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末晞之甄嬛传》苏末希

22、虞丕杰之钢铁与蜜糖

　　　　丝绒游戏：钢铁与蜜糖
　　新余钢铁集团的后勤部，在八十年代末是个微妙的存在。
　　它不在一线炼钢，不搞技术研发，不跑销售渠道，但它管着全厂五千多人的吃喝拉撒——从劳保用品到食堂采购，从职工宿舍分配到医疗报销，从子女入学到红白喜事慰问。这是条毛细血管网络，细小、遍布全身、掌握着最真实的冷暖。
　　虞老头——那时还不是老头，是虞建国，四十二岁的后勤部长——就坐在这张网的中央。
　　他的办公室在行政楼三层最东头，不大，二十平米，但总有人排队。桌上永远堆着待签的单据，墙角的文件柜塞得满满当当，窗台上养着几盆吊兰，长势喜人，因为总有人“顺便”来浇水施肥。
　　“老虞啊，我家那口子住院了，这个报销单……”老工人递上单据，手指粗糙，沾着洗不掉的钢灰。
　　虞建国接过来，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三院的发票不行，得去职工医院开。这样，你明天去三院补个转院证明，我这边先给你批了临时借款。”
　　他从抽屉里拿出借款单，熟练地填写金额，签名，盖章。整个过程三分钟。
　　老工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下一个是年轻的技术员，刚分来大学生：“虞部长，我宿舍那个水管老是漏……”
　　“登记过了，对吧？”虞建国翻着维修记录本，“明天，最晚后天，一定给你修好。这几天先去招待所住，费用算后勤的。”
　　技术员松了口气。
　　再下一个是车间主任，要批一批劳保手套的采购：“老虞，这次能不能……”
　　“王主任，我懂。”虞建国打断他，压低声音，“但最近审计查得严。这样，分两批走，一批走正常采购，一批走‘设备维护耗材’。发票开法我让小刘教你。”
　　主任笑着点头，递上一包红塔山。
　　虞建国摆摆手：“烟戒了。胃不好，医生说的。”
　　这是他的日常工作——解决问题，通融关系，在制度缝隙里给人行方便。他记性极好，谁家孩子今年高考，谁家老人长期卧床，谁和谁有矛盾，谁最近手头紧。这些信息不写在任何文件上，但都储存在他脑子里，变成他调配资源、平衡关系的依据。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大潮涌来。
　　新余钢铁要精简机构，后勤部首当其冲。改革方案里，后勤部要从一百二十人裁到四十人，职能外包，采购招标，一切透明化。
　　消息传开，后勤部炸了锅。这些大多四五十岁、没有一线技术的职工，一旦下岗，几乎无处可去。
　　虞建国被叫到厂长办公室。
　　厂长姓尹，尹正华，后来成了尹家的奠基人之一。他指着改革方案：“老虞，这个事你得带头。后勤部的人，你熟悉，做做工作。”
　　虞建国看着那份方案，沉默了很久，说：“厂长，后勤部的人，大多是建厂时就在的老职工。他们可能没技术，但几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现在说裁就裁……”
　　“这是大势所趋。”尹厂长叹气，“我知道你为难。但钢铁厂要生存，必须轻装上阵。”
　　“如果，”虞建国抬起头，“如果我能让后勤部不但不花钱，还能挣钱呢？”
　　尹厂长挑眉。
　　“后勤部现在管着食堂、宿舍、车队、医疗站、子弟小学。”虞建国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这些如果外包，确实能省一笔管理费。但外包公司要赚钱，服务质量会下降，职工会有意见，影响生产积极性。”
　　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手写的方案：“我的想法是，后勤部改制为‘新钢生活服务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我们承包厂里所有非生产性服务，但采用市场化运作——食堂可以对外营业，车队可以跑运输，宿舍空置的房间可以出租……甚至，我们可以在上海搞个办事处，帮职工解决子女就业、买房这些实际困难。”
　　尹厂长接过方案，仔细看。越看，眼睛越亮。
　　这不是简单的抵抗改革，这是把包袱变成资产，把成本中心变成利润中心。
　　“你有把握？”他问。
　　“只要厂里给政策，给启动资金，给我三年时间。”虞建国说，“三年后，生活服务公司如果做不到盈利，我带头下岗。”
