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红烧草履虫

67、那十年（下） 凌玥不

　　凌玥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决定去杭州读大学的。也许是因为杭州够近，近到可以让她觉得沈玉还在身边。从老家到杭州，坐大巴只要三个小时。她以为距离可以留住一个人，以为时间可以让那个人不走，以为新的城市、新的人、新的生活可以让她不再在每个失眠的夜晚想起那双眼睛——深棕色的，像两颗被阳光照亮的琥珀。她记得很清楚。她什么都记得。
　　杭州很美。美到让人觉得在这里不画画是一种浪费。凌玥每天画画，画到深夜，画到手酸，画到眼睛模糊。她画窗外的梧桐树，画西湖边的垂柳，画宿舍楼下的猫。她画了很多，但从不给人看。因为她画的不是树，不是柳，不是猫。是沈玉。每一张都是沈玉。沈玉站在台上发言的样子，沈玉在走廊上看她的样子，沈玉背她去医务室的样子，沈玉在天台上等她的样子。她把那些画压在箱底，不敢给任何人看。怕被人问“这是谁”，怕被人说“你画得好丑”，怕被人知道她心里住着一个人，那个人叫沈玉，她从十六岁就开始爱她了，爱了很多年，爱到只能把她的背影画下来，藏在箱子里，藏在那些没有人会翻开的、落满灰尘的、连她自己都不敢轻易打开的角落。
　　大学四年，凌玥没有交到朋友。不是因为她不合群，是因为她不知道怎么交朋友。她只会画画，画那些没有人看的画，画那些压在箱底的、永远不会被挂出来的、只能在黑暗里待着的画。她觉得自己的心也在黑暗里，在箱子里，在那些落满灰尘的、没有人会翻开的角落。她不想出来，因为她出来也不知道去哪里。沈玉不在。沈玉在北京，在北方，在一千二百公里之外，在她够不到的地方。她够不到，所以她缩着，在箱子里，在黑暗里，在那些画里。
　　大二那年，凌玥听说沈玉来了杭州。不是沈玉告诉她的，是同学说的。“听说有个北京来的女生，在咱们校门口站了一下午，也不知道在等谁。”凌玥的心跳快了一拍。她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沈玉，但她希望是。她跑到校门口，站在银杏树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没有沈玉。沈玉走了，在她来之前。她站了一下午，从傍晚到天黑，从夕阳到路灯亮起。她在等沈玉回来，等沈玉从某个角落走出来，说“凌玥，我来看你了”。沈玉没有来。凌玥站到腿酸，站到脚麻，站到宿舍要关门了，才不得不回去。她不知道沈玉真的来过，站在校门口，站了三个小时，看到了她，看到了她笑，看到了她和同学说笑，手里拿着一本书。她不知道沈玉想叫她，但不敢。她不知道沈玉怕自己出现会让她的笑容消失。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在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等到了天黑，等到了心冷，等到了不得不走。
　　那天晚上，凌玥画了一幅画。画的是校门口的银杏树，树下站着一个人，背影很瘦，头发很长，被风吹起来又放下。那个人没有脸，但凌玥知道那是谁。那是沈玉。是她想见但见不到、在等但等不到、在心里住了很多年、赶也赶不走的沈玉。她把画压在箱底，和那些背影放在一起。箱子里有很多背影了，从高中到大学，从老家到杭州，从她开始画沈玉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过。她不知道自己还要画多久，也许一辈子。一辈子很长，但她不怕。她只怕画完了，沈玉还没有来。
　　逃婚到上海的那天，凌玥没有哭。她拖着行李箱，走出家门，父亲没有拦她，只说了一句“你走出这个门，就不要回来了”。她没有回头。她走到街上，打了辆车，对司机说“去火车站”。司机问“去哪个火车站”，她想了想，说“去上海”。她不知道上海有没有沈玉，但她知道上海有光。沈玉说过，她想去上海。“那里有很多高楼，很多灯，很多不睡觉的人。我觉得那里不会孤单。”凌玥觉得她也不会孤单。因为她带着沈玉的画，那些背影，那些压在箱底、跟了她很多年、从老家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从来没有丢过的画。它们是她最珍贵的东西，比命还珍贵。因为它们是沈玉。是那些年她唯一拥有的沈玉——不是真实的，是画里的，是她用自己的手、自己的笔、自己的心描摹出来的沈玉。画很丑，但她是用心画的。她的心画了很多年，画到了今天，画到了这一刻。
　　上海很大。大到凌玥走在街上，觉得自己像一颗被丢进海里的石子，沉下去，没有声音，没有水花，没有人知道她沉了。她喜欢这种感觉。被淹没的感觉，消失的感觉，不需要被任何人看到的感觉。因为她想被看到的那个人，不在上海。她在北京，在北方，在一千二百公里之外，在她够不到的地方。她够不到，所以她沉。沉到地下室里，沉到那些没有窗户的、墙上发霉的、冬天没有暖气的、冷得像冰窖一样的房间里。
　　地下室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没有窗的窗户——窗户开在地面上方一点点，可以看到行人的脚。行人的脚从窗前走过，一双一双的，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穿着皮鞋，有的穿着运动鞋，有的光着脚穿着拖鞋。凌玥看着那些脚，觉得它们在替她走路。她走不动了，太累了。她坐在床上，床很硬，弹簧硌得她屁股疼。但她没有起来。她只是坐着，看着那些脚，想着沈玉。
　　冬天来了。地下室里没有暖气，冷得像冰窖。凌玥裹着被子画画，手指冻僵了，笔握不住，掉在地上。她捡起来，握在手里，哈一口气，继续画。她画沈玉——沈玉站在台上发言的样子，沈玉背她去医务室的样子，沈玉在天台上等她的样子。她画了很多张，贴在墙上，贴在霉斑上面。霉斑被遮住了，看不到了。但它们还在，在画的后面，在墙的里面，在那间没有光的房间里。它们不会消失，但她可以不看。
