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过聪明》姜游不打酱油

1、第一章 葬礼 四场葬礼，

　　1初一第一次喝酒，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林三妹带着我喝的，林三妹是我妈。那是我第一次喝醉，妈妈说，喝醉的时候在家里最安全。我醉醺醺哭诉着跟她讲完朋友和别的女生亲密度超过了我的烦恼后——是的，那时候这种小事我还能跟她讲——突然冷不丁问她一句：“妈妈，你死了过后想去哪里？我想把骨灰撒进大海。”林三妹说不入土不办葬礼成什么体统，会被人笑话。妈妈，人都死了，还怕笑话。你为什么不好奇我为什么想把骨灰撒进大海呢，妈妈，我想听你问我，你好久没有好奇过我的想法了。生长在西南偏远的小镇上的小孩一生中会吃无数顿喜丧一条龙酒席，那是长大后在任何地方任何饭馆都吃不到的美味，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吃完就溜，在我记忆中无数场锣鼓叮当的葬礼里最令我有参与感的只有4场：我奶奶的，我爷爷的，我干爹的，我姥姥的。我和奶奶爷爷不亲，因为母父离昏后我跟着妈妈，他们死了，我只是不得不以孙子的身份回去服丧，于是我的大脑自动将两场葬礼合并为了一场，记忆是分散的，以不同形状的碎片、不同纹路的切面混乱地漂浮在我的大脑中，线索以各种形式分布在每一块记忆的封面：主持人拿着话筒震天响的假哭声、浑黄的灯光下通宵都摔打着辱女脏话的麻将桌、跪了很久埋得不舒服的头颈、“什么东西又硬又直还有毛（牙刷）”的低俗小品台词、被氛围渲染根本不懂死亡是什么但还是跟着哭起来的我……“你要记得你妈妈的恩情，你奶奶身上窝了蛆都是她去擦屎擦尿。”七嘴八舌多管闲事的亲戚，他们说的“妈妈”是我后妈，我爸让我叫她阿倩妈妈。“你要记住这个才是你的真妈妈，你那个妈妈是你的假妈妈。”与此同时林三妹又跟我讲阿倩妈妈是狐狸精。所以我就在林三妹面前说阿倩妈妈是狐狸精，在阿倩妈妈面前说林三妹是假妈妈，大人告诉我们这是撒谎，却又把这叫做懂事。阿倩妈妈是我爸从我妈怀孕3个月就开始出轨的无数个女人之一，但她跟我说她是在我妈爸彻底离婚后遇见他的，不是我妈爸昏因的破坏者，我相信她。长大后，我成为了一个女人，此时的我已经不再觉得她有和我解释这件事的义务，他们什么时候遇见、我相不相信，也都不重要。如果爱情高于昏因，事情自然会被描述成“我妈爸的昏因妨碍了我爸和阿倩妈妈的爱情”而不是“阿倩妈妈破坏了我妈爸的昏因”，一定要说昏因的破坏者，只能是我爸，两个想要被爱的女人又有什么错呢；我妈在明知我爸出轨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生下我，也让我成为了他们昏因的强力胶——用一条人命作为给一个男人的改过自新机会——你现在是一个爸爸了，责任总该套住你了吧？我并不是什么所谓母父“爱的结晶”，我从一开始就是林三妹向我爸投诚的工具。所有女人好像都被困在一座隐形的大山里，饶了无数个圈，以为自己可以选择不同的山路，殊不知世界上除了山还有平原、沙漠、海洋……阿倩妈妈曾因孕期出车祸而无法生育，我是她选择成为一个妈妈的机会，她也是我可以仅仅作为一个人而不只是血缘而被爱的机会，虽然这份爱里一定多多少少有她对我父亲的爱屋及乌，但我能感受到其中的真诚。“阿倩妈妈对我很好”——我总是这么说——“至少她从不打我”。她的好和林三妹的坏是相对的，不是说林三妹是个坏人，只是林三妹身为“血缘亲妈”不太好，阿倩妈妈身为“无血缘后妈”不太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以羊水为分水岭、以血缘为亲疏线的荒谬世界，小小的我哪里知道其实她们俩对我都只是权爱参半呢——一半的权用来控制我、惩罚我，一半的爱用来套牢我、检验我。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给丈母娘把屎把尿的媳妇阿倩”还是作为“离开男儿离开家庭的媳妇林三妹”，不过都是包庇着一座荒山、捆住她们的说法罢了，如果不是荒山荆棘遍布、藤蔓缠人，即便她们不一定成为朋友，也一定不会敌对吧。