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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的一次1 ...

  •   时间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值班警察安文奎坐在黑山派出所的值班室里一边抽烟,一边紧紧的盯着桌子上的电话机。上午镇上开饭馆的歪嘴老吴和修鞋匠老张大呼小叫的扭着一个身材瘦小的半大小子进了院子,安文奎一看直摇头。来这个派出所一年多,除了几个同事,就数这个孩子他见的最多。这孩子斜戴着一顶油乎乎的鸭舌帽,但奇怪的用帽子的后檐扣住了自己的一只耳朵。安文奎摇了摇头,问道:咋又是你?歪嘴老吴一只手扭着鸭舌帽的左胳膊,一直手卡在他的后颈上,把他的头往下压,鸭舌帽抬不起头,嘴巴里嘟嘟囔囔的喊:我没偷,我没偷。安文奎招招手,把三个人喊到院子东面一间接待室里,并挥手让老吴先放开架势。老吴不愿意:放了这栽娃马上就跑了。老张也死死攥住鸭舌帽的另一只手腕:安所长,千万不能对这个土匪心软,坏的狠。安文奎说:放开放开,这么大个派出所,还怕他跑嘛,再说他能跑到哪里去?谁不认识他?

      听了所长这么一说,两个人也不好再争辩,便松开手。鸭舌帽把头抬起来的一瞬间,帽子掉在了地上,露出一只残疾的耳朵。安文奎听人说过,这小子生下不久,爹妈把他放炕上下地干活,晌午他妈回来奶孩子,看见一只大老鼠正趴在还在身上啃,他妈吓的大叫坐在地上,老鼠跑了,但孩子耳朵早被啃掉了大半个。后来就得了个“”陈半截”的外号。他自己长大也自卑,便经常斜戴着一顶灰色的鸭舌帽。半截把帽子捡起来,向安文奎露出一张油的发亮的脸颊,一双大眼睛扑闪着看起来稚气未脱,顶多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但带着一股狡黠的神色。他揉着被老吴扭疼的手腕,眼神勾勾的望着面前的三个人,一言不发。老吴气不打一处来,指着半截的油脸骂道:“看看你这张皮脸,偷了猪头肉都拱脸上了”半截梗着脖子硬硬的说:“我没偷”修鞋老张在边上笑着说:“都抓现形了,还犟脖子”安文奎看着半截油乎乎的脸,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正准备问问老吴具体情况,没想到这小子瞅个空档,一个健步窜出了房门,院子里正好过来老民警方师傅,俩个人撞了一个满怀,老方肚子大,把半截一下撞到在地上,自己往后退了几步,堵住旁边的偏三轮摩托车,才算没摔倒。几个人一下从房里跑出来,这时候半截敏捷的乘势在地上打了一个滚,然后一溜烟出了派出所的大门,顺着门外熙熙攘攘的国道,向着北面跑去。

      大家愣住了,老吴欲哭无泪的半蹲在院子中央,埋怨安文奎说“这个贼娃子三番五次偷我的肉,好不容易抓个现形,这下倒好”安文奎懊恼的拿了拿帽子,然后扶了一把老方,对院子里的两个人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家在哪儿咱都知道,下午我去一趟。你先回去吧,有情况我通知你”老吴不看他,看着年纪大一点的老方,好像要他做个主一样。老方惊魂未定的喘着气,看看安文奎,眼神里有一丝责备,然后转脸对老吴又说:“多大点事儿,这娃娃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嘛?你和他爹多少年交情?”老吴被噎住了,不说话。老方毕竟是有经验,画风一转,又表扬了两人几句,最后说等下午让安文奎去半截家里调查一下情况,总会给老吴一个交代。老吴不甘心,又没办法,只好惺惺的走了。

      半截的父亲陈发是个老实人,会一些木匠活,但技术不精,都是给老师傅打下手,跟着四处跑给人盖房子。有一次去藏区给人家盖羊棚,一去三个月,那时候没有联系方式,山里又没人路过带话都带不到,结果半截他妈得了急病,就是一直打嗝,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每夜的嗝嗝嗝,就像乱了生物钟的公鸡,抬到县医院,熬了两个星期,就死了。丢下半截和他一个刚刚断奶的妹妹,家里吃没吃喝没喝,还是靠着隔壁邻居救济,才算是活下来。陈发回来,刚上家门口的斜坡,隔壁的乔二嫂子就围着围裙站在巷道口抹眼泪,他看见自己家的大门上贴着一堆白对联,心里咯噔一下,脚底下就软的撑不住腿了,肩上的工具箱滑下来摔在地上,凿子推子斧子,叮叮当当散乱一地。他颤抖着推开门,院子里太阳正好,半截兄妹俩破衣烂衫,发如青毡,相互拉扯着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妹妹在哥哥的脖颈里找虱子,找到一个对着太阳光把虱子放在两手大拇指的指甲上用力一夹,虱子啪的响了一声,溅了一指甲的黑血。陈发眼泪汪汪的跑上去,一把抱住两个儿女,呜呜的哭起来。身后那条不嫌弃家贫的黄狗打着摆子,肚子贴着脊梁骨露出□□肋骨,摇摇晃晃的跟在三个人身后,连摇尾巴的力气都没有。

