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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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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下午两点五十分,我站在市档案馆那栋有着高大罗马柱和灰色石墙的老建筑前。深秋的风带着寒意,卷起门口台阶上几片枯黄的梧桐叶,打着旋儿。我穿着款式简单的黑色高领毛衣和烟灰色长裤,外面套了件深棕色的牛角扣大衣,手里拿着一个半旧的皮质笔记本和一支笔。头发束成低马尾,脸上脂粉未施。这身打扮恰到好处地介于“专业”与“低调”之间,符合一个“助理”应有的形象——不会过分引人注目,也不会显得失礼。
推开沉重的包铜木门,室内的暖意和那股熟悉的旧纸张气味一同涌来。大厅空旷安静,脚步声被磨石子地面吸收得沉闷。服务台后面坐着一位中年女士,戴着细框眼镜,正低头整理文件。我走过去,声音不高不低:“您好,我和苏岳老师约好了,下午三点在影像阅览室。”
女士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公事公办的审视,随即低头在面前摊开的登记簿上查找。“苏老师……嗯,提前打过招呼了。”她拿起一支笔,“姓名?单位?”
“许知予。目前是自由导演,在做老城区相关的纪录片项目。”我报上信息,语气平稳。
她在登记簿上写下我的名字,又在旁边备注栏里快速写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一张浅蓝色的临时阅览证和一副崭新的白色棉布手套。“三楼,影像阅览室。苏老师预约的几卷特殊胶片已经提出来了,在靠窗的5号机位。注意,只能阅览和做笔记,未经允许不得拍摄胶片本身。阅览室内保持安静,手机请调至静音。闭馆时间是下午五点半。”
“好的,明白。谢谢。”我接过阅览证和手套。
沿着宽阔的、铺着暗红色地毯的楼梯往上走,两侧墙壁上挂着一些本城历史风貌的黑白照片,装在朴素的木质相框里。越往上,空气越安静,时光流逝的速度仿佛也越慢。三楼走廊尽头,一扇厚重的深色木门上钉着铜质的牌子:“影像资料阅览室”。
我推门进去。
空间比想象中更大,挑高很高,光线从一侧高窗射入,被厚重的窗帘过滤得柔和。几排深色的长条阅览桌整齐排列,桌上每隔一段距离便安置着一台老式的胶片查看器,屏幕微微倾斜,像一个个沉睡的方匣子。室内只有三四个人,分散坐着,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有查看器电机低沉的嗡鸣和偶尔翻动纸张的细微声响。
我的目光立刻找到了5号机位,在远离入口的最里面一排,紧邻着高窗。窗外是档案馆内部的一个小天井,能看到对面爬满枯藤的红砖墙。座位上没有人。但查看器旁边,已经摆放着一个深蓝色、边缘磨损的皮质胶片盒,盒盖打开着,露出里面几卷缠绕在黑色片芯上的胶片,像沉睡的黑色宝藏。旁边还有一本摊开的、厚重的牛皮纸登记簿,一支铅笔,和一副备用的放大镜。
苏岳还没到。
我走到5号机位,轻轻拉开沉重的木椅坐下。皮质座椅冰凉。我先将阅览证放在桌角,然后戴上那副白手套。棉布贴合皮肤,将指尖与外部世界隔开了一层。我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翻到崭新的一页,拿起笔,又放下。视线落在那个打开的胶片盒上。
胶片静静地躺在丝绒内衬里,标签泛黄,上面的字迹是手写的繁体,墨迹褪色,但仍能辨认出年份和大致内容:“1982年城南区街市风貌(民间捐赠)”,“1979年运河码头装卸作业(新闻片素材)”,“约1980年老城墙拆除前记录(业余摄影者)”。仅仅是这些标签,就仿佛打开了一条通往时光另一端的狭窄通道。
我抬起眼,看了看墙上的圆形挂钟。两点五十八分。
阅览室的门再次被轻轻推开。
苏岳走了进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烟灰色的羊绒衫,V领,里面露出白色衬衫的领口,下身是同色系的西装长裤,外套一件剪裁利落的深灰色薄呢大衣,此刻随意地搭在臂弯。头发依旧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清晰的眉眼。她的脚步很轻,高跟鞋落在厚地毯上几近无声。脸上没什么表情,目光平静地扫过阅览室,然后径直朝5号机位走来。
我的脊背下意识地挺直了一些,手指在笔记本光滑的纸页上无意识地摩挲了一下。
她走到我对面,没有看我,先将臂弯的大衣轻轻搭在旁边的椅背上,然后拉开椅子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宽大的阅览桌,距离足够远,远到可以忽略彼此呼吸的存在。
“来了。”她开口,声音很低,仅能让我听清,是陈述句,没有任何问候的意味。她的目光落在胶片盒上,伸手,也戴上了旁边备用的白手套。动作熟练,手指修长,被白色棉布包裹后,更显出一种冷静的、没有人气的专业感。
“嗯。”我应了一声,同样简短。目光落在她戴着手套、正在检视胶片标签的手上。就是这双手。
她没有再多说,直接拿起那卷标着“1982年城南区街市风貌”的胶片,动作小心而稳定,将它安装到查看器的转轴上。机器发出低沉的启动声,磨砂玻璃屏亮起柔和的白光。她调节着旋钮,胶片开始缓慢移动。
黑白影像流淌出来。颗粒粗粝,画面偶尔晃动,但充满生机。狭窄的街道,两侧是低矮的砖木结构店铺,招牌五花八门,字迹斑驳。行人穿着深色或灰色的衣服,自行车铃声偶尔划过音轨。有挑着担子的小贩在叫卖,担子两头晃晃悠悠;有老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手里拿着长长的烟杆;孩子追逐打闹着跑过镜头,留下一串模糊的笑声。
这是未经修饰的、八十年代初的城市记忆。与我正在拍摄的、即将消亡的老城区,形成了一种跨越四十年的、沉默的对话。影像里的许多场景,如今早已荡然无存,或被崭新的水泥楼房和规整的商业街取代。
