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素》诺希不想吃药

2、第 2 章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冬天来得比往年早。

　　十一月中旬，嘉陵江上刮起了寒风，裹着雾气和细碎的雨粒，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医院的油毛毡屋顶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走廊里到处是漏雨留下的水洼，护士们用搪瓷盆接着，嘀嗒嘀嗒的声音从早响到晚。

　　碧云在这个临时医院已经待了快五个月。她瘦了，也黑了，但精神还好。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七点接班，查房、换药、配药、写记录，中午匆匆吃一碗糙米饭配咸菜，下午继续忙，经常要忙到夜里九十点钟才能回宿舍。她习惯了这种节奏，习惯了手上的裂口和指甲缝里的血渍，习惯了伤兵的呻吟和惨叫，习惯了走廊里永远散不去的来苏水味道。

　　她习惯了，但从来没有喜欢过。

　　这天早晨，碧云端着搪瓷盆去开水房打水。走廊里挤满了人——今天又到了一批新伤员，担架横七竖八地放在地上，护士和护理员穿梭其间，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混乱的气氛。碧云侧着身子从担架之间挤过去，盆里的水洒了一半，溅在她的白大褂上。

　　开水房在走廊最里头，门很小，里面只有一口大铁锅，底下烧着柴火，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碧云推门进去的时候，顾怀瑾正站在锅前，用一个搪瓷缸子舀水。

　　他看见她进来了，往旁边让了让，没有说话。

　　碧云也没有说话，把自己的搪瓷盆伸到锅边，小心地舀水。锅里的水汽扑在她脸上，热腾腾的，把她冻僵的手指暖了过来。

　　两个人就这样站在开水房里，一个舀完了，侧身从她旁边挤了出去。门帘掀开的时候，一股冷风灌进来，碧云缩了缩脖子。

　　她舀满水，端着一盆滚烫的热水往回走。走廊里的人更多了，她小心翼翼地举着盆，生怕烫到人。经过走廊拐角的时候，一个抬担架的脚夫忽然转身，差点撞上她，碧云猛地一侧身，盆里的水晃了出来，烫在她手背上，疼得她“嘶”了一声。

　　“对不住对不住。”脚夫连忙道歉。

　　碧云摇了摇头，没有吭声，把手背在衣服上蹭了蹭，继续往前走。手背上红了一片，火辣辣地疼，但她没有停下来看，因为她还有十几个伤员的伤口要换药，水凉了就不好了。

　　那天下午，碧云在病房里给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换药。纱布粘在伤口上，她用镊子夹着生理盐水棉球，一点一点地浸湿、揭开。士兵疼得满头大汗，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没有叫出声。碧云的动作尽量轻，但有些粘连太紧的地方，不得不稍微用点力。

　　“忍一下，快了。”她说。

　　士兵点了点头，把脸别过去，攥紧了床单。

　　纱布终于揭下来了，伤口的情况不太好，边缘有些发黑，渗出黄绿色的脓液。碧云皱了下眉，用镊子夹起棉球开始清创。这活本来应该由医生来做，但顾怀瑾正在手术室，一时半会出不来，而伤口不能等。

　　她用镊子把坏死组织一点一点地夹掉，每夹一下，士兵的身体就绷紧一下。碧云的手很稳，但她的手背上那一块烫伤的红印子，在清创的时候被绷开了，渗出一点血水，和伤兵伤口里的脓血混在一起，她也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清理完伤口，碧云撒上磺胺粉，盖上纱布，用胶布固定好。她直起腰来的时候，后背的骨头咔咔响了两声。

　　“好了。”她说。

　　士兵松开床单，手心里全是汗。“谢谢你，护士。”

　　碧云点了点头，端着换下来的脏纱布和棉球出了病房。

　　走廊里，顾怀瑾正从手术室出来，白大褂上沾着血，手里拿着一份病历。他和碧云擦肩而过的时候，忽然停了一下，看了一眼她手背上那片烫伤。

　　“手怎么了？”他问。

　　“烫了一下，不碍事。”碧云把盆往怀里收了收，遮住了手背。

　　顾怀瑾看了一眼盆里那些带血的纱布，又看了一眼她的手，没有多说什么，拿着病历走了。

　　碧云继续往污物间走，脚步很快，没有回头。

　　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医院来了一车重伤员，是从鄂西战场上下来的。四十多个人，缺胳膊断腿的，浑身是血的，昏迷不醒的，挤在几辆卡车上，从山下运上来的时候，整条山路都是血腥味。

