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琳传》小字赵宁

5、第五章：青衫赴考 洪武十七年

　　洪武十七年的夏天，兴化府热得反常。

　　从五月到七月，整整六十天没下一滴雨。木兰溪的水位低得露出河床，开裂的泥巴像一张张干渴的嘴。田里的稻子枯了大半，叶子卷曲发黄，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无数铜钱在晃。

　　张琳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望着通往县城的那条土路。路面被晒得发白，热浪蒸腾，远处的景物都在晃动，像隔着一层水。

　　她已经二十岁了。

　　两年来，她以“张林”之名通过了府试、院试，成了秀才。这在夏李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张家那个沉默寡言的远房侄子，居然连过三关，成了方圆十里最年轻的秀才。族人们夸赞，邻居们羡慕，只有张琳自己知道，每一次考试都是刀尖上跳舞。

　　最险的是院试那场搜身。监考的学政大人要求严格，所有考生必须解开外衣，由胥吏检查是否夹带。轮到张琳时，她的手心全是汗。就在胥吏的手要碰到她衣襟时，一个同场的考生突然晕倒，现场一片混乱。趁乱，张琳飞快地束紧腰带，混过了检查。

　　事后她才知道，那个“晕倒”的考生是陆先生安排的——老先生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通了那人演一场戏。

　　这件事让张琳明白两件事：第一，这条路比她想象的更危险；第二，她不是一个人走。

　　现在，她要走下一步了：乡试。

　　乡试在福州举行，考中了就是举人。举人，那是有资格做官、有资格参加会试的身份。对张琳来说，那意味着离“进士”更近一步，也意味着风险成倍增加——乡试的检查更严，考生要在贡院连考三场，吃住都在里面，整整九天。

　　“在想什么？”

　　张琳回头，看见父亲站在身后。张守拙这两年更老了，背有些佝偻，头发全白了，但眼睛依然清澈。母亲去世后，父女俩相依为命，话不多，却有一种默契——父亲知道女儿在做什么，女儿知道父亲在担心什么，但谁也不说破。

　　“没什么。”张琳说，“只是……天太热了。”

　　张守拙看了看天，叹了口气：“今年这旱灾，怕是要饿死人了。”

　　是啊，要饿死人了。张琳想起昨天去县城买笔墨，看见城门外已经聚集了一批逃荒的灾民，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官府开了粥棚，但那点稀粥，只能吊命。

　　“阿爹，我这一去，少则一月，多则两月。”张琳说，“您一个人……”

　　“我没事。”张守拙摆摆手，“倒是你，路上小心。福州不比兴化，人多眼杂。”

　　张琳点点头。她背上的行囊不重：几件换洗衣裳，一套笔墨，几本书，还有母亲留给她的那对银镯子——那是她全部的家当，也是万一出事时的盘缠。

　　“走吧，”张守拙说，“再不走，天黑前赶不到渡口了。”

　　张琳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头。

　　“起来。”张守拙扶起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这个……你拿着。”

　　是一枚铜钱，用红绳串着，已经磨得发亮。

　　“你祖父留下的，”父亲说，“他当年去福州乡试，就带着这枚钱。说是……能保平安。”

　　张琳接过铜钱，握在手心。铜钱温热，带着父亲的体温。

　　“去吧。”张守拙转过身，不再看她。

　　张琳最后看了一眼夏李村——祠堂的青瓦，老榕树如盖的树冠，自家院子里那棵枯萎的梅树，还有远处枯黄的田野。然后她转身，踏上那条发白的土路。

　　走了很远，回头，父亲还站在村口，像一尊雕像。

　　从兴化到福州，走水路要三天。

　　张琳在木兰溪渡口搭上一艘货船，船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艄公，姓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话不多，但眼神锐利。船上除了张琳，还有几个同去赶考的书生。

　　“这位兄台也是去乡试？”一个穿蓝衫的书生主动搭话。

　　张琳点点头，压低嗓音：“是。兄台也是？”

　　“可不是嘛！”蓝衫书生很健谈，“在下陈文启，福州人。这次回乡赶考，路上遇见几位同好，正好结伴。”

