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1 章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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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元的双腿》 第1章
2002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寒意也更凛冽。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年冬天，我生命中两个重要的节点交织在一起，一个是亲情的永诀，一个是陌生人命运的沉重托付。
外公走了。他离八十大寿，仅仅只差一年。那个总是喜欢在冬日暖阳下，坐在老家门槛上抽着旱烟，眯着眼睛看我在院子里疯跑的老人，没能等到那一天。他走得很平静，像一片耗尽了最后一丝绿意的叶子，悄无声息地飘落。
而我，至今都背负着一份沉甸甸的愧疚。在外公临走前的几天，我去乡下老家看望过他。他躺在床上，呼吸有些急促，脸色蜡黄，往日里矍铄的精神头荡然无存。我给他带去了一些镇上医生开的药，放在床头柜上。他拉着我的手，那双手曾经那么有力，能轻易地把我举过头顶，此刻却枯瘦如柴，微微颤抖着。
“娃啊，”他声音沙哑，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虚弱，“外公……外公怕是支持不了多久了……”
我当时年轻，或者说，是下意识地拒绝接受这样的现实。我强装轻松，拍了拍他的手背，用尽量欢快的语气说：“外公，您别胡思乱想，身体好得很！就是冬天来了，有点小感冒，吃了药，过几天就好了。您还得等着明年过八十大寿呢，我给您买最好的寿桃！”
外公浑浊的眼睛看着我，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松开了我的手，闭上了眼睛，像是累极了。
那天的黄昏，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凄艳的橘红色，也把老家的土坯墙映照得格外温暖。我却要走了。我对外公说：“外公，我要出一趟远门，去山西大同那边办点事。您好好养病，等我回来，再陪您说话，给您带大同的特产。”
他似乎是点了点头，又似乎只是昏沉中的一个无意识动作。我匆匆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告别了母亲和其他家人，踏上了去县城的班车。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离别，就像过去无数次我离开家去外地读书、工作一样，我总会回来的。
我错了。那一次的看望，那几句苍白的安慰，那个匆匆的黄昏告别，竟成了我与外公之间最后的记忆。等我从遥远的山西大同拖着疲惫的身躯和一颗更为沉重的心回来时，迎接我的，只有外公冰冷的墓碑和母亲红肿的双眼。他终究没能等到我“回来再看他”，也没能等到他的八十大寿。这份愧疚，像一根细密的针，十几年来，时常在不经意间刺痛我，提醒着我当年的轻率与无能为力。
而我那次所谓的“出一趟远门”，便是由老家的朋友万民的一个焦急电话引起的。
万民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他家就在我们村隔壁。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城里的出租屋里整理资料。电话那头，万民的声音带着哭腔，夹杂着难以掩饰的焦虑和绝望，几乎是在嘶吼：“哥！哥！你快想想办法！我弟……我弟万兵出事了！”
万兵，万民那个才二十出头，刚刚褪去青涩，对未来还充满憧憬的弟弟。我对他有点印象，个子高高的，皮肤黝黑，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很腼腆的一个小伙子。为了给家里盖新房，为了攒下娶媳妇的彩礼钱，他跟着村里的一个包工头去了山西大同的煤矿打工，听说才去了不到半年。
“万兵怎么了？别急，慢慢说！”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他在矿上出事了！”万民的声音哽咽着，“矿上的人打电话来说，井下顶板塌了，砸住他的腿了！现在人在医院，动不了，医生说……说可能要瘫痪！哥，你读过书，见过世面，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山西？我们要去找煤矿老板索赔！我爸妈都快急疯了，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索赔。这个词从万民口中说出来，显得那么沉重，又那么苍白无力。对于我们这些世代在黄土地上刨食的农民来说，“煤矿”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危险与未知的词汇，而“出事”，尤其是“砸伤了腿”、“可能要瘫痪”，几乎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彻底破灭。
万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哥，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知道你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你跟我们一起去，帮我们跟煤矿老板谈谈，看能不能多赔点钱。万兵还那么年轻，他要是真瘫了，这辈子就完了！我们只求煤矿老板能开恩，多赔偿一点工伤待遇，让他以后的日子能好过一点，能有口饭吃，能……能活下去啊！”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哀求，那种绝望中的挣扎，让我无法拒绝。尽管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甚至可以说是“心头很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没权没势，所谓的“读过书，见过世面”在那些财大气粗、可能还与当地势力盘根错节的煤矿老板面前，又能算得了什么？我能起到什么作用？我能帮到什么程度？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我看着万民那双充满血丝和期盼的眼睛（虽然是在电话里想象的），想到万兵那年轻的生命可能就此黯淡无光，想到他那个在老家望眼欲穿的家庭，我无法说出拒绝的话。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一个家庭的未来啊。
“好，”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别慌，我跟你们一起去。你先跟你爸妈商量一下，我们尽快动身。”
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一边是外公病重的阴影，一边是万兵未知的命运和万民一家的殷切期望。我知道，这趟山西之行，注定不会轻松。
