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手札》春秋谈

7、第 7 章 七、石沉大

　　七、石沉大海

　　一水到京城的时候，是二月初。

　　她在路上走了将近二十天。不是走不快，是雪太大，路难行，有好几段官道被积雪埋了，不得不绕行山路。她的棉鞋磨破了两双，脚后跟长了冻疮，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她没停。不是急着赶路，是停下来更冷。走路好歹能出汗，出汗好歹能暖和一点。

　　她到京城的第一件事，不是找陈圆和林简，而是找了一个驿站的收发处，问她寄出的那封信有没有回执。

　　驿站的文书翻了个白眼：“姑娘，你从县城寄到京城，加急也得七八天。你人到了，信可能还没到呢。”

　　一水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她在路上走了二十天，信就算加急，也得在路上颠簸个十来天。她到京城了，信可能还在哪个驿站里躺着，等着下一匹马把它驮过来。

　　所以她决定先住下来，等信。

　　她在京城南城找了一家便宜客栈，叫“平安客栈”，名字取得很平安，实际条件不太平安——房间小得转不开身，被子薄得像一层纸，隔壁住着一个打呼噜打得像打雷的商贩，每天晚上准时开打，打到天蒙蒙亮才停。一水连续三天没睡好觉，眼下的青黑浓得像被人打了两拳。

　　但她没换地方。便宜，一天十文钱，京城找不到第二家。

　　等信的日子里，她做了一件事——去打听科举的事。

　　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她的脸就僵了。

　　科举已经考完了。

　　不是快要考了，不是正在考，是考完了。

　　去年的秋闱，今年的春闱——不对，她算了一下日子，春闱也考完了。她到京城的时候是二月初，会试在一月考的，现在榜都发了。

　　一水站在客栈门口，手里拿着从街上买来的一张《京报》——上面印着“本科会试中式名单”几个大字，下面是一长串名字。她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看了三遍。

　　没有陈圆。

　　没有林简。

　　她把《京报》折好，塞进袖子里，回到客栈房间，坐在床上，看着对面那堵发黄的墙壁，脸上的表情像是一个刚发现自己走错了考场的人。

　　她不懂科举。她以为秋闱是秋天考，春闱是春天考，秋天考完春天再考，考完就是进士——她不知道那是一个跨年度的漫长过程，不知道秋闱是乡试，考中的是举人；春闱是会试，考中的是贡士；殿试才是进士。她不知道陈圆和林简在福建就已经是举人了，他们来京城考的是会试，会试在一月考，二月发榜，如果中了，三月还有殿试。

　　现在二月了。榜发了。

　　榜上没有他们。

　　一水坐在床上，沉默了很久。她想起了自己在县城茶馆里写那封信时的情景——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写了又划，划了又写，费了老大劲，最后花三十文加急费寄了出去。

　　那封信现在大概还在路上。或者已经到了，但收信人已经不需要它了。

　　因为科考已经结束了。因为陈圆和林简已经落榜了。因为张大爷的儿子那道题——没有人替他答了。

　　一水把脸埋进手掌里，闷闷地坐了一会儿。

　　然后她站起来，洗了把脸，出门了。

　　她要去找陈圆和林简。

　　京城很大，但她知道他们住在哪儿。之前在渡口的时候，陈圆说过他们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家会馆里，叫“福建会馆”，是福州商帮集资建的，供福建来京的考生落脚。一水一路问过去，在崇文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福建会馆。

　　福建会馆是一栋三进的四合院，青砖灰瓦，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写着“闽海同乡”四个字。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一只的嘴里衔着绣球，一只的嘴里衔着小狮子，看起来比县衙门口的那对和气多了。

　　一水敲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老头儿，操着一口浓重的福州口音，问她找谁。

　　“陈圆，林简。福建来的举人。”

　　老头儿的表情变了一下——那种“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的表情。

　　一水从袖子里摸出三钱银子，塞到老头儿手里。

　　老头儿把银子揣进袖子里，低声说：“陈公子和林公子住在后院东厢房。你从这边过去，穿过二道门，右转，看到一棵枣树就到了。不过——”他犹豫了一下，“他们最近心情不太好。”

　　一水点了点头，走了进去。

　　福建会馆的后院比前院安静得多，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干枯的手。枣树下放着两个石墩，一个上面坐着一个人，另一个上面也坐着一个人。

　　一个圆，一个瘦。

　　陈圆穿着那件湖蓝色的长衫——但已经不像在渡口时那样光鲜了，皱巴巴的，前襟上还有一块油渍，大概是吃饭时滴上去的。他坐在石墩上，手里拿着一只鸡腿，但没有吃，只是拿着，目光涣散地看着前方。他的脸还是圆的，但下巴那里好像多了一层，大概是这些天吃了太多东西。

　　林简站在枣树旁边，没有坐。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腰间没有佩刀——大概是在京城不好带兵器。他的脸本来就瘦，现在更瘦了，两颊凹进去，颧骨像两把刀一样支棱着。他手里没有转铜板，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像两只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的小动物。

