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你先勾引我》松知秋

2、第 2 章

　　在夜色彻底吞没山路时，沈砚才勉强找到一家能落脚的旅店。

　　说是旅店，其实只是镇公路旁一栋三层自建房，沈砚推门进来，地上扬起一股黑色的灰土。
　　他不由皱皱眉头，“你好，有人吗？住房”。

　　吱呀一声，一旁用木板隔断的屋子内走出一个胖胖的女人，眼睛在沈砚沾上灰尘的高定西装上转了转。

　　“住店？”她操着浓重口音问。

　　“是，一晚。”，沈砚掏出身份证和几张现金。

　　老板娘又打量了他几眼，从兜里掏出把钥匙仍给沈砚：“二楼最里头那间，热水晚上十点前有。”

　　房间比沈砚预想的还要简陋。一张硬板床，一张掉漆的桌子，墙上贴着泛黄的世界地图。窗玻璃上蒙着厚厚的灰尘，透过它能看到远处山峦黑沉沉的轮廓。

　　沈砚脱了外套，走到走廊尽头的公共卫生间。看着镜中本就白皙的皮肤此刻在昏暗的楼道下显得有些苍白。他用冷水拍打着脸，试图让混乱的思绪清晰起来。

　　林野到底和谢婉清什么关系？

　　“一个十八岁的山村辍学少年”

　　如果只是顾婉清的资助对象，为什么会在通讯这么不发达的地方可以知道顾婉清的近况？为什么是愤怒？为什么是……失望？

　　除非，顾婉清对他承诺过什么。

　　除非，这笔钱不是单纯的资助，而是某种交易的一部分。

　　沈砚擦干脸，回到房间。手机信号在这里时断时续，他费了些功夫才连上网络，打开助理发来的最新邮件。

　　关于林野的调查资料依然单薄。十八岁，石溪村人，青山镇高中高三学生。父亲林建国，三年前在石溪矿场事故中身亡。母亲李秀兰，乳腺癌晚期。家庭经济来源主要靠林野课余在矿场打零工，以及每月五千元的“资助款”。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林野与顾婉清有过直接接触。没有通话记录，没有信件往来，甚至没有社交媒体的互动。那五千元就像凭空出现的，每月固定一日转入林野的农村信用社账户，持续了十四个月。

　　太干净了。干净得可疑。

　　沈砚关掉手机，躺在床上。硬板床硌得背疼，他索性坐起来，透过脏污的玻璃窗看外面的夜色。

　　山村的夜与城市截然不同。没有霓虹，没有车流，只有纯粹的、近乎压迫性的黑暗。偶尔几点灯火在远处山腰闪烁，像是随时会被黑暗吞没。万籁俱寂中，只有风声穿过山谷，带着矿石和泥土的气息。

　　他想起林野的眼睛。那双在山村少年脸上显得过于清澈的眼睛。

　　“顾姐姐”。

　　这个称呼在沈砚脑海里反复回响。顾婉清比林野大十岁，如果是资助关系，叫“姐姐”似乎合理。但林野说那两个字时的语气——不是感激，不是亲切，而是一种近乎痛苦的复杂情绪。

　　手机震了一下，是助理发来的消息：“沈总，董事会明天上午九点召开电话会议，需要您出席。另外，警方希望您最晚后天回去配合调查。”

　　沈砚没回复。他盯着那条消息，忽然觉得这一切都荒谬透顶。公司濒临崩溃，自己成了嫌疑犯，却跑到这个连快递都送不到的鬼地方，追查一个十八岁少年和逃跑妻子的关系。

　　但他不能回去。至少现在不能。有些答案，只能在这里找到。

　　第二天清晨，沈砚被窗外的鸡鸣声吵醒。天刚蒙蒙亮，街上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偶尔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地往镇中学方向走去。

　　沈砚出旅馆在路边摊买了两个包子，还冒着热气刚想咬一口，一辆摩托车疾驰而过，

　　沙土飞扬。

　　沈砚：“…………”