我和万民约在县城的长途汽车站碰面。他带着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满脸风霜的庄稼汉，万大叔。万大叔平日里话不多，见了我，只是一个劲儿地搓着手，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终只化作一句沙哑的：“大侄子，辛苦你了，让你跟着操心……”浑浊的眼睛里，是掩不住的惶恐和哀求。我连忙摆手，说：“叔，您别这么说，我和万民是兄弟，万兵的事，就是我的事，应该的。”话虽如此，我心里却越发没底，只能硬着头皮上。
我们买了去山西大同的长途汽车票。那时候交通不便，从我们县城到大同，没有直达的火车，只能坐那种绿皮的长途卧铺大巴，一路颠簸，要走将近三十多个小时。车是傍晚出发的，随着发动机的轰鸣，汽车驶离了熟悉的县城，窗外的灯火越来越稀疏，最终被无边的黑暗吞噬。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劣质烟草、汗味和泡面混合的复杂气味，昏暗的灯光下，大多是和我们一样，带着疲惫和某种目的奔波在路上的人。
我和万民、万大叔挤在最后排的铺位上。万大叔一路上几乎没合眼，只是不停地唉声叹气，偶尔喃喃自语：“兵娃子命苦啊……怎么就出事了呢……”他的背似乎比平时更驼了，仿佛被什么无形的重担压着。万民也沉默寡言，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只有在汽车颠簸得厉害时，他才会猛地惊醒，然后不安地搓着手。
我试图和他们聊聊天，缓解一下压抑的气氛，问问万兵在矿上的具体情况，比如是哪个煤矿，包工头是谁，矿上方面目前是什么态度。但万民知道的也有限。万兵出事的消息，是矿上一个管事的人用公用电话打到村里小卖部转达的，语气很不耐烦，只说人伤了腿，在医院，让家属赶紧过去。至于煤矿的名字，万民只记得万兵之前写信提过一嘴，好像叫什么“宏业煤矿”，具体在大同哪个区哪个乡，他也说不清楚。包工头是邻村一个姓王的，平时在村里就油滑得很，出事后电话根本打不通，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哥，你说……我们到了那儿，能找到人吗？能要到钱吗？”万民终于忍不住，声音带着颤抖地问我，眼神里充满了不确定。
我心里一沉，这正是我担心的。茫茫大同，我们连煤矿的具体位置都搞不清，更别说要面对那些可能早就想好了对策的矿主了。但我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我的担忧，只能强作镇定地安慰道：“放心吧，总能找到的。万兵是在矿上受的伤，他们肯定要负责。我们先去医院找到万兵，了解清楚情况，然后再想办法联系矿上。总会有办法的。”
“总会有办法的。”这句话，与其说是安慰他们，不如说是我在给自己打气。
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漫长得像一个世纪。车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平原，逐渐变成了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天空也似乎变得更加灰蒙。越靠近大同，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一股煤尘的味道。终于，在第三天的凌晨，汽车摇摇晃晃地驶入了大同汽车站。
一下车，凛冽的寒风夹杂着煤烟味扑面而来，比我们老家的冬天还要冷上几分。天还没亮，车站广场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人，大多是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和小旅馆的伙计，操着浓重的晋北口音，吆喝声此起彼伏。我们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无助和茫然。
“先找个地方落脚，吃点东西，然后想办法去医院。”我定了定神，对万民和万大叔说。
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开了一个两人间。房间狭小、潮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但好歹能歇脚。简单洗漱了一下，吃了碗热乎乎的面条，稍微驱散了一些寒气和疲惫。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找到万兵所在的医院。
我们再次陷入了困境。矿上的人只说在医院，却没说在哪家医院。大同这么大，医院肯定不少。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先是去了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打听，人家说没有叫万兵的病人。然后又去了市里面一家稍微大一点的医院，依然没有结果。万大叔急得满头大汗，嘴唇都干裂了，一个劲儿地问：“这可咋办啊？兵娃子到底在哪儿啊？”
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万民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从随身的包里翻出一封皱巴巴的信，是万兵出事前一个月写回家的。信里除了报平安，说自己在矿上一切都好，让家里别担心，末尾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是他们工棚一个老乡的，有急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找他。
“对！这个！我们试试打这个电话！”万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激动地说。
我们赶紧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按照信上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们以为没人接的时候，终于被接起来了。
“喂？谁啊？”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疲惫而警惕的男声。
“喂！请问是……是李哥吗？我是万兵的哥哥，我叫万民！我们是从老家来的，万兵出事了，我们找不到他在哪家医院，您能告诉我们吗？”万民对着话筒几乎是喊了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叹息：“唉……是万民啊。你们来了？万兵他……唉，命苦啊。他在……在南郊区的矿工医院，你们赶紧过来吧。”
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们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但听到对方沉重的语气，我的心又揪了起来。