　　一水站在月亮门下，看着他们。

　　她忽然觉得自己不应该来。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见到她——而是她不知道见到他们之后该说什么。“我知道你们落榜了”？“我也是来京城办点事，顺便看看你们”？还是“我寄了一封信给你们，但信到的时候大概已经没用了”？

　　她站了一会儿。

　　陈圆先看到了她。他的目光从涣散变成聚焦，圆圆的脸上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挤出一个笑来——那个笑很难看，比哭还难看，像一个被人捏扁了的汤圆，皮破了，馅流了出来。

　　“一水？”他的声音沙哑，不像以前那样中气十足，“你怎么来了？”

　　一水从月亮门后面走出来，走到枣树下，在他们面前站定。

　　“我寄了一封信给你们。”她说。

　　陈圆和林简同时看向她。

　　“什么时候寄的？”林简开口了。他的声音比之前更低了，低到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大概……二十多天前。从县城寄的，加急。”

　　陈圆和林简对视了一眼。

　　“我们没有收到。”林简说。

　　一水点了点头。她已经猜到了。加急的信，从县城到京城，正常七八天能到。二十多天了还没到，要么是丢了，要么是被什么人截了。她不确定是哪一种，但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一样——信没有到他们手上。

　　“信里写了什么？”陈圆问。

　　一水沉默了一会儿，在他们旁边的另一个石墩上坐下来。她把包袱放在脚边，龟壳硌得她腿疼，但她没有调整。

　　然后她把张大爷和张石头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从柳沟村租房子，到张石头一个月没回来；从张大爷进城找人，到被县令杖责赶出来；从张大爷气绝倒地，到她渡了一口内力把人救回来；从她去县衙打探，到听到牢卒说张石头已经死了；从她去乱葬岗确认，到那封她写了又划、划了又写的信。

　　她没有说县衙风水的细节——不是不相信陈圆和林简，是那些东西说起来太麻烦，而且她还没完全想明白。她只说张石头“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东西”，和科举有关。

　　她说完了。

　　枣树下安静了很久。

　　陈圆手里的鸡腿凉了，油凝在表面，变成一层白白的油脂。他没有吃，也没有放下，就那么拿着，像拿着一件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的东西。

　　林简的手指动了一下。一水看到了——他在空中转了一下，像是手里有一枚看不见的铜板。

　　“所以你写信给我们，”林简慢慢地说，“是想让我们在考场里——”

　　“替张大爷的儿子答一道题。”一水说，“我是这么写的。”

　　陈圆低下头，看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声音闷闷的：“可是科考已经结束了。我们——”

　　他没有说下去。

　　一水知道他想说什么。他们落榜了。他们连自己的题都没答好，更谈不上替别人答什么题。

　　“对不起，”一水说，“我不懂科举。我不知道你们一月就考完了。我以为——”

　　“你别说了。”陈圆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哭，“不是你的错。是我们自己没考好。”

　　一水看向林简。林简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他的表情从来就没有什么变化，但一水注意到他的下巴绷得很紧，下颌骨的线条像一把拉满的弓。

　　“多少名？”一水问。

　　林简没有回答。

　　陈圆替他说了：“榜上无名。我们俩都——没有。”

　　他苦笑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鸡腿，终于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大概是凉了不好吃，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但还是咽了下去。

　　“我爹肯定气死了，”他嚼着鸡腿，含混不清地说，“他花了那么多钱供我读书，我连个进士都没考上。回去怎么见人啊。”

　　林简没有说话。他的父亲不会气死。他的父亲是县衙的捕头，一个月俸禄买不了几刀纸，供他读书已经倾尽所有。落榜的消息传回去，他父亲大概不会说什么，只会沉默地抽一袋旱烟，然后第二天照常去衙门当差。

　　但沉默比骂人更难受。一水知道这一点。

　　三个人在枣树下坐了很久。二月的京城还很冷，枣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动，像在打哆嗦。院子外面偶尔传来行人说话的声音，或者远处马车碾过石板路的轱辘声，但这些声音传进院子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一样，变得又小又远。

　　一水从包袱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陈圆和林简之间的石墩上。

　　是那块硬得能当暗器的桂花糕。她从上一个小镇带来的，一直没舍得扔，泡水喝了好几次，还剩半块。

　　“吃吗？”一水问。

　　陈圆低头看了看那半块桂花糕——硬邦邦的，表面已经裂开了，像一块被晒干了的泥巴。

　　他忽然笑了。

　　不是之前那种比哭还难看的笑，是真正的、从鼻子里哼出来的、带着一点无奈和一点温暖的笑。

　　“你这个桂花糕，”他说，“比我的心情还硬。”

　　林简的嘴角动了一下。

　　一水把桂花糕收回来，塞进包袱里。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人，但她知道一件事——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比落榜更让人难受。落榜了可以再考，但什么都不做，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那封信，”一水说，“不知道是丢了还是被截了。但不管怎样，信里写的事情没有变。张石头死了，他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东西，和科举有关。县令家的儿子中了状元，县衙的风水被人动过手脚。”

　　她看着陈圆和林简。

　　“我在信里写，请你们替张大爷的儿子答一道题。但科考已经结束了，你们也——没有考上。所以这句话不算数了。”

