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龙河畔》金泽秋白

17、衣象山受审

　　17

　　又到了小年，俗话说“过了二十三，一天忙一天。”从这天起，家家户户的忙年进入了倒计时，哪天干什么，哪天赶集需要买什么，都提前做好了盘算。集上明显比往日热闹了起来，文才富坐在一个矮马扎上，面前地下铺着一块黑乎乎的油纸，上面摆着用旧书纸包裹着的成盒的鞭、用浆糊黏在一起整齐排列的成圆盘状的爆仗、花花绿绿的各式过门钱，以及年画、灶马、香等等。一辆独轮小推车斜倒在身后，上面放着几个空纸盒子和两条带窟窿的麻袋。
　　赶集的人不时地蹲下来翻看着想买的东西，端详着、评价着，或讨价还价，或摇头走开，文才富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笑脸，既要回答这人的问询，又要帮那人包裹物品、算账找钱，还要提防着物品丢失，忙而不乱地应付着。
　　衣象山挎着个筐，筐里放着几把蔬菜，从集西头的菜市往东走来，趁现在还不太忙，该买的今天都要买上，等到了二十八还不一定有空。忽然看见文才富弯着腰，正在拿一根木棍压着被风吹乱的年画，他瞅了瞅油纸上摆的东西，正要低头走过去，不想才富抬起头正看见他，“姐夫，赶集呐？”
　　衣象山只好装作刚看见的样子，“嗯嗯，在这里摆着啊。”
　　文才富把马扎往边上一放，自己从车子上拿了个破麻袋，简单叠了两叠放在自己脚边。衣象山跨到里面，把筐放在小车旁，在马扎上坐了下来，掏出烟包子往文才富面前让了让，才富摆了摆手，这才自顾自装上烟抽了起来。
　　“买卖怎么样？”衣象山吐出一口烟说。
　　“毕竟是年集了，还将就吧，比往年好些。”
　　“各人都有了地，又成立了互助组，手里的钱活泛点了。”
　　“也是，今年老天还算有眼，不像前年涝了旱了的。”文才富正说着，一个四十左右岁的妇人上前来翻看着年画，就往前倾了倾身，拿开木棍说：“看看吧，有好几种画，还有灶马头（年画的一种，上半部分印着灶王爷像，下半部分印着二十四节气表，腊月二十三晚上辞灶时，把上半部分剪下烧掉，节气表一般贴在门后，用来查看节气）”妇人翻看了几张，看来都不很满意，刚要起身走，文才富又笑着说：“买了灶马头了？今天可是二十三了。”一下子提醒了那妇人，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不说，还真忘了。”就又蹲下，左手掀起顶上那几张，右手从下面抽出一张，看了看，卷起来放进篮子里。
　　文才富找完钱，又拿木棍压在年画上面。几个孩子围拢上来，蹲在爆仗盘前贪婪地看着。文才富没理会，又坐在麻袋上和衣象山闲聊着，不过眼睛不时地往那边瞅着。
　　“对了姐夫，你们这里没开斗争大会？”才富问道。
　　衣象山看了看过往的人，“怎么没开？动态儿（规模）还不小呢。”
　　“就是，那动态儿赶上前几年斗地主了。地主老财不是斗完了吗？地也分了，浮财也分了，还斗个什么！”
　　“这回斗的是□□分子。”衣象山望向远处，目光中透出一丝无奈。
　　文才富眼睛只顾看着那几个小孩子，“我们乡里原先那个马乡长，你不是认识？前两天也挨斗了，听说押到县里去了。”
　　衣象山一惊，“多咱押去的？”
　　“夜来过晌我才听说，可能是前日就押了去了。”
　　衣象山的心跳骤然失序，擂鼓般“嘭嘭”地撞击着胸膛，脊梁背一阵阵发冷，脸也变得惨白。文才富正忙着应付一个买鞭和爆仗的人，用一把螺丝刀从圆盘上往下抠掰爆仗，没注意到衣象山的神色变化。过了一会，买爆仗的人走了，衣象山也慢慢舒缓了些。
　　“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吗？”衣象山轻声问道。
　　“详细的不大知道，听俺村去开会的人回来说，批斗大会上，好几个人上去用脚踢他，说他当乡长时候为了给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文才富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眼睛移开衣象山的脸庞，没再往下说。
