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集》刘千羽

6、我的小学 去年“

　　去年“十一”的时候，开车回了趟老家。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快过节了回去看看父母。自从读书离开家乡以后，我很少回去老家，即便是过年的时候也待不上几天。要是让我用找借口的方式来辩解为什么很少回老家，那也就不必多说了。

　　从刚买不久的单元楼到我住了十几年的老家平房，要路过我读的那所小学。往次回来经过时，我净捡着宽敞的路走，不愿路过学校南大门口那条窄窄的街。要说，这人长得不大点儿的时候，觉得那条街挺宽的。现在长大了，开着车路过小街，却觉得那里更像是一条“小毛道”。而且，那条小街上总是有许多私家车停着，把本就不宽的小街挤占得更窄了。大人们拉着孩子从校门那边走过来时，甚至会踩上临街人家门口的石头。

　　我的小学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叫做“兆麟小学”。当初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起这样名字，或者它包含着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古意。刚上小学那会儿，因为要在作业本上写校名，我还因为笔画太多而抱怨过。不如人家“生产小学”、“人民小学”和“建设小学”，写得那么便捷。后来才知道，它的名字由来于一位为国献身的将军。我肃然起敬了，我骄傲了。我觉得我们的小学与岳飞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学校更近一些。

　　我的小学校园，是个大大的长方形。东、南、西三面，由两米多高的铁栅栏围着。北面则是抬腿就能跨过去的低矮土墙，全是豁口。东面和南面的校墙外，长着粗壮茂密的榆树；西面和北面是又高又大的杨树。春天杨树狗下雪一样到处飞舞，夏天树叶被风吹得噼啪乱响。我上学那年，学校的大门还在西面。蓝色的铁架子大门矮趴趴的，紧挨着左近人家倒脏水的沟。我很少走学校的正门上学，总是斜穿过操场，钻过围墙的铁栅栏来回。我那时还没有学过三角形的斜边长度小于两个直角边的和，但我经常因为希望少走些路而那么干。

　　紧挨着西大门那趟南北向的砖房，是校长和老师们的办公室。我经常能看见那位腆着肚子，只脑袋帮上长着些许头发的校长从办公室的门口进出。我不大看得起他，竟管我们的位置天差地悬。究其原因嘛！是我比较记仇。本来我和邻居家的小R是同年，他让比我小了大半年的小R前一年就上学了。但那年我欢天喜地去报名时，他却义正言辞地说年龄不够，让我再等一年。原则终归不是“关系”的对手，弄得我到了初三时才追上小R。他拿定原则板着脸猛吃的那个劲头，就跟那什么吃了秤砣了似的。他撒谎时脸不红不白的样子，让我对他的尊敬荡然无存。对于小孩子来说，这个创伤大概是无法痊愈的了。所以，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

　　胳膊不单拧不过大腿，更拧不过“关系”。我握着小拳头发抖，眼泪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着转儿。当着他的面儿我气愤地跟爸爸说，我再也不要上学了。然后，转身就走。不过，这样的气愤在别人眼里是可笑的，跟人家没什么关系，只能自己慢慢消化。北园子的蒿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那一年，我抱着我的小收音机坐在北窗台上度过了春夏秋冬。第二年，当爸爸告诉我他已经给我报完名，九月一号就能上学时，我的气愤一瞬间就被冲得烟消云散了。每天都兴冲冲地背着小书包，到挨着学校北墙的那趟掉着墙皮的泥草房里去读书。

　　我们学校的教室，分在两趟平房里。靠着北边校墙的那趟泥草房，是一二三年级的教室。而山墙正对着校门的那趟砖房里的教室，是给四五年级用的。泥草房教室、教师办公室和砖房教室构成了一个“U”字形，占据着长方形校园的西北。要是再加上那排低矮旱厕，就相当于在“U”字的上边标注了“一声”。而“U”字里边是小操场，有单杠、双杠、秋千和滑梯什么的。校园里其他的地方是大操场，夏天过后，蒿草能疯长到齐我胸脯那么高。

　　我上四年级的那年，竟然遇到了学制改革。小学不再是五年制了，而是改成六年制。所以，我要在这所校园里神奇地度过了六年的时光。本来吧，在我上小学的前一年，三年级以下的那些课程除了音乐课以外，我是没必要学的。语文和数学，我姐是我的“老师”；江沿、池塘、树林和田野是我的自然课“老师”。我切实地在浪费时间，等着自己长大。所以，那六年对我来说，好像有六十年那么长。