　　她顿了一下。

　　“但我人到了。这道题，我自己答。”

　　陈圆和林简同时抬起头看着她。

　　“你要怎么答？”林简问。

　　一水想了想，说：“不知道。但总会有办法的。一件事如果是对的，总会有办法。”

　　这句话是她师叔说的。她师叔说这句话的时候，正蹲在清微观的厨房里偷吃供果，满嘴都是桃子的汁水，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有智慧的人。但一水后来发现，这句话比她师叔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有用。

　　陈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我也来。”他说。

　　林简也站了起来。

　　“我也来。”他说。

　　一水看了看陈圆圆乎乎的脸，又看了看林简瘦削的下颌线。

　　“你们来干什么？”她说，“你们连进士都没考上，能帮什么忙？”

　　陈圆被噎了一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林简淡淡地说：“帮你跑腿。”

　　一水看着他们，褐色的眼睛在二月的光线里看起来几乎是黑色的。她的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但她的手指在袖子里动了一下——不是转铜板，是把那枚藏在袖口里的铜板攥紧了。

　　“好，”她说，“先帮我找个地方住。平安客栈隔壁的打呼噜太响了，我三天没合眼了。”

　　陈圆笑了。这一次的笑比之前好多了，像一个被捏扁的汤圆慢慢回弹，虽然皮上还有褶子，但至少圆回来了。

　　“住什么客栈啊，”他说，“福建会馆有空房，我帮你去跟会长说。你帮我们算过卦，我们还没给钱呢——准了加倍给，你说过的。”

　　一水想了想，从袖子里摸出那枚铜板，在指间转了一下。

　　“准了，”她说，“但加倍就不用了。请我吃顿饭就行。”

　　“吃什么？”

　　“鸡腿。”

　　陈圆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福建会馆的后院里回荡，惊起了枣树上的一只麻雀。麻雀扑棱着翅膀飞走了，在灰蒙蒙的天空里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圈。

　　林简站在旁边，嘴角微微翘了一下。幅度很小，小到如果不是一水的眼睛是干这行的，根本不会注意到。

　　但那确实是一个笑。

　　晚上，一水住进了福建会馆东厢房的一间空房。房间不大，但比平安客栈好多了——被子厚实，窗户不漏风，隔壁没有打呼噜的人。她把包袱放好，龟壳摆在桌上，铜钱排成一排，然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她想起了张大爷。不知道他今天喝了红糖水没有，不知道他的身体还能撑多久，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每天问一遍“石头回来了吗”。

　　她想起了那封信。不知道它现在在哪里——是在某个驿站的角落里落灰，还是被什么人拆开了，读过了，然后扔进了火盆里。

　　她想起了县令家的那个状元。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是在准备授官的典礼，还是在某个地方偷偷数着自己即将到手的官帽。

　　一水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在县衙屋顶上听到的那句话——“少爷中状元这事，京城那边有人不高兴。”

　　有人不高兴。

　　是谁不高兴？

　　她把这件事记在心里，闭上眼睛。明天她要去找那个“不高兴”的人。虽然她不知道是谁，但京城就这么大，总会找到的。

　　手札是在福建会馆的房间里写的。她点了一盏油灯，把笔墨摆好，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笔一划地写。陈圆给她送了一碗热馄饨来，她一边吃一边写，馄饨汤洒了几滴在纸上，她把纸拿到灯上烤了烤，干了，继续写。

　　“到京城。方知科考已毕，会试二月发榜，陈圆、林简榜上无名。余之书信，亦石沉大海，不知所踪。”

　　“与二人相见于福建会馆后院枣树下。陈圆瘦了一些——不，没瘦，是脸垮了，看起来像瘦了。林简更瘦了，两颊如削。二人皆未从落榜之痛中走出，然闻张大爷之事，皆言愿助一臂之力。”

　　“余问之：汝二人连进士皆未中，能助何忙？”

　　“陈圆答不上来。林简曰：跑腿。”

　　“跑腿亦忙。余不嫌。”

　　“张石头之死，县令之风水，状元之官位，三者如一线穿珠。余不知线头在谁手中，然既已至京城，便不能空手而归。”

　　“张大爷在等我回去。”

　　——摘自《一水游历手札·第七卷》

　　八、登闻鼓响

　　三月的京城，风小了，天暖了，柳树发了芽，细细的嫩绿的枝条在风里晃来晃去，像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孩。

　　一水的脚后跟冻疮好了。她在福建会馆住了将近一个月，每天吃陈圆从外面带回来的吃食——卤煮、炒肝、豆汁、焦圈、驴打滚、艾窝窝——她吃了个遍，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豆汁她喝了一口就放下了，说“这个留着给敌人喝”。陈圆笑得前仰后合，林简在旁边默默地把那碗豆汁喝完了，面不改色。

