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第十九章 纽伦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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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秋，纽伦堡。
军事法庭的审判厅庄严肃穆。
塞巴斯蒂安·弗朗茨·施密特，前盖世太保少校，站在被告席上。黑发被梳得整齐，却掩不住面容的消瘦与苍白。唯有那双蓝色的眼睛，依旧保持着令人不安的冷静，仿佛周遭的审判与他无关。
起诉书上的罪名漫长而骇人：反人类罪、战争罪、参与大规模逮捕与处决……每一项都足以将他送上绞架。检方传唤了一个又一个证人，用血淋淋的证据构建起他作为纳粹刽子手的形象。
然后，法庭书记官清晰地念出了下一个名字。
“传唤证人，阿芙琳·德·维利耶小姐。”
塞巴斯蒂安一直漠然的神情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猛地抬起头，眼睛紧紧盯住了证人席的入口。
门开了。
阿芙琳走了进来。
她穿着身简洁的黑色裙装，衬得脸色愈发白皙。金色的长发披肩，褪去了少女的最后一丝青涩。她的步伐平稳，肩背挺直，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她左臂的动作仍有点不自在——那是子弹留下的印记。
她没有看被告席，径直走到证人席前，举起手，用清晰而平静的声音宣誓。
检方律师率先提问。
“德·维利耶小姐，请向法庭陈述您与被告的关系。”
阿芙琳的目光终于转向被告席，与那双海水般的眼睛相遇。她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
“他逮捕了我。我的家人因藏匿犹太人被处决、吊死在协和广场后，他将我从监狱带出，囚禁在他的公寓，给了我一个假身份。”
“他是否对您使用过暴力或胁迫？”
“他囚禁我，监视我，掌控我的一切。这本身就是持续的暴力。”
她顿了顿，补充道，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刺骨的寒意。
“他曾用手枪指着我的头。”
旁听席传来压抑的惊呼。
塞巴斯蒂安的辩护律师，一位试图从夹缝中寻找减刑可能性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他的提问试图塑造另一种叙事。
“德·维利耶小姐，据我们了解，施密特少校本可以将您送往集中营，但他没有。他甚至让您入学索邦大学，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保护？”
“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笼。”
阿芙琳冷冷地回答。
“当您遭遇‘刺杀’时——”
律师刻意加重了这两个字，暗示那场苦肉计。
“——是施密特少校救了您，并因此延误了关键的撤退时机，不是吗？”
“那是他的选择。”
律师步步紧逼，他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试图在冰冷的罪行中注入一丝人性的暖色，哪怕这暖色是扭曲的。
“德·维利耶小姐，”
律师微微前倾身体，声音在寂静的法庭里显得格外清晰。
“综合所有这些行为——他将您从必死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提供庇护，尽管方式值得商榷，甚至在危急关头保护了您，您是否认为，施密特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您呢？”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阿芙琳身上。
她沉默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她再次抬起眼，望向被告席上的那个男人。他也在看着她，海水般的眼眸深处，是那片她曾经试图探索却最终迷失的、冻结的海洋。
她想起了审讯室里的初遇，想起他捏住她下巴的冰冷手指，想起雨夜“害怕”打雷时他怀里的温度，想起保险柜密码的惊愕，想起他宣布要娶她时眼中的偏执，想起中弹后他裹住她带着体温和血腥味的风衣，想起逃亡路上他无声的守护……
以及最后，她说出出“Tschuss”时，他眼中彻底熄灭的光芒。
恨吗？毋庸置疑。
那除此之外呢？那复杂难言、纠缠不休、甚至在某个瞬间让她动摇的，又是什么？
她无法定义。也许那根本不是爱，只是占有欲、是征服癖、是乱世中扭曲的执念。又或许，在那片人性的荒漠里，那已经是爱所能呈现的，最接近的形态。
阿芙琳·德·维利耶深吸了一口气，迎接着整个法庭的注视，她的声音清晰地响起，有些疲惫。
“…我不知道。”
这三个单词，轻飘飘地落下，却在沉重的审判厅里激起了无尽的回响。它既非控诉，也非开脱。
它留下了永恒的疑问，悬在历史的上空，也悬在了塞巴斯蒂安·施密特注定走向终结的生命之上。
说完这句话，阿芙琳移开了目光，不再看他。她的证言结束了。
法庭，被告席。
塞巴斯蒂安·施密特站起身，军人的挺拔在他消瘦的身形上依然留有痕迹。他调整了一下话筒，冰蓝色的眼眸扫过全场，最后在阿芙琳脸上停留了一瞬。
“法官阁下，各位陪审员。”
他的声音低沉平稳，带着德语口音的法语在法庭里回荡。
“关于德·维利耶小姐家人的死——”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投向证人席。
“阿芙琳·德·维利耶的父母和弟弟，不是我下令处决的。”
旁听席一阵骚动。他提高了声量：
“我负责审讯，确认他们藏匿犹太人的事实。但签发处决令的是我的上级，冯·基尔曼斯上校。这份文件。”
他举起一份档案，“可以在档案编号TR-784中找到。”
他转向阿芙琳，声音忽然变得异常清晰。