　　就这样，后勤部没有解散，而是蜕变成了“新钢生活服务公司”。虞建国成了总经理，手握的不仅是报销审批权，是实实在在的经营权。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地点选在徐汇区余庆路——那时的余庆路还不太起眼，两旁是些老式公寓和零星的小洋房。虞建国看中这里，一是离康平路近，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二是房价还没起飞，一整栋四层公寓的价格，抵不上北京一个四合院的零头。
　　他召集后勤部的老职工开会。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十张焦虑的脸。
　　“各位，”虞建国开门见山，“厂里的改革，咱们躲不过。但躲不过，不等于没活路。”
　　他展开一张上海地图，指着余庆路的位置：“我打算在这里买一栋楼。不是给公司买，是给大家买——用公司的名义团购，每家出一点，产权按出资比例分。以后，咱们的子女想去上海发展，有个落脚的地方。咱们老了，想去上海看病、养老，也有个去处。”
　　台下骚动起来。
　　“多少钱一平米？”
　　“产权能办下来吗？”
　　“咱们哪来那么多钱？”
　　虞建国一一解答：“价格我谈好了，比市价低三成，因为咱们整栋买。产权问题，上海那边我找了人，能办。钱的问题——”他顿了顿，“公司可以先垫付，大家分期还。实在困难的，可以用未来的工资、奖金抵扣。”
　　他环视众人，声音沉稳：“我知道，大家舍不得钢铁厂。但时代变了，咱们得给自己、给子孙留条后路。这栋楼，就是咱们的后路。以后在上海，咱们新钢人住在一起，互相帮衬，总比散在外面单打独斗强。”
　　话说到这份上，没人反对了。
　　于是，新余钢铁的第一批“上海房产团购”启动。虞建国亲自跑手续，找关系，打通各个环节。半年后，余庆路那栋四层公寓楼，四十多套单元房，产权证上写满了新钢职工的名字。
　　搬家那天，虞建国站在楼前，看着那些老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搬着家具，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有人走过来，递烟：“老虞，这次多亏你了。”
　　他还是摆手：“戒了。”
　　但这次，他收下了那包烟，放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有几十包烟，各种牌子，都是别人送的。他不抽，但留着，像一种凭证，证明他做过的事，帮过的人。
　　这是虞家权力的起点——不是靠暴力，不是靠阴谋，是靠解决实际问题，靠给人实实在在的好处，靠建立一张基于“互相帮衬”的关系网。
　　余庆路的公寓很快成了新钢人在上海的据点。谁家孩子要去上海找工作，先来这里落脚；谁家老人要去上海看病，这里有邻居帮忙挂号陪护；谁家想在上海做生意，这里有现成的人脉可以介绍。
　　而这栋楼的顶层，最大的一套复式，虞建国留给了自己。
　　不是他要住，是作为“新钢生活服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实际上，这里是他的信息中心、关系调度站、以及……未来几十年虞家版图的指挥所。
　　他的儿子虞丕杰，那年十岁，跟着父亲第一次走进这套房子。
　　“爸，这里比新余家大多了。”男孩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跑动，声音在挑高的空间里回响。
　　虞建国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余庆路。街道不宽，两旁梧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
　　“丕杰，过来。”他招手。
　　儿子跑过来。
　　“你看这条路，”虞建国指着窗外，“现在还不算什么。但十年后，二十年后，住在这里的人，会形成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有医生，有老师，有干部，有商人。他们可能来自不同行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新钢人，或者和新钢有关系。”
　　他摸着儿子的头：“以后你要记住，咱们家的根基，不在一张张产权证上，在这些人的信任里。你帮他们一次，他们会记你十年。你辜负他们一次，他们会记你一辈子。”
　　虞丕杰似懂非懂地点头。
　　但他记住了父亲的眼神——那种平静的、笃定的、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眼神。
　　几年后，当他在实验小学的更衣室里，看着林星晚抠下苏末晞手臂上的皮肉时，他脑子里闪过的就是父亲的眼神。
　　那不是暴力的眼神。