　　衣象山强作镇静，努力想笑一下，可挤出的笑容实在太勉强，跟哭似的，“没事。是不是为了征粮打死人的事？”
　　“就是，听说还不光打死一个。”
　　衣象山顿了顿，眼瞅着地，“那也不一定是他打死的。”
　　“就是啊，听说当时会场下面就有人嚷嚷，说不是他动手打死的，是当时日本人干的。可没人听啊。”文才富看了看周围，又小声说：“听说区里也是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任务。”
　　衣象山心神不定，勉强又坐了一会，只能是看着文才富忙这忙那，应接不暇，自己想帮帮又插不上手，于是趁没人的时候，站起来准备走。文才富拉住他，拿起一把香、一盒鞭和那一盘卖剩下的爆仗，大概有六七个，放进筐里。衣象山边往外拿，边说“不用不用，家里已经买了。”文才富不依，非要把鞭和爆仗放进筐里，说：“林这么大，正是好（喜欢）鞭的时候。”衣象山没法，只好挎上筐，告辞了文才富，又向东走去。
　　第二天吃过午饭，衣象山一个人在家，正准备到象河家去打听打听上级的有关精神，民兵队长李南京领着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走了进来，衣象山心里“咯噔”一下。李南京指着那两个人说：“这是区里陈公安和王公安，说是找你有事。”说完就要往外走。王公安拉住了他，说待会儿一块走。
　　陈公安说：“你就是衣象山？”
　　“是。”衣象山心神不定地看着他说。
　　“根据区长的指示，要你到区里去一趟。”
　　“什么时候？现在？”
　　“现在就去。”
　　“什么事啊？”
　　“不知道，去了你就知道了。”
　　衣象山看了一眼李南京，李南京却低头看着地下。衣象山锁好门，和他们三人一起往区公所走去。转过胡同，街上土墙边几个老头正在晒太阳，边说着什么，看见他们四个走来，就止住了谈话，其中一个和衣象山打了声招呼，衣象山笑着回到“嗯嗯，待这里晒太阳呐。”就快步走了过去。隐约听到身后老头们又喳咕起来，他就感到，好像他们正在边说边用手指着自己的背影。
　　来到区公所，那两个公安将衣象山领到西头带连廊厦的那间屋，四年前这里还是衣象山的办公室。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不在这里办公了，新地方搬到了坊岭，人们只是还习惯沿用着“区公所”这个称呼。
　　进到屋里，只见靠北墙窗户下面比原先多了一张桌子，还是那两条长板凳分别靠着东墙和西墙，屋中间多了张油漆斑驳的长条茶几。
　　刘振国坐在桌子西边，见衣象山进来，站起身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接着又指着坐在桌子另一边的那个高个子中年男人说：“这是咱区新来的区委书记庞明同志。”
　　衣象山上前移了半步，点头说了声“庞书记。”庞明坐着没动，伸手指了指西墙边的板凳，说“坐吧。”自从衣象山进屋，庞明就一直盯着衣象山看，那双不算大的眼睛，从眼镜玻璃后面射出冷峻的目光，让被看的人感到浑身不自在。
　　短暂的沉默过后，刘振国用指头敲了敲桌子，说；“老衣啊，我们已经打过一次交道了，那次的问题你也都做了说明。不过，据我们了解，有些问题你没说实话。”刘振国紧紧盯着衣象山的眼睛。
　　“刘区长，上次你问的那些问题，我说的句句属实，没有半点隐瞒啊。”
　　“你还在撒谎！你说，四一年秋天因为抗交军粮而被打死的刘老蔫，是怎么死的？” 刘振国开门见山地问道。
　　衣象山没有急着回答，事情其实很简单，当时刘老蔫交不够粮食是实情，关键是他不该拿着刀要和日本鬼子拼命，本来平时很懦弱的一个人，那天喝了酒，胆子就大了，就要和鬼子拼命。当时衣象山和乡公所的人确实也都在场，可无能为力啊。
　　想到这里，衣象山慢慢地说：“我有罪，没能保住刘老蔫的命，可当时我的话日本人也不听啊。”
　　“衣象山！”庞明脸色铁青，像块冻透了的生铁，那双眼睛鹰隼般盯着衣象山，“你不要给自己辩解。要不是你加码征粮，要不是你领着日本人到刘老蔫家里，他能死吗？欺压百姓，鱼肉乡里，这就是你的罪状！你不认？有办法让你认！带证人！”庞明朝门外厉声喝道。
　　门帘一掀，缩着肩膀的李三被推了进来。他佝偻着背，眼神慌乱地在衣象山和地面之间游移，双手紧张地搓着衣角。