有时候想，如果人可以贪心的话，我能不能拥有两个妈妈呢。2干爹是癌症死的，其实我对他的了解几乎为0，他们是我母父开公司时的生意伙伴，干妈出于曾经交情一场的体面邀请了我妈和我这个干女儿，而彼时我妈已经二昏嫁错郎拖着我和我妹过着因沉迷传销而经济拮据的生活，出于攀炎附势，即便当时处在叛逆期的我非常倔强地拒绝了，她还是强烈要求要带着我去，她说去了干妈肯定会给我发红包，她会分我两百，我答应了。我穿了一件深紫色的外套，因为我妈只跟我说不要穿红色，又没说别的颜色不行，而且我没有黑色和白色的外套——我小时候喜欢穿得五颜六色的，现在也是。紫色是我颜色最深的一件衣服，也是我表示自己反抗精神的最后挣扎，她无奈地允许了我穿着它，根本顾不上会不会冒着“带着穿得‘大红大紫’的女儿去人家葬礼影响不好”的风险。作为干女儿，我又要跪，即便碑文上不写我的名字，女儿膝下就没有黄金吗？我不甘地想。所以我全程都很突兀地跪立而不是跪坐，眼睛直视前方，连装一装掩面哭泣的讨好都不愿意做——两百不值得我做这些。干妈出于体面也没当面表达不满。你心里一定觉得丢死人了吧，林三妹？八九岁时你当着我的同学朋友把我打得屁滚尿流东躲西蹿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感到丢死人了的，个中痛苦、个中难堪、个中委屈、个中屈辱，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晚上林三妹和大人们一起打麻将守夜，我一个人回到了她出于抠搜租的廉价宾馆，房间内灯光昏暗，开关灯按钮旁边的墙壁上贴着“禁止黄赌毒”的警告牌，警告牌的四角中飞起了两三个角，有粘性的胶面上粘满了灰尘、蜘蛛网和头发丝，白色的床单被罩发黄，空气里一股霉味，差劲的隔音让我能听到隔壁做恨的□□声……我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恶心和厌烦。我一个又一个地打电话给林三妹，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头传来麻将摔打的声音和林三妹不耐烦的“马上，马上……”其实如果你通宵都不回来的话可以跟我说一声的，妈妈，我强睁着眼睛等了你一晚上，连宾馆的被子都没有铺开，蜷在床上望着有土黄色水渍的墙壁和天花板，联想到童年小区停电时我是如何在半夜等你回家的。我不甘告诉你我此刻需要你，叛逆期的故作坚强和藏在心底的“小孩需求”让我难堪到无法开口，只能做出对自己最残忍的对待，那就是压抑。时隔多年后我会跟你抱怨，你只会回问我：“你当时怎么不说？”等到我再长大一点，完全不再期待你的回应后你又会问我：“你怎么现在都不怎么愿意跟妈妈说话了？”妈妈，我不是无论几岁都爱吃商场门口的棉花糖的。葬礼结束，林三妹满载而归，她用1000块的丧礼钱和带我去一趟、跟干妈的聊天卖惨换来了干妈出于体面而回赠的更大额的红包，给了我应得的两百。回程的汽车、地铁、乡镇公交、三轮车、摩托车把我慢慢颠回小镇，这次我没有像小时候一样跟记忆里那个会把家里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干妈撒娇，我丧脸寡言，不再是那个可以坐在她们家老乌龟背上天真地喊着“架！架！架！”的小女孩了，交通工具的降级和车窗外景色由明到暗由高到低的变化让我重新认清现实——我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势利圆滑的母亲身边，生活在一个需要逮住机会向别人讨要施舍才能维持生计的家庭之中。3陈邦兰是我姥姥的名字，我更喜欢叫她外婆，虽然“外”在以父权文化为背景的汉字文化里是指母家而非父家、是外人而非堂堂正正的家人，但几千年的糟粕文字规则无法擦除“外婆”这两个字的发音对我情感上的烙印，于我而言“外婆”只是陈邦兰的另一个名字，不是什么外人。