　　这一个月里，他们没有闲着。

　　陈圆负责打听消息。他虽然落榜了，但他在京城认识不少福建籍的同乡，其中有一些是考中了的，有一些是往年考中留在京城做官的。他每天出去串门，喝茶，吃饭，东拉西扯地聊天，回来的时候口袋里揣着一堆消息——哪个大人升了官，哪个大人被贬了，哪个衙门在闹什么幺蛾子。他看起来圆滚滚的不起眼，但别人说什么他都记着，回来一字不漏地复述给一水听。一水觉得如果他不是个读书人，去当探子也是一把好手。

　　林简负责跑腿。他话少，但腿快，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一个月就摸熟了，哪条路近，哪条路好走，哪个衙门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他都知道。一水让他去查县令家那个状元的底细，他去了三天，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个人的名字、籍贯、年龄、师承、同年、以及他在京城住在哪里、跟哪些人来往。

　　一水看了那沓纸，沉默了很久。

　　“你怎么查到的？”她问。

　　林简说：“问人。”

　　两个字。一水没有再问。她知道林简的父亲是捕头，林简从小在衙门里长大，打听消息这种事，对他来说大概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

　　而一水自己，做了一件她不太擅长的事——等。

　　等一个机会。

　　她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来，但她知道一件事：授官的日子快到了。

　　状元及第之后，不是马上就能当官的。要等朝廷的任命，要等吏部的文书，要等天子亲自授官——这个过程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三五个月。县令家的那个儿子，现在还在京城等着授官。

　　一水每天翻看林简带回来的那沓纸，把那个状元的信息翻来覆去地看，看到最后都能背下来了。

　　叫周明远。二十四岁。湖广黄州府人。父亲是周德茂，也就是那个县令。师从翰林院编修吴道安。在京住在宣武门外的湖广会馆。常去的地方有琉璃厂、大栅栏、以及城南的一家叫“醉月楼”的酒楼。

　　一水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像记卦象一样。

　　然后那天来了。

　　三月初九，一水记得很清楚。那天她在福建会馆的院子里晒被子——京城的春天难得有太阳，她不想错过。陈圆从外面跑回来，圆滚滚的身子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喊：“一水！一水！出大事了！”

　　一水正在拍被子，头都没回：“什么事？”

　　“登闻鼓！有人敲了登闻鼓！”

　　一水的手停了一下。

　　登闻鼓。她在清微观的书上见过这个词。那是立在皇宫门外的一面大鼓，百姓有冤屈不能申的，可以敲登闻鼓，直接告御状。但敲登闻鼓是要冒风险的——不管告得对不对，先打六十大板，打完再审。所以除非是天大的冤屈，没人敢去敲那个鼓。

　　“谁敲的？”一水问。

　　“不知道！整个京城都在传！说是有人在午门外敲了鼓，禁军已经把人带进去了，不知道是死是活——”陈圆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我们去看看？”

　　一水把被子搭在绳子上，拍了拍手上的灰，拿起包袱就往外走。

　　午门外已经围了不少人。

　　一水到的时候，登闻鼓前已经没人了，只有几个禁军站在那里维持秩序，驱赶着围观的百姓。但百姓不肯走，站在远处指指点点，交头接耳。一水挤进人群里，竖起耳朵。

　　“听说是岭南来的，是个解元。”

　　“解元？那不是乡试第一名吗？”

　　“对，广东的解元。听说他去年就来了京城考会试，没考上。后来他发现会试的考题——被人提前泄露了。”

　　一水的耳朵竖了起来。

　　“什么？泄题？”

　　“嘘——你小点声！这种事情能随便说的吗？”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听说他有一个同乡，在京城做官，偶然间听到的。说是有考官提前把题目卖给了几个考生，那些考生事先就知道考什么，背好了答案进去写。你说这公平吗？人家寒窗苦读十年，比不上人家提前三天拿到题目——”

　　“那查出是谁了吗？”

　　“还没查呢。他这一敲鼓，朝廷肯定要查的。就是不知道查不查得出来——你想想，能泄题的人，能是小官吗？肯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查来查去，最后大概也就是抓几个替罪羊了事——”

　　一水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她站在午门外，看着那面巨大的登闻鼓——鼓面比她还高，鼓身漆成红色，在春日的阳光下红得像一团火。鼓槌挂在旁边的架子上，两根，一左一右，像两把倒悬的剑。

　　有人敲了登闻鼓。

　　岭南来的解元。

　　举报科举舞弊。

　　泄题。

　　一水的手指在袖子里攥紧了。她想起了张石头——那个在县衙牢房里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东西、然后被灭口的年轻人。她不知道他听到的是什么，但她有一种直觉，像算卦时那种“这一卦不太对”的直觉——张石头听到的，和这个岭南解元举报的，是同一件事。

　　她转过身，快步往回走。

　　福建会馆的后院里，陈圆和林简已经在等她了。三个人坐在枣树下，枣树还没有发芽，光秃秃的枝丫在头顶交错，像一张网。

　　“泄题。”一水说。

　　陈圆和林简对视了一眼。

　　“你确定？”林简问。

　　“不确定。但那个岭南解元敲了登闻鼓，举报的就是泄题。”一水把在午门外听到的消息复述了一遍，“他说会试的考题被提前泄露给了某些考生，那些人事先就知道考什么。”