　　是掌控的眼神。
　　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给鞭子，什么时候该给蜜糖的眼神。
　　是明白有些人需要被筛选出去，有些人需要被留在网里的眼神。
　　所以他只是评价了一句“蠢”，然后开始思考，如何把林星晚这样的“可塑之材”，纳入虞家正在编织的那张更大的网。
　　那时的虞家，已经从新余钢铁的后勤部，悄然生长成一个庞然大物。
　　虞建国把生活服务公司的业务拓展到了方方面面：承包其他国企的后勤、组织劳务输出、甚至开始涉足演艺经纪——因为发现很多职工子女有艺术特长，但没门路。
　　而上海余庆路的那栋楼，已经住满了新钢人。他们确实如虞建国所料，形成了紧密的圈子。谁家有事，一个电话，整栋楼都能动起来。
　　这是虞家的“基本盘”——一群有共同记忆、共同利益、高度互信的“自己人”。
　　在此基础上，虞家开始向外扩张。
　　余家，那个做家政中介起家、后来垄断了高端保姆和跨国劳务市场的家族，和虞家是姻亲——虞建国的妹妹嫁给了余家的长子。
　　尹家，那个在金融和政界都有深厚根基的家族，和虞家是战略同盟——尹正华后来调任某省副省长，虞家的很多项目得以顺利推进。
　　这些关系不是一天建立的，是虞建国几十年如一日，在报销单、转院证明、购房合同、子女就业推荐信这些琐碎事务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他给人方便，人给他信任。
　　他解决问题，人给他忠诚。
　　他编织网络，人给他权力。
　　等到外界反应过来时，虞家已经从一个钢铁厂的后勤部长，变成了一个横跨多个领域、根系深厚的家族势力。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那个坐在二十平米办公室里，给人批报销单、安排宿舍维修、解决子女入学的中年男人。
　　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谋略，只是比多数人更懂一个道理：
　　权力的本质，不是命令别人做什么。
　　是让别人相信，跟着你，他们能活得更好。
　　是给人一条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出路。
　　然后在每条出路的岔口，都放一个写着“虞家”的路标。
　　虞丕杰长大后，继承了父亲的这套方法论。
　　只是他更直接，更高效，更擅长把人情转换成资源，把资源转换成资本，把资本转换成更大的权力。
　　而磊子，那个爱看《时间简史》的小胖子，则从这套方法论里提炼出了更抽象、更普适的模型：
　　人性可以被预测。
　　行为可以被引导。
　　忠诚可以被构建。
　　只要你能找到那个关键的“激励点”——对有些人来说是安全，对有些人来说是利益，对有些人来说是归属感。
　　然后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给出恰到好处的“蜜糖”。
　　或者，在必要的时候，亮出必要的“鞭子”。
　　这套模型，后来成了他“人性预测系统”的核心算法。
　　而林星晚，成了这个算法的第一个完整应用案例。
　　苏末晞，则是那个意外的、算法无法完全解释的“异常值”。
　　很多年后，当苏末晞站在废墟上，试图重建一些东西时，她会发现，她要对抗的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个家族。
　　是一套系统。
　　一套从一张报销单开始，生长了几十年，已经渗透到城市每个角落的系统。
　　一套用钢铁般的纪律和蜜糖般的诱惑，编织而成的、无形的网。
　　而她手臂上那个新月形的疤痕，就像这个系统最早留下的印记。
　　一个提醒：
　　有些伤口，不会真正愈合。
　　有些账，迟早要算。
　　有些网，看起来坚不可摧。
　　但只要找到那个关键的节点，轻轻一拉——
　　整个结构，都可能崩塌。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在2009年的那个秋天，这一切都还只是种子。
　　埋在土壤深处，等待发芽的种子。
　　而那个被抠掉一块皮肉的女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手臂上的纱布在夕阳下白得刺眼。
　　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她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永远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