我立刻被吸引了,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紧紧跟随画面。手里的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划动,记录下时间码和粗略的印象:“02:15 左侧店铺‘王记铁匠’招牌,门廊阴影层次”,“05:43 挑担小贩特写,扁担弯曲的弧度与步伐节奏”,“11:20 儿童追逐段落,景深变化自然,注意背景晾晒的衣物”……
苏岳操作着查看器,偶尔会暂停,将某个画面定格,然后用铅笔在登记簿的空白处做简短的标注。她的字迹很小,但依旧刚劲。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流,只有查看器的嗡鸣,胶片滑过的细微沙沙声,以及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空气里弥漫着旧胶片特有的、微微的醋酸味,和档案馆恒久的旧纸张气息。
这种沉默的、并肩工作的状态,有种奇异的平静感,甚至……正常感。仿佛我们真的只是一对专注于研究史料的工作伙伴。那些夜晚的激烈、对峙、冰冷的空气和滚烫的疼痛,都被这满室的书卷气与历史尘埃暂时覆盖、中和了。
一卷胶片看完,她将它小心地卸下,放回盒内,又拿起另一卷“运河码头”。码头的影像更加粗犷,工人们赤着上身或穿着汗衫,扛着沉重的麻袋或木箱,在跳板上来回穿梭。汗水在黑白影像中闪着光。背景是浑浊的河水和小火轮冒出的浓烟。原始录音里充斥着沉重的喘息、吆喝、金属碰撞和流水声。
看到某一处时,苏岳的指尖在暂停键上多停留了一瞬。画面是一个年轻的码头工人,正弯腰扛起一个硕大的麻袋,侧脸线条因为用力而紧绷,脖子上青筋凸起。阳光从他侧后方打来,在汗湿的肌肉上勾勒出坚硬的光影。那是一种纯粹的、充满原始力量的美感,同时浸透着沉重的艰辛。
她什么也没说,继续播放。但我注意到,她的呼吸似乎有那么一瞬间,几不可察地放缓了。
时间在寂静的阅览中流逝。窗外的天光逐渐黯淡,室内亮起了柔和的基础照明。我们看完了三卷胶片。我笔记本上已经记了密密麻麻好几页,手腕有些发酸。苏岳也摘下了手套,揉了揉眉心,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差不多了。”她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四点五十分。声音依旧平淡。“这些胶片可以分次来看。下次如果还需要,提前一天电话预约提档就行。”
她开始整理东西,将胶片盒盖好,登记簿合上,铅笔放回原处。动作有条不紊。
我合上自己的笔记本,也摘下手套。棉布内层已经沾上了我手心的微汗。“这些素材……很有价值。”我开口,声音在安静的阅览室里显得清晰,“特别是街市那卷,很多细节是现在无论如何也摆拍不出来的。”
她抬起眼,目光终于正式地、平静地落在我脸上。那眼神像是在评估我这句话的专业含量,又或者只是在确认我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些影像的意义。
“嗯。”她应了一声,算是认可。“纪录片,很多时候是在和时间抢东西。”她顿了顿,视线移向窗外已然昏暗的天井,“抢在它们彻底消失之前,留下一点影子。”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沉甸甸的、亲身经历过的重量。我忽然想起《雾中回响》里那些镜头,是否也是这样一种“抢夺”?从暴力和绝望的深渊边缘,抢夺一个女人最后一点存在的证据和声音?
这个联想让我心头微窒。但我没有问出口。
我们各自拿起自己的东西,起身。我将阅览证交还服务台,她取回自己的大衣,搭在臂弯。一同走出阅览室,走下楼梯,穿过空旷的大厅。
推开档案馆厚重的大门,傍晚湿冷的空气立刻包裹上来。街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晕在暮色中晕开。我们站在门口的台阶上。
“今天……”我开口,想说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措辞。谢谢?似乎太轻飘,也不符合我们之间此刻这种古怪的氛围。
“路上小心。”她先一步说道,语气平淡得像在嘱咐任何一个普通的同事。然后,她朝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告别,转身,朝着与我来时相反的方向,步履平稳地走入渐浓的暮色中。深灰色的大衣背影很快融入街头稀疏的人流,再也分辨不出。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方向,直到冷风穿透大衣,激起一阵寒颤。手里笔记本的硬壳边缘硌着掌心。
一次克制的、专业的、充满安全距离的会面。一次成功的“凭证”使用。
没有意外,没有越界,没有任何私人情感的流露。
但为什么,当我独自一人站在档案馆门前的寒风里,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心里涌起的不是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也不是获得珍贵资料后的兴奋,而是一种更深沉的、空落落的疲惫,和一丝……难以言喻的失望?
我裹紧大衣,转身,朝地铁站走去。
回到工作室,打开灯,熟悉的杂乱景象映入眼帘。窗台上的多肉在灯光下静默如常。
我放下东西,走到窗边,看着它。然后,非常缓慢地,伸出手,用手指的指腹,极其轻柔地,触碰了一下它最顶端那片最小、最嫩的叶片。
冰凉,柔韧。
就像今天下午,在阅览室里,隔着宽大的桌子和流逝的影像时光,所感受到的那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冰冷的平静。
这是我们之间唯一“活着”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