　　陈圆的脸色变了。

　　“会试……”他喃喃地说，“我们考的那个会试？”

　　一水点了点头。

　　陈圆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他的手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指节发白。

　　“所以，”他的声音在发抖，“我们不是没考好。是有人——提前知道了题目？”

　　一水没有回答。她不是不想回答，是她不确定。泄题的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岭南解元说的是不是事实，这些她都不知道。她只知道一件事——张石头死了，因为他听到了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和科举有关。

　　现在，那个秘密被人敲着鼓，喊了出来。

　　“等。”一水说。

　　“等什么？”陈圆问。

　　“等结果。登闻鼓一响，朝廷不可能不管。天子会派人查，查出来的结果，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公布。”一水看着陈圆，“在这之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陈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低下头，看着自己圆滚滚的肚子，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从袖子里摸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只卤鸡腿——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已经凉了。他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下去，又咬了一口。

　　林简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转着——一水看了一眼，不是铜板，是一枚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铁环，小小的，在他指间无声无息地翻滚。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京城都在等。

　　等朝廷的调查结果。

　　一水没有闲着。她让林简去打听那个岭南解元的底细——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住在哪里，有没有被放出来。林简去了两天，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消息：岭南解元姓钟，叫钟鸣远，广东韶州人，去年会试落榜后没有回老家，一直住在京城，在琉璃厂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敲登闻鼓之后被关进了刑部大牢，正在受审。

　　“还活着吗？”一水问。

　　“活着。”林简说，“刑部的人没有打他。登闻鼓的六十大板是规矩，但打完之后，刑部的人对他还算客气。大概是知道这个案子不小，不敢把人弄死了。”

　　一水点了点头。

　　她又让陈圆去打听那些考中的进士里，有没有人跟周明远——那个县令家的状元——有来往。陈圆去了几天，回来的时候带了一本名册，上面列着今年新科进士的名单，其中几个被陈圆用红笔圈了出来。

　　“这几个，”陈圆指着红圈，“都是湖广来的，跟周明远是同乡。他们考前的几个月，经常在一起喝酒。”

　　“在一起喝酒不犯法。”一水说。

　　“是不犯法。但有人看到，他们喝酒的时候，旁边还坐着一个人——翰林院编修吴道安，周明远的座师。”

　　一水拿起那本名册，看了看那几个红圈里的名字。她不懂科举，不懂官场，不懂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但她懂一件事——如果一个人提前拿到了考题，他不可能一个人独享。他会告诉他的朋友，他的同乡，他的同年。一条线会变成一张网。

　　网越大，破绽越大。

　　调查了大约半个月。

　　三月底的一天，京城的街头巷尾忽然炸开了锅。

　　朝廷公布了调查结果——会试泄题，属实。

　　一水是在福建会馆的院子里听到这个消息的。陈圆从外面跑进来，跑得太急，门槛绊了一下，整个人往前一扑，圆滚滚的身子像一颗保龄球一样滚了出去。但他在地上滚了一圈，又爬了起来，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查出来了！”他喊道，声音都劈了，“泄题是真的！翰林院编修吴道安——就是周明远的那个座师——他提前把考题卖给了十几个考生！一个考题五千两！”

　　一水放下手里的龟壳。

　　“周明远呢？”

　　陈圆喘了口气：“周明远也在那十几个考生里面！他的状元——被剥夺了！功名被革了！”

　　一水没有说话。她闭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县衙——大门偏东南三度，后山堆文笔峰。一个催官的风水局，确实催出了一个状元。但风水能催官，催不了一辈子。靠歪门邪道得来的东西，站不稳。

　　陈圆还在说：“涉事的考官有三个，都被下了大狱！买题的考生有十七个，功名全部革除！那个岭南解元钟鸣远——他被放出来了！天子亲自召见了他，说他‘忠直可嘉’，赏了他一个同进士出身！”

　　一水睁开眼睛，看着陈圆。

　　“重考呢？”她问。

　　陈圆愣了一下：“什么重考？”

　　“会试。泄了题，考了也是白考。那些没买题的考生——你们——怎么办？”

　　陈圆的眼眶红了。

　　“天子下旨，”他的声音在发抖，“今年秋天，重开科考。”

　　他蹲了下来，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但没有声音。一水和陈圆认识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他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可以哭了的哭。

　　林简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站在枣树下，手里拿着一枚铜板，转了一下，又转了一下。

　　然后他把铜板收进口袋里。

　　“秋天。”他说。只有两个字，但一水听出了这两个字下面的东西——不是喜悦，不是如释重负，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东西。像一口井，你以为它干了，蹲下来一看，底下还有水。

　　一水坐在石墩上，看着陈圆蹲在地上哭，看着林简站在枣树下沉默。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她的手在袖子里——她摸到了那面铜镜，背面刻着兰花。她娘留给她的。

