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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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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
——上部:我的青春谁做主
(下部:论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
自序
写下这些字时,窗外的蝉鸣正拖着长音掠过七十一个春秋。我常常坐在藤椅里数阳光透过叶隙的光斑,像数着这辈子没弄懂的那些事——父亲的爱该是什么形状?母亲的疼该有怎样的温度?子女的孝该以何种姿态呈现?还有姐妹间那斩不断的血肉,为何有时却比寒冰更冷?
世人总说,若得不到爱,必是自身有错。我便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反复咀嚼这句“定律”。是不是我本就不该推开这扇家门?是不是我这卑微的存在,生来就只配做块垫脚石,任人踩踏、索取?这些念头像藤蔓,在骨头上盘了多半生,勒出深深的痕。
可走在人生的路上,总有些光照进眼里。赶马车的大叔的一碗小米饭,远房六姨奶奶温暖的怀抱,邻居张叔张婶无私的相帮,同桌男孩的宽容大度,还有本家堂兄那副善良的肩膀。以及那些素不相识的同情、心疼和怜悯,轻得像羽毛却又重如大山,能在心上落出温热的印,留下重重的痕。它们是什么?是偶然的慈悲,还是人性本就藏着的善?
活到这个年纪,爱恨都已磨得钝了,只剩些模糊的影子在记忆里晃。只是心里总有个角落空着,像缺了块拼图,怎么也凑不齐。于是便想把走过的路、遇过的人、记下的瞬间都摊开在纸上。不为别的,就想给这人生留些脚印。那些被亲情忽略的日夜,那些被路人温暖的片刻,都是我踩过的脚印,歪歪扭扭,却步步真实。
或许这些脚印歪歪扭扭,或许藏着许多不堪,但它们都是真的。我想知道,究竟是我哪里错了,才把日子过成了这般模样?又或者,这世间本就没有那么多温情脉脉,人性的复杂本就只容得下疏离与凉薄?
可我总觉得不对。父亲的肩头该是能挡风的,母亲的手掌该是温暖的,姐妹的拥抱该是带着血缘的热的。这些念头像微弱的光,总在心底亮着,让我不甘心就此相信“定律”,不甘心承认“人性本凉”。
这本书,便是我的问路石。若有读者偶然翻开,能从这些碎语里品出些什么,哪怕只是一句“我懂”,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慰藉。
至于那答案,或许藏在字里行间,或许要等更久的岁月来揭晓。我只知道,写下它们,我才敢再往前挪一步,再对生活抱一丝期待——期待有一天,能看懂那些没看懂的爱,能原谅那些没原谅的遗憾。
是为序。
第一章:童年的记忆
目录
1、那年夏天的巴掌
2、父亲
3、母亲
4、祖父去世
5、祖父
6、铜盆与夕阳里的刀光
7、奶奶
8、酸菜缸里的春天
9、六零年的中秋面
10、归来的冬日
1、那年夏天的巴掌
关于父母最早的记忆,像一枚生锈的铁钉,牢牢地钉在1957年夏天的午后。
1957年盛夏,骄阳毫不吝啬地把炽热倾洒在北方无垠的大地,午后时分,连空气都弥漫着滚烫的气息,蝉鸣交织成一片燥热的网。小镇上一个不太整齐的四合院里的西厢房。屋内北面的土炕上,一场别样的“交锋”正在悄然发生。
年仅两岁的我,嘴巴张得圆圆的,小脸涨得红扑扑的,带着十足的委屈劲儿拼命哭喊。小小的身子在炕上不安分地扭动,努力想要坐起来,莲藕般的小胳膊在空中乱舞,好像在急切地寻找着依靠。
站在炕沿边,我的父亲神色凝重,眉头不自觉地拧成了个“川”字,额头上岁月的痕迹越发明显。他的目光中透着些许的厌烦和愤怒,伸出他只握惯笔杆子的手,一次又一次,用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把我推倒。我那股子倔强的劲头上来了,哪怕眼泪和鼻涕糊满了稚嫩的脸蛋,还是一次次满含着不服输的勇气挣扎着起身,哭声在狭小的屋子里愈发响亮。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父亲的耐心渐渐被消磨,内心积压的复杂情绪好似即将喷发的火山。他双眼微微睁大,猛地扬起手掌,狠狠地搧向我的头部。刹那间,哭声戛然而止,只剩下轻轻的抽噎,小小的肩膀还在微微颤抖。
