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嫁——分房四年后》易朝霞

44、堂弟的电话

　　一通电话，像一道突来的指令，打乱了正在与一堆待洗衣物搏斗的我。

　　“公司发了年货，我让小陈送回去了，已经出发有一会儿，你快去大门口接下。”

　　是烨打来的。语气是通知，也是命令，没有询问，没有商量。

　　我放下手中湿漉漉的衣服，对客厅里的悠悠匆匆叮嘱了一句“看着点弟弟”，便抓起钥匙，穿着沾了点水渍的家居服冲出了门。

　　刚到小区大门口没等两分钟，一辆熟悉的轿车就停在了面前。司机小陈——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着急忙慌地跳下车，一边打开后备箱，一边把里面的年货一件件往外搬，堆在我面前。

　　“阿姨，东西都在这儿了，要我帮忙……”他话说到一半，抬头仔细看了我一眼，似乎才意识到认错了人，脸上掠过一丝尴尬，慌忙改口补充道：“啊，易姐！要我帮忙拿上楼吗？”

　　“阿姨”？

　　这个称呼像一根细小的针，猝不及防地扎了我一下。他把我认成了婆婆？是我这身随意邋遢的居家打扮，还是我脸上掩不住的疲惫暮气，让他产生了这样的错觉？

　　我看着他的车还违规停在马路中间，后面已有车辆在不耐地按喇叭，小陈一脸焦急。我压下心里那点不快，连忙摆手：“不用不用，你快去忙你的吧。”

　　小陈如蒙大赦，道了声谢便钻进车里开走了。

　　我已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咬着牙，把那沉甸甸的米、油、一整箱的纸巾、还有几个包装精美的礼盒，连拖带拽、气喘吁吁地一点点挪回家的。当终于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脚下这一堆“战利品”时，涌上心头的不是轻松，而是一股强烈的、近乎愚蠢的懊恼。

　　我怎么就不能让门口的保安帮忙搭把手呢？
　　或许可以笑着请身边路过的邻居帮个小忙？
　　以前做销售时，那个见人就熟、能说会道、甚至有点“厚脸皮”的易子君去哪儿了？

　　仿佛“全职妈妈”这个身份，像一层越来越厚的茧，不仅包裹了我，更阻挡了我向外延伸、寻求帮助的能力和勇气。我变得习惯于独自消化一切困难，羞于向陌生人开口，甚至在熟悉的邻里面前也保持着一种不必要的、脆弱的体面。

　　“不就是几个袋子和箱子吗？我又在这里矫情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低声骂了自己一句，“真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林黛玉……”

　　这种自嘲，并没能让心情变好。

　　周末，家里的氛围粘稠得几乎让人窒息。

　　客厅里，烨占据着沙发一角，笔记本屏幕的光映着他没什么表情的脸，只有轻微的、连绵不断的鼠标点击声，像某种冰冷的计时器。次卧里，悠悠的门依旧关着，不知是在写作业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有辉辉在地毯上摆弄玩具时，偶尔发出的碰撞声，是这片死寂里唯一带着点活人气息的响动。

　　沉默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每一个角落，这个家毫无生机。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呼吸都变得不顺畅。实在憋得透不过气来。

　　“我带二宝去楼下玩一会儿。” 我站起身，声音有些干涩地打破了沉默。这话像是对烨说的，又更像是对自己下的一个指令，一个逃离现场的正当理由。

　　没等有任何回应，我几乎是一把捞起还在玩玩具的辉辉，胡乱地给他套上外套和鞋子，抓着他的小手，近乎仓促地拉开了家门，逃也似的钻了出去。

　　“砰。”

　　门在身后关上，将那片令人窒息的沉默彻底隔绝。

　　楼道里的空气带着凉意，我深深地、贪婪地吸了一口，仿佛刚从水下潜泳上来。辉辉不明所以，但能出门玩让他立刻兴奋起来，小脚丫蹦跶着。

　　拉着辉辉走到小区的中庭，午后的阳光勉强穿透冬日的云层，带来一丝微弱的暖意。看着孩子们在滑梯和沙坑里奔跑嬉笑，听着他们毫无顾忌的尖叫与大笑，我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松弛了一些。

　　我找了个有阳光的长椅坐下，看着辉辉摇摇晃晃地奔向小朋友聚集的地方。这片刻的“逃离”，这户外的、流动的空气，像是一个短暂救急的氧气面罩，让我终于能把这口憋了太久的气，缓缓地、颤抖地吐出来。

　　但心底也清楚，这不过是暂时的缓刑。等会儿太阳下山，寒气加重，我还是要带着孩子，回到那个名为“家”的，安静的堡垒里去。

　　晚上，一家人正沉默地吃着饭，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我看了一眼屏幕，是堂弟。这几年虽然没回去，但这个堂弟总会在节假日准时打来电话，几句关心问候，聊表心意，像一种不成文的约定。

　　接通电话，堂弟爽朗的声音立刻传来：“姐，明天过小年，回来吗？” 他明知道我这几年都不曾回去，语气里却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盼着我今年能有个不一样的答案。

　　“不回去了。”我回答，声音有些平淡。

　　“老姐，怎么了？你声音不对，你还好吧？”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我情绪的低落。

　　“没什么，还好。”我下意识地想掩饰，语气不免带上了一丝刻意的冷淡。

　　“那过年呢？怎么安排？”他不死心地追问。

　　“今年还是不回去，”我搬出了那个用了多年的理由，几乎成了条件反射，“你哥过年要加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堂弟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哦……我刚给大伯（指我父亲）打电话，约他们过小年时聚一下，他说……今年和大妈（指我母亲）在武汉过年……”

　　我握着筷子的手猛地一紧，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突然撞了胸口。

　　他们要来？确定了？怎么……怎么没有先通知我一声？母亲上次在电话里不是说“商量一下”吗？这就算是商量好了？

　　“姐？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不舒服吗？是不是……姐夫打你了？”堂弟在电话那头急了，声音带着担忧和一丝不着边际的猜测。

　　“没有！没有的事！”我连忙否认，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绪却乱成一团麻，“你……你今年有时间吗？带家里人来武汉过年吧，热闹。”

　　“不过去了，过年也得加班。”堂弟的语气带着歉意。

　　“哦，好吧……”一股失落感漫上心头。

　　“嗯……老姐，”堂弟顿了顿，语气变得格外认真，“你有事一定要跟我说啊！听到没？！别自己扛着！”

　　电话挂了。

　　我却举着手机，定在那里，久久没有动弹。耳边回响着堂弟最后那句叮嘱，脑海里只剩下那几个字在盘旋、放大：

　　他们要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