　　陈文启。

　　张琳的心猛地一跳。她仔细看那书生——二十出头，眉清目秀，眼神明亮，嘴角带笑。没错，是表弟陈文启。四年不见，他长高了，褪去了少年的稚气，但那种干净的书卷气还在。

　　她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

　　“在下张林，兴化人。”张琳尽量让声音平稳。

　　“张兄是第一次去福州？”

　　“是。”

　　“那巧了！”陈文启笑道，“我对福州熟，到了可以给张兄当向导。几位也是一起？”他指了指旁边的两个书生。

　　那两人一个叫赵明德，漳州人，胖胖的，爱笑；一个叫周子安，泉州人，瘦瘦的，沉默。都是二十来岁，都是第一次参加乡试。

　　四个年轻人很快熟络起来。陈文启最活跃，讲福州的风土人情，讲乡试的趣闻，讲他听说的考官喜好。赵明德不时插科打诨，周子安偶尔点头。张琳话最少，只是听，偶尔应一声。

　　但她心里很乱。陈文启就坐在对面，离她不到三尺。她能看清他眉毛的弧度，听他说话的语气，感受他身上那种熟悉的、读书人特有的气质。四年了，金陵一别，她以为不会再见面。没想到命运如此安排。

　　“张兄似乎不太爱说话？”陈文启注意到她的沉默。

　　“舟车劳顿，有些疲惫。”张琳说。

　　“也是。这天气，坐着不动都出汗。”陈文启递过一个水囊，“喝点水？”

　　张琳犹豫了一下，接过。水囊口很宽，她小心地侧过脸喝，避免嘴唇碰到边缘——这是她这些年来养成的习惯，尽量不与别人共用器皿，以免露出破绽。

　　“张兄举止真是……文雅。”陈文启笑着说。

　　张琳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家母管教严，让陈兄见笑了。”

　　“哪里哪里。”陈文启摆摆手，“如今像张兄这样守礼的年轻人不多了。我那些同窗，一个个粗枝大叶的。”

　　船顺流而下。两岸是枯黄的稻田和焦渴的山林。偶尔能看见田埂上跪着求雨的农人，赤着上身，皮肤晒得黝黑发亮。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绝望的味道。

　　“今年这旱灾，怕是要出乱子。”赵明德忧心忡忡地说。

　　“听说朝廷已经派人下来赈灾了，”周子安难得开口，“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陈文启叹了口气：“我父亲在布政使司衙门当差，前日来信说，福州城里已经来了不少灾民。官府压力很大。”

　　张琳听着，想起夏李村那些干裂的田地，想起父亲佝偻的背影。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埋头读书，关心的都是经史子集、科举文章，却很少去想这些实实在在的民生疾苦。

　　读书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考科举、做官、光宗耀祖，那和那些汲汲营营的俗吏有什么区别？

　　这个念头让她有些不安。

　　傍晚，船泊在一个小镇过夜。四人找了间客栈，要了两间房——陈文启主动提出和张琳一间，说是可以省点盘缠。

　　张琳的心又提了起来。但她不能拒绝，那会显得可疑。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陈文启把床让给张琳：“张兄先挑，我打地铺就行。”

　　“这怎么行……”张琳推辞。

　　“没事，我年轻，身体好。”陈文启笑道，“而且张兄看起来比我瘦弱，该睡床。”

　　张琳只好接受。她背对着陈文启整理床铺，能感觉到他在看她。不是那种审视的目光，而是……好奇？探究？她说不清。

　　夜里，两人躺在床上——一个床上，一个地上。窗外有虫鸣，有风吹过屋檐的声音。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清辉。

　　“张兄睡了吗？”陈文启忽然问。

　　“还没。”

　　“我有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

　　“陈兄请讲。”

　　“张兄为何要考科举？”

　　张琳愣住了。这个问题太直接，也太深刻。她想过很多次，但从未有人当面问过。

　　“为……为功名，为前程。”她说了一个最寻常的答案。

　　陈文启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她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我说，为了光宗耀祖，为了施展抱负。她笑了笑，没说话。后来我想，她大概觉得我的答案太浅薄。”

　　张琳的心跳漏了一拍：“她……是谁？”

　　“一个表姐。很多年没见了。”陈文启的声音很轻，“她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子。读书，思考，问一些别人不敢问的问题。我记得有一年，她站在金陵的雨里，问我：‘女子能考科举吗？’”