　　石溪村离镇上还有五公里山路，没有公交，只有村民自用的摩托车和拖拉机往返。沈砚等了一会儿，搭上一辆去石溪村拉货的三轮车。

　　那颠簸的酸爽感，他此刻很庆幸自己没吃那两个包子。

　　开车的老人看着年轻男人样貌不凡。开口闲聊“小伙子是到这边谈生意吗？”

　　沈砚不想再提起顾婉清的事，但转念想，从林野那下手，得再了解了解他。
　　“我找朋友。”

　　听说他要找林野后，老人不由多看了他几眼。
　　“你找阿野啥事？”老人问，三轮车在更坑洼的山路上更颠簸。

　　“好久没联系了，想看看他过的怎么样。”沈砚面不改色的说道。

　　老人沉默了。山路蜿蜒，两侧是裸露的岩壁和稀疏的灌木。过了好一会儿，老人才开口：“建国那事……唉，人都没了三年了。”

　　几乎一瞬间，沈砚脱口而出

　　“赔偿金没到位，是吗？”

　　老人猛吸了一口烟，像是看清他的谎言但还是回答：“到位？钱是到位了，但到他妹夫口袋里了。建国他妹子一家，霸着赔偿金不给秀兰和阿野，说小孩子不懂管钱。

　　“政府给的钱，他们也敢？不怕吃官司？”

　　“秀兰病成那样，阿野又要上学又要打工，哪有余力去和无赖打官司？”

　　“多少钱？”

　　“六十万。”老人吐出烟圈，“对城里人来说不算啥，对阿野家，那是救命钱。”

　　六十万。顾婉清每个月给五千，一年六万，十年才六十万。如果她真有心帮林野，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这笔钱要回来？为什么用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还是说顾婉清就压根不知道矿难的事。

　　三轮车在山路尽头停下。老人指着远处山坡上那间土屋：“那就是阿野家。这孩子命苦，唉，你……别太为难他。”

　　“我长得很像恶人吗？”沈砚想。

　　他道了谢，下车沿着小路往上走去。

　　清晨的石溪村比昨日黄昏时更显破败。土坯房歪歪斜斜地挤在山坡上，几处屋顶塌了一半，显然已无人居住。村口的井边，几个妇女在洗衣服，看见沈砚这个陌生人，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

　　林野家比周围的房子更偏僻些，孤零零地立在山坡边缘。院子里，林母正蹲在煤炉前煎药，药罐里冒着苦涩的白气。

　　她看见沈砚，愣了一下，随即露出歉意的笑：“沈先生，昨天阿野他……实在对不住，这孩子脾气倔，我替他向您道歉。”

　　“没事。”沈砚说着，目光扫过院子。晾衣绳上挂着洗得发白的校服，墙角堆着捡来的柴火，屋檐下挂着一串干辣椒——最普通的山村生活图景，却处处透着艰辛。

　　“阿野呢？”

　　“一早就去矿上了。”林母擦了擦手，“今天周六，他全天工。晚上七点才能回来。”

　　沈砚沉默片刻：“我能进去等他吗？”

　　林母点了点头。

　　屋子里的陈设和昨天一样简陋，但白天看得更清楚。墙上的裂缝用报纸糊着，桌腿垫着瓦片，唯一像样的家具是一个老式书柜，里面塞满了课本和练习册。

　　沈砚走近书柜。最上层是高中教材，书脊被翻得起了毛边。中间一层是各种习题集，每一本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最下层放着几个文件夹，沈砚抽出一个，里面是各种奖状和证书——数学竞赛一等奖，物理竞赛二等奖，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

　　一个天赋出众的学生。如果生在正常家庭，本应有大好前途。

　　文件夹最底下压着一本笔记本。沈砚犹豫了一下，还是翻开。

　　不是日记，而是一本账本。

　　“3月7日，药费428元，生活费150元，余3722元。”
　　“3月14日，矿场零工收入300元，总4022元。”
　　“3月21日，顾姐转账5000元，总9022元。”
　　“3月28日，妈复查，交通费120元，检查费650元，药费580元，余7672元。”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收入，支出，余额。十四个月来，每月顾婉清转账的五千元，是这个家庭最大的固定收入，也是账本上唯一不需要付出劳动就能获得的数字。