父亲身旁,站着我的母亲。二十多岁的她穿着件蓝绿色像满天星一样小碎花的泡泡短袖上衣,布料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她的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蜷着,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窗外进来的阳光从她身后打过来,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记得那蓝绿色的碎花在眼前晃,像一片安静的海,把所有的声音都吸了进去。至今想来也不知当时她在想什么。后来我曾问过她,她总是以沉默代替了回答,就像她那件蓝绿色的泡泡袖上衣,在那个灰暗的夏天,是唯一鲜亮的颜色,却也沉默得像幅旧画,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藏进了时光的褶皱里。
2、父亲
父亲出生在农村,父亲的父亲是那片土地上少见的“文化符号”。是村里唯一拿得出手的教书先生。
或许是太懂文化的分量,他把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教得比自己更“体面”。父亲成了村里头第一个揣着“高小文凭”的人,笔杆子比锄头使得溜,先接了他父亲的班——教书,解放后又凭着一手好字进了县政府,成了人人客气称呼的“秘书”。
父亲高高瘦瘦,竟没沾多少土气。妹妹小时候写作文,说他“白净的脸上嵌着双智慧的小眼睛,高亢的声音唱着不着调的歌”。他是真的爱干净,哪怕后来遭了难,从劳教所回来被下放到乡下时,把从垃圾堆里捡回的破围巾,逼着母亲反复涮洗、缝补,围在脖子上时,竟硬生生捋出些民国文人的清瘦模样,风一吹,围巾角飘起来,倒像忘了身上的补丁棉袄。
可这份对“体面”的执着里,藏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刚愎。他不懂人情世故,说话直得像没打磨过的木头,总在不经意间就得罪了人。五七年被打成了□□,被送劳教所劳动教养三年。他的这个标签,给全家带来了滔天的灾难。这明明是他闯出来的祸,最后扛着最多苦的,却是母亲和我们这些幼小的子女。他自己倒像活在一套自己的逻辑里,该吃饭时吃饭,该读书时读书,仿佛那些明里暗里的岐视和难处,都落不到他身上似的。不痛快的时候,会随便找一些莫须有的理由用他那满是文化的巴掌使劲的搧他看着不顺眼的我们。小小的脸上常常留下红红的巴掌印子。每每这时母亲总是默不作声。
3、母亲
母亲的人生像块被反复熨烫的蓝布,明明藏着不肯服帖的褶皱,却总被她自己捋得平平整整。她比父亲小三岁,地主家的小姐出身,却偏生没沾多少娇气——从小丧母,跟着祖母长大,她祖母走的时候,她在棺材底下蜷了一夜。后来母亲说,那晚听着头顶的木板咯吱响,就知道往后的路,得自己踩出脚印来。
解放初期村里缺识字的人,她揣着几天私塾的底子跑出来,在祠堂里办起扫盲班。黑板是用锅底灰刷的门板,粉笔是黄土和的泥条,她站在土台子上教“男女老少”“翻身解放”,蓝布褂子上沾着粉笔灰,眼睛亮得像星子。谁也想不到,这个能在男人堆里讲得头头是道的姑娘,心里却还揣着“三从四德”的旧观念。跟父亲结发七十年,风里雨里,他是□□时她守着家,他劳教时她养着孩子,从来没说过一个“走”字。
可母亲的爱,总像隔着层薄雾。我这辈子总是在琢磨,她到底爱不爱我?说不爱,寒冬夜里她会把我的脚揣进怀里焐;说爱,有些瞬间又凉得让人心头发紧。