　　房间里忽然安静了。虫鸣声显得格外响亮。

　　“你怎么回答的？”张琳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我说，这话不能在外面说。”陈文启笑了，笑声里有无奈，“现在想想，真后悔。我应该告诉她：‘若你能，我第一个支持。’”

　　张琳的眼泪涌上来。她紧紧咬住嘴唇，不让声音泄露情绪。

　　“张兄，”陈文启翻了个身，面朝她，“你觉得，女子真不能考科举吗？”

　　“我……”张琳深吸一口气，“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若真有女子能考，而且考中了，那一定是件了不起的事。”

　　“是啊，了不起。”陈文启轻声说，“可惜，这世道不允许。”

　　两人都不说话了。月光慢慢移动，从地上移到墙上，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张琳睁着眼睛，直到天亮。她听着陈文启均匀的呼吸声，心里翻江倒海。他认出她了吗？还是只是巧合？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试探？还是真心？

　　她不知道。

　　第三天中午，船到福州。

　　福州城比张琳想象中更大，更繁华。城墙高耸，城门下人流如织。但繁华的表象下，是隐隐的紧张——城门口有士兵把守，检查来往行人；街角能看到蜷缩的灾民，眼神空洞；粮店前排着长队，不时有争吵声。

　　“先找个地方住下。”陈文启熟门熟路地带着他们穿过大街小巷，来到城南的一条巷子，“这里离贡院近，也安静。”

　　客栈叫“青云居”，名字吉利，生意也好。掌柜的认识陈文启，热情地招呼：“陈公子来了！房间给您留好了，还是老样子？”

　　“两间上房。”陈文启说，“我和这位张兄一间，赵兄周兄一间。”

　　安顿好后，陈文启说要回家一趟——他家就在城里，父亲是布政使司的官员。赵明德和周子安出去逛了，张琳独自留在房间里。

　　她推开窗，外面是条小巷，对面是另一家客栈的后墙。能听见隔壁房间的读书声，能闻到厨房传来的饭菜香。一切都很平常，可她心里不平静。

　　陈文启的话还在耳边回响。他认出她了吗？如果认出了，为什么不点破？如果没认出，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

　　傍晚，陈文启回来了，带了些点心。“我母亲做的，张兄尝尝。”

　　点心是福州特色的芋泥糕，香甜软糯。张琳吃了一口，想起小时候姑母从金陵捎回来的点心，也是这个味道。

　　“令堂手艺真好。”她说。

　　“是啊，她就爱做这些。”陈文启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张兄，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张琳的手顿住了。

　　“我今日回家，听父亲说，这次乡试的监考官里有位李大人，最讨厌文章浮夸、内容空洞。他喜欢务实、有见地的文章。”陈文启看着她，“张兄的文章我看过——那天在船上，你写的那篇策论草稿。写得很好，但……太理想化了。”

　　张琳想起那天在船上，她确实写了篇关于治水的策论，放在桌上，被陈文启看见了。

　　“李大人是务实派，”陈文启继续说，“他经历过洪武初年的动乱，知道民生多艰。张兄若想在乡试中脱颖而出，文章里不妨多些实际的考量——比如这旱灾，比如灾民安置，比如如何恢复生产。”

　　这话说得很诚恳，是真心为她着想。

　　“多谢陈兄指点。”张琳说。

　　陈文启摆摆手：“同是赶考人，互相照应是应该的。而且……”他顿了顿，“我总觉得，张兄和别人不一样。你的文章里有种……悲悯。这是很多读书人没有的。”

　　悲悯。这个词让张琳心头一震。

　　是啊，悲悯。对旱灾中挣扎的农人，对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对那些不能读书的女子，对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她的愤怒、不甘、挣扎，最后都化成了悲悯——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而是感同身受的理解。

　　“陈兄过誉了。”她低下头。

　　夜里，张琳又失眠了。她拿出笔记，就着油灯写：

　　“洪武十七年七月十八，抵福州。遇陈文启，四载未见，竟成同路人。彼言及当年金陵旧事，言及女子科举，言及悲悯。余心震荡，不知其是否识破。然纵识破，彼亦未点破，此中深意，难测也。福州繁华，然旱灾之下，民生凋敝。余读圣贤书，所求为何？若仅为功名，与汲汲营营者何异？乡试在即，当以务实为要，然心中理想，不可全弃。愿寻一平衡，既合考官之意，亦不负本心。”

