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无忌后传》金猪夜砚

26、第 26 章

　　第二十六章武悼五伐明蒙狂（3-4节）
　　第三节再三攻蒙
　　永乐二十年（1422年）春，蒙古塞外寒风未尽，草原上残雪斑驳。
　　明成祖朱棣再度披甲执锐，亲率五十万大军自北平出发，浩浩荡荡向漠北进发。这是他继永乐八年、十二年之后的第三次亲征蒙古，目标直指鞑靼权臣阿鲁台。
　　此时的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自元顺帝北逃以来，北元分裂为鞑靼、瓦剌两大势力。阿鲁台掌控鞑靼部，一度挟持本雅失里号令诸部。阿鲁台野心膨胀，屡犯边陲，挑衅大明，终日做着再统中原的美梦。
　　前两次北伐中，朱棣虽重创鞑靼，迫其暂时臣服，但阿鲁台狡猾，表面上愿称臣纳贡，暗地里却积蓄力量，待机反扑。
　　永乐十九年（1421年），阿鲁台撕毁盟约，劫掠辽东边境，杀掠吏民，焚毁屯堡。
　　消息传至京师，朱棣震怒，遂决意再举天兵，不杀阿鲁台不归。
　　然而，这一次的北伐之路，并非如前两次般势如破竹。
　　因为在这片苍茫草原之上，一位新兴的将领正悄然崛起——他就是张思明，蒙古名为□□·腾格尔，乃前明教教主张无忌之长子。自幼随父在草原习武，通晓九阳真经、乾坤大挪移等绝学，更兼熟读《孙子兵法》《六韬》《三略》等兵书，文武双全，智谋过人，后随其舅投身蒙古军部，还在一次战乱中救下过阿鲁台的年幼之子，并助其整合残部，渐得信任……终被阿鲁台封为“抗明将军”，统领左翼三万户。
　　当朱棣大军压境之时，张思明已布下奇阵于斡难河畔。
　　他深知明军器械精良、粮道绵长、不宜硬拼，乃采用“虚实相生、诱敌深入”之策。他命人散布假情报，称阿鲁台主力集结于胪朐河上游，实则将主力化整为零，潜伏于山谷之间，又令部下伪装溃兵，沿途丢弃旗帜、马鞍，制造败退假象。
　　四月庚午，朱棣前锋抵达胪朐河，果见敌迹凌乱，以为阿鲁台仓皇北遁，遂下令全军急追。不料行至忽兰忽失温一带，地形陡变，两侧山势夹峙，林木幽深，旁边又是沙漠，无处可去。
　　忽闻高坡密林中鼓声大作，箭如飞蝗般射出……明军猝不及防，阵脚微乱。
　　“报！前方有伏！”一名千户飞马来报。
　　朱棣立马高岗，凝目远望，只见烟尘滚滚，无数骑兵自谷口杀出，为首一将身披玄铁重铠，手持双刃弯刀，坐下一匹雪白骏马，威风凛凛。
　　此人正是张思明。
　　“来者何人？”朱棣扬鞭喝问。
　　张思明勒马横刀，朗声道，“大明皇帝陛下，别来无恙？感谢昔日救命之恩，吾乃□□·腾格尔，奉元承命，护佑草原安宁。尔等远道而来，劳师袭远，岂不知‘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乎？今我以逸待劳，以静制动，胜负未可知也！”
　　朱棣熟知此人乃张无忌长子，冷笑道：“念汝父六下西洋，劳苦功高，汝弟妹又助朕修撰《永乐大典》，朕还曾救命于你，你却不思报答，还敢妄言兵法？朕亲率雄师，所向披靡，尔等不过跳梁小丑耳！”
　　张思明横握大刀，鞠躬行礼，“陛下，功是功，过是过，永乐暴政，国难当头，不言私恩。我乃草原之子，定当精忠护蒙。”
　　话音一落，张思明挥手令下，两侧伏兵齐发，更有火油罐自高处倾泻而下，点燃引信，烈焰冲天。原来他早命工匠制作简易“霹雳车”，藏于林中，专投燃烧物。此乃融合中原机关术与草原游击术之创举。
　　明军一时受挫，伤亡数百。朱棣虽稳住阵脚，然知深入险地不利久战，只得下令缓缓后撤，但决不退兵。
　　是夜，张思明又遣轻骑袭营，鼓噪扰敌，使明军不得安眠。
　　数日后，朱棣探得真相：阿鲁台早已不在前线，而是被张思明秘密护送北遁，渡过土拉河，进入贝尔湖以北的荒原地带——那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冻土沼泽，冬季苦寒，夏季泥泞，素称“死亡之地”。阿鲁台借此藏身，得以喘息。