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用她的名字呼唤她，她是陈邦兰，而不只是林某人的妻子，不只是林某人的妈妈，甚至不只是我的外婆。林三妹是个小孩，到今天为止她都五十岁了，仍然是个小孩。她过不好被母父安排的生活，处理不好离昏、二昏后生活的变化，平衡不好热爱与生存的关系，模糊不清自我和世俗的轻重，把握不好爱与权力的边界，所以她选择了最轻松最容易的育儿方式：打骂。家里的人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姨妈说，这是我们这个小家的家务事，所以她管不了；舅舅们简单说了几句女孩不要打，我妈不听，他们也管不了，因为他们的妻子生的都是男孩；外公说小孩就是要打了才听话；妈妈说我就是被你外公这样打大的。只有陈邦兰会心疼我，我长大后好多次午夜梦回见到她，都是同一个场景：林三妹手上拿着武器抽打我，我就在原地边被打边哭号，下肢瘫痪的陈邦兰坐在旁边的竹编椅上动弹不得又着急地挥手想要抓住我妈的衣袖，脑溢血后遗症导致的不太健全的语言系统和哭腔让她口齿不清地说着“不要打了，你不要再打她了……”她是那个时候整个家里唯一一个真心不想我被打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看见我的痛的人。成年后确诊的精神疾病使我的记忆力减退，过往的记忆对我来说是点式的，不是线，也不是面，零零碎碎，混乱而繁杂。我已经记不清是高一还是高二的冬天，陈邦兰去世了。去世在大年三十全家团聚的日子，所有大人都坐在麻将桌前打麻将，孙子们玩扑克的玩扑克、看手机的看手机，曾孙们追追赶赶踢打着土猫土狗，我不知道陈邦兰是怀着怎样激烈的幸福从这样阖家欢乐的场景中喘不过气而发病住院的，一年365天，几乎有350天的日子她都只能在那张稍微动一下就吱吱叽叽响的竹编椅上坐着看一整天看了无数遍的抗日电视剧，等着外公从茶馆回来（然后刷短视频）、等着孙子放学回来（然后玩手机）、等着林三妹在外面鬼混回来（然后玩手机）……偶尔太阳好林三妹或者我会推着轮椅带她出去晒太阳，时至今日我手机里还保存着的她为数不多的照片都是晒太阳的时候拍的，重庆的晴天就和过年一样稀罕、我们晚辈能陪她的日子就和过年一样稀罕。陈邦兰的葬礼是唯一一个我在跪送队伍中真心流泪的葬礼，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如果人可以一辈子都不用真正学会面对爱人的离世，那就不要学会好了，但是人不能。林三妹哭得比我更厉害，她说，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你还有我”我心想。如果一个人要想一直做小孩的话，那她所在的家庭里总要有一个人来做大人，妈妈的家长离开了，我不自觉地扛起了这个做家长的责任。但是，我还没有问过外婆：“外婆，你死了过后想去哪里？我想把骨灰撒进大海。”外婆一定会问我：“为什么呢？”4陈邦兰走了没多久，林三妹突然有一天因□□出血而去医院，初步诊断说有可能是宫颈癌，但还需做进一步检查确认，在消息并没确定的当下林三妹像个刚被布置了作业就写到记事本上了的小学优生一样立即告诉了当时17岁的我，但同时又半自语地说“没事，不要担心妈妈”，而很显然的是，我接收到了她最想表达的那个意思——我觉得我应该当好这个大人，我开始恐惧失去我仅有一个的孩子。我彻夜难眠，第二天带着对检查结果的忐忑照常上学，我还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暴雨，那是夏末秋初的第一场暴雨，教室窗户的围栏是经纬线，妈妈的健康是配不平的化学方程式，焦虑和恐惧是划了3遍还拼不对的听写单词……我坐在靠窗位置，雨打玻璃，玻璃和我的眼泪一起融化，砸碎在课桌中央，雨针飘进窗户扎着我的脸，针针见孔，那是林三妹遗传给我被我连带着自己的脸一起憎恶了整个青春期的痘坑。