　　她摸了摸那朵兰花，然后把手抽出来。

　　她想，张大爷的儿子那道题，终于有人替他答了。

　　不是她答的，不是陈圆答的，不是林简答的。是那个叫钟鸣远的岭南解元，用六十大板和一封举报信，替张石头答了那道题。

　　手札是在那天晚上写的。她坐在福建会馆的房间里，油灯的光昏黄昏黄的，照在纸上的字像一条条细细的蚯蚓。

　　“三月初九，岭南解元钟鸣远敲登闻鼓，举报会试泄题。朝廷查之，三月晦日公布结果：泄题属实。翰林院编修吴道安私卖考题，涉事考官三人，买题考生十七人，皆伏法。周明远状元被革，功名尽夺。”

　　“其父周德茂——即张石头所在之县令——尚未闻有处置。然子已落，父岂能安？余料不久当有后文。”

　　“天子下旨，今秋重开科考。陈圆闻之，蹲于枣树下痛哭。林简立于侧，不言，而指间铜板转之如轮。”

　　“余坐于石墩上，看二人一哭一默，忽想起张大爷。不知其尚在否，不知其是否还在等石头回去。”

　　“张石头之死，余未能救。周明远之状元，余未能阻。然今日之事，非余一人之力，亦非钟鸣远一人之力，乃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天理这个东西，余从前是不信的。算卦算得多了，信的是概率，是因果，是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但今日之事，因果太巧，巧到不像因果，像天理。”

　　“算了。信不信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秋天快到了。”

　　——摘自《一水游历手札·第八卷》

　　九、枣树下的两个进士

　　秋天来得很快。

　　一水在京城住下了。不是因为她想住，是因为她在等两件事——一件是秋天的重考，一件是张大爷的消息。

　　重考的事她帮不上忙，那是陈圆和林简的事。她能做的，就是每天在福建会馆的院子里摆摊算卦，赚点铜板，买点吃的，把两个人的肚子填饱。陈圆在备考，林简也在备考，两个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读到半夜才睡。陈圆瘦了一些——不是脸瘦了，是整个人变得紧实了，像一颗被拧干了水分的海绵。林简还是那么瘦，但他的眼睛比以前亮了，像两盏被重新点亮的灯。

　　一水有时候会给他们煮点东西。她不太会做饭，但她会煮粥——在清微观煮了十几年的粥，闭着眼睛都能煮。黄米粥、小米粥、红豆粥、南瓜粥，换着花样煮。陈圆每次喝粥的时候都说“好喝好喝”，也不知道是真好喝还是他这个人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吃。林简不说好喝，但每次都喝完，碗底干干净净，一粒米都不剩。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夏天的时候，一水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张大爷的儿媳托人写来的。字迹歪歪扭扭，有些字写错了又涂掉重写，但一水看得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信上说，张大爷的身体一直不好，但还活着。每天坐在院子里，看着村口的方向，问她回来了没有。儿媳说他“像一块被风吹日晒了很久的石头，棱角都没了，但还是立在那里”。

　　信的最后说，县里来了新县令。原来的那个——周德茂，被革职查办了。不是因为张石头的事，是因为他儿子周明远买题的事牵连到了他。朝廷查下来，发现他这些年收了不少贿赂，判了个流放。

　　一水把信折好，塞进包袱里，和那只少了一只耳朵的木雕小马放在一起。

　　她没有回信。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张大爷，您儿子死了，凶手虽然没有直接伏法，但他爹被流放了”？还是“张大爷，您再等等，我秋天就回去看您”？

　　她把信放在包袱最底层，压在木雕小马上面。

　　秋天到了。

　　八月初九，重开科考。

　　一水没有去考场。她不是考生，进不去。她站在福建会馆的院子里，看着陈圆和林简穿着干净的青衫，背着书箱，从月亮门后面走出来。陈圆的青衫是新做的，藏蓝色的，领口别着一根细细的银针——他娘寄来的，说“别针能定神”。林简的青衫是旧的，洗得发白了，但熨得很平整，一点褶子都没有。

　　“考不上也没关系。”一水说。

　　陈圆笑了：“你这个人，能不能说点吉利的？”

　　“我说的是实话。考不上就再考，又不是只能考一次。”

　　林简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两个人走了。

　　一水站在院子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月亮门后面。枣树的叶子黄了，落了几片在石墩上，金黄金黄的，像几枚被风吹落的铜钱。

　　她坐了下来，把龟壳拿出来，给两个人算了一卦。

　　卦象出来，她看了看，把龟壳收了起来。

　　没告诉他们结果。

　　考试考了三天。一水在福建会馆等了三天，每天煮一锅粥，等着他们回来喝。第一天的粥是黄米粥，第二天的粥是小米粥，第三天的粥是红豆粥。红豆粥煮糊了，锅底有一层黑黑的焦痂，她把上面没糊的部分盛出来，糊的部分自己刮了刮吃了。

　　第三天傍晚，陈圆和林简回来了。

　　陈圆一进门就瘫在了石墩上，圆滚滚的身子像一摊被太阳晒化的猪油，嘴里念叨着“累死了累死了”，但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宝石。林简把书箱放好，在枣树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铜板，在指间转了三圈。

　　“怎么样？”一水问。

　　陈圆竖起一根大拇指。

　　林简说：“还行。”