　　碧云被叫起来加班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她套上白大褂，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冲进了临时搭起来的急救棚。棚子里灯火通明，地上铺着油布，伤员一个挨一个地躺着，呻吟声、喊叫声、哭泣声混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粥。

　　顾怀瑾已经在里面了。他蹲在一个伤员面前，那人的右臂从肘部以下全部炸没了，残端血肉模糊，骨头茬子白森森地露在外面。顾怀瑾正在用止血带给他止血，动作很快，但很稳。

　　“碧云，过来。”他头也没抬地说。

　　碧云快步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持针器，三号线。”他说。

　　碧云从器械盘里拿出持针器和缝线递过去。顾怀瑾接过去，开始缝合血管。无影灯的光打在他脸上，他的眉头拧得很紧，嘴唇抿成一条线。碧云注意到他的额角有一道细细的血痕，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蹭上去的。

　　“再来一把止血钳。”

　　“纱布。”

　　“生理盐水。”

　　碧云一个一个地递过去，动作利落，没有多余的话。她蹲在地上，膝盖硌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疼得发麻，但她没有动。

　　忙到天亮的时候，四十多个伤员终于全部处理完了。该手术的手术了，该包扎的包扎了，该输血的血也输上了。急救棚里安静下来，只剩下伤兵们疲惫的鼾声和偶尔的呻吟。

　　碧云坐在地上，背靠着墙，两只手摊在膝盖上。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太累了。她看着自己这双手——指甲缝里全是血，手背上那片烫伤已经结了一层薄痂，但痂被水泡得发白，边缘翘起来，露出底下粉红色的嫩肉。

　　她把手翻过来，掌纹里嵌着洗不掉的血渍，像一条条暗红色的河流。

　　顾怀瑾从棚子那头走过来，在她旁边站了一下。他大概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支，转身走了出去。

　　碧云靠在那里，闭上了眼睛。她听见脚步声渐渐远了，听见棚子外面风吹过油毛毡的声音，听见远处嘉陵江的水声隐隐约约。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后来刘姐来叫她吃早饭，她才撑着墙站起来，膝盖僵得像两根木棍，走了两步才缓过来。

　　食堂在医院的另一头，是一间用木板搭起来的棚子，四面漏风，里面摆着几张长条桌和条凳。早饭是稀粥和咸菜，粥是用糙米煮的，稀得能照见人影，咸菜是一碟老萝卜干，咸得发苦。

　　碧云端着碗坐下来，喝了一口粥，热粥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暖了一下。她一口一口地喝着，眼睛盯着碗里的粥发呆。

　　老周端着碗坐到了她对面，咬了一口萝卜干，嚼得嘎吱嘎吱响。

　　“碧云，昨晚辛苦了。”老周说。

　　“还好。”碧云说。

　　“你那个手背，回去涂点红药水，别感染了。”老周看了一眼她手背上那片烫伤，“女孩子家的，留了疤不好看。”

　　碧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笑了笑，没有说话。她手上的疤已经够多了，不在乎多这一块。

　　“对了，”老周忽然压低声音，“你听说了没有？顾医生可能要调走了。”

　　碧云的手顿了一下，抬起眼睛看着老周。

　　“调走？调去哪儿？”

　　“说是昆明的后方医院，那边缺外科医生，上头要调他过去。”老周扒了一口粥，含混不清地说，“还没定，在谈。他要是走了，咱们医院的外科可就塌了一半。”

　　碧云低下头，继续喝粥。粥已经凉了，喝在嘴里寡淡无味。

　　“他在这儿待了一年多了，”老周叹了口气，“也没见他跟谁走得近，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走了也好，这儿不是什么好地方。”

　　碧云没有接话。她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完，站起来，把碗放进水池里，洗了手，戴上口罩，朝病房走去。

　　她不知道老周说的是不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也不关她的事。顾怀瑾是走是留，不是她该过问的。她只是一个护士，她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