最清的那道凉,是条粉绿碎花的围巾。那年我已经懂了臭美,看着母亲从外面回来,手里扬着两条新围巾,粉得像桃花,绿得像春水。母亲进屋后看到比我大九岁姐姐——父亲前妻的女儿也在(她平时跟她妈妈住)转身就给了她一条。我盯着剩下的那条,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满以为下一秒就会落在我脖子上。
可她看都没看我,径直拉开柜子抽屉,把围巾塞了进去,锁舌“咔哒”一声合上,像敲在我心上。我愣了愣,突然扯开嗓子大哭,眼泪鼻涕糊了满脸,哭到后来喘不上气,母亲也只是坐在炕沿纳鞋底,m麻绳线穿过布面的声音,比我的哭声还清晰。最后是姐姐有些尴尬的把她的围巾从脖子上解下来,往我脖子上一绕:“先给你戴,明天还我。”粉绿的花贴着我的脸,香得让人发酸。
那条没给到我的围巾,在柜子角落躺着。十年后,我是不经意时翻到的,布料还是挺括的,花纹鲜亮如初,像被时光冻住了。那一刻我是懵懂的,母亲对我爱吗,可她的爱里总掺着些我读不懂的掂量,像是怕一碗水端不平,又像是把什么更重要的东西,看得比我还要紧。也许分给我的那部分爱,就只能藏在柜子深处,藏在她没说出口的犹豫里。
如今母亲去世了,我也满头白发,背也驼了,偶尔翻出老照片,看见她站在扫盲班门口的样子,蓝布褂子,亮眼睛,身后是写满字的门板。我才渐渐明白,她那点“小野心”和骨子里的“旧规矩”,从来不是矛盾的。就像那条围巾,她藏起来的不是吝啬,是一个女人在动荡年月里,想把一碗水端平的笨拙。
祖母教她的规矩,时代教她的要强,还有骨子里那点对“周全”的执念,在她身上拧成了一股绳。她端庄大气的模样底下,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执拗?或许连她自己都分不清,那些年紧攥着这个家不撒手,是因为三从四德的本分,还是因为心里那点不肯认输的劲儿。
4、祖父去世
1958年的冬天,我那年3岁,那间小屋还是老样子。父亲去劳动教养后,祖父便一病不起,且病情越来越严重。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病情越发的严重,炕的另一头坐着的奶奶对着因为冷缩在炕角团成一团的我,声音发颤的说:“平儿,去把你妈叫回来吧,你爷爷……快不行了。”
我应声下炕,趿拉上鞋往门口挪。刚推开外屋门,寒风“呼”地卷进来,像无数小刀子刮在脸上。我打了个寒颤,带着哭腔回头:“奶奶,好冷……”
奶奶喉间滚了滚,声音沉得发涩:“冷也得去啊,爷爷等不及了。”
我咬着唇转身,从炕边扯过一条旧围巾裹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吱呀一声带上门,那点小小的影子,转瞬间就被浓稠的黑夜吞了进去。
那年月,寻常百姓家的电灯晚上十点就断电了。路灯更是想都不敢想。从家到母亲教书的小学,隔着二里多地,全凭脚底板丈量。等我跌跌撞撞摸到学校门口,露在外面的耳朵早冻得硬邦邦,脸麻得像不是自己的。
母亲正在办公室里开政治学习会,听见动静出来,一看我那样子,心猛地揪紧。跟领导匆匆请了假,拉着我的手就往家赶,一路都没敢松劲。
后面的事,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屋里点了两盏煤油灯。昏黄的光摇摇晃晃,照得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打颤。爷爷躺在杌櫈上——就是那种长约两米、宽两尺的木凳,平时搁在躺柜前待客用的。母亲和姑姑跪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时不时发出压抑的哭声。
那会儿房子是三间连在一起的,对面屋住着别人家,可整夜都安安静静的,谁也没说过一句“扰民”之类的话。
后来才明白,母亲能留在县城小学,没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全是因为祖父。父亲被送去劳动教养后,按规矩,母亲本该跟着受牵连。可祖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文化□□,是国家的功臣。就为了让她能照顾老人,组织上破了例,让她继续留在原地教书。