　　一水把粥端出来。红豆粥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用筷子一挑，膜破了，露出下面暗红色的粥。陈圆喝了两碗，林简喝了一碗半——半碗是陈圆倒给他的，他没拒绝。

　　发榜那天，一水没有去看。

　　不是不想去，是她觉得这种事情，应该让陈圆和林简两个人自己去面对。她去了，万一没考上，她该说什么？万一考上了，她又能说什么？她只是一个算命的，算命的人不应该出现在别人的喜榜前。那是人家的高光时刻，她一个看客，站在旁边多不合适。

　　她坐在福建会馆的院子里，等。

　　枣树上的叶子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丫又开始像干枯的手了。一水把龟壳摆在石墩上，铜钱排成一排，然后拿起一枚铜钱，在指间转了一下。转得不太好，铜钱掉了，滚到枣树根下面。她弯腰去捡，手指碰到了一截露在地面上的树根，粗糙的，冰凉的，像张大爷的手。

　　然后她听到了脚步声。

　　很多人的脚步声。

　　福建会馆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陈圆和林简站在门口。陈圆的脸红得像煮熟的螃蟹，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林简站在他旁边，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但一水注意到——他的手里没有转铜板。他的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张开，像两只刚刚放下了什么重物的手。

　　“中了？”一水问。

　　陈圆点了点头。

　　“都中了？”

　　陈圆又点了点头。

　　然后他蹲了下来，蹲在福建会馆的大门口，当着来来往往的路人的面，嚎啕大哭起来。不是上次那种无声的哭，是真的大声哭，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他一边哭一边说：“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我不是废物……我不是……”

　　林简走到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把手放在陈圆的肩膀上。

　　没有说“别哭了”，没有说“恭喜你”，什么都没有说。就那么蹲着，把手放在陈圆的肩膀上，像一块安静的石头。

　　一水坐在院子里，隔着月亮门看着他们。她低头看了看石墩上的龟壳和铜钱——那卦算的，一个中，两个中。

　　她收起龟壳，站起来，走到门口。

　　“请我吃饭。”她说。

　　陈圆抬起头，满脸鼻涕眼泪，笑得像一朵被雨打过的荷花：“吃！吃什么都可以！我请！”

　　“鸡腿。”

　　“买！买一百只！”

　　林简站起来，看了陈圆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一水看到了。这一次不是微微翘起，是真正的、毫不掩饰的、嘴角咧到了耳朵根的笑。

　　林简笑了。

　　秋天的京城，风是凉的，但太阳是暖的。福建会馆门口的槐树叶子还没落完，金灿灿的，在风里哗啦啦地响。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大概是哪家的考生也中了。一水站在门口，左边是蹲在地上哭的陈圆，右边是站得笔直的林简，头顶是金灿灿的槐树叶子，脚下是青灰色的石板路。

　　她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她可以记很久。

　　不是因为她喜欢记东西。她这个人，什么都是左耳进右耳出，别人的事从来不往心里去。但这个画面——一个蹲着哭的圆胖子，一个站着笑的瘦高个，一地金灿灿的槐树叶——她觉得自己大概忘不掉。

　　不是因为她想记。是因为这画面太亮了，亮到在她那些灰扑扑的记忆里，像一块烧红的铁，烙了一个印。

　　陈圆和林简的进士名次不算高，一个二甲第三十七名，一个三甲第十二名。陈圆比他高，他得意了好几天，请一水吃了三顿鸡腿。林简不跟他争，默默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折好，塞进袖子里。

　　一水后来才知道，林简在会试的文章里写了一段关于“法度”的话，大意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一人之私器也。法不行于上，则不能行于下；法不公于前，则不能公于后”。考官看了，批了一个“切中时弊”。

　　一水不懂文章，但她觉得这段话写得不错。大概是因为这段话让她想起了张大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蹲在县衙门口的雪地里，无声地哭。法不行于上，则不能行于下。这话说得对。

　　授官那天，一水没有去。

　　不是不想去，是她觉得那种场合不适合她。她一个算命的，穿得灰扑扑的，站在一群穿官袍的人中间，像一只混进了孔雀群里的乌鸦。她不想给陈圆和林简丢人。

　　她在福建会馆的院子里等着，把龟壳擦了一遍又一遍。龟壳被她擦得锃亮，上面那行“此龟于元启三年寿终正寝，享年一百四十岁，死因是懒得翻身”的小字在阳光下清清楚楚。

　　陈圆和林简回来的时候，身上穿着崭新的官袍。陈圆的官袍是青色的，七品，他分到了礼部，做主事。林简的官袍也是青色的，也是七品，他分到了刑部，也做主事。

　　陈圆穿着官袍站在枣树下，圆滚滚的身子把官袍撑得满满的，看起来像一颗被塞进了青色布袋子里的西瓜。他笑嘻嘻地说：“好看吗？”

　　一水看了他一眼：“像个西瓜。”

　　陈圆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官袍上的纽扣都快崩开了。

　　林简站在旁边，穿着官袍，腰板笔直。他的官袍很合身，大概是改过的，肩膀那里刚好，袖口刚好，下摆刚好。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西瓜，像一个——一水想了想——像一根被包进了青色布套里的竹子。