　　写到这里，她停笔。窗外传来打更声，二更了。

　　她想起母亲，想起父亲，想起陆先生，想起族长。想起那些支持她、帮助她、期待她的人。她不能让他们失望。

　　也不能让自己失望。

　　乡试前一天，贡院外排起了长队。

　　考生们要提前一天进场，接受检查，安排号舍。张琳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好东西——三天的干粮，笔墨，几件厚衣服（夜里冷），还有那枚铜钱，用红绳系在手腕上。

　　陈文启也起来了，两人一起出门。赵明德和周子安已经在楼下等着，四人结伴往贡院去。

　　贡院在城东，是座庞大的建筑群。高高的围墙，森严的大门，门前两尊石狮，张牙舞爪。门口已经聚集了上千考生，黑压压一片，嗡嗡的议论声像一大群蜜蜂。

　　张琳排在队伍里，手心出汗。今天的检查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严格——搜身，检查行李，甚至要脱鞋检查鞋底。她能混过去吗？

　　陈文启站在她前面，回头小声说：“别紧张，按程序来就行。”

　　张琳点点头，但心跳更快了。

　　队伍缓缓前进。轮到陈文启时，他坦然接受检查——解开外衣，让胥吏摸遍全身；打开行李，一件件展示；脱鞋，抬起脚。整个过程自然流畅，没有半点犹豫。

　　然后是张琳。

　　她的腿在发抖，但努力控制着。走到检查桌前，她深吸一口气，开始解衣带。

　　外衣解开，里面是中衣。胥吏的手摸上来，从肩到腰，到腿。张琳屏住呼吸，她能感觉到那只粗糙的手在她胸前停留了一瞬——那里束得紧紧的，但毕竟不是男子的平坦。

　　胥吏的手顿了顿。

　　张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此时，后面忽然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大喊：“有人晕倒了！快来人！”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胥吏也转头去看。趁着这个空当，张琳飞快地系好衣带，提起行李，快步通过检查口。

　　她不敢回头，一直走到号舍区，找到自己的号舍——玄字三十七号。那是个狭小的隔间，只有一张板床，一张桌子，一个便桶。她关上门，背靠在门上，大口喘气。

　　冷汗湿透了中衣。

　　刚才那一瞬间，胥吏真的没发现吗？还是发现了，但放了她一马？为什么？

　　她想起陈文启回头时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是他安排的吗？像陆先生安排的那样？

　　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她进来了。

　　乡试第一场考经义。

　　题目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的话。张琳读过无数遍，也思考过无数遍。但今天坐在这狭小的号舍里，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咳嗽声、磨墨声、叹气声，她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民为贵。什么是民？是田里劳作的农人，是城里做工的工匠，是逃荒的灾民，是像母亲那样默默操劳一生的女子。他们是最重要的，可他们也是最苦的。

　　她提笔，在草稿纸上写：“民者，国之本也。今岁大旱，赤地千里，民有菜色，此非民之过，乃天时不调、吏治不修之过。为政者当思：何以贵民？非空言也，当有实策。轻徭薄赋，兴修水利，赈济灾荒，此贵民之实也。”

　　她写得很慢，很认真。每一个字都斟酌，每一句话都思考。她想起夏李村干裂的田地，想起福州城外的灾民，想起父亲佝偻的背影。这些不是书里的故事，是她亲眼见过、亲身感受过的现实。

　　三个时辰后，交卷。她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吃了几口干粮，喝口水，准备下一场。

　　第二场考策论。题目是：“论备荒之策”。

　　这正是她思考过的问题。这些年读史书，她特别关注历代救灾的记录。从《汉书·食货志》到《宋史·河渠志》，从贾谊的《论积贮疏》到苏轼的《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她都读过，也做过笔记。

　　她开始写：“备荒之道，其要有三：一曰储粮，二曰兴修，三曰安民……”

　　她写仓储制度该如何完善，写水利工程该如何规划，写灾民安置该如何进行。她不仅引经据典，还结合了兴化府的实际——木兰溪的水患，丘陵地带的灌溉，沿海的盐碱地改良。这些都是她从父亲、从陆先生、从实际观察中学到的。

