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陷越深的烂人》会入天地春

2、太阳照常升起

　　人群像退潮般从我身边流过。黑色的人影相□□头，低声交换着毫无意义的安慰，然后迅速钻进各自或豪华或普通的车里，引擎发动，载着他们回归那个被称为“生活”的轨道。没有人多看角落里的我一眼。我像一块被遗忘在岸边的礁石，冰冷，坚硬，与这温情的退场格格不入。
　　顾远的母亲被亲戚搀扶着，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在她弯腰进入车内的瞬间，我看到了她侧脸上那无法伪装的、被抽空了所有精神的空洞。那是一种比嚎啕大哭更令人心碎的悲伤。王经理站在车旁，一手扶着车门顶框，姿态殷勤而得体，仿佛在完成某项重要的商务礼仪。车窗缓缓升起，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他转身，脸上那点程序化的悲戚瞬间褪去，恢复了平日里的精明与冷漠，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处理完麻烦事的轻松。他整理了一下领带，目光随意地扫过四周，与我的视线有瞬间的交汇。那眼神里没有任何内容，像看一块石头，一片落叶，随即移开，大步走向另一辆价值不菲的轿车。
　　很好。世界恢复正常了。悲伤是限量供应的奢侈品，只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对特定的人展示。现在，表演结束，大家各回各位，该争名争名，该逐利逐利。
　　我摸了摸口袋，终于掏出了那盒皱巴巴的香烟。廉价牌子，味道呛人，但够劲。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用那个印着俗艳美女广告的塑料打火机点燃。深吸一口，辛辣的烟雾涌入肺部，带来一丝虚假的暖意和熟悉的麻痹感。尼古丁是我这种烂人能负担得起的、最有效的镇痛剂。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不合时宜地、执拗地震动起来，打破了这片刻的、自欺欺人的宁静。不是短信，是电话。屏幕上跳动着一个没有存储却依稀有些印象的号码——是那个房东，那个更年期提前了至少二十年的女人。
　　我盯着那串数字，像盯着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犹豫了几秒，还是按下了接听键。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下一次的催逼更加猛烈。这是我用无数次惨痛教训换来的、关于这个城市生存法则的微不足道的经验之一。
　　“喂？”我的声音干涩沙哑，带着刚抽过烟的浑浊。
　　“沈先生！”电话那头立刻炸开一道尖利的女高音，像指甲刮过生锈的铁皮，瞬间刺穿了我的耳膜，“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上个月的房租拖到现在！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你想怎么样？把我这房子当慈善收容所了是吧？！”
　　我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了些，目光空洞地看着马路对面殡仪馆那冰冷的水泥外墙。墙上爬满了干枯的藤蔓，像无数绝望的手臂。
　　“我告诉你沈默！”她的语速快得像机关枪，根本不给我插嘴的余地，“别给我装死！今天！就今天！要是再见不到钱，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你的那些破烂玩意儿，我直接给你扔到大街上去！听见没有？！”
　　背景音里还夹杂着小孩的哭闹和电视里吵闹的动画片声音，构成了一个混乱而真实的、属于“生活”的嘈杂背景板。在她的世界里，房租是天大的事，比一个陌生人的死亡重要得多。从某种角度说，她是对的。
　　“听见了。”我吐出三个字，声音低得几乎被马路上的车流声淹没。
　　“听见了就赶紧去弄钱！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整天游手好闲，像什么样子！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把房子租给你这种人……”她还在喋喋不休地数落着，将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似乎都倾泻到了我这个拖欠房租的“失败者”头上。
　　我没再听下去，直接掐断了电话。世界瞬间清净了，只剩下耳鸣般的嗡嗡声，和胸腔里那颗缓慢跳动、仿佛也沾染了粘滞污垢的心脏。
　　我仰起头，对着铅灰色的、毫无生气的天空，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烟雾扭曲着上升，然后被微风吹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顾远的存在，就像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理想和坚持。
　　我转过身，面向殡仪馆的方向。告别厅的门已经关上，那个写有“顾远先生告别仪式”的临时指示牌也被工作人员取了下来。一切痕迹都在被迅速抹去。只有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顾远的气息，或者，那只是我的幻觉。