　　但账本最后一页，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小字，字迹很轻，像是不想被人看见：“顾姐说，只要我考上大学，就帮我打官司要回爸爸的赔偿金。还有两年，要撑住。”

　　沈砚盯着那行字，呼吸有些发紧。

　　承诺。原来顾婉清对林野有过承诺。不是经济资助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关于正义和未来的承诺——帮他拿回父亲的赔偿金，让他有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所以她每月打钱，不是为了封口，而是为了……维持这个承诺的有效性？

　　不，不对。如果只是单纯的善意，为什么从不露面？为什么林野知道她的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他逃往海外后，就没在继续维持这每月五千的转账？

　　除非，这个承诺本身就是谎言的一部分。顾婉清需要林野相信她是“好人”，需要他保持沉默，需要他不去追问某些事情。

　　关于矿难的事。
　　“沈先生？”

　　林母的声音让沈砚回过神。他合上账本，放回原处，转身看见林母端着一碗水站在门口。

　　“家里没什么好招待的，喝点水吧。”林母把碗放在桌上，犹豫了一下，“沈先生，林野昨天说顾小姐在国外……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沈砚看着她。这个被病痛折磨得形销骨立的妇人，眼睛里却有着最纯粹的担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个每月给她家打钱的“恩人”。

　　“为什么这么问？”沈砚轻声说。

　　“阿野昨晚一宿没睡。”林母低下头，手指绞着围裙边缘，“我听见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后来坐在门槛上发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说顾姐姐可能不会再给我们打钱了。”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沈先生，您实话告诉我，顾小姐是不是遇到难处了？要是她手头紧，这钱我们不要了。真的，阿野能打工，我能省着点吃药，我们……”

　　“她没事。”沈砚打断她，声音有些干涩，“钱会照常打来。”

　　他说了谎。顾婉清现在自身难保，那些离岸账户一旦被冻结，她不可能再维持这每月五千的转账。但他看着林母的眼睛，说不出真相。

　　那是一个垂死之人对世界的最后一点信任，他不忍心打破。

　　林母松了口气，擦了擦眼角：“那就好，那就好。顾小姐是好人，好人该有好报的。”

　　“好人”。

　　沈砚想起顾婉清依偎在金发男人肩头的照片，想起她伪造签名转走八千万时的冷静，想起她这两年在人前扮演的完美妻子形象。

　　她或许对林野母子有过一丝真心，但那真心在整个骗局中，微小得可怜。

　　---

　　下午，沈砚去了石溪矿场。

　　矿场在村子另一头的山坳里，远远就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简陋的工棚旁，堆着小山一样的矿石，空气中弥漫着粉尘和柴油味。

　　几个工人在矿石堆旁筛选，看见沈砚这个穿着西装的不速之客，都投来好奇的目光。沈砚找到工头，递了根烟：“打听个人，林野在吗？”

　　工头接过烟，上下打量他：“你找阿野啥事？”

　　“他父亲林建国，三年前在这里出的事。”沈砚说，“我想了解下当时的情况。”

　　工头的脸色变了变：“那事都过去三年了，还提它干啥。”

　　“我是记者。”沈砚面不改色地撒谎，“在做矿工权益的专题报道。”

　　“记者？”工头将信将疑，但看沈砚的穿着气质，又不像普通人，“那你找错人了，我三年前不在这干活。你去问老赵，他是建国那班的班长，现在在二号井那边。”

　　沈砚道了谢，往二号井方向走。矿场比想象中大，几条简易轨道延伸进山体深处的矿井，运矿车哐当哐当地进出。沈砚在二号井口找到一个正在检修设备的老工人，五十多岁年纪，脸上刻满了风霜。

　　“林建国？”老赵听到这个名字，手里的扳手顿了顿，“你怎么知道他？”

　　“听说他是在矿难中死的，想来了解一下。”

　　老赵沉默了很久。矿井深处传来机器的回响，像是山的叹息。

　　“建国是个老实人。”老赵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干活卖力，话不多，就想多挣点钱供儿子读书。那天本来不该他下井的，他感冒了，发烧。但工头说人手不够，硬要他下去。”