　　写着写着，她忽然想：如果自己真能考中，真能做官，能为这些事做点什么吗？

　　这个念头让她笔尖一顿。

　　然后她继续写，写得更加用力，更加坚定。

　　第三场考诗赋。题目是“悯农”。

　　张琳看着这两个字，眼眶忽然发热。她想起母亲，想起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女子，想起她们被太阳晒黑的脸，被生活压弯的腰。

　　她磨墨，蘸笔，写下第一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这是李绅的诗，她知道。但她续下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她写农人的艰辛，写旱灾的残酷，写丰收的期盼。她写得很朴素，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字字真切。

　　最后一笔落下，她放下笔，长长地舒了口气。

　　九天，三场考试，结束了。

　　出贡院那天，阳光刺眼。

　　张琳随着人流走出来，觉得腿发软，头昏沉。九天关在那个狭小的号舍里，吃干粮，喝冷水，熬夜写文章，体力消耗太大了。

　　“张兄！”陈文启在门口等她，脸上有疲惫，但眼睛很亮，“考得如何？”

　　“尽力了。”张琳说。这是真话。她真的尽力了，不只是为了考中，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心。

　　赵明德和周子安也出来了，四人一起回客栈。路上，大家都在讨论考题，讨论自己的文章，讨论可能的排名。张琳很少说话，只是听。

　　回到房间，她倒头就睡。从午后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醒来时，陈文启已经起床了，正在窗边看书。

　　“陈兄起得真早。”张琳坐起来。

　　“习惯了。”陈文启合上书，“张兄睡得可好？”

　　“好，从来没睡过这么久。”

　　两人相视一笑。这九天同吃同住（虽然是分开的号舍），一起经历这场大考，有了一种战友般的情谊。

　　“放榜要等半个月，”陈文启说，“张兄有什么打算？在福州逛逛，还是回兴化？”

　　张琳想了想：“我想等等看。”其实她是想第一时间知道结果，不管是好是坏。

　　“那正好，”陈文启笑道，“我也要等。不如一起？我可以带你逛逛福州，虽然现在到处是灾民，没什么好玩的，但总比闷在客栈强。”

　　张琳答应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陈文启果然带着她逛了福州城。他们去看了鼓山，去了西湖，去了涌泉寺。他们也在街头看见施粥的棚子，看见排队领粮的灾民，看见官吏们忙碌的身影。

　　陈文启的父亲在布政使司负责赈灾，陈文启有时会去帮忙，张琳也跟着去。她看见那些灾民的眼神——绝望中带着一丝希望，麻木中藏着一点感激。她帮忙分粥，帮忙登记，帮忙安抚哭闹的孩子。

　　有一次，一个老妇人拉着她的手说：“小哥，你心肠真好。”

　　张琳的手被那双粗糙的手握着，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她穿着男装，被当作男子，享受着男子的自由和权利，可心里知道，自己骨子里还是那个在母亲病床前读书的女孩。

　　这种分裂感让她痛苦，也让她更坚定——她要走这条路，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不能走这条路的女子，为了像这个老妇人一样在苦难中挣扎的普通人。

　　八月十五，放榜日。

　　天还没亮，贡院外就挤满了人。这次人更多，不仅有考生，还有考生的家人、朋友，以及看热闹的百姓。红榜贴在照壁上，在晨光中鲜艳夺目。

　　张琳和陈文启挤在人群里。她个子矮，踮着脚也看不清。陈文启让她站在自己前面，护着她不被挤到。

　　“出来了！”有人喊。

　　礼部的官员开始贴榜。从最后一名贴起，每贴一个名字，就有人欢呼或叹息。张琳的心随着一个个名字起起落落。

　　第三十名，没有。第二十名，没有。第十名，还是没有。

　　她的手心全是汗。

　　第五名：“漳州赵明德！”

　　赵明德中了！张琳心里一喜。

　　第三名：“泉州周子安！”

　　周子安也中了！

　　第二名：“福州陈文启！”

　　陈文启握紧了拳，脸上露出笑容。他转头看张琳，眼神里有询问，有关切。

　　只剩第一名了。

　　官员贴出最后一张红纸。最大的字，最显眼的位置：

　　“兴化张林！”

　　人群爆发出更大的欢呼。张琳呆呆地看着那个名字，看着“张林”两个字在红纸上跳跃，像火焰，灼烧着她的眼睛。

　　她中了。乡试第一名，解元。

　　陈文启一把抱住她：“张兄！你中了！解元！”