　　她给沈玉写了一封信。不是用电脑打的，是用手写的。信纸是白色的，很薄，很脆，像一片随时会碎的落叶。她在信纸上写——“沈玉，我在上海。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我在上海。我来这里是因为你说过，你想来上海。你说这里有很多高楼，很多灯，很多不睡觉的人。你觉得这里不会孤单。我也觉得这里不会孤单。因为我带着你的画。那些背影，你背我去医务室的背影，你在天台上等我的背影，你站在银杏树后面看我的背影。我把它们带来了，它们陪着我，我就不孤单了。”她写了很多，写了三页纸，写到手酸，写到眼睛模糊，写到信纸被眼泪浸湿，字迹晕开了，看不清了。她没有重写，她把它折好，装进信封，写上沈玉的名字和地址。地址是她凭记忆写的——沈玉在北京的大学，她查过很多遍，记得很牢。但她写错了。不是故意的，是太紧张了，紧张到手抖，抖到把“学院路”写成了“学园路”。一横之差，信寄不到。信在邮局里躺了几天，被退了回来。凌玥收到退信的时候，看着信封上那个“地址错误”的戳，觉得那是她见过的最残忍的字。不是“查无此人”，不是“收件人不在”，是“地址错误”。它说——你连她的地址都不知道，你凭什么给她写信？
　　凌玥把信压在箱底，和那些背影放在一起。信没有寄到，但她留着。留着，好像沈玉收到了一样。好像沈玉看过了，哭了，笑了，说“凌玥，我也在上海”。沈玉不在上海，但信在。信在，她的心就在。她的心写了那么多字，每一字都在说——“沈玉，我想你。”沈玉听不到。但她写。因为她只有写信。
　　后来，那封信弄丢了。搬家的时候，从地下室搬到出租屋，从出租屋搬到工作室。箱子很多，画很多，东西很乱。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不见了，消失了。凌玥找了很久，翻遍了所有的箱子，所有的抽屉，所有的角落。没有。信不见了。她哭了一整晚，不是无声的流泪，是那种控制不住的、像孩子一样的、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的哭。她哭信丢了，哭沈玉收不到了，哭自己连一封寄不出去的信都留不住。她哭自己没用，哭自己胆小，哭自己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除了画那些背影，什么都不会。她哭自己连给沈玉写信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地址是错的，因为字迹是乱的，因为信纸被眼泪浸湿了，字迹晕开了，看不清了。她连一封像样的信都写不好。她凭什么给沈玉写信？她凭什么说“我想你”？她凭什么？
　　哭完了，凌玥擦干眼泪，坐起来，拿起笔，继续画画。她画沈玉——沈玉站在台上发言的样子，沈玉背她去医务室的样子，沈玉在天台上等她的样子。她画了很多张，贴在墙上，贴在那些空白的、苍白的、没有颜色的地方。她不需要信了。她只需要画。画不会丢，画不会退回来，画不会说“地址错误”。画在那里，在墙上，在她心里，在那些她说不出口的、但一直在画的、亮着的光里。光很弱，但它在。它会一直亮着，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在凌玥的心里，在那些没有被写下来的、细水长流的、平凡但不平淡的日子里。
　　凌玥开始接商稿。不是因为她想赚钱，是因为她想让自己忙到没有时间想沈玉。她画童书插图，画杂志封面，画广告海报。从一张几百块到几千块，从没有人看到小有名气。她画了很多，画到手指酸，画到眼睛模糊，画到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今天是几号，忘记沈玉在北京，在北方，在一千二百公里之外，在她够不到的地方。但她还是会想。在每个画完的深夜，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北方的天空，想沈玉在做什么。沈玉在加班吗？在吃饭吗？在洗澡吗？在和朋友聊天吗？在笑吗？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但她想。想沈玉会不会看到她的画，在某个杂志上，在某个广告牌上，在某个她不知道的角落。沈玉会不会停下来，看着那些画，想——“这是凌玥画的吗？她画得真好。”沈玉会不会喜欢？她不知道。但她画。因为她只有画画。
　　她画了很多年。从地下室到出租屋，从出租屋到工作室。从一个人到一个人，从没有沈玉到没有沈玉。她以为她会一直一个人，画那些没有人看的画，等那些不会来的人。但她没有放弃，因为她不知道除了画画，她还能做什么。她不能去找沈玉，不敢去找沈玉，不知道找到沈玉之后该说什么。说“我喜欢你”？说“我等了你很久”？说“我逃婚了，和家人决裂了，一个人来了上海，住在地下室，画到手指冻僵，给你写了一封信，地址写错了，没有寄到”？她说不出口。她只能画。画沈玉，画那些背影，画那些说不出口的、但一直在心里的、亮着的光。
　　后来，沈玉来了。不是在北京，是在上海。不是在凌玥够不到的地方，是在她面前。沈玉站在酒会的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杯香槟，看着她。她的目光很亮，亮到凌玥低着头也能看到。凌玥没有躲。她抬起头，看着沈玉。沈玉的眼睛里有血丝，眼底有青色，嘴唇干裂了。她看起来很累，但她的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我好了”的光，是那种“我来了”的光。那束光从很深的地方来，从十六岁的开学典礼来，从她穿越整个礼堂、看着角落里看书的凌玥的那个下午来。它走了很远的路，穿过了十年的沉默、十年的等待、十年的“我没事”，穿过了凌玥的逃婚、家人的决裂、一个人的上海，终于到达了这里。到达了沈玉的脸上，到达了凌玥的心里，到达了这个她们重逢的、酒会的、灯光很亮但凌玥只看到沈玉的夜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