　　朱棣愤然道：“朕三征塞外，竟连其人影都未见到！真乃奇耻大辱也！”
　　然彼时粮草将尽，士卒疲惫，加之天气转热，疫病初起，将士们又水土不服，大量染病，不得已只得下令班师回朝，悻悻而归。史载：“上以虏遁，师还。”
　　此即第三次北伐结局——看似朱棣取胜，实则徒劳无功。
　　而这一切的背后，皆出自张思明之谋略。他不仅精通武功，更能因地制宜，巧设疑兵、火攻、夜袭、断粮之道，令明军疲于奔命。其所用“雁行虚阵”“蛇形游骑”“风吼连环箭”等战法，皆结合蒙古骑兵机动优势与中原兵书智慧，令阿鲁台残部重获生机。
　　一年之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春，边报再传：阿鲁台欲联合兀良哈三卫，南下侵扰明朝大同、宣府一带。
　　朱棣闻讯，气得咬牙，不顾群臣劝阻，毅然决定第四次北伐。
　　此次出征，路线更为深入，自宣府出发，穿越戈壁，直趋漠北腹地。然大军驰骋两月，足迹遍及察哈尔、克鲁伦河流域，竟不见阿鲁台一兵一卒……
　　原来，就在明军筹备之际，西北方向传来惊人变局——瓦剌首领马哈木在张思明的暗中斡旋下，已对阿鲁台发动突袭。
　　张思明早已洞察局势：阿鲁台虽败犹存，然其残暴专横，早已引起各部不满，瓦剌虽强，内部亦有分裂之忧，若二者相争，大明便可坐收渔利。
　　但他更明白，真正的威胁来自明朝持续北伐带来的压迫感。唯有促成蒙古内部统一抗明之势，方能保护草原安宁。
　　于是，他亲赴瓦剌营地，面见马哈木。
　　帐中篝火熊熊，马哈木端坐主位，目光如鹰：“□□·腾格尔，你身为鞑靼将领，却来见我，不怕被斥为叛徒？”
　　张思明拱手：“大王明鉴，今日之患不在内斗，而在明朝皇帝亲征。朱棣野心不止，誓要吞并蒙古，若任其各个击破，明日便是瓦剌覆灭之时。阿鲁台虽曾与贵部为敌，然今已势衰，不如我等借力除之，既清内患，又固边防。”
　　马哈木沉吟片刻：“你说得好听，我如何信你？”
　　张思明取出一枚金印，正是当年朱元璋赐予皇太孙朱允炆的“顺天承命”印玺。
　　“此印乃我从阿鲁台手中夺来。他多年私藏此物，意图有朝一日‘挟天子以令诸侯'，复辟元室。阿鲁台实为祸乱之根。臣将它献于大王，一则表我诚心，二则请可汗以正统之名，统合蒙古诸部，共御外侮。”
　　马哈木接过金印，认真看了看，眼中闪过一丝震动。
　　张思明继续道：“我愿助大王设计擒杀阿鲁台。只需七日，必使其授首。”马哈木不信。张思明拍胸保证：“王拭目以待。”
　　果然，第七日，阿鲁台在逃亡途中，误入瓦剌埋伏圈。张思明事先伪造诏书，谎称大明愿与其结盟，共抗瓦剌，拥阿鲁台为王，赶紧南返接应。阿鲁台信以为真，率百余骑前往约定地点，却被马哈木大军围歼于斡难河源头。阿鲁台本人被乱箭射死，首级悬于瓦剌军营旁的瓦剌城楼。
　　此役之后，马哈木彻底清除异己，整合鞑靼残部，成为蒙古高原的唯一强权。
　　更重要的是，他在张思明的建议下，宣布暂停南侵，只作防御，同时修缮城垒，训练骑兵，准备长期对抗明军。又对外放风，称阿鲁台残部已整合瓦剌大军，准备大举进攻明朝边境。
　　消息传至明军大营，朱棣又是气得脸色发青，决定再伐。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明军第四次北伐，却在茫茫草原上游荡了两个多月，根本没发现阿鲁台和鞑靼部队的影子，反被马哈木帐下的张思明隐藏在山林内的大军，再次射杀得丢盔弃甲。
　　朱棣又得知那个把他三番四次气得晕厥的阿鲁台，早已被瓦剌部马哈木击败，他的人头都已悬挂在瓦剌城楼，如今早已风干。
　　明军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实在不是天天养精蓄锐、早就守株待兔、又熟悉草原地形的□□·腾格尔对手。
　　回到帐中，朱棣望着北方茫茫草原和阴霾天空，久久不语。
　　“陛下，是否还要追击？”侍卫低声。
　　朱棣摇头叹息：“鞑靼已败，阿鲁台已被弑首，只余瓦剌，然我军深入两月，粮尽马疲，将士思归……罢了，班师吧。”