　　张琳被他抱着，身体僵硬。她能感觉到陈文启的体温，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墨香。这是四年来第一次有人这样抱她——不，是十七年来第一次有男子这样抱她。

　　她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好在陈文启很快就放开了她，但脸上还洋溢着兴奋：“太好了！我们四个都中了！今晚一定要庆祝！”

　　赵明德和周子安也挤了过来，四个人抱成一团。周围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同行的四人全部中举，这在科举史上也不多见。

　　张琳笑着，但笑容有些勉强。她高兴，当然高兴。可更多的是惶恐——中了举人，意味着她离目标更近一步，也意味着风险更大。举人要参加鹿鸣宴，要拜见考官，要记录在册，要……更容易暴露。

　　“张兄怎么了？”陈文启注意到她的异样，“不高兴？”

　　“高兴，只是……太突然了。”张琳说。

　　“是啊，太突然了。”陈文启拍拍她的肩，“走，回去，我请你喝酒！”

　　那天晚上，四人在客栈痛饮。赵明德喝醉了，大声背诵自己的文章；周子安难得话多，说起家乡的亲人；陈文启一直笑，一直给张琳倒酒。

　　张琳喝得很少，推说酒量浅。她看着这三个同伴，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他们是她的朋友，是她的同路人，可他们不知道她的秘密。如果他们知道了，还会这样对她吗？

　　酒至半酣，陈文启忽然说：“张兄，有句话，我一直想说。”

　　“陈兄请讲。”

　　“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陈文启看着他，眼睛里有酒意，也有一种清醒的光，“我金陵的那个表姐。你们都……很特别。”

　　张琳的手一抖，酒洒了出来。

　　“陈兄喝醉了。”她说。

　　“也许吧。”陈文启笑了，那笑容里有深意，“但我希望，张兄能一直走下去。不管遇到什么，都别回头。”

　　这话说得太重，太深。张琳看着他，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什么，但只看到一片真诚。

　　“我会的。”她说。

　　夜深了，赵明德和周子安都醉倒了，被扶回房间。陈文启也醉了，趴在桌上睡着了。张琳一个人走到客栈的院子里。

　　月亮很圆，很亮。今天是中秋。

　　她想起兴化的父亲，此刻应该也在看月亮。想起母亲，如果还在，会为她高兴吗？想起陆先生，想起族长，想起所有知道她秘密的人。

　　她掏出那枚铜钱，握在手心。铜钱冰凉，但她的心很热。

　　中了。解元。

　　离进士又近了一步。离那个不可能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可为什么，心里这么空，这么慌？

　　她想起陈文启的话：“不管遇到什么，都别回头。”

　　是啊，不能回头。从她剪断头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回头路了。

　　月光如水，洒在她身上。她穿着青衫，束着男髻，站在月光下，像一个清瘦的少年。可她的心里，住着一个女子的灵魂，住着十七年的记忆，住着母亲的嘱托，住着那个在金陵雨中立誓的少女。

　　这条路，她还要走多久？

　　不知道。她只知道，必须走下去。

　　远处传来更鼓声，三更了。

　　张琳转身回屋。经过陈文启身边时，她停下来，看着他熟睡的脸。月光照在他脸上，那张脸年轻，干净，充满希望。

　　“谢谢。”她轻声说。

　　然后她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她拿出笔记，写道：

　　“洪武十七年八月十五，乡试放榜，余中解元。同行的陈文启、赵明德、周子安皆中。鹿鸣宴在即，余当赴宴，拜考官，录名册。每一步都更近目标，每一步都更近危险。陈文启似有所觉，然未点破。余不知其意，但感其善意。今夜月圆，思父亲，思母亲，思所有助我之人。前路漫漫，然既已至此，唯有前行。愿天佑我，佑我不被识破，佑我达成所愿。纵万劫不复，亦不悔矣。”

　　写到这里，她停笔。窗外月光如水，静静地照着福州城，照着这个不眠之夜。

　　而在另一个房间里，陈文启睁开了眼睛。他其实没醉，至少没全醉。他走到窗边，看着张琳房间的窗户——灯还亮着。

　　“表姐，”他轻声说，“一路小心。”

　　月光同样照在他脸上，照出他眼中的担忧，和一种坚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