　　他点了根烟，烟雾在昏暗的井口缭绕：“塌方是在下午两点。我们那班十二个人，死了三个，建国是其中之一。救援队挖了二十个小时才找到的。

　　沈砚静静听着。

　　“事后调查说是地质原因，不可抗力。”老赵冷笑一声，“但我们都清楚，那阵子矿上赶进度，安全措施能省则省。支撑架少装了一半，瓦斯检测三天没做。可调查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符合安全规范'，你能说啥？”
　　“赔偿金呢？”
　　“六十万，听起来不少吧？”老赵吐出一口烟，“可建国他妹夫王大有是镇上的混混，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成了赔偿金的监护人。钱到他手里，就没影了。建国媳妇去要过几次，被王大有带人堵在家门口骂，说她克夫，说阿野不是建国的种…难听的话都说尽了。”

　　他看向沈砚：“你是记者？真要是记者，就把这事写出去。阿野那孩子，成绩好，本该有大出息的。现正为了他妈的病，学也不上了。一直在矿上打工，他妈那病一个月药费上干，他一个孩子怎么扛？”

　　沈砚没有说话。他看着井口深处那片黑暗。

　　林野听到他口中顾婉清的消息，是又一个谎言，又一次希望的光被熄灭。

　　“林野今天在哪个井？”沈砚问。

　　“三号井，跟车。”老赵说，“那活最累，也最危险，但工钱多五十块。”

　　沈砚往三号井走去。远远地，他看见一个挺拔瘦削的身影正把矿石装进运矿车。少年穿着沾满煤灰的工装，动作却干净利落，一铲一铲，精准而高效。

　　“是林野。”

　　林野没有发现身后的沈砚，汗水沿着他的额角滑落，在沾满灰尘的脸上冲出几道白痕。那双在账本上写下工整字迹的手，此刻握着铁铲，手背上青筋凸起。

　　沈砚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他看着这个本该在教室里准备高考的少年，在这个昏暗的矿场里，用最原始的体力换取微薄的报酬。他看着林野装满一车矿石，推着沉重的运矿车沿着轨道往破碎站走，背影单薄却挺直。

　　突然，林野脚下一滑。

　　运矿车突然偏离轨道，朝一侧倾斜。林野试图稳住，但车的重量带着他往矿堆方向倒去。就在车要翻倒的瞬间，沈砚冲了过去。

　　他抓住车把手，用全身力气往回拉。车在倾斜到临界点时停住，慢慢回正。矿石几啦啦地从车边滑落，溅起一片灰尘。

　　林野喘着粗气，抬起头，看见是沈砚，神情有片刻呆愣。

　　两人隔着矿车对视。矿场的噪音在那一刻仿佛退得很远，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林野先移开视线，继续推车。沈砚没说话，走到车另一侧，一起推。

　　车缓缓前行，沿着轨道驶向破碎站。谁都没有开口，只有车轮与轨道的摩擦声，和两人同步的脚步声。
　　卸完矿石，林野走到水龙头旁，捧起冷水洗脸。沈砚站在他身后，看着他被水浸湿的后颈，那里的皮肤白皙得与手上的伤痕
　　形成刺目的対比。

　　“你父亲的赔偿金，”沈砚突然开口，“如果我能帮你拿回来，你愿意告诉我顾婉清的事吗？”
　　林野的动作顿住了。

　　水还在哗哗流着，溅湿了他的裤脚。时间仿佛过了很久，林野关掉水龙头，转身，眼尾带着些泛红的湿漉漉眼睛盯着沈砚。

　　“你到底是谁？”林野声音里有种超越年龄的疲惫，“记者，警察，政府？或者是顾姐姐的.....公证人？”

　　沈砚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那双过于清澈、也过于沉重的眼睛，忽然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选择的边缘。
　　他可以继续撒谎，可以继续用记者的身份套话。也可以说出部分真相，换取林野的信任。但无论哪种选择，都可能把这个已经负重累累的少年，拖入更复杂的旋涡，让他活在另一个谎言中。

　　山风穿过矿场，扬起一片煤尘。远处的山峦在午后阳光下呈现出铁灰色，像一块巨大的、沉默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