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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险境 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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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开出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岑秋收坐在后座,怀里抱着恒温箱。箱子不大,铝合金外壳,保温层很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反复检查着箱体上的温度显示屏。
过了一会,他抬起头,透过防弹玻璃看向前排。
白春生坐在副驾驶,手里握着枪。那把枪被他握得很稳,枪口朝下,手指搭在扳机护圈上。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从左到右,从近到远,来回扫视,像某种警觉的猫科动物。
“以前来过非洲吗?”副驾驶突然传来声音。车里有对讲系统,隔着防弹玻璃也能通话。
岑秋收按下应答键:“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白春生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那你运气不太好。”
岑秋收没说话,他转头看向窗外。
红土,红土,还是红土。非洲的红土在夕阳下像烧干的的血,无边无际地铺开。偶尔能看见猴面包树,树干粗得像水桶,枝条光秃秃地伸向天空。还有被烧焦的村庄废墟,土坯墙塌了一半,铁皮屋顶扭曲地躺在地上,焦黑的木头横七竖八。
路边有什么东西。
岑秋收眯起眼睛看。那是一个人形的轮廓,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车子开得太快,他看不清那是尸体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这条路,三个月前还是安全的。”白春生的声音从对讲系统里传来,“现在每天都有交火。”
岑秋收回过神,看向前排。那名工兵没有回头,一直盯着窗外。
“那你为什么还接这个任务?”
白春生顿了一下:“上头派的。”
“你不想来?”
“想不想都得来。我是当兵的。”
岑秋收没再问。
车子开了一个小时,天完全黑了。
没有月亮,非洲的夜晚黑得像墨汁。车灯切开一小片黑暗,能看见的路面只有车前几米。路越来越难走,坑坑洼洼,车子颠得像要散架。
白春生突然按下对讲键:“停车。所有人下车,步行。”
司机踩下刹车。车门打开,冷风灌进来。
白春生站在车外,手电筒的光扫过每个人的脸:“前面有雷区,车过不去,只能走。跟紧我,踩我踩过的地方,一步都不许错。”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向岑秋收。
岑秋收抱着恒温箱下车,被几个维和士兵围在中间。再后面是当地武装派来的向导,左右都是拿枪的人。他像一颗被保护起来的棋子,走在队伍最安全的位置。
路确实很难走。坑坑洼洼的红土,一脚深一脚浅,好几次岑秋收差点摔倒。但每次他踉跄的时候,前面的工兵都会回头看他一眼。不说什么,只是看一眼,确认他没事,然后继续走。
走了大概半小时,白春生突然举起手。
所有人立刻停下。动作整齐得像排练过,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
岑秋收屏住呼吸。他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但那些士兵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尊雕像。
三十秒。一分钟。
岑秋收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但他不敢问,也不敢动。怀里的恒温箱贴着胸口,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比平时快得多。
白春生终于动了。他微微侧过头,声音压得极低:“三点钟方向,有人。五个。”
岑秋收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有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蹲下。”白春生的手往下压了压,“别出声。”
岑秋收无声地蹲下来,把恒温箱紧紧抱在怀里。其他人也蹲下了,枪口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然后他听见了。
脚步声。很轻,但确实是脚步声。踩在红土上的沙沙声,越来越近。
岑秋收的呼吸都停了。他盯着那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但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身边一个士兵的手指已经搭在扳机上。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枪声。砰砰砰砰,一连串,像过年放鞭炮,但比鞭炮刺耳一万倍。
那群脚步声顿了一下,然后立刻转向,朝枪声的方向跑去,越来越远,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没有人动。
白春生还是举着那只手,示意所有人保持安静。他盯着那片黑暗,一动不动地盯了三分钟。
确认脚步声彻底消失,他才放下手。
“走了。”
所有人站起来。岑秋收也跟着站起来,但腿有点软,差点没站稳。
白春生看了他一眼。黑暗中看不清表情,但那只手伸过来,在他肩上按了一下。
没说什么。只是按了一下。
然后继续走。
凌晨两点,他们终于到了贫民窟。
岑秋收见过贫民窟的照片,就在出发前,导师给他看了资料,那些照片已经够触目惊心了。但真正站在这里,他才发现照片拍不出那种感觉。
不是穷,是绝望。