　　但这天下午，碧云在药房里配药的时候，刘姐进来了，一进门就关上房门，神神秘秘地凑过来。

　　“碧云，你听说了没有？顾医生要走的事。”刘姐压低声音。

　　“听老周说了。”碧云头也没抬，继续往瓶子里倒碘伏。

　　“你怎么看？”刘姐盯着她的脸。

　　碧云终于抬起头，看了刘姐一眼，表情很平静：“什么怎么看？跟我有什么关系？”

　　刘姐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似乎在判断她说的是不是真话。碧云的目光没有躲闪，坦坦荡荡地看着刘姐。

　　“行吧，”刘姐摆了摆手，“我就是随便问问。你要是没那个心思，最好。我跟你说过的，有些路走不得。”

　　碧云“嗯”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干活。碘伏倒完了，她把瓶盖拧紧，放在架子上，拿起另一瓶酒精。

　　刘姐看了她一会儿，没有再说什么，推门出去了。

　　药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碧云一个人。她拧开酒精瓶盖，往量杯里倒酒精，透明的液体流出来，带着刺鼻的气味。她倒得很慢，很仔细，一滴也没有洒出来。

　　她的手很稳。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碧云在病房里给一个老兵换药。老兵四十来岁，左胸被弹片击中，伤了肺，动了大手术，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了。他话很少，疼也不吭声，每次换药都咬着一块毛巾，一声不吭地忍着。

　　碧云给他换完药，正要走，老兵忽然开口了。

　　“护士，你杭州人？”他问。

　　碧云愣了一下，转过身看着他。老兵的脸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突出来，但眼睛还算有神。

　　“你怎么知道？”碧云问。

　　“你说话带杭州口音。”老兵说，“我从前在杭州住过三年，在清河坊那边做茶叶生意。日本人来了以后，店没了，我就当兵了。”

　　碧云在床边站住了。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杭州”这两个字了，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感觉格外不一样。

　　“清河坊。”她轻轻重复了一遍，“我小时候常去那边买糖吃。”

　　老兵笑了一下，笑容牵动了伤口，他皱了皱眉，但还是在笑。“清河坊有家卖定胜糕的，你记得不？”

　　“记得。”碧云说，“老太太做的，上面撒桂花。”

　　“对，就是那家。”老兵的眼睛亮了一下，“我每天早上都去买两块，一块自己吃，一块给伙计。那老太太手艺真好，我走了这么多地方，没吃过比她家更好的定胜糕。”

　　碧云没有说话。她站在床边，手里端着换下来的脏纱布，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她不是想哭，是那种忽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下的感觉——你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忘了，已经放下了，已经不再想了，但忽然有人在你面前提起一个名字、一个地方、一种味道，所有的记忆就像决了堤的水一样涌出来，挡都挡不住。

　　她没有在老兵面前失态。她只是站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说：“定胜糕，是好吃的。”

　　然后她端着盆出了病房。

　　走廊里没有人。碧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她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扑通扑通，很快，很重。她把手按在胸口，等那阵汹涌的回忆慢慢退下去。

　　“怎么了？”

　　碧云睁开眼睛，顾怀瑾站在走廊那头，手里拿着一份病历，正看着她。他的表情看不清楚，逆着光，脸藏在阴影里。

　　碧云摇了摇头，说：“没事。”然后端着盆走了。

　　顾怀瑾没有叫住她。

　　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雨。雨点砸在油毛毡屋顶上，噼里啪啦像放鞭炮一样，走廊里到处是漏雨的地方，护士们把所有的搪瓷盆都拿出来接水了，还是不够用。

　　碧云值夜班。她坐在护士站里，脚边放了三个盆接雨，嘀嗒嘀嗒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首乱七八糟的交响曲。她借着煤油灯的光看护理记录，字写得有些潦草，但她实在太累了，懒得重写。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有人在雨中跑过来，脚步声很急。碧云抬起头，看见一个浑身湿透的士兵冲进走廊，雨水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淌，他气喘吁吁地喊：“有车翻了！在山下！十几个人受伤！马上送上来！”

