来都大。她说等安顿好了，接我去看海。”
　　徐婆把照片放回铁盒子里。
　　“她说话从来不算数。”
　　沈溪从塑料凳上跳下来，走到徐婆身边。她把手伸进兜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是早上徐婆塞给她的，她没舍得吃，一直揣着。她把奶糖放在柜台上，推到徐婆面前。
　　徐婆低头看着那颗奶糖，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奶糖拿起来，剥开糖纸，掰成两半。一半塞进自己嘴里，一半递给沈溪。沈溪接过来，塞进嘴里。奶糖已经有点化了，软塌塌的，黏在牙齿上，甜得发腻。
　　窗外的风停了。槐树的嫩芽安安静静地立在枝头，像无数只小小的耳朵，在听这一老一小嚼奶糖的声音。
　　第二天是星期六。沈溪不用上学，一大早就起来帮徐婆卸门板。门板是一块一块的木板，每块都有编号，用粉笔写在背面，从一到八。沈溪搬不动整块，就一块一块地拖到墙边摞好。徐婆在灶台前面生煤炉，火柴划了好几下才着。她的手没有平时稳。
　　上午十点多，那个人来了。
　　他还是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夹克，不过里面的灰色毛衣换了一件，领口没那么松。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来，在昨天那张桌子旁边坐下来。
　　“一碗海带绿豆沙。”他说。
　　徐婆没说话。她从铁桶里舀了一碗绿豆沙，端过去，放在他面前。碗底磕在桌面上的声音比平时重了一点。然后她转身走回灶台，拿起铜勺，继续搅那锅番薯糖水。
　　沈溪坐在角落的桌子旁边写作业。她的语文书摊开着，翻到《坐井观天》那一课。她的眼睛盯着课文，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她从眼角的余光里看那个人。
　　他吃绿豆沙的样子很奇怪。不是北方人那种呼噜呼噜往嘴里扒的吃法。他拿勺子舀得很浅，只舀上面那层，送进嘴里，抿一下，然后才舀下面的。吃得很慢，像在尝什么味道，又像在等什么东西。
　　沈溪的外公是广东人。徐婆说过，广东人喝糖水就是这么喝的。糖水不是用来解渴的，是用来慢慢品的。
　　那个人把一碗绿豆沙吃完了。他把勺子搁在碗里，抬起头来。
　　“溪溪。”他喊了一声。
　　沈溪的笔在作业本上停住了。
　　“你长这么大了。”
　　沈溪没抬头。她攥着铅笔，继续写生字。田字格本子，一个字写四遍。“井”，一横一横一撇一竖。“沿”，一点一点一提。
　　“你妈让我来看看你。”他又说了一句。
　　徐婆的铜勺在锅里搅着，一圈一圈的，速度跟平时一模一样。但沈溪听得出来，铜勺刮过锅底的声音变了，变得比平时重，像在刮什么东西。
　　沈溪把“沿”字的最后一横写完，然后抬起头来。
　　这是她第一次正眼看那个男人。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的，眼眶有点凹进去。眉毛很浓，眉心有一条竖着的纹，像被人用刀背压过。他的眼睛跟沈溪的眼睛长得很像，都是单眼皮，眼角微微往下弯。
　　“你是谁？”沈溪问。
　　她其实知道答案。徐婆昨天已经告诉她了。但她还是问了。
　　那个男人张了张嘴，又合上了。他的手放在桌面上，手指收拢又张开，张开又收拢。最后他把手伸进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个海螺。拳头大小，浅褐色的壳，上面有一圈一圈的螺纹，壳口泛着珍珠一样的光。
　　“海边捡的。”他说，“给你。”
　　沈溪看着那个海螺，没有动。海螺躺在桌面上，壳口朝着她，像一个正在说话却发不出声音的嘴巴。
　　徐婆的铜勺停了。
　　她把勺子搁在灶台上，转过身来。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擦得很慢，像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叫什么来着？”她问那个男人。
　　“周海生。”
　　“周海生。”徐婆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像在称它们的重量。“你上次见溪溪的时候，她才这么长。”她用手比了比膝盖的位置。“现在她八岁了。你中间这五年，去哪里了？”
　　周海生没有回答。他低着头，看着碗底那一点点绿豆沙的残汁。残汁在碗底凝成了一个小小的圆圈，淡绿色的，像一枚褪了色的印章。
　　“徐婉呢？”徐婆又问。
　　“她……”
　　“她怎么了？”
　　周海生的手从桌面上收回去，放在膝盖上。他的肩膀塌下去，整个人像是突然矮了一截。
　　“她走了。”
　　铜锅里的番薯糖水咕嘟了一声。一个气泡从锅底升上来，破了。
　　徐婆没有问“走了是什么意思”。她站在那里，围裙上沾着绿豆皮和番薯渣，头发从发夹里散出来几缕，被煤炉的热气蒸得微微卷起来。她的脸上还是没有什么表情，但沈溪看见她的手在围裙上攥紧了，指关节一根一根地白起来。
　　“什么时候的事？”徐婆问。
　　“去年冬天。”
　　“在哪儿？”
　　“深圳。”
　　“什么原因？”
　　周海生沉默了很久。槐树的影子从门口斜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脸分成明暗两半。
　　“病。心脏上的毛病。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铝皮棚子外面有人经过，自行车铃铛响了一声，远了。徐婆转过身去，拿起铜勺，继续搅那锅番薯糖水。铜勺刮过锅底，一圈，一圈。番薯在糖水里翻滚，被切成滚刀块的，每一块都裹着亮晶晶的糖汁。已经煮了很久了，番薯的边缘开始变得透明，再过一会儿就要化了。
　　沈溪从座位上站起来。她走到周海生面前，把那个海螺从桌上拿起来。海螺比她想象的重，壳面粗糙糙的，硌着她的掌心。她把它翻过来，看见壳口里面是空的。她把海螺贴在耳朵上。
　　徐婆说过，海螺里能听见海的声音。沈溪没看过海。她闭上眼睛，听见一阵呜呜的声音，像风，又像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哭。
　　她把海螺从耳朵上拿下来，握在手里。
　　“我妈看过海吗？”她问。
　　周海生抬起头。他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眼泪。
　　“看过。”他说。“她看了很多年。”
　　沈溪把海螺揣进了兜里。海螺把她的口袋撑得鼓鼓囊囊的，走起路来硌着大腿。
　　她回到座位上，把语文书翻到《坐井观天》那一课，拿起铅笔，继续写生字。田字格本子，一个字写四遍。
　　“海。”一点一点一横一撇一横折钩。
　　“洋。”一点一点一提一点一横一横一竖。
　　徐婆的铜勺在锅里搅着，一圈一圈的，慢得很。番薯糖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甜丝丝的味道把整个铺子都灌满了。周海生还坐在那张桌子旁边，碗里的绿豆沙已经吃完了，碗底那个淡绿色的圆圈在桌面上印出了一个水印子，慢慢洇开，像一朵很小的花。
　　槐树的影子从门口移进来，一点一点地，爬过周海生的肩膀，爬过桌上的空碗，爬到沈溪的作业本上。
　　沈溪把“洋”字的最后一竖写完，铅笔尖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