　　第四次北伐，朱棣再次无功而返。回京途中，朱棣召见随军大臣杨荣、金幼孜等人，喟然长叹：“朕四临塞外，鞍马劳顿，然虏情诡谲，进退莫测。昔者本雅失里、阿鲁台相继伏诛，然新强者马哈木又起，尤其是那张思明，智勇兼备，竟能运筹帷幄，翻转乾坤。朕观其用兵，颇有古名将之风，且深谙人心，善结盟友，非寻常草莽可比。”
　　杨荣奏曰：“此人确非常人。传闻他曾单骑入瓦剌，舌战群酋，令马哈木折服。又传其夜宿荒野，遇狼群而不惧，以啸声退兽，人称‘草原之子’，谓其得天助也。”
　　朱棣默然良久，终道：“朕老矣。连年征战，百姓困苦，国库空虚。若彼时马哈木与阿鲁台能自相残杀，互不统一，则我边境尚可安定。然却出现一个如张思明这般的人物，既能杀死阿鲁台，还能统合两部又军心不乱，还能假传军情，蒙蔽我军，徐图复兴……此人，乃朕心腹大患也。”
　　自此，朱棣不再提北伐之事。
　　回顾这两次北伐，为何原本已“俯首称臣”的蒙古会再度掀起战火？答案在于：所谓“称臣纳贡”，不过是阿鲁台的缓兵之计。永乐八年，朱棣第一次北伐击败本雅失里后，阿鲁台便上表归附，接受“和宁王”封号，岁贡马匹。但他从未真心臣服，反而借明朝赏赐壮大自身，兼并部落，控制漠南要道。待势力恢复，便重启边衅，劫掠辽东、大同等地，逼迫明朝不得不反击。
　　而张思明的存在，改变了整个战略格局。他并非一味主战，而是主张“以战止战，以智代力”。在第三次北伐中，他通过巧妙布局，保存了阿鲁台的实力，使其得以北逃休养生息；在第四次北伐前，他又果断转向，促成瓦剌消灭阿鲁台，实现蒙古内部权力重组。他的目的，从来不是扶持某一个人，而是防止任何一方过度依赖明朝恩宠，同时避免蒙古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更为深远的是，张思明推动建立了“草原联盟会议”制度，每年春秋召集各部首领会盟，协商牧场分配、战争决策、外交方针，初步形成统一政体雏形。他还设立“译学馆”，派遣子弟学习汉文、算术、医术，主张“知彼知己，方可久安”。
　　在他的影响下，马哈木开始推行改革：整顿军制，设立“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三级指挥体系；引进中原冶铁技术，改良盔甲兵器；甚至模仿明军设立哨探制度，加强对边境动态的监控；还从西方引入火炮……这些举措，使得蒙古不再是松散的部落联盟，而逐渐具备国家形态。而这一切，都在无声中挑战着明朝的北方霸权。
　　张思明虽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简朴作风。他常穿粗布袍，与士兵同食羊肉糜，夜宿帐篷必亲自巡视岗哨。每逢大战之前，必焚香祷告：“愿草原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非为私人恩仇，不兴无义之师。”
　　有人问他：“你父亲是汉人英雄，你为何效力于蒙古？”
　　他答曰：“天下之大，四海为家。我虽生于蒙古，长于漠西，然血脉融汇南北两国。武功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兵法可以侵略，也可以护民；吾之所求，唯‘和平’二字；燕王曾救于我，但那是私恩，不是国恨。”
　　正是这样一个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智慧的人物，在朱棣晚年北伐屡屡受挫的过程中，扮演了蒙古军廷的关键角色。他不像传统强硬派那样穷兵黩武，也不像投降派那样屈膝求和，而是在乱世中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既捍卫蒙人尊严，又避免汉民牺牲。
　　历史往往记住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却容易忽略那些在幕后运筹帷幄、改变时代走向的智者。张思明或许不会出现在正史列传之中，但他的思想、布局、抉择，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十五世纪初东北亚的政治格局。