　　“李三，日本鬼子在这里的时候，你不是跟着衣象山在乡公所里干吗？你说说，那年周家庄的刘老蔫是怎么死的？”庞明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下说。
　　李三嘴唇哆嗦了几下，才发出蚊蚋般的声音：“庞……庞书记，各位领导，我……我在伪乡公所当过几天文书……”他飞快地瞥了一眼衣象山，又像被烫着一样迅速低下头。由于紧张，原先准备好的“罪状”全忘了，只剩下本能的恐惧。他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内心剧烈地挣扎着。他记得衣象山当年干伪乡长时，有些事做得是不地道，克扣、打骂是有的，但李三更清楚，在鬼子眼皮底下，有些事也由不得他不做。他自己心里也清楚，要是照实说，被当成包庇，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可要照着他们暗示的那样添油加醋，自己良心上确实也过不去……李三只觉得喉咙被什么堵住了，一股酸涩涌上来，他咽了口唾沫，艰难地挤出几个字：“那年……给鬼子征粮，衣……衣乡长他……他是按着上头定的数收的……” 话一出口，他就看到庞明的目光陡然锐利起来，像刀子一样刮在他脸上。李三吓得一哆嗦，他慌忙改口，声音带着哭腔：“不……不是！是……是他让保丁把交不上粮的老蔫……吊在屋后这棵槐树上……吊……吊了一宿。”他不敢再说下去，把头埋得更低，身体筛糠般抖动着，整个人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衣象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腚巴骨直冲头顶。他张着嘴，想辩解那多收的粮食都是被日伪军硬逼着加码的，想说自己曾经偷偷将鬼子的运粮车队哪天哪刻经过小石桥的消息告诉抗日的队伍，想说他后来也偷偷给老蔫家塞过两升黍子，还想说自己当年是怎么被那柄寒光闪闪的东洋刀逼着，才接下了这个“周家乡乡长”的烫手地瓜……可这些话在喉咙里滚了又滚，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那些陈年旧事，那些曾经沾过手的污秽，现在抖落出来，又怎能说得清？谁又能给你证明？李三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在刘振国那洞察一切的目光和庞明那喷火的怒视下，衣象山觉得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何况当时自己确实也没有为刘老蔫求情，本以为吊上两天就没事了，谁知道第二天刘老蔫就死在了这里，往后好长时间，衣象山一想到这事就悔恨不已。
　　庞明因为愤怒脸涨得通红，他用手指着衣象山，说：“衣象山，共产党的政策你应该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管你承不承认，事实是改变不了的。还有，你说，四七年冬天你为什么全家跑到青岛去？”
　　“我怕挨斗，当时不是都在斗地主斗富农吗？”
　　“仅仅是怕挨斗吗？没有别的原因？”
　　衣象山抬起头，看着他们两人，“其它还能有什么？守着那么些老少爷们挨批，被斗，甚至被打，往后我还怎么在村里活下去……”
　　“你在青岛都见过什么人？”庞明打断衣象山的话说。
　　“见过什么人？就是当地的一些干活的人啊，刚去的时候都不认识。”
　　“你没见过国民党当兵的？”刘振国接过去问，眼睛紧紧盯着衣象山的眼睛。
　　“哦……见过。上次你在俺家里我不是说了吗，去见过官亭的孙贵。”
　　“为什么见他？”庞明也死死盯着衣象山问。
　　“当时衣林长病，浑身烧得快不行了，诊所的医生说只有打盘尼西林才管用，药店里根本买不到，他说部队里可能有，我去找孙贵就是买这药的。”衣象山说。
　　“除了买药，你去部队还干什么了？”
　　“就是光买药了，拿着药我就急着回去了。”衣象山着急地说，“真的什么也没干啊！”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叫衣象河进来！”刘振国朝门口喊。