　　“像个竹子。”一水说。

　　林简的嘴角动了一下。

　　那天晚上，三个人在福建会馆的院子里吃了一顿饭。陈圆让会馆的厨子做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鸡腿，还有一壶酒。陈圆喝了两杯就脸红了，说话开始颠三倒四；林简喝了三杯，面不改色，但耳朵尖红了一点；一水喝了半杯，觉得不好喝，把剩下的半杯倒给了陈圆。

　　喝到最后，陈圆趴在桌子上，圆圆的脸上带着笑，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一水凑近了听了一下，好像是“爹，我考上了，我真的考上了”。翻来覆去地说，像一张卡了针的唱片。

　　林简坐在旁边，安静地看着陈圆。

　　一水看着他们，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们以后还回福建吗？”她问。

　　林简沉默了一会儿，说：“会回去。”

　　“什么时候？”

　　“等假批下来。”

　　一水点了点头。她从包袱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是那只少了一只耳朵的木雕小马。

　　“帮我把这个带给张大爷。”她说。

　　林简低头看了看那只木雕小马。小马很旧了，表面的漆都磨掉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少了一只耳朵，断口处已经磨圆了，大概是被人摸了太多次。

　　“这是什么？”林简问。

　　“告诉张大爷，”一水说，“他儿子的那道题，有人替他答了。答得很好。”

　　林简把木雕小马拿起来，握在手心里。他的手很大，木雕小马在他掌心里像一颗小小的石子。

　　“你呢？”他问，“你不回去看他？”

　　一水沉默了一会儿。

　　“我回去过，”她说，“但我不进去了。我把木雕小马交给你，你帮我去看他。他的身体不好，看到当官的去他家，大概会觉得——他儿子的那件事，终于有了一个说法。”

　　林简看着她，褐色的眼睛——不，林简的眼睛是黑色的，很深很深的黑色，像两口没有底的井。他在那两口井里看了一水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好。”他说。

　　一水在京城又住了几天。

　　她把东西收拾好——两件换洗衣服、一小袋铜板、半包过期的止血散、十几页皱巴巴的《麻衣相法》、一面背面刻着兰花的铜镜，以及龟壳和铜钱。

　　龟壳还是那个龟壳。铜钱还是那三枚铜钱。

　　她背着包袱走出福建会馆的时候，陈圆和林简送她到门口。陈圆的眼睛又红了，但没有哭。他从袖子里摸出一个油纸包，塞到一水手里。

　　“路上吃。”他说。

　　一水打开油纸包，里面是六只卤鸡腿，码得整整齐齐，油亮亮的。

　　“六只，”她说，“你买六只干什么？”

　　“一天一只，吃六天。六天之后你大概就到县城了。”陈圆吸了吸鼻子，“到了县城，替我给张大爷磕个头。”

　　一水看着那六只鸡腿，把油纸包好，塞进包袱里。

　　“不磕。”她说，“我跟他非亲非故，磕什么头。”

　　陈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一水已经转身走了。

　　她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陈圆和林简还站在福建会馆的门口，一个圆，一个瘦，一个穿着青色的官袍，一个也穿着青色的官袍。头顶的匾额上写着“闽海同乡”四个字，被秋日的阳光照得金灿灿的。

　　一水转过头，走了。

　　这一次，她走得慢了一些。不是因为路不好走，是因为包袱里多了六只鸡腿，有点沉。

　　但她没有回头。

　　手札是在路上写的。她找了一个茶棚，要了一碗热茶，把笔墨摆出来，在油腻腻的桌子上铺开纸，一笔一划地写。

　　“京城事毕。陈圆、林简皆中进士，授官七品，一在礼部，一在刑部。余观二人著官袍立于枣树下，一似西瓜，一似青竹，甚是有趣。”

　　“张大爷之木雕小马，已交林简带回。林简寡言，然言出必行，此马当能送至张大爷手中。余不亲往，非不敢，乃不忍。张大爷若见余，必问石头。余不知如何答。”

　　“周明远之状元被革，其父周德茂流放。张石头之死，未得昭雪，然仇人已败。余不知此算不算公道。大概算一半。另一半，等张大爷百年之后，地下与石头相见，父子自去评说。”

　　“陈圆赠余六只鸡腿，嘱余一日一只。余思之，鸡腿凉了亦好吃，不必一日一只。可两日一只，吃十二日。”

　　“此去何方？未知。卦象未卜，方向未定。然天下之大，总有去处。”

　　“手札至此，已九卷。余从血月城来，经过望归镇，经过柳沟村，经过京城。遇见剑客，遇见状元，遇见张大爷，遇见陈圆和林简。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了，有些人中了进士，有些人流放边疆。余皆旁观，偶有插手，插完即走。”

　　“余不喜离别。然余这一生，似乎总在离别。”

　　“习惯了。”

　　——摘自《一水游历手札·第九卷》

　　（此页写完后，一水将纸页晾干，折好，塞进包袱最底层。她想了想，又在页脚加了一行小字：）

　　“鸡腿很好吃。谢谢陈圆。”

　　——一水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