　　朱棣的第三次、第四次北伐，表面上看是军事行动的失利，深层原因则是蒙古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旧有的各部落之间的纷争，正在被新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取代。
　　而这场变革的灵魂人物，正是那位被称为“草原之子”的抗明将军——□□·腾格尔——张思明。
　　当最后一缕夕阳洒在长城之北的草原上，一群牧民围坐在篝火旁，传唱着一首新编的诗歌：
　　苍狼引路，白鹿伴行。
　　草原之子，护我安宁。
　　不畏强权，不恋虚名。
　　剑平烽烟，万里月明。
　　歌声飘向远方，仿佛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
　　第四节明蒙议和
　　建文四年（1402年）。北风卷地，黄沙漫天。明朝北方边境，原本在建文年间恢复宁静，然自朱棣称帝后，又数度战鼓撕裂。
　　朱棣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夺位，自北平挥师南下，攻破南京，废黜建文帝，登基为帝，庙号“成祖”，改元“永乐”。
　　这个靠武力夺取天下的燕王，并不甘于仅仅只守住泱泱华夏。
　　他北伐蒙古，南取南越，南征北战，志在“天命所归”，欲效仿成吉思汗，成就“永乐大帝”，缔造“朱明伟业”。
　　由于迁都北京，他想以京为“芯”，将战争主力投向北方草原。
　　此时的蒙古，早已不复元朝鼎盛时期的威势。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北逃大漠深处后，传位给其子爱煪识理达腊（元昭宗）。元昭宗继位后，因国力不再，治理不力，内部长期争斗，蒙古境内又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个部落，三部首领互相不服。
　　鞑靼部首领“荸儿只斤·本雅失里”，其帐下有猛将阿鲁台为将军；瓦剌部首领“马哈木”；兀良哈部首领“脱儿火察”。
　　其中，兀良哈部位于明朝东北边疆（今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带。
　　兀良哈部被明朝称为“朵颜三卫”（泰宁卫、福余卫、朵颜卫）。
　　兀良哈部是个骑墙派：他们一会投靠明朝，一会又投回蒙古。
　　建文四年（1402年），兀良哈三卫虽曾协助朱棣夺取皇位，但不久后又多次侵扰辽东等地。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第一次北征蒙古时，发现兀良哈人又加入了鞑靼军。朱棣虽优待其首领，但三卫仍持续反叛。永乐后期（1420年后），兀良哈三卫因内部矛盾以及明廷的持续军事打压，逐渐丧失对原属领地的控制，其势力范围缩小至呼伦贝尔一带，最终被瓦剌部落吞并。
　　兀良哈三卫原为元朝蒙古部落，元亡后成为明朝东北边疆势力。永乐时期虽短暂依附明朝，但其首领始终保持对蒙古各中小部落的控制权，最终因战略利益，又转向投奔到瓦剌部落。
　　因此，永乐八年（1410年）朱棣自称帝后第一次亲征，主要面对的敌人是鞑靼部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他第一次北伐击败了本雅失里军队，撤回北平。后来鞑靼部又被瓦剌部吞并，阿鲁台迅速转向归于瓦剌部马哈木帐下；第二次亲征，阿鲁台败北，上表归附，接受“和宁王”封号，愿意向明朝岁贡马匹。然而，阿鲁台只是表面顺降，并未真心臣服，他与瓦剌部马哈木联合，再次侵扰明朝边境，朱棣第三次亲征，阿鲁台逃跑；第四次亲征，张思明用计，阿鲁台被杀。眼下蒙古势力只剩下瓦剌部，且形成了内部完全统一。明朝这时的唯一劲敌是统一后的马哈木瓦剌部军队和张思明的边防军队。