按照那位姓李的老乡指点的路线，我们倒了几趟公交车，又走了很长一段泥泞的土路，才终于找到了那家位于郊区的矿工医院。医院看起来有些破旧，规模不大，门口停着几辆沾满煤尘的摩托车和三轮车。
我们冲进医院，打听万兵的病房。在一间弥漫着浓重消毒水味的四人病房里，我们终于见到了万兵。
他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双腿被厚厚的石膏固定着，高高地吊起。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干裂，眼睛紧闭着，似乎睡着了，又似乎只是无力睁开。曾经那个高大健壮、笑容腼腆的小伙子，此刻显得那么瘦小和脆弱。
“兵娃子！”万大叔看到儿子这副模样，再也忍不住，一声悲呼，扑到床边，老泪纵横。
万民也扑通一声跪在了床前，握住万兵那只没有输液的手，哽咽着喊：“弟！弟！哥来了！爸也来了！你醒醒啊！”
听到熟悉的声音，万兵的眼皮动了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当他看到眼前的父亲和哥哥时，浑浊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声音，只能发出“呜呜”的哀鸣。
那一刻，病房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只剩下压抑的哭声和令人心碎的呜咽。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鼻子发酸，心里堵得难受。这就是那个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吗？他的未来，似乎随着那声顶板坍塌的巨响，和他的双腿一起，被埋在了黑暗的井下。
一位看起来像是主治医生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皱着眉头看着我们：“你们是病人家属？”
“是的是的，我们是他的父亲和哥哥，这是我们老家来的朋友。”我连忙上前，掏出烟递过去，被他摆手拒绝了。
“病人的情况不太好。”医生叹了口气，表情严肃，“左腿胫骨粉碎性骨折，右腿股骨骨折，还有些软组织挫伤。我们已经尽力做了手术，但……”医生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语，“……右腿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能不能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好说。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影响以后的行走功能。”
“行走功能……”万民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医生，您的意思是……他可能……站不起来了？”
医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能下结论，要看后续的恢复情况和康复治疗。但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而且，后续的治疗费用还需要一大笔。”
费用！又是费用！万大叔听到这话，哭声戛然而止，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脸上露出绝望的神色。他看看病床上的儿子，又看看医生，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刚刚能勉强解决温饱的农村家庭来说，“一大笔费用”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医生，那矿上的人呢？他们没来交医药费吗？”我急忙问道。
医生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矿上？哼，出事后送他来的两个人交了一千块钱押金就再也没露面了。电话也打不通。我们已经催了好几次了，没人管。你们是家属，这费用……”
我心里彻底凉了。果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这是想耍赖，想把万兵像扔垃圾一样扔在医院不管了！
“这群天杀的！没良心的！”万民猛地一拳砸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一头愤怒的困兽。
“哥，我们跟他们拼了！”万民嘶吼着。
“拼？怎么拼？”我拉住他，“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你这样冲动有什么用？只会害了万兵！”
万兵躺在床上，听着我们的对话，眼泪流得更凶了，他挣扎着想要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他伸出手，似乎想抓住什么。
万大叔连忙握住他的手，哽咽着说：“兵娃子，你别激动，别激动……爸在，哥也在，我们会想办法的……一定会治好你的腿的……”
“治腿……”万兵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爸……哥……我的腿……是不是……是不是废了？我是不是……站不起来了？”
“没有！你的腿好好的！医生说了，能好！肯定能好！”万民连忙打断他，强忍着泪水安慰道，“你放心，哥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的腿治好！”
我看着万兵那双充满恐惧和绝望的眼睛，心里像被一块巨石压住了一样，喘不过气来。我知道，万民的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力的安慰。治好腿，需要钱，巨额的钱。而我们现在，连矿上的人影都找不到。
“兴盛煤矿……”我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不管你藏在哪里，我们都必须找到你！”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起来，但这间病房里的空气，却依然沉重得让人窒息。我知道，真正的硬仗，从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不仅要面对万兵可能残疾的残酷现实，还要面对一场艰难无比的“索赔之战”。而我，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有文化、见过世面”的哥哥，将不得不硬着头皮，带领着这对绝望的父子，踏入这片陌生而冰冷的土地，去为万兵那两条可能再也站不起来的腿，讨一个公道，或者说，讨一个“价钱”。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 1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