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湄》念萬生

2、井

　　清晨五点半，我被鸟声叫醒。不是北京那种灰扑扑的麻雀，是一种我从没听过的鸟，叫声像水滴落在竹筒里——咚，咚，咚，隔很久才响一次。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听潮声。海比我醒得早，天还没亮透，它就已经在呼吸了，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
　　我推开窗，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
　　林质雅站在楼下的井边，背对着我，正把桶放进井里。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衣服，和海的颜色一样，头发没有扎起来，垂在肩上，被晨风吹起一点又落下。
　　民宿里面的那口井是口百年古井，许多村民会过来取水，林质雅也是如此。
　　桶落下去的声音很轻，然后是绳子绷紧的声音，再然后是她用力把桶提上来的声音。她把水倒进旁边的陶缸里，又放桶，又提水，重复了三次，才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
　　她转身要走的时候，抬头看见了窗边的我。
　　“你醒了？”她问，声音不大，但井边的回声让它变得很清楚。
　　“醒了。”我说。
　　她笑了一下，没有再多说，提着水走了。
　　我站在窗前，看她走过村口那棵老榕树，拐进一条巷子，不见了。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但我觉得这一天已经可以开始了。
　　第二天，我又在五点半醒来。

　　推开窗，她在井边。这次穿的是白色，还是那
　　件袖口卷到肩膀的旧T恤。

　　第三天，五点半。她在。
　　第四天，我故意六点才起床。推开窗，井边没有人，只有那只陶缸安安静静地蹲在那里，缸口盖着一片芭蕉叶。
　　我站在窗前发了很久的呆，直到房东老太太在楼下喊我吃早饭。
　　那天早上，米粉是凉的，鱼露咸的发慌，我什么都没尝出来。
　　后来我知道，她每天五点半来打水，因为六点要帮母亲准备早饭，然后去礁石上挖蛤蜊，赶在涨潮之前回来。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五点半醒。不是闹钟，是我的身体自己醒的，像是体内长了一根新的指针，指向那口井。

　　我没有下楼过。

　　我只是站在窗前，看她打水，看她擦汗，看她抬头对我笑一笑，说一声“你醒了”，然后走掉。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真的够了。

　　直到有一天，民宿停水了。

　　那天早上我拧开水龙头，只听见管道里一阵空洞的呜咽声，然后什么都没有了。房东老太太在楼下比划着说了一大串越南话，我只听懂了一个词：s?a ch?a——修理。

　　下午才会来水。

　　我看了看自己——三天没洗的头发，两天没换的衣服，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我可以忍受不洗澡，但我不能忍受不喝水。北京的医生说过，肺不好的人要多喝水，身处于热带更要喝。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拿起桌上的空水瓶，下了楼。
　　井在木楼的东侧，被几棵椰子树围着。井圈是石头砌的，摸上去很凉，边缘被绳子磨出了深深的凹槽，光滑得像被海风舔过。
　　我站在井边，往里面看。
　　水在很深的地方，黑洞洞的，却又亮亮的，像一面被收在井底的镜子，照着我自己的脸。

　　我从来没有打过井水。

　　我把桶放下去，绳子在手里滑得很快，我紧张地攥紧，手心被磨得发疼。桶碰到水面，发出“咚”的一声，然后我试着像她那样抖一下绳子，让桶翻过去装水。

　　桶没有翻。

　　我抖了好几次，桶都稳稳地浮在水面上，像沙子里不肯张嘴的贝壳。
　　我开始出汗。手心的汗让绳子变得更滑，我换了一只手，再抖，桶还是不肯翻。

　　“要这样。”

　　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转身，她站在三步之外，手里没有竹篓，显然是刚从家里出来，还没来得及去礁石。
　　她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绳子。她的手碰到我的手的瞬间，我感觉到她的掌心有茧，粗糙的，热热的，和那双看上去很秀气的手完全不一样。
　　她把桶提上来，倒掉里面仅有的一点水，重新放下去。这次她没有抖绳子，而是让桶慢慢沉到水面上，然后手腕轻轻一转——桶就像一只听话的鸟，侧过身，咕咚咕咚地灌满了水。

　　“你看，”她说，“不能急。井不喜欢急的人。”
　　她把桶提上来，递给我。

　　我接过桶，水溅出来一些，落在我的脚背上，很凉。

　　“你的手受伤了。”她忽然说。

　　我低头看，掌心有一道红红的勒痕，没有破皮，但已经肿起来了。

　　她看了我的手一眼，又看了看井圈的绳痕，忽然笑了：“你是第一次。”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是，”我说，“第一次。”
　　她蹲下去，把井边的绳子捡起来，一圈一圈地绕好，挂在井圈的缺口上。
　　“明天我帮你打，”她说，“你下来就行。”