　　朱棣本就想要效仿成吉思汗反过来侵吞蒙古，而马哈木在张思明的建议下，不想再入侵明朝，只想守住原蒙古境内的土地不再被侵犯。蒙古早已国力衰微，百姓流离，无力南下，只求边境安宁，与明朝互市通商，休养生息。而朱棣却不这么想，他要统一蒙古，归附大明。
　　在这片风雪苍茫的边关之地，有一座名为“克鲁伦河”的军事要塞，位于捕鱼儿海以北三百里，地势险要，控扼漠南要道。此处驻守着一支精锐的蒙古边防军，统帅正是蒙古名为□□·腾格尔的张思明。
　　张思明，生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母亲赵敏为蒙古汝阳王郡主。他自幼随父学武功，汉语、兵法，又随母学蒙语、骑射、计谋。他自小聪慧过人，又得父亲传授武当拳剑、九阳神功与乾坤大挪移心法，兼修明教圣火令上的西域武学，融会贯通，还自创了一套“九阳腾挪合击术”，刚柔并济，内外兼修，能在千军万马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洪武十三年（1380年），当年十八岁的张思明随舅舅王保保从军，镇守捕鱼儿海一带的元明边关。张无忌深知，天下大势，元朝暴政已失民心，汉人当复兴，然蒙古百姓，亦非皆邪恶。他教导儿子：“天下无永远之敌，唯有苍生之安。守边非为扩张，而为护民。”因此，张思明自镇守边关起便推行“边市互贸、军民共守”之策，与明朝守将互通书信，划定边界，互不侵扰。
　　三十多年间，虽有大小战事，但漠南边境鸡犬相闻，商旅往来不绝，百姓安居乐业，视腾格尔将军若神明。
　　自朱棣第四次亲征失败后，马哈木已实际统一蒙古，成为蒙古唯一大汗，遂下诏：“自今以后，漠南诸军，尽归腾格尔将军统辖，授‘征南大元帅’，赐金纛虎符，总领三军，节制诸部。”
　　张思明临危受命，肩扛国运。他并未立即反击，而是召集诸首领，分析明军战法。他指出：“朱棣好大喜功，屡次北伐，实则劳师远征，最终皆因补给艰难，不得不撤。其军虽利在火器，然草原千里无粮，骑兵机动，彼进我退，彼休我扰，可败之。”
　　永乐一至四年（1402-1405年），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征发十万民夫。张无忌闻之，再出江湖。他联合少林、武当、峨眉诸派，在运河沿岸组织民夫自救，暗中传授九阳内功以强体魄，又以明教旧法调度粮药，救活无数饥民。
　　后来，朱棣诏安，他与妻子赵敏随郑和六下西洋，屡立奇功。
　　永乐二十年（1422年）九月，北京紫禁城皇宫三大殿突遭雷火焚毁。民间传言：“天怒人怨，报应不爽。”
　　张无忌刚随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归来，闻讯，知时机已至，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夏亲赴漠南找到大儿子张思明，张思明又去马哈木处要回当年朱元璋赐予建文帝的“顺天承命”印玺与诏书。
　　张无忌寻得建文帝当年遗落的玉玺与诏书，托蒙古商队带入中原，宣称“建文正统犹存……”消息传回北平，震动朝野。
　　张无忌此举，非为背叛朱棣，实为建文鸣冤，使其不要赶尽杀绝。朱棣亦不知何人在背后所为，他只当是北元故意为之，逼他退位，怒极病发，卧床不起。数月后，病好，誓要第五次北伐，一决生死。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刚过完年，朱棣再遣十万大军，由安远侯柳升统帅前军，自据中营，直扑克鲁伦河，开始第五次北伐。
　　张思明闻讯，不慌不忙，制定“□□、三伏、三绝”之计：
　　一退：弃守前沿哨阵，不留一兵一卒，诱敌往北深入；
　　二退：小股弓箭手在后用火箭偷袭粮道，焚其粮草，烧其大营；
　　□□：佯败诱敌至肯特山峡谷，设滚木礌石前围后堵，趁乱再用火炮火箭袭击，四周埋伏重兵围歼残兵，不恋战，打了就跑，再到下一个峡谷口，用同样计策歼敌；