　　长就长吧！无论如何都得挺着，耐心比急躁更容易过日子。况且，在那个年代我也是有追求的！每天中午放学我都是奔跑着回家，因为要听十一点半开讲的评书和京东大鼓。靠着我的两条小短腿，每天中午都在路上跑得呼哧带喘的。邻居叔叔阿姨喊我，我也没空回答。至于后边有没有灰尘扬起来，我顾不上看，也不想看。我是上了高中以后，才长到现在这般高的。所以我得说，当年我是靠两条小短腿的疯跑，来缩短十一点半的下课铃与十一点半开讲评书之间的时空。其实很不轻松！那时，我十分渴望自己是道光！能迅速地穿过操场，穿过铁栅栏那个空隙，穿过坑坑洼洼的小毛道。

　　《薛仁贵征西》、《杨家将》、《三国演义》、《呼家将》、《五鼠闹东京》、《夜幕下的哈尔滨》等等，我都喜欢听。应该还有别的，经过了三十多年忘记的已经太多！每次闯进屋打开收音机，听到评书的前奏还没结束时，就算腿肚子仍在抖也会很开心！单田芳和袁阔成有时候很不讲究，我只少了五分钟没听到，昨天讲的和今天讲的便联系不上了。“脑补”毕竟是虚妄的，我一直挺相信他们讲的比我脑补的更正确。后来我也想过的，他们没准也在道听途说，这样才心里好受些。

　　1986年，那趟泥草房教室实在不能用了，门窗都挤扭得变了形。闲着，空着，不让学生靠近。房子上边的苫草越来越灰，像是都要变成了房顶的泥。所有学年的学生，都挤在砖房的教室里轮流上课。那两年，常常能看见只脑袋帮上长着些许头发的校长，陪着一批又一批客人来学校参观。

　　我上六年级的那年，我们搬进了学校在靠近南校墙操场上盖起的三层教学楼。学校的大门，同时也改到了教学楼的南面。我们班被分在了一楼的西头。西照日的教室，真晒啊！总盼着太阳早点儿歪斜，可以让大榆树的阴凉遮挡一下。下午上课时，我们都不得不去看老师和黑板。要是盯着书桌上的书本看上一会儿，就会被阳光晃的眼前一团黑。钢笔水浸出的如冠状病毒的点点儿，油笔油的长道短道，在要晒褪色的蓝色桌布上到处都是！比我们更惨的是六年三班，他们在二楼的西头，也就是我们楼上。那间教室更加没遮没挡的，啥时候太阳落入地平线了，啥时候他们的教室才会降温降降亮度。

　　新的教学楼虽有三层，但教室占去一半，办公室占去一半。四五年级学生就比较点儿背了，他们还要待在旧砖房里上课。一二三年级则跳跃般地和我们六年级一起搬进了新的教学楼。每天都能见到叽叽喳喳的“小豆包”，花红柳绿地背着小书包来上学。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有的还蹦跳着手拉着手。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在和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在上学似的。

　　我的小学其实根本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是漫长了点儿，但还是四平八稳地过来了。细数我小学时代的班主任，一共有三位。最早的一位是姓韩的女老师，她是我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温文尔雅，语调柔和，但总是请病假；一位是高姓的男老师，是我三四年级时的班主任。他不善言辞，却敢领着我们全班同学去江边看“跑冰排”。让我第一感受到了什么是观察，什么是言之有物的意义；第三位是孙姓的女班主任。她的责任心很重，总像是在用生命讲课。她嗓子发炎和那沙哑的声音，跟我们总是玩笑着学习有些关系。

　　六年的小学时光，说来漫长却也短暂。漫长到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刚照完毕业照没几天，就走完了他的一生；漫长到六年再加上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小学也没有太多的变化；漫长到今年杨树的新叶子和几十年前的叶子一样，深绿着噼啪作响。而短暂的，却是回首往事时的那种恍如昨天。“九纹龙”从二楼上一跃而下那瞬乎黑色的身影，还在我的记忆力清晰地刻着；音乐老师教我唱的《小鸭子》和《采蘑菇的小姑娘》，我依然能够记得歌词和旋律；图画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来的牡丹，仍然斧凿般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过往的，现在想想，坏的能记住一些，美好的也总是留存在记忆里。不能忘，也没必要忘，因为它们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己活着的别样的年轮。

　　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