　　陈公安出去，不一会领着衣象河走了进来。衣象河低着头，连看也没看衣象山。刘振国指了指东边的板凳，示意衣象河坐下，说：“衣象河，把你知道的关于衣象山那年去青岛的事再说一遍。”
　　衣象河这才看了看衣象山，吞吞吐吐地说：“我……我也是听说的，前几天我去赶……赶蔡站集，在集上碰见官亭的一个熟人，他不知听谁说的，说……说象山到军营找孙贵，两个人在房间里小声喳咕了好长时间。”
　　“衣象山，他说的是事实吗？”庞明问。
　　“差不多，”衣象山说，“具体待了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大清了。”
　　“从孙贵那里买了多少药？”
　　“两瓶盘尼西林，还有……还有一包‘大安片’”衣象山边回忆边说。
　　“那个时候这些可都是紧缺货啊！你还真有办法！买这些药总共花了多少钱？”庞明问道。
　　衣象山一想起当时花了十块银元买的那些药，就有些生气，总好像有种被人骗了的感觉，包括那黄包车夫，至今在谁面前他都不愿提起这档事，就说：“好像是三块银元吧，也记不大清了。”
　　“不止三块吧？你再想想，到底给了孙贵多少钱？”
　　“不是三块就是四块，真的记不起来了。”
　　“我们怎么听说，你给了他两根金条？”刘振国突然说。
　　衣象山心头一震。当时去青岛带着那两条“黄鱼”，家里没有人知道啊！除了文氏，连衣芳都没和她说过。用它换金圆券时，在场的那些人也没一个认识的，那会是谁透露出去的呢？他忽然明白了，难道……他看向衣象河，象河赶紧扭头向窗外看去。
　　“怎么可能啊，买那点药也用不着那么些钱。”衣象山说。
　　“就是啊。那你给他两条金条到底想干什么？”庞明紧追着问。
　　衣象山又是一惊，过了一会才反应过来，“没没，我可没给他金条。”
　　“那那两条金条干什么了？”
　　一阵心酸又涌上衣象山的心头，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用金条换金圆券，这是他最后悔又最恨自己的一件事，当时怎么就那么胆小，那么听话，两根金灿灿的“黄鱼”就换了一堆废纸——比废纸还不如，回到家花又不能花，扔了又不舍得。要不是换金圆券，我衣象山这几年也不至于日子过得这么窝囊！芳她娘也不至于走得这么快啊！
　　这些想法在衣象山脑里也只是一瞬间的事。他用手抹了抹眼睛，说：“当时在青岛换了金圆券了。”
　　庞明和刘振国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还不大相信。
　　“谁能证明？”刘振国又问。
　　屈辱加上怨愤一起涌上衣象山的心头，他呼吸变得急促，每一次呼出都带着灼热的痛楚，胸腔里那颗心狂跳着，擂鼓般撞击着肋骨。“谁能证明？当时银行里负责兑换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啊！我家里（老婆）知道这事，可她又死了啊！找谁证明啊？”
　　房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衣象山站在屋子中央的泥地上，像一株被狂风骤雨抽打过的枯草，但内心却似狂涛骇浪一般。冷汗早已浸透了衣服，冰凉地贴在脊背上，又痒又冷。他竭力想站直，可膝盖却不受控制地微微打颤。悲痛，自责，悔恨，委屈，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衣象山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就在身体失去平衡的刹那，一股热流突然不受控制地尿出，瞬间在棉裤上洇开一小片痕迹，微微散发着热气，夹杂着一股臊气。这突如其来的失控，如同最后一击，彻底摧毁了他仅存的一点体面，他如同一滩烂泥般，瘫软在冰冷污浊的泥地上。
　　丧失意识前，他最后看到的，是刘振国那冰冷如铁的目光，庞明那愤怒狐疑的脸庞；最后听到的，是“装死耍赖”“妄图蒙混过关”。那失禁的温热与泥地的冰冷，成了他意识沉入无边黑暗前，最深、也是最绝望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