课间十分钟张迁叫我一起上厕所——张迁是我最好的朋友兼同桌——我哭着跟她说我好像要失去所有了，我刚失去了和同学的友谊、谈了两年的恋爱，如果陈邦兰和林三妹都不在了，那我就去死，我会成为我们家第三个办葬礼的人，骨灰能不能撒向大海已经不重要了。张迁紧紧抱住我，跟我说别害怕。我要逃课。我要去寺庙求佛，我要尽我所能地做点什么。我想象着我人生中的第一场逃课，不是像青春校园剧里演的一样为了和不良少男恋爱，不是因为叛逆，不是出于贪玩，而是我不敢接受放学后回到家里可能会听到的关乎妈妈身体健康的坏消息。我要去寺庙求佛，我要我的妈妈健康，我顾不得泼墨大雨，我只觉得如果我被淋得越透佛就越能看清我的诚意，赐我的妈妈长命百岁。但其实我根本不敢逃，我不能容忍自己跳出好学生和好孩子的围栏，所以我只是坐在座位上哭了一天，什么也没做，什么淋雨什么求佛都是想象，我想着，如果佛要因此而惩罚我，那我也是活该，然后我发现我在意的根本不是林三妹的健康，而是自己对她的拥有，瞬间我又开始批判自己怎么能这么自私。晚自习下课后我故意拖着脚步慢悠悠地走回家，我害怕坏消息，我认定会是坏消息，我祈祷不要是坏消息。到家后我问妈妈，是坏消息吗，妈妈说，不是。我说，那就好，然后平静地走进了房间。我在装，其实我高兴得快要当场哭出来，但我偏要表现出一点也不在意的样子，好像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一切都不存在一样，因为林三妹这个“疾病的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事实是，今天学校里本来也什么都没发生，一切的开始和结束都只在我的脑中和眼泪里。我发誓，永远不会告诉她我有多依赖她、有多害怕失去她，否则我的害怕就会成为她控制我的把柄，而我的淡漠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她指责我是白眼狼的证据。我知道，我做什么都不对。夹杂着虚惊一场的高兴和复杂难以言说的拧巴感，眼泪铺平了枕头，梦里，我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5每次遇见可以许愿的机会，比如过生日、跨年、看见流星或者和朋友玩真心话回答问题，我都会在心里许一个很“阴暗”的愿望：希望我的外公早点死。一个在七十多岁刚死了老伴没两个月就想找新老伴、压迫了全家上下女性几十年的老头有什么好长命百岁的呢？所以他真的死了，我还挺高兴的。这次时隔两年后回老家，就是顺便去“参加”他的葬礼。“妈妈没有爸爸了。”林三妹说。妈妈终于没有爸爸了。林三妹的青春终于要在她的52岁结束了。我的青春是从发现林三妹参与高额保健品买卖活动的时候结束的。初二过后林三妹就一直没有上班了，我一直知道她好像在做什么买卖，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买卖，直到我高一的时候发现是高额保健品（这里的高额是指她高额投入）。本就入不敷出的家庭开始因此而欠债，我用她的身份证绑定的电话号码（未成年人自己办不了电话卡）不断接到催债电话和催债信息轰炸，那时我才十几岁。忆起那些哭着求她不要再出去参加各种会没收手机的会议了、不要再借钱在保健品上投资了的日子，就像蚯蚓从锁骨窝窝长出来往上爬，满脸的悚然，满头的酥痛，眼眶被蚯蚓堵住睁不开也掉不出眼泪，伸出双手想去把蚯蚓往下抹，结果连同着整个手臂都被巴满了蚯蚓。黏黏糊糊，无从阻挡，无可奈何，无妄之灾。——劝阻妈妈逃离火坑，给妈妈当妈妈，这于我而言的无妄之灾，是外公早年埋下的种子。林三妹是个小孩，她过不好被母父安排的生活，模糊不清自我和世俗的轻重。出生时因为是个女孩而被外公丢掉三次，又被陈邦兰捡回来三次；高考被外公改志愿；单身到29岁被外公包办昏因——人生的重大时刻尚且不能自己选择，那细碎的日常又有什么主体性可言呢？但被孝文化包裹着长大的林三妹，越是得不到父亲的肯定就越是想要得到父亲的肯定，这一份肯定她求了一辈子：把外公改的专业读到顶尖，把外公介绍的男人的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把陈邦兰离开后对外公的养老做到无可挑剔。