　　一伏：全部将士分散隐蔽在各处途径高处山林，使其无法找到敌人；
　　二伏：派人乔装成牧民，骑马紧盯明军主力，获取路线，提前设伏；
　　三伏：派三千弓箭手伏于通往去哈拉和林必经的答兰纳木儿河两岸。
　　一绝：绝粮道。由张思汉率五千轻骑，化整分散，专袭明军运粮队，焚其粮车，毒其水井；
　　二绝；绝耳目。以蒙古猎鹰与沙狐哨，传递假情报，诱明军分兵；
　　三绝；绝归路。于狼居胥山设伏，再于克鲁伦河支流的斡难河上游筑坝蓄水，待明军撤退时决堤放水，使其大军陷于泥沼。
　　果然，明军一路深入，走了几千里，一直行至答兰纳木儿河（今蒙古哈喇哈河下游），却没见蒙军半个人影，柳升下令大军过河，直扑首都哈拉和林。朱棣以为蒙军已无力抵抗，命大军疾进，不顾粮草短缺。
　　张思明依计而行，先示弱于边境，连弃十城，诱敌长驱北上，明军士气大振。
　　然朱棣大军越往北行，粮草越难以为继，马匹无草，士卒疲困。
　　张思明暗遣轻骑千人，又夜袭明军本就剩余不多的粮草，焚其辎重，又令附近牧民迁徙畜群，人走畜空，使明军无从劫掠。
　　明军主力行至肯特山峡谷，张思明早已亲率两万精骑埋伏于两侧。待明军主力进入狭道，一声号角，万箭齐发，滚木、礌石倾泻而下。同时，张思明又率亲兵从后方突袭，以“九阳腾挪合击术”连斩明军先锋三将，阵斩柳升副将陈亨。马哈木率猛将用火炮、火箭齐射……两名副将率军在狭道南北堵住，明军从炮箭雨中出来一个杀死一个。
　　明军大乱，上山无路，前后无门，纷纷逃命，践踏无数，死伤万余，残部往北答兰纳木儿河河边溃逃。
　　蒙古主力瓦剌大军埋伏在河两岸，待明军过桥，南岸火箭射，北岸刀枪剑，明军纷纷落水，血染河面，粮草车翻入水中……
　　两岸杀声震天……朱棣和柳升在几个副将的掩护下仓惶南逃。马哈木与张思明也不追赶，随他逃跑。朱棣和柳升逃过肯特山，见后无追兵，于是扎营，清点残余人马。
　　半晌，柳升汇报：“陛下，只剩下不到五万人……还有……粮草已经见底。”
　　朱棣气得喷出一口鲜血……半晌，他往南挥了挥手。柳升大手一挥：“撤！”
　　这次大战，真是窝囊，明军竟没见到瓦剌主力，便败下阵来。
　　明军收拾残兵，准备回国。队伍行至狼居胥山，又闻前线有明探来报：“陛下，瓦剌大军声北击南，主力正欲偷袭京城！”
　　其实这名探子，乃马哈木的一个精通汉语的士兵化装。
　　朱棣闻言大惊，欲加速回国，然队伍几天没吃饱饭，也没睡好觉，都走不动路了……残兵已乱，宁死不前，溃不成军……
　　张思明早就在狼居胥山集结埋伏了三千名弓箭手和两万骑兵，待明军中队行至，狼居胥山再次火炮、滚石落下，万箭齐发，明军本已饿得眼冒金星，行走无力，再次遭遇峡谷伏击……不到半小时，明军死伤惨重。
　　六月，十万明军残余不到三万，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地势低洼，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朱棣欲速退回国增援，然归路已被张思明派兵焚桥断道。更致命的是，张思明早已命人在克鲁伦河支流的斡难河上游筑起土坝，蓄水成湖。
　　七月十五日夜，电闪雷鸣……
　　张思明一声令下，决堤放水……
　　洪水如万马奔腾，瞬间淹没残军大营。帐篷尽毁，火炮沉陷，士卒溺毙。混乱中，河岸山崖被冲塌，滚石如雨，封锁了谷口。
　　张思明亲率“腾格尔铁骑”从斡难河三面杀出，朱棣在亲兵护卫下仓皇突围……
　　张思明故意放他走，下令不追——他不想背负杀害大明天子的罪责。
　　然朱棣年事已高，连日奔波，又惊又怒，突发心疾，呕血不止。
　　七月十八日，永乐大帝病危旦夕。临终前，仰天长叹：“朕欲成大业，奈何天不佑我！”他挣扎拟遗诏：“塞外苦寒，不可轻动。宜守边备，慎战再伐。”当日，朱棣病死于榆木川军帐，终年六十五岁。
　　明军残部护送永乐大帝灵柩南归，张思明并未追击。
　　他立于高岗，望着远去的白幡，默然良久。随后，他命人厚葬明军阵亡将士，设坛祭奠，不论敌我，皆以礼安葬。
