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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顾明钧回国路 顾回国后到 ...

  •   民国八年秋,北平。
      咸腥的海风味道似乎还粘在顾明钧的西装领口上,从天津港到前门火车站这一路,都没能散去。他提着那只棕褐色牛皮行李箱走出站台时,夕阳正把正阳门城楼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铺在碎石子路上。
      居然已经三年了……
      伦敦的雾,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穹顶下永远昏暗的灯光,还有泰晤士河畔那种湿冷的、渗进骨头里的寒意……这些记忆在踏上故土的那一刻忽然变得不真实起来。
      北平的秋干燥而爽朗,空气里有烧煤球的味道,有人力车夫的汗味,有沿街小摊上炸油饼的油烟气。
      “先生,要车吗?”
      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车夫凑上来,眼睛亮闪闪的,补丁摞补丁的褂子洗得发白。
      顾明钧点点头,报了燕京大学的地址。箱子放上车时,他听见车子不堪重负的呻吟,他不得不承认,箱子确实沉,里头除了几件衣物,大半是书和笔记,还有从伦敦旧书店淘来的几卷关于中国瓷器的英文专著。
      车铃叮当响起来,人力车拐进打磨厂胡同。两旁是灰砖灰瓦的院落,墙头探出槐树枝桠,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几个穿长衫的男人站在茶馆门口说话,声音时高时低;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扛着草靶子慢悠悠地走,红艳艳的山楂裹着透亮的糖壳。
      他离开时北平就长这样,似乎什么都没变。
      但又什么都变了。
      车夫腿脚很利索,在胡同里穿梭自如。路过东交民巷时,顾明钧看见使馆区外围墙上新刷的白灰,几个外国兵挎着枪在门口踱步,钢盔在夕阳下反着冷光。再往前,一座西洋式建筑的二楼窗户碎了,用木板潦草地钉着。
      “怎么了?”他问道。
      “那是五月时候的事。”车夫开口,却没回头,刻意压低的声音混在脚步和车轴吱呀声里,几乎听不清,“学生们闹得凶,砸了些地方。”
      顾明钧没接话。他在船上读到过关于五月事件的报道,伦敦的报纸用了很小的版面,语焉不详。同船的留学生倒是激动,在甲板上争了一整夜,关于救国的路,关于主义与真理。他大多时候只是听,偶尔问几个关于具体细节的问题——有多少人参与?冲突如何发生?后续怎样?得到的回答总是模糊的。
      “您是从外洋回来的吧?”车夫又问。
      “是。英国。”
      “那地方……好吗?”
      顾明钧想了想:“博物馆是好的。”
      年轻的车夫似乎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或者不知如何回应,于是沉默下来,只埋头拉车。过金鱼胡同口时,他忽然说:“我大伯家的堂哥也想去外洋,说是要学造机器回来。可咱家凑不出船票钱。”
      这话说得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白菜又涨了两文钱。可他还是从语气里听出了几分失落。
      顾明钧看着车夫微微弓起的背,汗渍在后襟上洇开深色的一块。他想起伦敦那些衣着体面的绅士,想起大英博物馆里那些从埃及、希腊、中国运去的石雕和瓷器,想起他的导师艾伦教授在送别时说的话:“顾,你们国家的文化遗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如果你回去后什么都不做,二十年后,你的子孙要想看最好的中国文物,可能得来伦敦或者纽约。”
      那时他回答说:“所以我要回去,先生。”
      艾伦教授摇摇头,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顾明钧当时看不懂的情绪:“保护好它们。不仅是从土匪和走私贩手里,还要从时间里……时间才是最无情的掠夺者。”
      人力车拐进一条更窄的胡同,车夫放慢脚步:“前头就是燕大东门了,先生。”
      顾明钧抬眼望去。灰砖砌的校门并不气派,门楣上“燕京大学”四个字倒是遒劲有力。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门里出来,男生穿着中山装或长衫,女生是蓝衫黑裙,手里都抱着书。他们在门口道别,一个剪短发的女生声音清脆:“明天读书会,别忘了带前天才讨论过的那期报纸!”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年轻而挺拔。
      付车钱时,顾明钧多给了几个铜子。车夫愣了愣,慌忙推辞:“不用不用,说好的价钱……”
      “拿着吧。”顾明钧把铜板塞到他手里,“希望你堂哥有一天能去学造机器。”
      车夫的眼睛湿润了,用力点点头,鞠了个躬才拉着车转身跑开。铜板在他手里叮当响了几声,很快消失在胡同拐角。
      顾明钧提着箱子往校门里走。门房是个花白胡子的老头,看了他的□□证件,又仔细对了对名册,才露出笑容:“顾先生!总务处交代过您今天到。住处安排在朗润园那边,我带您去?”
