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春》明黎春

2、第 2 章 明黎春

　　明黎春

　　——一部关于记忆、伤口与光的叙事

　　献给所有没有被看见的孩子

　　第一卷·童年

　　第一章五岁那年的红裙子

　　明黎春不记得自己五岁以前的事。

　　她记得的，是一条红裙子。妈妈买的，领口有一圈小花边，穿上去像一朵移动的杜鹃花。她还记得那双白色的帆布鞋，鞋带是妈妈系的，系了两个蝴蝶结，很紧，跑不掉。

　　她跑了。

　　那个周末，爸爸妈妈说要带她去公园划船。她坐在后座的安全座椅里，怀里抱着布偶兔子，红裙子铺在腿上。爸爸开车，妈妈坐在副驾驶，阳光很好。

　　然后红灯。然后爸爸看了后视镜，脸色变了。然后妈妈说：“念念乖，趴下。”

　　她趴了下去。脸贴着座椅，抱着兔子，一动不动。

　　后来的事情，她记不全了。记忆像碎掉的玻璃，每一片都很锋利，但拼不成一个完整的形状。

　　她记得车在开，很快。记得妈妈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记得爸爸说“带念念走”。记得妈妈把她从安全座椅里抱出来，抱得很紧，紧到她有点喘不过气。

　　记得有人拽住了妈妈的头发。

　　妈妈摔倒了。但在摔倒之前，她把小春甩了出去。小春摔在地上，膝盖破了皮，红裙子破了。她趴在地上，回头看到妈妈被两个人按着，胳膊被反拧在身后。

　　“妈妈！”她喊。

　　妈妈抬起头。那个眼神，小春记了一辈子——不是害怕，不是愤怒，是快跑。

　　小春爬了起来。

　　她跑了。光着脚。红裙子。膝盖在流血。她跑出了巷子，跑到了大街上，跑进了人群里。她没有回头。她不知道，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妈妈活着的样子。

　　后来是老赵找到了她。老赵是爸爸的同事，黑脸，话不多，蹲下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

　　“念念。”

　　小春看着他。她不认识他。但她认识那件制服。爸爸也穿那样的制服。

　　“赵叔叔带你回家。”

　　老赵把她抱起来。她趴在他肩膀上，看到远处的巷口，有警车，有黄色的带子，有很多人。她没有问爸爸妈妈在哪。她已经知道了。不是知道他们死了。是知道他们不在她身边了。这个“不在”，比“死”更早进入她的生命。

　　老赵没有带她回自己的家。他带她去了警队大院。一间不大的宿舍，一张行军床，一盏台灯。他把台灯打开，调成暖黄色，放在床头。

　　“以后你就住这儿。”老赵说。

　　小春坐在行军床上，抱着兔子，没有说话。

　　“怕不怕？”

　　小春摇了摇头。她不怕黑。她怕的是，爸爸妈妈不在的地方，她不知道该怎么活。

　　老赵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出去了。他关上门，但没有关紧，留了一条缝。走廊的灯光从门缝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线。

　　小春看着那条线，看了很久。

　　她不知道，这条线会一直跟着她。从五岁到二十五岁，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案子到另一个案子。它有时候很细，细到看不见。但它从来没有断过。

　　那天晚上，老赵在门外坐了一夜。他怕小春哭。小春没有哭。她只是睁着眼睛，躺在那张行军床上，抱着兔子，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老赵推门进来的时候，小春已经坐起来了。她把被子叠好了，虽然叠得歪歪扭扭。她把兔子放在枕头上，摆正了。

　　“赵叔。”她说。

　　“嗯。”

　　“我爸爸妈妈呢？”

　　老赵张了张嘴。他想说“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但他看着小春的眼睛，把那句话咽了回去。

　　“他们牺牲了。”老赵说。

　　小春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上还有昨天摔倒时蹭破的皮，结了小小的痂。

　　“赵叔。”

　　“嗯。”

　　“我能改名字吗？”

　　老赵愣了一下。“改成什么？”

　　“小春。”她说，“春天的春。”

　　老赵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改名字。但他没有问。他只是点了点头，说：“好。”

　　很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小春改名字是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是明远和方敏的女儿。她怕实验室的人找到她。她五岁。她已经学会了隐藏。

　　第二章警队大院

　　小春在警队大院里长大。

　　大院里有很多孩子。有父母双全的，有单亲的，有跟爷爷奶奶住的。有被家暴的，有被霸凌的，有偷东西被抓住的。警队大院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它是一个小型的、活生生的社会缩影。