　　此役——蒙古史称“五伐大捷”。
　　经此一役，蒙古人士气大振……
　　朱棣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继位，庙号“仁宗”，年号“洪熙”。
　　张思明派外交使节哲别·巴颜亲赴北平，携国书一封，提议“中蒙世代友好，永不侵犯”，并愿“重开互市，互通有无”。
　　然此时朱高炽病重，虽有意议和，但朝中主战派仍强，国书被搁置。
　　朱高炽继位仅十个月，便病逝驾崩。
　　随后朱高炽长子朱瞻基继位，庙号“宣宗”，年号“宣德”。
　　朱瞻基是朱棣长孙，出生于建文元年（1399年），从小跟朱棣北伐，屡立战功，深得朱棣厚爱，继位时二十五岁。
　　朱瞻基于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继位，接父治开启“仁宣之治”。
　　张无忌在“五伐大捷”后专程返回克鲁伦河，对长子大加赞赏。
　　临行前，他对张思明言：“我一生反元，因元政暴虐；今你又助元，因朱棣无道。然天下之大，不在疆土，而在民心。尔等守边，非为征战，而为和平。若有一日，汉蒙百姓可自由往来，婚嫁相通，那才是真正的天下一统。”
　　张思明谨遵父训，继续镇守蒙古南疆。他推行“三和政策”：军民和、商旅和、婚嫁和。鼓励汉蒙通婚，设立双语学堂，开放边境互市。漠南内蒙，汉蒙杂居，语言相通，风俗交融，再无大战。
　　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初六，郑和船队第七次航海归国。
　　二十八年海上奔波，郑和病逝于航海途中。张无忌亦随郑和七下西洋，立功无数，难以言表，屡次封赏，尽皆婉拒，从不居功自傲。这年他已九十六岁高龄……耄耄之年，再劝少帝振兴经济，稳定内政，勿忘航海，勿再兴兵。宣宗朱瞻基终于承认现实，主动遣使与蒙古议和。
　　宣德八年（1433年）秋，明蒙终于正式签订《克鲁伦河和约》：
　　一、双方以克鲁伦河为界，互不侵犯；
　　二、在东、南、西三面边境开放三处互市，允许两国百姓自由贸易；
　　三、互派使节，定期会盟，有关国是，友好协商；
　　四、按照当地风俗法律，自由婚嫁，两国朝廷，互不干涉；
　　五、若有边民越界，由地方官吏协商处置，不得擅自动用刀兵。
　　此约一立，两国战火终于熄灭，南北边疆开始恢复太平。
　　自朱棣驾崩那年（1424年）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十五年间，在草原之子□□·腾格尔的英勇护国和极力劝谏下，两国再无大战。这是难得的二十五年和平岁月。
　　张思明一家人哪也不去，子孙守护着两国边关的和平和安宁。
　　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张思明终老于漠北和林，享年八十七岁，谥“武安公”，建“腾格尔庙”。
　　各地百姓，立祠祭祀。
　　他和九公主生育的子女以及其孙嗣，世代守边或外交，一直传至明末。
　　而张无忌之名，在蒙古民间传说中，他被尊为“和平之父”。
　　每逢春祭，牧民皆燃起圣火，诵其“和平之父”名号，祈愿两国永世安宁。
　　回望这段历史，世人常问：为何张无忌父子，身为汉人，却助蒙古抗明？答案是：他们守护的，从来不是某一族，某一国，而是天下苍生的安宁与和平。前元虽侵中原，但已覆灭。两国怨仇，不可世罔。
　　张无忌曾言：“我父张翠山为义而死，我母殷素素为情而亡，我妻赵敏为爱舍国。我这一生所求，不过一个‘和’字。”
　　正是这个“和”字，让张氏父子在历史的洪流中选择了逆流而上，选择了超越族群的担当。不为某国某人——只为情义爱和。
　　他们不是叛徒，而是真正的守护者——守护两国边疆的和平，守护两国百姓的笑容，守护两国冬去春来的绿草。
　　明蒙和平的种子，已在百年的“血”与“雪”中——交错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