5、祖父
祖父脸上的几颗麻子,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鲜明的印记。那时总觉得,那几粒浅浅的坑洼像星子落在他脸上,让这个被十里八村唤作“二先生”的老人,多了几分亲近的烟火气。
祖父的名声,一半来自《周易》的学问。奶奶总说,当年兵荒马乱时,是祖父算准了“马鞑子”和日本兵进村的时辰,让村民们提前躲进后山山洞,才躲过一次次洗劫。他算卦时总是坐在八仙桌旁,指尖捻着铜钱,目光落在卦象上时,连窗外的风都似要轻些。可他从不以此自傲,有人送来谢礼,他总是婉言谢绝并谦虚的说“是大家命不该绝”。
这个在村民眼里无所畏惧的“二先生”,却唯独怕奶奶的父亲。那位八旗出身的老人,总骑着高头大马,马靴踏在灶台砖上咚咚响,马鞭扬起时,祖父便会垂着眼站在一旁,像个犯错的孩子。而奶奶总会扑上去拦在中间,红着眼眶保证“一定好好过日子”。后来才懂,那不是怕,是他懂得珍惜奶奶的维护,是藏在硬朗外表下的温柔。
祖父的人生,总在“入世”与“出世”间找着平衡。八路军请他去锥子山教战士学文化,他二话不说收拾了行囊,在油灯下教那些握惯了枪的手握住笔,把“民族”“家国”写进心里。可全国解放后,他拒绝了官场邀约,只在师范学校做了国文□□,说“教书育人,才是本分”。他教学生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也真的这么做着。
记忆里的祖父,总带着点让人发笑的“吝啬”。每月六十多元的工资在当时是顶高的,他却连擦件大衣都要给奶奶两毛钱“工钱”。奶奶接过钱时眼里的笑意,如今想来,是懂他用这种方式表达的尊重。他平时总买一些糕点放在柜里,我便成了家里唯一的“小偷”,趁他午睡时用奶奶的长烟袋锅子钩糕点,被发现了就笑着跑开。母亲后来告诉我,那些糕点本就是祖父给我买的,他只是舍不得直白地疼。
直到祖父去世,母亲从他褥子下翻出一沓国债券,长大后,我才慢慢的读懂他“吝啬”背后的深情。那些被他省下来的钱,都变成了对这个国家最实在的牵挂。原来这个算得准卦象的老人,早把一生的“卦”,算给了家国与亲人。
如今再想起祖父,总觉得他脸上的麻子不是疤痕,是岁月刻下的勋章。那里藏着他的智慧与勇敢,藏着他的温柔与坚守,更藏着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家与国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爱。
6、铜盆与夕阳里的刀光
1959年的夏天,蝉鸣把院子里的日头叫得格外烫。祖父去世不久,母亲便被下放去了乡下学校,西厢房里只剩下我和奶奶相依为命。
那天下午,门洞子里积着点阴凉,我和院里的孩子们举着小木棍疯跑,领头的胖小子喊一声“老杨婆子大茶壶”,我们就跟着喊,喊得越响越得意。我喊完,还特意回头瞥了眼自家的方向,心里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孩子们的玩笑,总是裹着无知的尖利。
喊声还没散尽,胡同口就涌进来几个人,径直往我家走。我心里咯噔一下,跟着人群凑到门口。
奶奶正坐在炕沿上梳头,她的眼睛打我记事起就半睁着,像是蒙着层雾,此刻慢悠悠地抬起眼:“你们做啥”?“大炼钢铁,看看家里有啥能用的。”来人说着,已经掀翻了杌凳,拉开了抽屉。家徒四壁的屋子本就没什么可藏的,土炕、木箱、靠墙的几个陶罐,一目了然。可他们还是从杌凳底下拖出了那个铜盆——那是奶奶从娘家带来的陪嫁,边缘磨得发亮,盆底刻着缠枝莲。“这个能用!”一人拎起铜盆,转身就往外走。
奶奶放下木梳,银白的头发顺着肩头滑下来。她走得不快,却稳稳地堵在门口:“放下。这是我娘家带来的,谁也不能拿。”
另一个人劝道:“你家老先生是革命功臣,儿子儿媳都是国家的人,你该支持国家建设。”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奶奶的声音不高,却像钉在地上,“我不认字,不懂那些大道理,这是我的私物,跟旁人没关系。”