　　小春是那个社会里最安静的观察者。她不怎么说话，但什么都看在眼里。

　　食堂的阿姨认识她，打饭的时候多给一勺红烧肉。值班室的王叔帮她辅导过作业，虽然她从来不问问题。训练场的教官教过她打拳，说“小姑娘要会保护自己”。

　　她学会了打拳，但没有学会交朋友。

　　不是不想。是不会。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说话，不知道该怎么笑，不知道该怎么在别人跟她分享零食的时候说“谢谢”。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别人玩，像一个透明的、不会融化的冰雕。

　　苏洛洛是第一个主动走过来的人。

　　那是小春六岁的时候。警队大院的花坛边，小春蹲着看蚂蚁。苏洛洛跑过来，手里拿着一根冰棍，已经化了一半，滴在她手上。

　　“你在看什么？”

　　“蚂蚁。”

　　“蚂蚁有什么好看的？”

　　小春没有回答。

　　苏洛洛蹲下来，跟她一起看。看了一会儿，她说：“它们搬家了。”

　　“嗯。”

　　“你怎么知道？”

　　“它们在搬食物。”小春说，“要下雨了。”

　　苏洛洛抬头看了看天。大太阳，没有云。

　　“你骗人。”

　　小春没有辩解。下午下了暴雨。苏洛洛被淋成了落汤鸡，但她没有生气。她跑到小春的宿舍门口，敲门，小春开了门。

　　“你怎么知道要下雨？”

　　“蚂蚁搬家。”

　　“你教我。”

　　小春看着她。苏洛洛的头发在滴水，衣服湿透了，但她笑得很好看。小春不知道为什么，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苏洛洛成了小春唯一的朋友。不是“最好的朋友”，是唯一的。因为小春不需要很多朋友。她只需要一个人——一个不会因为她不说话就离开的人。

　　苏洛洛就是那个人。

　　第三章小盼

　　小盼是小春的小学同学。同班，但不怎么说话。小盼太乖了，乖到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不抢风头，不跟人吵架，不拖欠作业，不跟老师顶嘴。她像一杯白开水，放在那里，不凉不烫，谁都可以喝一口，谁都不会记住味道。

　　小春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的铅笔盒。小盼的铅笔盒里永远有一块干净的抹布，每天放学都会把两个人的桌面擦一遍。小春和她坐过一学期同桌。

　　“你不用帮我擦。”小春说。

　　小盼笑了一下：“没事，我习惯了。”

　　她习惯了很多事。习惯一个人回家，习惯一个人吃饭，习惯在妈妈忙的时候帮忙看店，习惯在爸爸出差的时候自己定闹钟起床。她从来没有抱怨过。

　　所以后来，当小盼的爸爸在一场车祸中坠崖身亡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这孩子太可怜了。”

　　没有人说：“这孩子是不是太累了。”

　　小盼的爸爸叫潘国良。工程师，老实人，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是周末带女儿去公园划船。他死在一个春天的晚上。盘山路，坠崖，交警说是疲劳驾驶。

　　小盼没有哭。她只是变得更乖了。乖到不像一个刚失去父亲的孩子。老师在家长会上表扬她：“潘盼同学非常坚强，是全班同学的榜样。”

　　小春坐在座位上，看着小盼。小盼在笑。那个笑容很好看。标准的、得体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好看。但小春见过小盼真正的笑——那种因为同桌讲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但她还是笑到趴在桌上的笑。那是在爸爸出事之前。

　　现在坐在那里的，是一个换了壳子的小盼。

　　小春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一个词。这个词她后来在实验室的档案里才看到，但那一刻，她已经在心里感受到了它的意思：空壳。

　　一年后，小盼爸爸的案子被重新调查。不是意外。是被人约到那条路上，被灌了酒，然后被推下了悬崖。约他的人，是小盼的舅舅。理由？遗产。小盼的外公有一笔拆迁款，没有留给儿子，而是留给了女儿。舅舅一直怀恨在心。他以为姐夫死了，那笔钱就会落到他手里。

　　他不知道的是，那笔钱早就被小盼妈妈拿去做生意亏掉了。

　　他杀了一个人，为了一个不存在的理由。

　　案子破了，舅舅被判了刑。小盼妈妈在法庭上哭得站不住。小盼扶着她，面无表情。出了法院，有记者想采访小盼。小春刚好路过——她是跟着老赵来送文件的。

　　她看到小盼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声音很稳。表情很平。像一个大人。

　　记者走后，小盼蹲下来，系鞋带。系了很久。小春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小盼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掉眼泪。