      “有劳您了。”
      校园比顾明钧想象的要规整。西式的楼房与中式的庭院错落着,刚栽下不久的树苗还撑着支架,路是新铺的柏油路。几个工人在路边挖沟,说是要修水管。远处传来钟声,“铛——铛——铛——”,沉缓而悠长,惊起一群鸽子,扑棱棱飞过刚刚泛黄的法桐树梢。
      “这是贝公楼的钟。”门房介绍说,“早上六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准得很。”
      钟声里,顾明钧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宁。这安宁与伦敦那种古老、稳固、仿佛时间停滞的安宁不同,这是一种正在建设中、一切都充满可能性的安宁。他看见图书馆的窗户里透出灯光,看见草坪上有学生在争论什么,手臂挥动着;看见一个穿着长衫的先生夹着讲义匆匆走过,腋下露出半截卷起来的报纸。
      这才是他要回来的地方。
      朗润园的房子是个独立的小院,一明两暗的三间北房,带个小厨房。家具简单但齐全,书桌、书架、床铺都是新的,还散发着淡淡的桐油味。总务处的人心细,连煤球和炉子都备好了。
      顾明钧打开行李箱,先把书取出来。最上面是一本厚重的皮面笔记本,里面是他三年来抄录的关于中国文物在海外收藏情况的资料: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吉美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每一件都注明来源、入藏时间、可能的流出途径。有些信息来自公开目录,有些是他千方百计从学者、古董商甚至博物馆清洁工那里打听来的。
      他把笔记本放在书桌正中,然后取出那几卷英文专著,插进书架。做这些时,他的动作很慢,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窗外天色完全暗下来了。顾明钧点亮煤油灯,橘黄色的光晕铺满书桌。他展开从伦敦带回来的中国地图,比例精确,连最小的县城都标出来了。他用红铅笔在几个地方画了圈:敦煌、云冈、龙门、西安、洛阳……
      敲门声就在这时响起。
      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圆框眼镜,穿半旧的灰色长衫,手里提着个纸包。“顾先生?我是历史系的助教,姓周,周汝明。系主任陈教授知道您今天到,本想亲自来,但晚上有个讲座走不开,让我先来看看您缺什么不缺。”
      顾明钧忙让人进来。周汝明把纸包放在桌上:“胡同口买的酱肉和烧饼,您凑合垫垫。食堂这会儿应该关门了。”
      酱肉的香味散开来。顾明钧这才意识到自己从中午下船后就没吃过东西。
      两人在书桌旁坐下。周汝明很健谈,介绍着系里的情况:几位教授分别专攻什么方向,开了哪些课,图书馆里哪些藏书比较珍贵。顾明钧安静地听,偶尔问一句。
      “学生呢?”他最后问,“对文物、考古这类课程,兴趣大吗?”
      周汝明推了推眼镜,苦笑:“实话说,不太大。现在学生们关心的大多是时局、主义、救国方略。文物考古……不少觉得是故纸堆里的东西,不急之务。”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也有几个好苗子,真心喜欢这个。有个叫李振声的学生,山西人,家里原是开古董铺的,眼力极好,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太爱说实话。”周汝明摇摇头。
      “说实话?”
      “上学期在《史学月刊》上发了篇小文,指出故宫一批藏品的断代有问题。虽说是言之有据,可得罪人了。那边宫里管文物的人,面子挂不住。”
      顾明钧点点头,没说什么。他撕开纸包,酱肉切得薄厚均匀,肥瘦相间,淋着深褐色的酱汁。他掰开烧饼,夹了几片肉进去,递给周汝明一个。
      “谢谢,我吃过了。”周汝明摆手,却还是接了过去。
      两人就着煤油灯的光默默地吃。窗外的秋虫啁啾地叫着,一阵风过,院子里的槐树叶沙沙响。
      “顾先生为什么回来?”周汝明忽然问,问完又觉得唐突,“我的意思是,您在英国待得好好的,艾伦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学者,跟着他做研究,前途无量。”
      顾明钧嚼完嘴里的烧饼,才慢慢说:“我在博物馆的中国厅里,看见《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玻璃柜子,恒温恒湿,保护得极好。旁边就是埃及的木乃伊,希腊的雕塑。”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煤油灯跳动的火苗:“可那卷画本该在紫禁城,或者至少在中国。它不应该在万里之外的地下室里,被标上一个编号,成为另一个文明作为‘收藏’的一部分。”
      周汝明放下烧饼,神色认真起来。
      “文物是一个民族的记忆。”顾明钧继续说,声音很平静,眼神却格外真挚,“记忆被拿走了,这个民族就会失忆,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然后别人就可以随意告诉你,你是谁,你该往哪里去。”
      风大了一些,吹得窗纸噗噗响。远处又传来钟声,这次是教堂的钟,一下,两下,在秋夜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周汝明沉默良久,终于说:“系里下个月要开一门新课,‘中国文物鉴定与保护’。陈教授的意思是,想让您来主讲。”
      “好。”
      “但经费可能不多。”周汝明有些难为情,“买教具、印讲义、甚至带学生去实地参观,都得自己想办法。现在学校的钱,主要用在理工科和购买西文图书上。”
      “没关系。”顾明钧说,“先从最基础的开始。教学生怎么分辨真伪,怎么记录,怎么妥善存放。这些东西看起来琐碎,但最要紧。”
      他又夹了一块酱肉,忽然想起什么:“对了,周先生知道北平现在最大的文物市场在哪儿吗?”
      “琉璃厂啊。还有就是东四牌楼一带,有些零散铺子。您要去?”
      “想去看看。了解了解行情,也看看现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周汝明犹豫了一下:“那我陪您去吧。那边水浑,您刚回来,人生地不熟。”
      “有劳。”
      吃完简单的晚饭,周汝明告辞。顾明钧送到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园子小径的尽头。月色很好,清凌凌地洒在屋瓦上,像一层薄霜。
      他回到屋里,重新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皮面笔记本。最后一页上用英文记着一段话,是离英前最后一次见艾伦教授时,老人随手写在一张便签上的:
      “文物工作者的悲剧在于,我们永远在与两种力量作战:一种是人类贪婪的短视,另一种是时间无情的流逝。而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同时输给两者。”
      顾明钧合上笔记本。
      窗外,燕园的夜寂静下来。更远处,北平城的万家灯火明明灭灭,勾勒出这座古都沉睡的轮廓。正阳门、天坛、紫禁城的琉璃瓦、什刹海的水波——这一切都在月色下静默着,承载着层层叠叠的记忆,也等待着不可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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