　　碧云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笔掉在地上。她弯腰捡起来，然后冲出护士站，朝手术室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喊：“去叫顾医生！去叫所有能起来的医生！”

　　十分钟后，伤员到了。是运输队的卡车，在盘山路上翻了车，十几个人从山坡上滚下去，有摔断腿的，有摔断肋骨的，有头破血流的，还有一个伤得最重，被压在车底下，抬上来的时候浑身是血，已经昏迷了。

　　顾怀瑾赶到的时候，那个最重的伤员已经被抬进了手术室。碧云正在给他量血压，血压低得吓人，脉搏又快又弱。

　　“失血性休克，”碧云说，“需要马上输血。”

　　顾怀瑾走过来，看了一眼伤员的情况，眉头拧得紧紧的。他伸手翻开伤员的眼皮看了看瞳孔，又摸了摸颈动脉，然后迅速戴上手套。

　　“血型查了吗？”他问。

　　“正在查，O型。”碧云说。

　　“去血库取血，快。”顾怀瑾说。

　　碧云跑出去，到了血库才发现——O型血用完了。她站在血库门口，看着空荡荡的架子，脑子里嗡了一下。她转身跑回手术室，推开门的瞬间，看见顾怀瑾正在给伤员做开腹探查。

　　“顾医生，O型血用完了。”碧云说。

　　顾怀瑾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着她。无影灯的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变得很沉，像是有什么东西忽然压了下来。

　　“去叫人来抽血，验血型，找O型的。”他说。

　　碧云转身跑了出去。她在走廊里大喊：“有没有O型血的？有没有O型血的？”

　　几个护士和护理员围过来，有人伸出手臂，有人犹豫了一下也伸了出来。碧云给她们抽血、验血，找到了两个O型血的。她带着那两个人回到手术室，坐在旁边，开始抽血。

　　针头扎进血管的时候，碧云看着暗红色的血液流进针筒，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些血够不够？够不够撑到手术结束？

　　她不知道。她只能把血抽出来，交给顾怀瑾，然后继续去找更多的人。

　　那一夜，碧云跑了十几趟血库，抽了四个人的血，最后伤员还是没撑住。凌晨四点多的时候，监护仪上的心跳变成了一条直线，顾怀瑾做了一会儿心肺复苏，然后停了下来。

　　他直起腰，摘下血淋淋的手套，扔进垃圾桶里。

　　“通知家属。”他说。声音很低，没有起伏。

　　碧云站在手术室门口，看着那个伤员被白布盖住，被担架员推了出去。走廊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像是永远都不会停。

　　她靠在门框上，低着头，没有哭。她已经不会因为病人的死亡而哭了，不是麻木了，是把那些眼泪压下去了，压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平时看不见，但偶尔会在夜里翻涌上来，让她喘不过气。

　　顾怀瑾从手术室里出来，站在她旁边，点了一支烟。他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腔里溢出来，和走廊里的湿冷空气搅在一起。

　　两个人没有说话。雨声很大，盖住了一切。

　　烟抽到一半的时候，顾怀瑾忽然开口了。

　　“你来医院多久了？”他问。

　　碧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她想了想，说：“快五个月了。”

　　“五个月。”顾怀瑾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算什么东西，“二十岁？”

　　“嗯。”

　　“杭州人？”

　　碧云侧过头看了他一眼。他没有看她，目光落在走廊外面的雨幕上，烟雾从他指间升起来，被风吹散了。

　　“你怎么知道？”碧云问。

　　“你说话带杭州口音。”顾怀瑾说。

　　碧云想起下午那个老兵，也说过同样的话。她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说：“我尽量改。”

　　“不用改。”顾怀瑾说。他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杭州话好听。”

　　碧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被血水浸透了的布鞋，鞋面上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不知道是哪个伤员的血。

　　“你来重庆多久了？”碧云问。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也许是因为雨声太大了，大得让人觉得不说话很尴尬。

　　“一年多。”顾怀瑾说。

　　“从北平来的？”

　　“嗯。”

　　“北平现在什么样？”碧云问。

　　顾怀瑾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掐灭在墙上。“不知道。”他说，“很久没有消息了。”