密密麻麻的铁皮房挤在一起,铁皮锈得千疮百孔。塑料布搭的棚子歪歪斜斜,用木棍勉强撑着。垃圾堆得到处都是,散发着腐烂的臭味。污水在地上流成黑色的河,不知道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没有路灯。只有零星几盏煤油灯,从铁皮房的缝隙里透出昏黄的光。那些光照不远,只能照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反而让周围的黑暗显得更深。
但黑暗中有一双双眼睛。
岑秋收能感觉到它们。躲在棚子的缝隙里,躲在垃圾堆后面,躲在任何一个能躲的地方。盯着他们。很多双眼睛,沉默地、一动不动地盯着。
有人,有孩子,有狗。
没人出声。就那么盯着。
岑秋收的汗毛竖了起来。他抱紧恒温箱,加快脚步跟上队伍。那些士兵的手都没有离开枪,枪口微微朝下,但随时可以举起来。
医疗站在贫民窟深处,一间稍微完整的铁皮房。门口站着两个人,端着枪,看见他们走近,立刻举起枪口。
白春生举起双手,掌心朝外:“医疗队的。来取供体。”
那两个人对视一眼,其中一个转身进去,另一个继续拿枪指着他们。
过了两分钟,里面传来一声喊。门口那人放下枪,侧身让开。
岑秋收抱着恒温箱走进去。
屋里比外面还简陋。一张铁架床,一个老旧的呼吸机,还有几个药品柜。床上躺着一个男孩,十四岁左右,脸色苍白得发青。头上缠着纱布,纱布上渗出血迹。
岑秋收走过去,开始检查。
瞳孔散大,无反射。他翻开男孩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没有反应。
旁边摆着病历。法语写的,字迹潦草,但关键信息能看懂:脑死亡确认,家属同意器官捐献。下面有个手印,大概是家属按的。
“可以了。”岑秋收打开工具箱,戴上手套,开始取心脏。
手术刀划过皮肤,切开皮下脂肪。整个过程他做过几百遍,闭着眼睛都能完成。但这一次不一样。
没有无影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没有助手,只有他自己。没有手术室的无菌环境,只有这个充满消毒水味道的铁皮房。
而且有一道目光一直盯着他。
很沉,让人忽视不了。
岑秋收没有抬头。那人就站在门口,盯着他的手看。他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没有分心。每一刀都精准地落在预定位置,每一针都缝得一丝不苟。
这是他十二岁就学会的事——别分心。
那年他养父喝醉了割破手腕动脉。他一个人做的压迫止血,一个人打的120,一个人陪着上的救护车。急诊大夫说,晚五分钟人就没了。那年他还没上医学院,只是看过几集医疗剧。
但他的手很稳,一直都很稳。
后来他学了医,发现自己确实有天赋。手稳,眼准,心定。导师说有些人天生就该拿手术刀。
那颗心脏被取出来,放进恒温箱,泡在保存液里。岑秋收直起腰,额头上全是汗。他抬起胳膊擦了一把,看向门口。
两个人的视线对上,岑秋收点了点头。
“好了。”
话音刚落,枪声响了。
就在两条街外。
白春生的反应比任何人都快。他一个箭步冲进来,一把抓住岑秋收的胳膊,把他按到墙根。
“别动!”
他自己则迅速探头看向外面。只看了两秒,就缩回来。
“一群武装人员,往这边跑。后面有人在追。”他压低声音,“走另一边。”
他们冲出医疗站的后门。白春生拉着岑秋收的手腕,在黑暗的巷子里狂奔。
岑秋收一只手被拉着,另一只手死死抱着恒温箱。他看不清路,脚下全是垃圾和污水,好几次差点摔倒。但每次他踉跄的时候,有只手就会把他拽起来。
子弹擦着头顶飞过,嗖的一声。
白春生拉着人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七拐八绕,最后钻进一间废弃的房子里。房子没有门,窗户也破了,但至少四面有墙。
“蹲下,别出声。”
他们蹲在墙角。岑秋收大口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恒温箱还被他死死抱在怀里,贴在心口的位置。
外面传来脚步声,很乱,很多。有人在喊叫,用的是当地话。还有枪声,一会儿远一会儿近。
岑秋收的身体在发抖。不是怕,是累。从凌晨走到现在,十几个小时没睡,刚取完心脏就跑了二里地,他的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白春生就蹲在他旁边,两人离得很近。他感觉到了身旁的颤抖,侧过头。
“还行吗?”
岑秋收点点头,没说话。他怕一说话就露馅。
他其实不太行。
白春生没再问。他只是往他身边靠了靠,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
过了很久,外面的声音渐渐安静下来。
白春生站起来,走到门口,探出半个头看了看。然后迅速折返,点了点头示意安全了。“走了。”
岑秋收站起来,腿已经麻了。他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能走吗?”
“能。”
回去的路好像比来的时候长了一倍。岑秋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只记得每一步都很重,腿像灌了铅。但恒温箱他一直抱着,没松过手。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终于回到了停车的地方。
白春生把他扶上车,然后对司机说:“开快点,赶在太阳升起来之前回去。”
车子发动了。岑秋收靠着座椅,闭上眼睛。他累得不想说话,但脑子里一直在转。心脏缺血时间,保存温度,移植时机。六个小时了,还来得及。应该来得及。
“睡一会儿吧。”对讲系统里传来声音,“到了我叫你。”
岑秋收没睁眼,但嘴角弯了一下。
“谢谢。”
那声音迟疑了一下:“谢什么?”
“谢你刚才拉我躲进去。”
车厢里安静了。
安静了很久,久到岑秋收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车子驶出贫民窟,天边泛起鱼肚白。对讲系统里突然传来声音,有点闷,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抱着那颗心脏。我不能让你出事。”
车厢里瞬间响起一片“啧”声。
岑秋收睁开眼睛,从后视镜里看过去。从前排到后排,到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那些士兵都在憋笑,憋得很辛苦。
最后他的视线停留在副驾驶。
那个工兵没回头,但耳尖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