那人不听,抱着铜盆就要挤过去。就在这时,奶奶不知从哪儿摸出把菜刀,左手猛地把垂在胸前的头发甩到脑后,露出满是皱纹的额头,右手的菜刀“哐当”一声举过头顶。午后的阳光从她身后斜照进来,把她瘦小的影子拉得很长,菜刀的刃上闪着冷光。
“我的东西,谁也别想拿走!我跟你们拼了!”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从未有过的狠劲,菜刀真的朝那人挥了过去。拿铜盆的人吓得手一松,铜盆“咚”地砸在地上,两条腿直哆嗦。其他人见状,嘴里喊着“这老太婆疯了”,一窝蜂似的往外跑,连滚带爬地消失在胡同口。
门洞子里静下来,刚才跟着起哄的孩子们都怯生生的,小声叫了句“杨奶奶”。奶奶举着刀的手慢慢垂下来,菜刀“当啷”掉在地上。她一屁股坐在门坎上,背对着我,肩膀轻轻耸动。我扑过去抱住她的胳膊,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喊过“老杨婆子”。孩子们见了奶奶,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一声“杨奶奶”。
如今奶奶早已不在,可那个下午的画面总在我眼前晃:夕阳把她的白发染成金红色,瘦小的背影像株倔强的芦苇,举过头顶的菜刀在光里闪着,明明是单薄的一个人,却让人觉得比谁都威武。
那只铜盆,磕掉了一块边,却被家里人小心地收着。它作为奶奶的嫁妆,经历过岁月的颠簸,更记录了那个夏天,一个普通老太太为了守护自己的东西,爆发出的、比钢铁更坚硬的勇气。它早已不是普通的铜盆,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它藏着一个女人在时代里的悲壮与尊严。
7、奶奶
我称呼她奶奶,从不称呼祖母。这称呼里裹着的,是二十四年相依为命中,她独独给我的、浓得化不开的疼惜。这世上再没有谁,能像她那样把我捧在掌心里护着,连一分一毫的委屈都舍不得让我受。后来她老了,我和妹妹们轮流守着她,喂饭、擦身、梳那一头渐渐白透的银发,看着她在暖炕上打盹时嘴角微微翘着,便觉得先前她给我的那些“溺爱”,总算有了可还的地方——她走时很安详,该是没什么遗憾的。
奶奶生得瘦小,风大些仿佛就能吹倒,站在祖父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旁,像株依着大树的细草。可她身上最惹眼的,是那杆一尺半长的铜锅烟袋,终日不离手,烟袋杆被摩挲得油光锃亮。有时家里断了烟叶,她就抓把晒得干透的白菜叶揉碎了塞进去,“吧嗒吧嗒”抽得有滋有味。她嘴里没剩几颗牙,偏偏生了个宽厚的大下巴,像是老天爷特意为她长的烟袋托,烟袋锅往下巴上一磕,烟灰簌簌落在衣襟上,她也不拍,只眯着眼咂咂嘴,那模样,比吃了蜜还满足。
她做活慢,慢得像檐下的雨滴。一坛子咸菜,能从清晨腌到日暮。每颗芥菜都被她坐在小板凳上细细修理,烂叶、须根、哪怕一点点虫眼,都得抠得干干净净,再均匀地滚上盐,码进坛子里时,颗颗都站得笔直,像列队的兵。“慢工出巧匠”,她总这么说,手里的活计不停,烟袋斜叼在嘴角,声音含混着烟味,却透着股笃定。
可她的性子,比那慢慢腌透的咸菜还韧。院里婶子们为了一口大缸吵得脸红脖子粗时,她只坐在门坎上抽着烟袋笑,从不掺和一句。那年头粮食金贵,家里揭不开锅时,她就领着我去野地里薅野菜,煮一大锅清汤,撒点盐,我们祖孙俩就着咸菜喝得满头汗。邻居端着馒头走过,她眼皮都不抬一下,只往我碗里多夹一筷子菜:“咱有咱的吃法,香着呢。”
她这辈子,生过六个娃。可那会儿她身子骨弱,浑身总抽筋,抽起来就蜷在炕上直哼哼,连自己都顾不上,更别提照管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姑姑和父亲。我常听她讲,夜里抽筋抽得厉害,就挣扎着爬起来,跪在灶王爷像前磕头,额头磕得青肿,嘴里念叨着“求老天可怜可怜,让娃们活下来吧”。可那时,祖父总不知去了哪里。
在那样的日子里,她不坚忍,又能靠什么撑着呢?只是这份坚忍里,藏着多少夜里的泪,多少咬着牙咽下去的苦,怕是只有那杆烟袋知道。烟袋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映着她瘦小的身影,也映着她给我的、比山还稳的依靠。