　　碧云没有再问。她靠在门框上，听着雨声，感觉到湿冷的空气从走廊那头涌过来，穿过她的白大褂，钻进骨头里。冷，真冷。重庆的冬天不像杭州那样湿冷得温柔，它是硬邦邦的冷，冷得像刀子，一刀一刀地割。

　　“去睡吧。”顾怀瑾说，“天快亮了。”

　　碧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再见。她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顾怀瑾还站在那里，手里又点了一支烟，火光在黑暗中一亮一灭，像一颗微弱的、随时会熄灭的星。

　　碧云看了两秒钟，然后转过头，继续往前走。

　　她没有再回头。

　　第二天早上，碧云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老周告诉她，顾怀瑾调走的事定下来了。

　　“下个月就走，”老周说，“昆明的医院，那边催得紧，说是年前就要到岗。”

　　刘姐在旁边叹了口气：“走了也好，这儿不是人待的地方。他在这儿待了一年多，够久了。”

　　碧云低着头喝粥，没有说话。

　　“碧云，”刘姐看着她，“你怎么不说话？”

　　“说什么？”碧云抬起头，表情很平淡，“人各有志，顾医生有自己的打算。”

　　刘姐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似乎在判断她是不是在装。碧云的目光很平静，看不出任何波澜。

　　“行吧。”刘姐没有再说什么。

　　碧云喝完粥，把碗洗了，戴上口罩，去了病房。她今天要给十七个伤员换药，还有三个新来的要量血压、测体温、写病历。她忙得脚不沾地，一整天都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

　　但那天傍晚，碧云收工之后，没有直接回宿舍。她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远处的嘉陵江。雾还是那么大，江面看不见，只看见雾里透出来的一点暗金色的光，那是夕阳，被雾滤得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也许是想透透气，也许是在等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是。她只是站在那里，风吹着她的白大褂，下摆在风中轻轻摆动。

　　顾怀瑾从走廊那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他看见碧云站在院子里，脚步顿了一下，然后还是走了过来。

　　“还没回去？”他问。

　　“透透气。”碧云说。

　　顾怀瑾站在她旁边，喝了一口缸子里的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看着远处那片什么也看不见的江面。雾太浓了，连山的轮廓都看不清，整个世界像是被一层灰白色的布蒙住了，什么都朦朦胧胧的，什么都不真切。

　　“顾医生，”碧云忽然开口，“你什么时候走？”

　　顾怀瑾沉默了几秒钟，说：“下个月十五。”

　　“去昆明？”

　　“嗯。”

　　碧云点了点头，没有说“保重”，没有说“一路顺风”，什么祝福的话都没有说。她觉得那些话太轻了，轻得像雾，说出来就散了，没有什么意义。

　　“昆明比重庆暖和。”顾怀瑾说。

　　碧云“嗯”了一声。

　　又是沉默。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寒意，碧云缩了缩脖子。她的白大褂太薄了，挡不住风。

　　顾怀瑾看了她一眼，说：“回去吧，别冻着。”

　　碧云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走了几步，忽然听见顾怀瑾在身后说了一句什么。风太大了，她没听清，停下来回头看他。

　　“你说什么？”她问。

　　顾怀瑾站在雾里，手里端着搪瓷缸子，看不清他的表情。

　　“没什么。”他说，“去吧。”

　　碧云转过身，走进了走廊。走廊里的灯很暗，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拖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像一个瘦长的、孤独的问号。

　　她走了很久，才走到宿舍门口。她推开门，屋子里很暗，其他人都睡了，只有一盏小油灯还亮着，火苗在风中摇晃，忽明忽暗。

　　碧云脱下白大褂，挂在床头的钉子上，然后躺下来，盖上被子。被子很薄，是洗得发白的旧棉被，硬邦邦的，不暖和。她蜷缩着身体，把被子裹紧，闭上眼睛。

　　她听见窗外风的声音，呜呜的，像有人在哭。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用力闭上了眼睛。

　　她没有想顾怀瑾。

　　她想的是杭州，是西湖边的黄桷树，是母亲煮的桂花糖藕，是父亲书桌上那盏永远不会灭的台灯。她想的是回不去的家，是再也见不到的人，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独自一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抓不住。

　　她没有哭。

　　她已经很久没有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