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Pacific Forum 把那场临时加开的特别圆桌,做成了每年都保留的一场闭幕论坛。 标题也没再改。 还是那句最早由Chronicle先写出来、后来被所有人默认沿用的问法: Can a Framework Outlast Its Authors? (一个框架能否久于作者?) 只是现在,坐在台上的人已经不再需要花半场时间解释“绑定式边界”是什么意思,也不再需要回答Open Protocol为什么不能被顾问化。那套最初从一页纸、一个v0.1、几行被反复改过的动词里长出来的框架,已经被写进了联盟审查手册、几家头部模型公司的发布流程,以及Parallax新一版内部治理章程里。 三年前,很多人看见的是争执。 三年后,更多人看见的是顺序。 Open Protocol 不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存在。 至于纪衡。 他把 Open Protocol 的日常治理权彻底交给了陆阈,自己退回了斯坦福的实验室,专心做纯粹的伦理研究。 峰会结束后的那天,有学术媒体采访他,问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如何看待陆阈和裴叙川如今在联盟中那种难以分割的强关联。 纪衡当时坐在书桌后,看着窗外的阳光,笑得很淡,也很清醒。 “一个完美的治理框架,需要绝对的理性。”他说,“但要让傲慢的资本低头执行它,需要一点超越理性的偏执。他们刚好凑齐了这两样。我只负责开门,不负责做那个把门焊死的人。” 他没有输。 他只是比所有人都更早看清了那张牌桌上,从来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