8、酸菜缸里的春天
1960年的春天,风里还裹着冬天的冷意,地里的野菜却比往年稀了不少。奶奶每天天不亮就挎着竹筐起身,我攥着她的衣角跟在后头,踩着露水往城郊的坡地走。她的烟袋杆斜插在筐沿上,随着脚步轻轻晃,嘴里念叨着“苣荬菜要找带紫根的,灰菜得挑嫩尖”,可眼睛在枯黄的草丛里扫来扫去,筐底半天也积不下一把。
回家后,她总把熬好的野菜粥往我跟前推推:“你多吃点,长身子呢。”可那点野菜掺上增量粉煮成粥,稀得能照见人影,祖孙俩分着喝,一碗就能数清里面的菜叶。往往太阳还没爬到头顶,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像揣了只不安分的小雀。
不知从哪天起,我发现院里刘婶家的小棚子没锁。那棚子漏着缝,能看见里面立着口酸菜缸,缸沿上漂着层白沫,底下沉着些发黑的菜帮子,是烂了一半的酸菜。
第一次溜进去时,心“怦怦”跳得像要蹦出嗓子眼。我瞅着四周没人,飞快地蹲下去,从缸里捞起两个软塌塌的菜帮子,上面还沾着点发黏的汁液。攥在手里,一股酸溜溜的气味往鼻子里钻,竟觉得比什么都香。
我不敢回家,躲到院角的柴火垛后,背靠着暖烘烘的麦秸,把菜帮子塞进嘴里。那味道又酸又涩,带着点腐烂的腥气,可我嚼得津津有味。酸菜的酸劲刺激着空落落的胃,竟生出种奇异的满足感,连带着心里的慌张都淡了。我小口小口地啃,把最后一点渣子都咽进肚里,舌尖还留着那股酸,像抓住了根救命的稻草。
从那以后,我总趁刘婶家没人时溜过去。有时捞到半烂的菜帮,有时只能捡到缸底的碎末,都像得了宝贝似的藏起来吃。奶奶似乎没察觉我的小动作,只是看我喝粥时不再狼吞虎咽,她便也多喝两口,烟袋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映着她眼角的皱纹。
那口酸菜缸,如今想来实在算不得什么好东西。烂了的酸菜带着霉味,可在那年春天,却是我眼里最诱人的吃食。它的酸,盖过了野菜粥的寡淡,压下了肚子里的饥饿,甚至让我在偷偷摸摸的快乐里,暂时忘了日子的难。
后来生活慢慢缓过来,奶奶腌的酸菜酸香爽口,装在坛子里能吃一冬。可我总觉得,再没有哪口酸菜,能比得上当年柴火垛后,那两个带着烂斑的菜帮子。它们藏着一个孩子最狼狈的渴望,也藏着那个春天里,一点偷偷摸摸、却足以支撑下去的甜。
9、六零年的中秋面
六零年的八月十五,风里已经带着秋的凉意,可太阳晒在身上,还是能透出点暖来。院子里的老槐树落了半地黄叶,奶奶正坐在门槛上,手里捧着个粗瓷碗,里面是她攒了不知多少个日子的白面,还掺了大半的增量粉,白花花的一小盆,在那时已是金贵之物。
“今天过节,咱吃顿面条。”奶奶的声音带着点笑意,和面的手在瓦盆里转着圈,面团渐渐成形,她又拿起擀面杖,在案板上一下下擀开,面皮越来越薄,撒上点干面,叠起来,切成细细的条。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面条下进去,不一会儿就浮了起来,捞到粗瓷碗里,简单放了点煮熟了的野菜,浇了点盐水,就是过节的饭了。
那时大姨正患着结核性脑膜炎,在我家养病,脸色总带着点苍白。奶奶又让人叫来了哥哥姐姐——他们是父亲前妻所生,平日里各忙各的,今儿个特意凑到一块儿。五口人围着小炕桌坐定,每人面前一碗面条,热气腾腾地冒着白气,谁都没先动筷子,眼里都亮堂堂的,像是捧着什么宝贝。
“平儿,”大姨忽然开口,声音轻轻的,“我瞅着柜子上还有点香油,你拿来,咱都添点。”
这话一出,大家都应和着:“对对,添点香油才香呢。”我心里乐开了花,放下碗就往柜子跑。那柜子比我还高,我踮着脚,胳膊伸得老长,才能够到那个小小的玻璃瓶。瓶子轻飘飘的,里面的液体黄澄澄的,看着就香。
“给我点,给我点。”哥哥先伸出碗,我小心地倒了一点,姐姐也凑过来,大姨自己也倒了些,最后轮到奶奶时,瓶子已经空了。我有点悻悻的,自己碗里也没捞着,垂头丧气地要坐下。