　　“小春，”她说，“我爸爸是不是很疼？”

　　小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小盼说，“他是不是很疼？”

　　小春伸出手，握住了小盼的手。小盼低下头，看着她们交握的手。她的嘴唇在抖。

　　“他都没有跟我告别。”

　　那天下午，小盼哭了很久。小春没有说话，只是握着她的手，坐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等她把眼泪流完。

　　那是小春第一次知道，有些眼泪不是流给别人看的。是流给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第四章李桐

　　小学六年级，小春经历了她刑警生涯前最接近“案件”的一件事。不是交通事故。不是遗产纠纷。是杀人。一个五年级的男生，杀了一个二年级的男生。就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

　　凶手叫李桐。受害者叫许小宝。李桐十二岁。许小宝八岁。李桐用一把美工刀，在许小宝的脖子上划了三刀。现场没有目击者。李桐自己走回了教室，坐在座位上，把美工刀放在课桌上，然后举手：“老师，我杀人了。”所有人都以为他在开玩笑。直到警察来了。

　　小春那天下午在操场上体育课。她看到警车开进学校，看到李桐被两个穿制服的人带上车，看到许小宝的妈妈在校门口哭得跪在地上。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有人死了。

　　后来，消息像病毒一样传开。每个家长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杀一个八岁的孩子？

　　答案比任何人想象的都简单。

　　李桐说：因为他烦。

　　许小宝每天放学都跟在李桐后面，想跟他玩。李桐说了很多次“走开”，许小宝不听。那天下午，许小宝又跟来了。李桐让他走，他不走。李桐推了他一下，他摔倒了，哭了。李桐怕被老师发现，怕被叫家长，怕回家挨打。

　　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让他闭嘴。

　　刀在书包里。他带了很久了——不是用来杀人，是用来削树枝的。但那天，他拿出来了。三刀。然后许小宝安静了。

　　这个案子让小春整夜没睡。不是害怕。是她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李桐第一次说“走开”的时候，有人听到了，有人停下来问他“你为什么不想跟他玩”，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如果许小宝的爸妈教过他，“不是所有人都想跟你做朋友，被拒绝的时候要走开”，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如果学校里有人告诉过李桐，“你害怕的事情可以跟老师说，老师不会让你挨打”，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没有如果。一个孩子死了。一个孩子成了杀人犯。都是十二岁以前的事。

　　小春把这个案子的剪报收进了抽屉，放在小盼那封信的旁边。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收。很多年后她才明白：她在收集答案。关于人为什么会伤害人，关于“恶”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关于一个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一步的。

　　她以为等她收集够了，就能看懂这个世界。但她只学会了：这个世界不是用来被看懂的。是用来面对。

　　第五章小慧

　　小慧是小春的初中同学。同班，但不怎么说话。小慧比小春更安静。安静到有时候老师点名，她回答了，老师都没听到。

　　小慧不叫小慧，她姓崔，叫崔慧。但大家都叫她小慧，因为她个子小，声音小，存在感小。小慧的妈妈是超市收银员，爸爸——没有人知道她爸爸是干什么的。因为小慧从来不提。

　　小春注意到小慧，是因为一件事。体育课自由活动，女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小慧一个人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膝盖上放着一本书，但没有翻开。她只是坐着。看天。

　　小春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小慧没有转头，也没有说话。她们就这样坐了十分钟。

　　然后小慧开口了：“你不去跟她们玩？”

　　“不想去。”

　　“为什么？”

　　“她们聊的话题我不感兴趣。”

　　小慧终于转过头，看了小春一眼。那一眼里有好奇，有戒备，还有一点点——小春当时没看出来的东西。后来她知道了，那是羡慕。羡慕小春可以“不想去”。而小慧从来没有这个选项。

　　小慧的妈妈叫崔敏。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名字，一个普通的、不起眼的女人。不起眼到，她杀了人之后，邻居说：“不可能，崔敏连鸡都不敢杀。”但她杀了。用的是厨房里的刀。捅了七刀。死者是她丈夫，小慧的父亲，一个小春从未听说过的男人。因为小慧从来不提他。现在小春知道为什么了。

　　小慧的父亲叫丁志强。他不姓崔，因为小慧随母姓。丁志强在小慧三岁的时候因为吸毒被强制戒毒。出来之后复吸，再进去，再出来，再复吸。小慧的妈妈在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提了离婚。丁志强不同意。他不同意的方式是——每隔一段时间出现一次，要钱，不给就打。打完就走。走了之后消失几个月，然后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