“我没有杀你的家人，阿芙琳。”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
“但是——”
这个转折让整个法庭瞬间寂静。
“我确实签署过其他处决令。在里昂，三十七名抵抗组织成员；在巴黎，二十一名‘破坏分子’；还有无数我不知道名字的人，经由我的手被送进集中营。”
他的语气平静得可怕，像在汇报日常工作。
“我审讯时用过刑，不止一次。鞭打，水刑，睡眠剥夺……这些都是盖世太保的标准程序。我执行得很有效率。”
辩护律师紧张地想要打断，但塞巴斯蒂安抬手制止了他。
“我不是在请求宽恕。”
他的声音带上了一丝讥诮。
“当我穿上这身军装时，我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相信我在维护德意志的荣耀，清除‘□□’，多么可笑又可怕的想法。”
他的目光再次锁定阿芙琳。
“但是对你…”
他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从在审讯室见到你的第一眼起，一切就失控了。”
“我把你从监狱里带出来，给你伪造身份，让你上学——这些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盖世太保该做的事。我的同僚们嘲笑我，上级警告我，而我……”
“而我确确实实喜欢你。”
“你说得对，阿芙琳，我囚禁你，监视你，用手枪指着你。这些都是事实。但当你中弹倒在我怀里时……”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法庭的时钟滴答声都清晰可闻。
“当我以为会失去你时，我才明白——”
“我早已背叛了我所效忠的一切，却始终不敢承认。”
他挺直脊背，恢复了冰冷的语气。
“法官阁下，我说完了。”
他最后看了阿芙琳一眼。
有忏悔，有骄傲，有不甘，还有释然。
“我有罪。对所有指控，供认不讳。”
法庭的木质长椅冰冷硌人，阿芙琳却感觉不到。她僵直地坐在那里，耳边嗡嗡作响，塞巴斯蒂安后面说的那些关于其他罪行的话，她都听不清了。整个世界仿佛被层厚厚的玻璃罩住，唯一清晰的，只有那句在她脑海里反复回荡、撕裂一切的话。
“我没有杀你的家人，阿芙琳。”
不是他。
不是他签的处决令。
不是他。
这九个字，像九把高悬头顶的宝剑，而她是那个从噩梦中惊醒的女人，无声捂脸哭泣。她一直以来所有的恨意，所有咬牙坚持的勇气，所有在黑暗中支撑她活下去的复仇火焰，其根基在这一刻轰然倒塌，碎成齑粉。
她恨错了人？
不，不完全是。他依然是盖世太保，依然冷酷无情且罪恶多端，手上依然沾满别人的鲜血。他承认了其他那些可怕的罪行。可是……她的家人，她夜夜梦魇的源头，她所有痛苦和仇恨最核心的锚点……竟然不是直接死于他手？
那她这么久以来，对他的刻骨仇恨，算什么？
她那精心策划的伪装，那曲意逢迎的恶心感，那一次次灵魂的自我背叛，又算什么？
她甚至……她甚至在他面前演出了那场“舍身相救”的戏码，利用了他可能存在的、对她家人的愧疚（如果他有的话）或者说，利用了他那扭曲的感情……
一股前所未有的自我憎恶的洪流瞬间淹没了她。比塞巴斯蒂安带给她的任何屈辱和恐惧都要强烈百倍。
她想起自己曾如何在心里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如何在他每一次靠近时抑制住杀意，如何将父母的死、弟弟的死像勋章一样紧紧攥在胸口，作为对抗他的武器。可现在，这武器变成了刺向自己的利刃。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复仇者，是背负血海深仇的受害者。可此刻，她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一个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连复仇对象都搞错了的、可悲的小丑。她对他的恨，失去了那最“纯粹”、最“理直气壮”的核心，变得复杂、尴尬，甚至显得有些无理取闹。
那她为他挡的那一枪呢？那锥心的疼痛，那流淌的鲜血……难道不仅仅是一场算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对他“手下留情”（没有送她去集中营）的一种扭曲的“回报”？这个念头让她恶心得想要呕吐。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清醒的，是在利用他。可现在回头看，在那段扭曲的关系里，她真的完全掌控着局面吗？还是说，她早已在仇恨与伪装中，迷失了自己，甚至……在某个不被察觉的瞬间，对他产生过一丝连自己都无法承认的、基于误解的依赖？
混乱。无与伦比的混乱。
“阿芙琳？你还好吗？”
旁边，艾琳担忧地低声询问，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臂。
阿芙琳猛地一颤，像是被烫到一样缩回了手。她低下头，看着自己微微颤抖的身体，然后缓缓抬起双手，捂住了脸。肩膀开始无法控制地剧烈抖动起来。
没有哭声。
只有压抑的、破碎的哽咽。眼泪从指缝中汹涌而出，滚烫地灼烧着她的皮肤。这不是悲伤的泪水，不是解脱的泪水，这是信仰崩塌后的绝望，是自我认知粉碎后的茫然，是对自己过去一切行为产生巨大怀疑和否定后，无法承受的崩溃。
她这么久以来，恨错了目标，也……恨错了自己投入的情感（哪怕是虚假的）。她一直构筑的世界，从内部开始瓦解。
她甚至没有勇气再抬头去看一眼被告席上的那个男人。
现在，她该恨谁？
恨那个签字的冯·基尔曼斯上校？可他早已死在战场上。
恨这该死的战争？恨这扭曲的时代？
最终，所有的矛头，似乎都调转了过来，指向了她自己。
指向那个付出了全部灵魂去恨，却最终发现恨意落空了的、愚蠢又可悲的自己。
她坐在庄严的法庭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为得知仇人并非仇人，而彻底崩溃。这比任何刑罚都更让她痛苦。她这么久以来的坚持，成了个苍凉而讽刺的笑话。
只有一片死寂，伴随着无尽的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