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装生涯》我不是很坏

2、年幼的我

　　1989年的夏天，我出生在了西北的一个极其偏僻的农村。我的到来，带着一丝“不被期待”的底色——母亲渴望一个女儿，我却是个男孩。这最初的“错位”，在困苦生活的放大镜下，将我推向了一条始料未及的道路。

　　家里的贫穷是彻骨的。哥哥的旧衣传到我身上时，早已是褴褛的布片。当邻居婶子送来她女儿穿小了的、带着补丁却颜色鲜艳的衣衫裙子时，母亲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是无奈，是心酸，也有一丝抓住救命稻草的亮光。“老二要是丫头多好”，她摩挲着那些柔软的布料，最终，生存的理性压过了一切。于是，从我有记忆起，我的世界就是粉的、花的、带褶皱和蝴蝶结的

　　最初，这“模糊”无关认知，只关乎感知。

　　在我的世界里，没有“男孩该怎样”或“女孩该怎样”的教条。只有：

　　裙子下摆随风飘起、拂过小腿的清凉感，比哥哥僵硬的旧裤衩舒服得多。

　　母亲用红色毛线头绳给我扎起小辫时的专注眼神，以及绑好后让我照旧镜片里那个“漂亮娃娃”时，她脸上罕见的、真实的笑容。

　　村里的婆婆婶子们见到我，总会捏捏我的脸说：“这丫头，真稀罕（可爱）！” 或“打扮得跟朵花儿似的。” 这些夸奖和关注，是我灰扑扑的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彩色糖粒。

　　大约四、五岁时，那层“模糊”的薄雾开始渗入自我意识的土壤。

　　我开始觉察到一些微妙的差异，但我的理解是具体而零碎的：在村里我可以和女孩们一起玩跳皮筋、抓石子，她们自然地接纳我。而和男孩们玩摔泥炮、追逐打闹时，我奔跑时总担心裙子会绊倒，他们有时也会愣一下，叫我“假妹子”，但嬉闹起来便忘了。

　　在农村的我经常和母亲上街赶集上厕所成了我第一个隐秘的困惑。我自然跟着母亲和女性长辈去女厕。直到有一次，一个外村来的阿姨在厕所里惊讶地低呼：“咋带个小子进来？”母亲尴尬地把我挡在身后，低声解释。那天回家路上，她没说话，只是更紧地攥着我的手。我隐隐感到，我身上似乎有一个“开关”，在某个场景下会突然被拨动，让空气变得异样。这种内外认知的错位，在六岁上学前夕，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尽管是虚假的平静）的水潭。

　　母亲开始显得有些焦躁。她翻箱倒柜，找出不知从哪儿讨来的、哥哥也穿过的旧男孩衣裤，它们对我来说陌生又粗糙。她试图剪短我的头发，我第一次因为“打扮”的事情哭闹抗拒——那不仅是对裙子的留恋，更是对我所熟悉的、与母亲之间那种“爱与被爱”方式的割舍。母亲也红了眼眶，一边笨拙地给我套上不合身的男装，一边喃喃：“我娃要上学了……不能让人笑话……”

　　“笑话什么？” 我并不完全明白。

　　“因为你是男娃呀。” 母亲终于说出了那个在我生活中缺席了六年的“定义”。

　　上学第一天，我穿着别扭的衣裤，坐在教室里。老师点名，念到我的名字，用的是“他”。课间，我想加入女孩们跳皮筋的圈子，她们却犹豫地看着我的裤子，说：“你现在是男生了。” 而男生们的圈子，我因为此前缺乏共同的游戏经验和气质，也显得格格不入。

　　我成了一个“中间物”：在村里老一辈人眼中，我或许还是那个“穿裙子的二丫头”；在新同学和老师眼中，我是一个有些孤僻、安静的“男同学”；在我自己心里，我是一个被突然从“妈妈的漂亮宝贝”这个角色里剥离出来、尚未找到新位置的迷茫孩童。

　　那段性别模糊的童年，因此并不仅仅是一个有趣或心酸的往事。它在我人格深处留下了复杂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