一个从小被剥削的女儿，最后又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贴心小棉袄”，于她而言，“外公和陈邦兰的女儿”、“我和妹妹的妈妈”、“两个男人的妻子”、“朋友们的朋友”、“林三妹自己”这几个身份的重要程度是依次递减的，尤其是“外公的女儿”远远大于“我的妈妈”和“她自己”。埃莱娜?费兰特在《被遗弃的日子》里写道：“那些母亲很长寿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获得解放。”我常常想，把这里的“母亲”替换成“父亲”会更适合林三妹——毕竟父权制家庭最大的压迫者是男性，尤其是我们家——如果我高二那年先死的不是陈邦兰而是外公该多好，这样林三妹就不用再受苦了，我也是。关于不用再做爸爸的好女儿的课题她也能早一点学会，这样就没有人会再剥削她了，同时她还可以继续做陈邦兰的小孩，我也还有可以真正做妈妈的小孩、姥姥的孙子的机会，就算她在陈邦兰的庇护下还是长不成大人，至少我还能因为姥姥的在世而尚存一个恋家的理由。所以，终于，外公死了，终于。虽然一切看起来好像都有点晚了，陈邦兰已经离开了太久，林三妹已经五十岁了，我也已经21岁，已经长成一个比她更成熟的大人，不再是还很需要保护的小孩，但对于妹妹来说刚刚好，外公死在了她最需要妈妈的时候。那天林三妹带着妹妹出门研学旅行，家里无人照料，说来可笑，林三妹念叨了一辈子“你外公有心脏病，不要气他；你外公吃不了辣的，你最爱的尖椒兔也不能放辣”，结果他居然是死于独自热饭时懒得洗锅，被锅里上一次使用时剩余的辣油呛到，引起咳嗽和呼吸不畅而突发心脏病死的。还是死得太寿终正寝了，活了八十多年，该享的福都享了，除了死的时候咳出一裤兜子屎不太体面之外，一点也没苦着累着，就连屎尿都有大女儿的上门赘婿给他收拾，怎么不算是boys help boys呢，真是感人呢。其实我本不想因此而回家的，从高考结束上大学后已经逃离了两年多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回去，我不悼念外公，也不想念亲戚，举办葬礼又不会给我发红包，毕竟我没回家的这两个新年除了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很善良的舅妈给我发过一次红包，家里连我的压岁钱都给我断了；我也不想回去成为林三妹失去爸爸过后的情绪发泄桶，不想扮演保护妹妹不要在这种场面受到伤害的大人角色，我一丁点多余的不属于我的责任都不想承担，那些想要压垮我的重量和妄想淹死我的口水都会被我冷眼怒目地拒之门外，没有人能再令我感到不安了，因为我不再是手无寸铁的小孩子。我回去，是因为我很想念我初高中最好的一对双胞胎朋友，想念小时候在小镇上爱吃的所有美食：大地超市旁边的丝厂米线（因为八九十年代镇上有一个丝厂）、学校后门对面的早餐店、小推车卖的锅巴洋芋和饭团、学校前门往下走100米的羊肉汤饭……以及看望我高中时最喜欢的地理老师、初中的数学老师和别的曾让我爱上学习的老师们。是的，外公死了对我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借此理由跟老板请事假，我最多只会在路过我家楼下的时候出于好奇瞟一眼葬礼办得怎么样，然后继续我的返乡心愿清单大满足，在微信上跟我妈说打工忙回不来，同时又戴着口罩留着和我离开这里时大不相同的短发在小镇里晃晃悠悠地“旅行”。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流的，如果不是因为我嫌处理后果很麻烦的话，我甚至想去葬礼上抢过哭丧的话筒哈哈大笑，一条一条给下面的“亲朋好友”细数那个姓林的老登干过的所有龌龊事。现在，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们叙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