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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生勇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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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间仅六平米的狭小婚房里,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苏轻侯坐在靠墙的那张旧书桌前,台灯昏黄的光线照着他凌乱的头发和布满血丝的双眼。数学课本摊在桌上,上面密密麻麻的公式像是嘲讽般在他眼前晃动。
他烦躁地抓起烟盒,又点上一支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有的还在顽强地冒着最后一缕青烟。他狠狠吸了一口,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如同火灾现场。
“这题根本解不出来!“他突然把笔一摔,双手插入发间,将本就凌乱的头发抓得更像一团乱麻。“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考什么大学?“
程少芬坐在床沿,手中的毛衣针依然在灵活地穿梭。她抬眼看了看丈夫,手中的动作丝毫未停。毛线在她指间流淌,渐渐织成细密的纹路。这些天,她总是这样,一边织着毛衣,一边有意无意地试探着丈夫的记忆。
“你还记得王万山吗?“她的声音很轻,像是随口一问,手中的织针依然有节奏地碰撞着。
苏轻侯愣了一下,放下抓着头发的双手,努力在脑海里打捞这个名字。
“王万山“他喃喃道,眼神渐渐变得深远,“他是我小学校长,小学三年级前的语文老师。怎么突然问起他?“
“他现在是双河市□□。”
程少芬手中的织针微微一顿,随即又恢复了先前的节奏。就在昨天之前,她完全不知道丈夫与这位□□之间,还有着这样一层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她的追问下,一段被尘封的往事缓缓展开。
王万山原本是建设路小学的校长兼语文老师,在苏轻侯三年级后调任双河市教育局书记。然而在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中,这位教育工作者被人贴了大字报,污蔑为“反动教育权威“,遭到了残酷的批斗。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站在南方毒辣的烈日下,王万山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显得格外刺眼。上万名□□聚集在广场上,口号声震天动地。
批斗会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王万山的儿子第一个上台,声嘶力竭地批判自己的父亲在家中如何“独裁教条“。王万山始终低垂着头,汗水顺着花白的鬓角滴落在滚烫的水泥地上。
两个小时过去了,王万山的双腿已经开始打颤。这时,造反派提议进行武斗。令人心碎的是,第一个上台扇“大反动派“耳光的,竟然还是王万山的儿子。
“啪“的一声脆响,在整个广场回荡。
紧接着,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教训“王万山。几十个巴掌过后,王万山的耳朵和嘴角都渗出了鲜血,整个人摇摇欲坠。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要出人命了。
就在这时,轮到了第三中学□□领袖、大队长苏轻侯上台。
年轻的苏轻侯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个曾经教他识字、教他做人的老师,如今却被打得面目全非。他的心跳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
突然,他鼓足了一生中最大的勇气,高高举起□□,用尽全身力气喊道:
“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惩前毖后,要治病救人!要精神改造,不要□□消灭!“
广场上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年轻的□□领袖身上。
苏轻侯继续喊道:“我们今天留下他一命,让他好好学习,积极改造,重新做人!“
也许是他的气势震慑住了全场,也许是这番话确实符合最高指示,批斗会主持人也怕真搞出人命,当即宣布:“今天对反动学术权威王万山批判大会到此结束。解散!“
人群渐渐散去后,王万山瘫倒在地上,奄奄一息。苏轻侯快步上前,想要扶起这位昔日的恩师。
“谢谢你,小伙子。“王万山气若游丝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帮我?“
苏轻侯蹲下身,低声在王万山耳边说:“王老师,我叫苏轻侯,你在建设路小学教过我语文。“
批斗会过后,王万山被下放到农村担任镇支部书记。后又升任苍梧县县委书记。直到1976年后,被调回市里担任□□。
程少芬听到这里,手中的毛衣不知不觉停了下来。
她微微笑着,看着眼前这个被数学题折磨得焦头烂额的丈夫,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她上一辈子从来没想到,家里这个小心谨慎、一生任人欺负的懦弱老公,竟然有为了别人豁出去的一天。
程少芬问:“这件事,你怎么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起过。”不仅认识这十年,还有上一世的五十多年里,苏轻侯竟然对这 事只字未提。
苏轻侯不以为然的说:”我当时是真下不去手。学生不打老师,就像儿子不能打老爸一样,是天经地义的,这有什么好说的。”
“你知道吗?“程少芬轻声说,“十年前种下的善因,今天终于要结出善果了。“
昨天,王万山单独留下她十五分钟。这位□□没有给她批条子,也没有帮她走后门,而是给她指了一条明路:让她赶紧收集材料,证明苏家那几兄弟是爱国将领不是反动派,证明当初没收苏家祖宅属于定性错误。
“我昨天见到王书记了,他提到了你。他说你没上大学可惜了。”
“王老师真是这样说的?”苏轻侯听完妻子的叙述,久久没有说话。他掐灭了手中的烟,目光落在数学课本上,眼神却不再迷茫。
“所以,“程少芬重新拿起织针,语气坚定,“你一定要考上大学。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为了所有值得我们奋斗的人。“
苏轻侯深深吸了一口气,重新拿起了笔。这一次,他的手很稳。
月光透过小小的窗户,洒在程少芬手中的毛衣上。那是一件深蓝色的毛衣,针脚细密,花纹别致。她要求的人很多。
程少芬开始在家中小心翼翼地打听苏家长辈的往事。然而,无论是公公苏建华老爷子,还是婆婆冯淑芬老太太,都对那段尘封的岁月守口如瓶,对父母兄弟的过往更是只字不提。
面对老人的沉默,程少芬一点也不意外。上一世,这两位老人也是在晚年才断断续续地跟家里晚辈提及一些家族往事。但幸运的是,凭借着重生前的记忆,她对苏家长辈们大致的人生轨迹和关键人物还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指望不上家里人,她只能靠自己。
一场跨越千山万水的“证据搜集战”就此拉开序幕。她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四处托人找关系,写信、打电话,将求助的信件发往羊城、蓉城、金陵等可能存有档案的地方。
她请求当地的朋友或有偿帮忙的研究人员,深入各地的档案馆、文史馆,去查找旧报纸、地方志、阵亡将士名录,甚至是黄埔同学录等一切可能记载苏家信息的资料,然后拍照、复印、整理成册。
苏家本身拮据,而程家更是贫穷。程少芬能送给那些在各地帮助她查找资料的朋友、熟人的回礼,只有她一双巧手织出的一件件毛衣。
她织的毛衣针脚细密,花样新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她打通关系的“硬通货”。每一件寄出的毛衣,都承载着她的恳切期盼。
整个苏家都避之不及、甚至深感恐惧的大事,一个产后尚未完全恢复的妇女,独立承担起真正做起来,才知其中千头万绪,难如登天。
她时常想起上一世的自己,那时她对命运没有任何积极的追求,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彻底躺平,随波逐流。也正因如此,她才会眼睁睁看着儿子苏凡在未来独自一人在外拼搏,单打独斗,吃尽苦头而无力给予太多支持。“这一世,绝对不能再让我的孩子孤军奋战。”这个信念成了支撑她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