　　“不用——”

　　“你打不上来。”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很认真地看着我，“井很深。你会掉下去的。”
　　我又想说我不会掉下去，但看到她眼睛的时候，话就说不出来了。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在晨光里有一点发亮，像井底那面镜子。

　　“好。”我说。

　　第二天五点半，我下楼了。

　　她已经在井边了，桶放在一旁，人坐在井圈上，手里拿着一本书。
　　我走近了才看清，是一本封面是中文的书。皱皱的，边角都卷起来了，像是被翻过很多次。

　　“你在看中文书？”我问。
　　她抬头，把书合上，封面朝下放在膝盖上。
　　“只会看一点点，”她说，“以前在学校学过。后来不上了，就忘了很多。”

　　“为什么不上了？”

　　她没回答，站起来，拿起桶，开始打水。
　　这次她打了两桶。一桶倒进陶缸，一桶递给我。
　　“给你，”她说，“够了没有？”

　　“够了。”

　　她点点头，又坐回井圈上，把书翻开。
　　我没有走。我站在井边，看她看书。
　　她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遇到不认识的就停下来，用指甲在下面划一道线，然后继续往下看。她的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念。

　　“你在看什么？”我问。

　　“《边城》。”

　　我愣了一下。一个越南渔村的女孩，在看沈从文的《边城》。

　　“看得懂吗？”
　　“有些懂，”她想了想，“有些不懂。翠翠在渡口等那个人，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我不懂她为什么等。”

　　“那你觉得她应该怎么做？”
　　她又想了想，把书合上，抬头看我。

　　“她应该去找他。”
　　“如果找不到呢？”

　　“那就到海边来。”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像是在回答一道考试题，“海边很大，比渡口大。等不到一个人，可以等很多很多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沉默了一会儿，我问她：“你为什么学中文？”

　　她低下头，把书翻到扉页。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写的。
　　“我妈妈是中国人，”她说，“她教的。”

　　那是她第一次跟我提起她的母亲。

　　后来的很多天里，我每天五点半下楼。

　　她打水，我站在旁边。有时候她会教我打水的技巧——绳子要握在虎口的位置，手腕要放松，桶碰到水面的时候要等三秒再翻。
　　我试了很多次，终于有一次，桶翻了，咕咚咕咚地装满水。我提上来的时候，水溅了一身，她笑得很开心。
　　“你学会了。”她说。
　　“是你教得好。”

　　她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打水。但我看见她的耳朵红了，在晨光里，像一小片被晒熟的叶子。

　　有时候我们不说话。她看书，我看她。院子里的椰子树在风里沙沙地响，偶尔有椰子掉下来，砸在地上，闷闷的一声。陶缸里的水满了，会自己溢出来，沿着地上的沟槽流到墙角的茉莉花丛里。
　　那些早晨是我这辈子最安静的时间。安静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她的呼吸，听见井水在很深的地方流动的声音。

　　有一天，她忽然问我：“姐姐，你是做什么的？”
　　“写小说的。”
　　“小说是什么？”
　　“就是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都讲。人的故事。”

　　她想了想，说：“那你写我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井水在很深的地方流动，椰子树在风里沙沙地响，她的耳朵没有红，但她的眼睛很亮，像井底那面镜子。

　　“也许，”我说，“等我学会怎么写你的时候。”
　　她笑了，露出那颗小虎牙。

　　“我不好写，”她说，“我很普通的。”

　　那一刻我想告诉她，你不普通。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像诗的人。但我没有说。我只是把桶放进井里，等了三秒，手腕一转，桶翻过去，咕咚咕咚地装满水。
　　“你看，”我说，“我学会了。”

　　她点点头，抱起自己的水桶，走了。
　　走到榕树下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只是一眼，很快，像是风把她的头吹偏了一下。

　　但那一眼里有什么东西，让我在木楼的窗前站了很久，久到房东老太太在楼下喊我吃早饭，我都忘了答应。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

　　“井很深。她说我会掉下去。她没有说错。我已经在掉了。从第一天早晨，从她抬头看我，说“醒了”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掉了。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掉进一口井，和爱一个人，原来是同一件事——都是自愿的，都是看不见底的，都是你明知道会湿透，还是会往下跳。”

　　我把日记合上，窗外的海还在呼吸。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