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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夜访疗养院 ...

  •   一旦走进疗养院,无论护工脸上挂着怎样灿烂的微笑,你总会有种落寞的感觉。

      此时,王护士正挂着那种笑容:

      “爱丽小姐,您来了。阿姨刚吃过晚饭,这会儿在活动室看电视呢,情绪平稳多了。”

      “谢谢您,王护士。”我轻声说,递过去一袋路上买的水果。

      “哎哟,您太客气了。”王护士接过,像是突然来了精神,“下午那阵子,她非说听见有人敲门,要找‘康仔’,说康仔答应今天带糖来看她。我们劝了好久。”

      康仔。母亲对康的昵称。在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世界里,康一直是那个“有出息、又疼人”的好女婿。他确实做得很好,定期来看她,带她喜欢的软糖和鲜花,耐心听她讲一些陈年旧事。他的表演,无懈可击,连最亲近的人都被蒙蔽。

      “我知道了,我去看看她。”我点点头,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他对陌生女性施以残酷的恶行,却能对我的母亲表现出如此持久的耐心和虚伪的温情。这种差异化,比单纯的暴力更让我不寒而栗。

      活动室里,电视正播放着吵闹的综艺节目。几个老人坐在沙发上,目光涣散。母亲坐在靠窗的轮椅上,侧着脸望着外面渐暗的天空,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夕阳的余晖给她布满皱纹的侧脸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这一刻,她看起来异常清醒和平静。

      我走过去,蹲在她轮椅边,握住她枯瘦的手。“妈,我来了。”

      她缓缓转过头,眼神聚焦了一会儿,才认出是我。“小丽啊……”她声音沙哑,带着老年人特有的含糊,“你怎么才来?天都要黑了。”

      “路上有点事耽搁了。”我轻声说,用手指梳理她耳畔一丝凌乱的头发,“今天感觉怎么样?”

      “老样子,骨头疼。”她咂咂嘴,忽然问,“康仔呢?他说今天要来,给我带芝麻糖。”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该怎么告诉她,她喜欢的“康仔”不会再来了,而且他可能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怪物?

      “康……他出差去了,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要很久才会回来。”我选择了一个孩子们常用的安慰老人的谎言。

      母亲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被茫然取代。“出远门啊……赚钱,辛苦。”她像是自言自语,目光又飘向窗外,“小丽,你记得吗?你爸以前也老出远门,说是跑船,一去就大半年。”

      我的心微微一沉。父亲。那个在我童年记忆中面目模糊、最终消失在雨夜里的男人。母亲很少主动提起他。

      “记得一点。”我说,声音放得更轻。

      “他每次回来,都带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一次,带回来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着彩色的沙子,说是海那边的沙滩上来的。”母亲的眼神有些悠远,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可他脾气不好,喝了酒就……就闹。”她忽然停住,布满老年斑的手抓紧了轮椅扶手,指节泛白。

      我默然。这就是我对父亲最深的记忆——浓烈刺鼻的酒气,母亲压抑的啜泣,还有我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一片死寂的空白。我曾以为那是我所有恐惧和抗拒暴力的源头。但现在看来,那或许只是让我过早熟悉了某种黑暗的氛围,某种……压抑和危险的常态。

      “妈,都过去了。”我拍拍她的手,试图把她从不好的回忆里拉回来。

      “是啊,过去了……他后来走了,再也没回来。”母亲叹了口气,语气里听不出是解脱还是别的什么,“也好,清静。就是苦了你……后来你嫁给了康仔,妈心里才踏实点。康仔好,人斯文,又知道疼人,不像你爸……”

      她又一次提起了康的好,就像一把钝刀子缓慢地割着我的心。她所看到的“好”,是建立在一个何其血腥黑暗的基底之上啊!

      “妈,”我犹豫了一下,试探着问,“康他……以前来看您的时候,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或者,有没有什么……让您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

      母亲皱起眉头,努力思考着:“特别的话?就是叫我好好吃饭,听医生的话……不一样?”她摇摇头,“康仔一直挺好的,就是有时候看着累,黑眼圈重,说是写书熬的。唉,你们都不容易。”

      看来,在母亲面前,康的伪装完美无瑕。他甚至巧妙地用自己的“写作压力”来解释可能偶尔流露的疲惫或异常。

      这时,王护士拿着药和水走了过来:“阿姨,该吃药了。”

      我帮母亲服下药,又陪她聊了一会儿家常,直到她开始打哈欠,眼神迷离。护工推她去房间休息。我站在走廊里,看着她瘦弱的背影消失在门后,心里沉甸甸的。

      在护士站办理一些例行手续时,王护士一边整理文件,一边像想起什么似的说:“哦,对了,爱丽小姐,前段时间,大概……一个多月前吧,有天下午康先生来看阿姨,那天不是我当班,是刘姐。后来刘姐说,康先生那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在走廊里接了个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听起来挺生气的,说什么‘别催了’、‘我知道风险’之类的……刘姐刚好路过听见一点,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平时说话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

      别催了?我知道风险?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一个多月前,正是康日志里显示他最后一个计划(W.Y)搁置,并写下“必须停止。或者……转向?”的时期。这个电话,会不会与他的活动有关?是谁在催他?是同伙?还是别的什么?

      “刘姐还听到别的吗?”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只是随口一问。

      “那倒没有,她说康先生很快发现有人在附近,就走开去楼梯间了。”王护士摇摇头,“刘姐也就当是工作上的烦心事,没多想。我这也是刚想起来,顺口一提。”

      “可能是在跟编辑或者合作方谈事情吧,他工作上的事我也不太清楚。”我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对王护士笑了笑,“谢谢您告诉我。”

      离开疗养院时,天已经全黑了。山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坐进车里,我没有立刻发动引擎。

      一个多月前,康在疗养院接了一个神秘电话。与此同时,他的“黑暗事业”似乎遇到了瓶颈,甚至可能出现了某种“风险”。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

      那个红枫镇的包裹,订购时间大概也在那前后。这是否意味着,他所谓的“转向”,可能就是准备将“阵地”转移到更偏远的红枫镇,以规避某种风险?