      安文奎望着窗外,星星稀疏的天空里云雾层叠着,已经秋季了,高原上的温度已经很低了,他穿着那件退伍发的黄皮大衣倒没感觉太冷。许多当地人家里,都有这么一件,到了冬天,街上到处都是这种军绿色。有些人外出干活,夜里索性都把人往大衣里面一缩,就是个大睡袋,暖和御寒,非常实用。每年都有很多南方兵退伍的时候用不上大衣,就买给当地人了。他也买了战友一件皮大衣给他爹,这种大衣质量很好,厚重温暖的羊毛在里面,外面的皮子经过处理柔软又干净,再缝上一个军绿色的外套,看起来洋气。下午他和所长打招呼说下去巡视一下,就出了院门,沿着发白的沥青马路,往半截家的方向走去。秋收忙的人脚打后脑勺,路上随处可见拉着麦捆子的马车往各家打麦场上跑,前面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雨,这两天天气放晴改西南风了,大家都怕麦子熟透了落在地里,于是忙不迭的抓紧脱麦。安文奎走到十字路口,往乡里唯一供销社对面一个陡坡走上去,那里有几户人家土坯房檐隐隐在望。旁边是一个深深的沙沟,上面的几户住的地方,大家都叫沙沟沿。供销社的朱师认识他,向他点头打招呼,开玩笑的说:“吆,朱所长这是体察民情来啦”安文奎笑了笑说:“去沙沟沿看看”。朱师还想说话,但安文奎已经爬到坡上去了。

      沙沟沿上就三户人家,一个是当老师的甘家,儿子媳妇早就搬到海西的学校去了,只有老两口住,老头人很内向,不太和旁人说话。所以除了农忙,几乎很少出门。中间那堵庄廓墙破烂不堪,像一个牙齿残缺不全的老人,通过墙头,可以看见黑咕隆咚的三间房子,就是陈发家。安文奎从左边走过去,先过第三户人家,这家是罗家,土板子打的院墙四方四正,砌了一个红砖大门,门顶上还铺了几片红瓦,两个角向上翘着,看来挺气派。他刚走到门口,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门里罗家的女主人乔二嫂走出来,看见戴着大盖帽的安文奎,怔了一下,安文奎笑着想打个招呼,结果那女人又回身进门反手砰的把门关上了。安文奎给闹懵了,这沙沟沿上的人,一个个神神秘秘的,活像别人要去她家里吃饭一样,躲都躲不及。他心里总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但一想到要去半截家里,便没再停留,两步到门口,推开那扇破旧的院门。院子里一个带着灰色帽子的男人,正半跪着扎扫把,这是高原上的农家特制的一种工具,三尺长的蓆芨草在秋天长的像铁丝一样硬,人们把这种一团团生长的草一根一根拔下来,塞在手镯大小的钢筋圈里,用一把特制的双杈木钉钉到圈子里,再从另外一头分开蓆芨草,找到木钉,然后把一小撮用细线捆住的蓆芨草顶住木钉尖,借助木钉的被拔出去的空隙把更多的蓆芨草塞到铁圈里。让扫把更加牢固。如此反复,扎好的扫把无论扫院子还是在打麦场上扫麦皮,都经久耐用。但这个工作需要两个人完成,此刻陈发半跪着一个人操作,显得又别扭又难受。安文奎过去蹲下来,帮陈发按住了扫把,把一小撮蓆芨草往木钉尖上送,陈发头都没抬,他似乎早就知道安文奎要来一样。他拿起斧子,用背部敲打着双杈木钉上另外一个被切断的白色杈桩,钉子退出去的时候,一撮新的蓆芨草又被送进去了,安文奎拿起扫把头,往地上顿了顿,把那些根部对齐,对陈发说:“”差不多了,该把把子钉进去了”。陈发叹了一口气,站起来,把立在院墙上一根白桦木笔直的杆子拿过来,削尖的以后塞在扫把屁股上,对着院子里一块青色的石头,咚咚的钉起来。“这个土匪,畜牲”他像发泄一样狠狠的举起来放下去,“晌午老吴就来告过状了,偷了人家的猪头肉,还从派出所跑了,我估摸着你下午会来”陈发又把握着的扫把高高举起来,但被安文奎轻轻挡住了:“再弄就折了”他夺过来把新扫把放到墙角,和陈发坐在院子的台阶上。“事情不大,但习惯不好。时间长了,就怕去弄大东西,那是要吃牢饭的”安文奎看着陈发家黑咕隆咚的堂屋门说,院子里阳光普照,空气清新,带着一股麦草的腥甜味道。但那扇门里伸手不见五指,像一个吞噬所有物体的黑洞。“我也知道,我真想把这个栽娃的腿打断,在家里躺上个一交二年,只要不出去闯祸,伺候他我也愿意”陈发别过头看着墙角恨恨的说。安文奎用递烟的手捣捣陈发,陈发转过头受宠若惊的双手接住了,两个人在院子里一边聊天一边大烟小冒的抽起来。一个小姑娘慢悠悠的从大门进来,穿着一身灰布的衣服,两个大襟油的发亮,但脸上却挺干净,一对大眼睛和半截长的一模一样。看到安文奎一下吓住了,怯生生的沿着墙角想溜进屋里,陈发吼了一声“去哪里了?”姑娘说“我去乔麻麻家里扎辫子去了”西北都管伯母叫麻麻。“你哥呢?”安文奎笑着问姑娘,姑娘摇摇头,慢慢的挪步,钻到那个黑洞里去了。

      和陈发告别后,安文奎原路返回。其实他知道半截就躲在屋里面,透过陈发透露出来的慌乱。但他没有揭穿。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就是偷了老吴的猪头肉。这年月,大家都困难,吃饱肚子也没几年,老吴两口子开饭馆要养活一家三个半大小子,下面还有两个兄弟没结婚,父母老迈龙钟,都是老吴老婆在伺候。回头让方所长去安慰安慰吧,怎么办呢,他想起那个黑咕隆咚的黑洞,心里有些怅然。晚上还要值班,他得回去抽时间眯一会儿,不然顶不住。这两天天气潮湿,他的腰伤有些犯了,一阵阵僵硬的脊柱让他走路像腰里别了一根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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