还没等屁股挨着炕沿,就听大姨突然“呀”地一声喊起来:“这不是香油!是煤油!”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鼻子凑到空瓶子跟前,一股熟悉的、呛人的气味钻进来——真是煤油!那时家里总点煤油灯,这味道再熟悉不过了。哥哥姐姐已经皱起了眉,大姨也捂着嘴,奶奶的手停在半空,看着装“香油”的瓶子,忽然笑出了声:“没事没事,不碍事。用水冲冲一样吃”。
我没说话,回头端起自己那碗没沾过煤油的面条,跑到院子角落的老槐树下。风一吹,面条凉了点,可吃在嘴里,竟觉得格外有滋味。一口一口慢慢嚼着。
那天的月亮特别圆,挂在天上像个银盘子。我坐在树下,把那碗面条吃得干干净净,连最后一点汤都喝了。后来才知道,那点白面,是奶奶从牙缝里省了一个月的口粮。可那时不懂这些,只记得五个人围着炕桌的热闹,记得大姨喊出“煤油”时的慌张,记得自己坐在树下吃面时,心里那点说不清的踏实。
六零年的中秋,没有月饼,没有荤腥,只有一碗掺了增量粉的面条,和一场关于煤油的虚惊。可那碗面的味道,却比后来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让人记挂——因为那里面,有奶奶的疼惜,有亲人的凑趣,有苦日子里,一家人挤在一起的暖。
10、归来的冬日
那天的太阳没力气的带着点惨白,像层薄霜糊在窗纸上。惨白的阳光下飘着雪花。西厢房的土炕也有些丝丝寒意,我蜷在炕角数窗棂上的冰花,听见屋后猪圈里传来奶奶喂猪的声响,泔水瓢碰撞石槽的声音一下下敲在冻土上。
门帘被轻轻掀开时,我以为是奶奶进来了。抬头的瞬间,一个清瘦的影子立在屋中央,黑布棉袄的肩头落着层薄雪,袖口磨得发亮。他的脸被寒风吹得发红,眼窝深深陷下去,正望着我。
我攥着衣角的手突然发紧。眼前这个人的颧骨高高支着,下巴尖得像块冻硬的土块。但他那一双眼睛像极了我印象中的父亲。
“爸......”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像被冻住的冰凌轻轻敲了下门框。
他没应声,只是睫毛颤了颤,有雪花从发间落下来,化成细小的水珠。
心口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下,我猛地从炕角跳下来,鞋都没顾上穿,光着脚往屋外跑,嗓子里像堵着团热棉花: “奶奶!奶奶!我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猪圈那边的声响戛然而止。几秒钟后,我看见奶奶跌跌撞撞地跑过来,黑色的帽子歪在一边,手里还攥着那只豁了口的泔水瓢。她跑到门口时绊了一下,瓢“当啷”掉在地上,里面的泔水洒在地上,冒着白气。
“你......你......”奶奶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她伸出手,指尖在离男人肩头几寸的地方停住,像是不敢碰,又像是怕碰碎了什么。
男人放下手里那个打了好几道补丁的帆布包,他往前挪了半步,轻轻握住奶奶的手,那只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此刻却在不住地发抖。
“妈,”他开口时,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带着股稳稳的热气,“我回来了。”
奶奶这才像突然醒过来,一把抱住他,头埋在他落满雪的肩头,嘴里反复念叨着“回来了,回来了”,声音里混着哭腔,却带着笑。我站在一旁,看见有热气从他们相拥的地方冒出来,把肩头的薄雪一点点焐化了。
屋檐上的冰棱开始往下滴水,一滴,两滴,落在结了薄冰的水缸沿上,敲出清脆的声响,像是春天要来了。
因为我是一个学数学的人,在那个年代又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所以对于写作很是生疏,只不过是把人生经历梳理一下写在纸上,其中语句、标点、段落等基础的东西都是不合格的,如果能得到老师指点,已是我人生大幸。
万分感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