      风险……会是什么?是警方无意识的接近?是某个环节可能出现纰漏?还是……内部出现了问题?

      内部?康有同伙吗?日志里一直以主体康和次人格凯来区分,但凯是他的人格,严格来说不算同伙。电话那头的人,显然是一个独立的、能与他沟通甚至催促他的存在。

      这个想法让我脊背发凉。如果康不是单独作案,那么他的死,是否能真正终结一切?那个潜在的同伙或知情人,现在在哪里?是否知道康已死?是否……在暗中观察?

      我猛地想起陈警官今天提到,康的车出现在几个失踪地点附近,是通过加油站和道路卡口记录确认的。开车的人,一定是康吗?有没有可能是别人开着他的车?或者,车上还有别人?

      疑团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以为发现地下室就是触摸到了黑暗的核心,现在看来,那可能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

      手机震动,是周律师发来的信息:“爱丽,警方希望明天上午能和你再谈一次,主要关于康先生的财务状况和一些对外联络记录。另外,遗产清算方面,需要你签署几份文件。方便的话,上午十点,老地方?”

      明天上午。警方显然在加快调查节奏。他们查到了什么?财务状况?康的版税收入一直很稳定,由专业会计打理,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外联络……他们是不是也开始怀疑,康可能不是单独行动?

      我必须加快清理速度。而且,清理的范围,可能不会只局限于别墅。

      我发动车子,驶入夜色。城市灯火在车窗外流淌,温暖而陌生。我握着方向盘,感觉自己正行驶在一条越来越窄、越来越暗的独木桥上,两边都是望不见底的深渊。

      回到别墅,已过晚上九点。屋子里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我没有开大灯,只打开了门厅和楼梯的小夜灯。昏黄的光线勉强驱散角落的黑暗,却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空旷和孤寂。

      我没有休息,直接走进书房,打开带锁的柜子,拿出那个帆布手提袋和从红枫镇包裹里取出的东西。移动硬盘、数码相机、日志本、那些可疑的冷藏容器……我需要尽快处理掉它们。

      移动硬盘和数码相机,最简单的办法是物理破坏。我找来一个结实的帆布袋,将它们放进去,又捡了几块花园里的鹅卵石塞进去,用锤子狠狠砸了十几下,直到感觉到里面的零件彻底碎裂。然后,我将这包碎片暂时藏在车库一个旧轮胎后面,准备明天找机会分散丢弃到不同的公共垃圾桶。

      接下来是日志本。焚烧是最彻底的,但不能在室内,烟雾和气味会惹人怀疑。后院有康以前偶尔烧烤用的户外焚火炉,位置偏僻,靠近树林边缘。我决定冒险在那里烧掉。

      我抱着几本最关键的日志本和那些打印的观察资料,来到后院。夜风很凉,吹得树林沙沙作响。湖面在月光下是一片沉沉的黑色。我点燃焚火炉,看着火焰升腾起来,然后将纸张一页页撕下,投入火中。

      橘红色的火舌贪婪地舔舐着纸页,将那些冰冷的记录、那些可怕的计划、那些被物化的生命代号,统统化为翻卷的黑灰和上升的青烟。火光映在我脸上,明明灭灭。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撕纸、投掷的动作,确保每一片纸都燃烧殆尽。

      焚烧产生的气味并不好闻,混合着油墨和某种焦糊味。我尽量站在上风口。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大脑仍在运转。

      红枫镇枫叶路17号。那个地址,像一根刺扎在心里。那里有什么?另一个地下室?另一处“工作室”?还是仅仅是一个用来接收包裹的临时地点?

      无论是哪一种,我都必须去查看。在警方可能注意到那里之前。

      但去红枫镇需要理由,也需要时间。或许,我可以借口整理心情,去那边散散心,或者……处理康在那里可能留下的写作资料?这个理由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如果时机合适,或许能说得通。

      更让我担心的是那个电话。疗养院护士听到的“别催了”、“我知道风险”。催促康的人,是否也知道红枫镇的存在?康的死,会不会让那个人感到威胁,从而采取行动?

      我将最后一片纸灰投入火中,看着它彻底熄灭,只剩下暗红的炭火。用土将灰烬掩埋,处理好现场,我回到屋里。

      夜已深,但我毫无睡意。我坐在书房的黑暗里,只有电脑屏幕的微光映亮我的脸。我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开始记录。

      不是“项目记录:爱丽”。而是更简单的,像备忘录一样的东西。

      待办事项:

      1.处理地下室主要证据(瓶罐、标本、素描、档案袋),需制定安全方案,寻找合适时机和方式。

      2.调查红枫镇枫叶路17号,需规划行程,寻找合理借口,评估风险。

      3.应对警方进一步调查(财务状况、对外联络),准备说辞,必要时咨询周律师。

      4.留意潜在威胁(电话中“催促者”),保持警惕,注意异常。

      5.维持正常表象(疗养院探望、日常社交),不可或缺的掩护。

      写完这些,我看着屏幕上冰冷的条目。这不再是关于情感,关于悲伤,关于治愈。这是一份生存清单,一份与黑暗周旋的行动指南。

      窗外,月亮被云层遮住,湖面与夜色融为一体,漆黑一片。

      就像我此刻的内心,和即将面对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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