　　我举起夹着香烟的手，朝着那个空荡荡的方向，虚虚地敬了一下，象是在完成一个无人见证的、荒诞的告别仪式。
　　“兄弟，你看，”我对着那并不存在的黑白照片，声音嘶哑，带着浓重的嘲讽和更深的疲惫，“这就是你用命……或者说，他们让你用命去守护的世界？连他妈的放个屁，都要事先称好分量，看看能不能折现，抵掉几分钱的房租。”
　　这句话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投入我心口的枯井，连回音都没有。只有无尽的、下坠的虚空。
　　是啊，这个世界运转得如此“高效”。悲伤有时限，友谊会过期，良心是负资产，而活着，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算计。计算收入，计算支出，计算人情往来，计算每一步的得失利弊。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容不得半点情绪的、非理性的误差。
　　顾远，那个曾经和我一样，对这套规则嗤之以鼻的混蛋，最终却被这台机器碾碎了。是因为他不够“精明”？还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机器内部肮脏的齿轮和绞肉机般的结构？
　　而我呢？沈默。一个三十五岁，除了会按快门，几乎一无是处的男人。我的相机，曾经试图记录这个时代的疯狂与悲伤，记录那些被光鲜表象掩盖的疮疤和脓疮。然后呢？我记录下了“不该记录”的东西——一张某个大人物在夜总会后巷，与毒品贩子交易的照片。不是刻意跟踪，只是偶然。但偶然，在这种时候，就是原罪。
　　于是，我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像无形的巨手，轻易地掐灭了我所有的发表渠道和工作机会。警告是隐晦而明确的：管住你的镜头，管住你的嘴，否则，后果自负。
　　我从一个略有潜力的新闻摄影师，变成了一个靠拍些“城市废墟美学”——说白了，就是那些拆迁到一半的残垣断壁、废弃工厂的锈蚀管道、流浪汉在桥洞下的临时居所——来换取微薄稿费的边缘人。美其名曰“记录城市的另一面”，实际上，不过是将这座城市的腐烂和绝望，包装成一种可供消费的、带有病态美感的视觉商品，贩卖给那些住在空调恒温的玻璃大厦里、需要一点“残酷诗意”来刺激麻木神经的中产阶级。
　　我靠展示“腐烂”为生。我自己，也在这日复一日的浸染中，从内到外，慢慢地腐烂。我不是悲剧英雄，我连反抗都谈不上。我只是……还活着。用一种最低能耗的方式，苟延残喘。像阴沟里的一块苔藓，不需要阳光，只需要一点污浊的水分就能存活。这本身，就是他妈的一个天大的笑话。
　　香烟燃到了尽头，灼热的过滤嘴烫到了手指。我猛地一哆嗦，将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狠狠碾灭，仿佛碾死一只令人厌恶的虫子。
　　接下来去哪儿？回那个位于城市最混乱嘈杂的城中村、只有十平米、白天也需要开灯、墙壁上永远渗着可疑水渍的出租屋？去面对房东那张写满刻薄和不耐烦的脸？还是去找那些所谓的“朋友”，看看有没有什么零散的、能换点钱的拍摄活儿？
　　一阵强烈的恶心和眩晕袭来。我扶住旁边冰冷的路灯杆，胃里空得发疼，却没有任何食欲。酒精的味道似乎还残留在口腔里，混合着烟草的苦涩和殡仪馆那特有的气味，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鸡尾酒。
　　我想起顾远最后一次找我喝酒时，塞给我的那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拍我的肩膀：“先拿着，应应急。等你小子发达了，连本带利还我。”
　　他那时的眼神，没有怜悯，只有一种兄弟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他知道我的窘迫，但他用了一种最能保全我那点可怜自尊的方式。
　　现在，这钱还没花完，他人已经不在了。这笔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揣在我的口袋里，烫得我坐立不安。
　　我直起身，深吸了一口这污浊的空气，迈开脚步，漫无目的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车流如织，人群熙攘。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带着被生活驱赶的麻木或焦虑。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惨白的天光，像无数只冷漠的眼睛，俯视着地面上这些蝼蚁般的生命。
　　阳光偶尔挣扎着穿透云层，投下短暂而无力光斑，很快又被更厚的阴云吞噬。就像某些微弱的、关于正义和真相的念头，刚刚在心底冒头，就被更庞大的、现实的黑暗所淹没。
　　我就是一个笑话。一个活着的、行走的、充满了失败和妥协的笑话。顾远的死，或许是他对这个笑话世界最后的、最激烈的嘲讽。而我，连嘲讽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我只是继续走着，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融入这庞大城市无边无际的、灰色的背景之中。前方是什么？不知道。也不重要了。
　　或许，就这样一直走下去，走到世界的尽头，或者，走到我这个人形笑话彻底磨损、消散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