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墟》满膛红

1、第 1 章 引子 崇

　　引子
　　崇祯十七年（1644 年）春，成都府外的锦江两岸，本该是 “麦浪翻金，桑阴满堤” 的景象 —— 农妇们挎着竹篮摘桑椹，汁水染紫了指尖；孩童光着脚在田埂上跑，草鞋沾着新泥。可这年的风里，却裹着一股说不清的腥气，像陈年血痂混着腐草的味道，顺着金牛道往南飘。城门口的石狮子，前几日还被货郎用来搭货摊，如今鬃毛上挂着半片撕碎的衣角，不知是哪个逃兵落下的。彼时的四川人还不知道，这腥气不是路过的兵灾，是要吞掉六百万生民的浩劫。

　　李守田（川东农户的幸存者）
　　我叫李守田，家住重庆府合川县的李家坝，世代种着锦江边上的三亩水田。崇祯十六年（1643 年）之前，我以为这辈子就该像爹和爷爷那样，春耕秋收，娶个媳妇，生两个娃，等老了坐在门槛上看孙辈在田埂上跑。可那年冬天，一队穿着破烂棉衣、扛着大刀的兵丁闯进了坝子，打破了所有安稳。
　　最先来的是 “西营” 的兵，也就是张献忠的人。他们是从湖北过来的，一路杀进四川，说是 “杀贪官，济穷人”。可进了李家坝，他们没济穷人，先把村里的粮囤给翻了个底朝天。我爹被踹倒时，怀里还抱着刚从粮囤里舀出的半袋谷子，黄澄澄的米粒撒在泥地上，被兵丁的草鞋踩得稀烂。他咳着血，指节抠进泥里，指甲缝里全是土，却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兵丁嫌他挡路，又用刀柄砸了他的腰，我听见 “咔嚓” 一声轻响，像冬天冻裂的柴火，爹躺了三天就没了气。
　　娘拉着我和六岁的弟弟躲进柴草堆时，我怀里揣着娘刚蒸好的红薯，还热乎着，却不敢啃一口 —— 柴草堆里有股霉味，混着猪圈的粪臭，弟弟吓得直打嗝，娘赶紧捂住他的嘴，掌心的老茧蹭得他脸颊发红。透过柴草缝隙，我看见王屠户的媳妇被拖进屋里时，她发髻上的银簪掉在地上，被兵丁一脚踩扁，银簪子 “吱呀” 一声，像极了她后来的哭声。最后她一头撞在门框上，血顺着门板流到地上，染红了门槛。
　　后来我们躲进了华蓥山的山洞，潮气得能拧出水来，石壁上长满了青苔，沾在衣服上又冷又黏。弟弟拉肚子时，拉出来的全是绿水，娘把最后一点炒面掰成碎末，用山泉水冲成糊糊，吹凉了喂他，自己却嚼着树皮 —— 那树皮是苦的，娘嚼的时候，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咽下去时喉咙里发出 “咕咚” 一声，像吞了块石头。

　　顺治三年（1646 年），听说张献忠被清军杀了，我们以为能回家了。可刚下了山，就撞见了清军的队伍。他们穿着铠甲，拿着长枪，比张献忠的兵更凶。回家那天，我看见我家的茅草屋烧得只剩半截土墙，房梁上的黑炭还冒着青烟，空气里全是焦糊味，像把晒干的稻草塞进了灶膛。我小时候和爹一起编的竹篱笆，断成了好几截，竹条上还挂着烧焦的衣服碎片，是娘去年给我缝的蓝布衫。
　　清军填水井时，用的是地里的石头和烂泥，我看见井沿上娘平时淘米用的竹筐，被石头砸得稀烂，竹篾子插在泥里，像一排歪歪扭扭的骨头。田地里的麦子刚抽穗，被马蹄踩得倒在地上，青绿色的麦秆断口处，渗着乳白色的汁液，像在流血。清军的官说，要 “清剿大西余孽”，让我们 “献粮投诚”，可我们家里早就没粮了，哪有粮可献？
　　那年冬天，饥荒来了。一开始，大家还能吃树皮、挖草根，后来树皮被剥光了，草根也挖不到了，就有人开始吃 “观音土”。冬天的观音土，冻得硬邦邦的，要先在石头上砸开，再用磨子磨成粉。吃的时候，土粉剌得喉咙疼，像吞了沙子，肚子却越胀越大。娘吃了观音土，躺在地上，手抓着肚子，指甲都掐进了肉里，血珠渗出来，沾在破棉袄上，冻成了黑红色的硬块，喊了三天三夜，最后没了气。我抱着娘的尸体，想找个地方埋，可到处都是冻硬的土地，一锄头下去，只敲出个白印子，最后只能把她放在一棵老槐树下，用几片破布盖着 —— 那棵树，我小时候还在下面荡秋千。
　　弟弟也没熬过那个冬天。他冻得浑身发抖，嘴里一直喊 “娘，我饿”，我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他裹上，可他还是越来越冷。他在我怀里断气时，手还攥着我的衣角，手指冰凉，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我想把他的手掰开，给他裹紧棉袄，可他攥得太紧，我一用力，他的指甲盖掉了一个，露出里面粉嫩的肉，渗着血珠。我把他埋在娘旁边，用石头垒了个小坟，土块落在他身上，发出 “砰砰” 的响，像在敲我的心。

　　顺治五年（1648 年），瘟疫来了。那年春天，天气暖和得早，到处都是没埋的尸体，有的在路边，有的在河里，腐烂的味道能飘好几里地。破庙里的瘟疫，是从一个讨饭的老头开始的。他发烧时，浑身烫得像火炭，嘴里胡话连篇，吐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染红了地上的稻草。没几天，破庙里的人就倒了一半，有个老婆婆临死前，还在摸怀里的布包，里面是她孙女的小鞋，绣着一朵桃花，鞋尖已经磨破了。
　　我也病了，烧得迷迷糊糊，躺在破庙里，以为自己要死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又活了过来。醒来的时候，嘴里又干又苦，喉咙里像堵着棉花。破庙里静得可怕，只有老鼠在啃咬尸体的声音，“咯吱咯吱” 的，听得我头皮发麻。我爬起来时，不小心碰倒了旁边的尸体，那尸体已经硬了，胳膊垂下来，手背上的皮肤皱巴巴的，像晒干的树皮，指甲缝里还夹着野菜叶子。
　　我不敢再待在合川，只能往贵州跑。一路上，到处都是逃亡的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抱着孩子，有的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我见过一对夫妻，丈夫背着生病的妻子，走了没几步，妻子就没气了，丈夫抱着妻子的尸体，坐在路边哭，眼泪落在她的脸上，冻成了冰珠。清军过来时，男人还在哭，一个兵丁不耐烦，用长枪捅了他一下，他像个破布娃娃一样倒在地上，血从他的胸口渗出来，染红了孕妇的衣角。
　　我跑了三个月，才到贵州遵义。那里也有很多四川来的流民，大家聚在一起，靠给当地的地主做长工过日子。可我总想着回家，想着李家坝的水田，想着爹娘和弟弟的坟。顺治十年（1653 年），我听说清军 “平定” 了四川，就想回去看看。可回到合川县，我差点认不出自己的家乡 —— 曾经的李家坝，现在只剩下一片荒地，田埂被冲垮了，水井填了，那棵老槐树还在，可树干上全是刀痕，树下的坟也被雨水冲平了，找不到娘和弟弟的痕迹。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只看见三个活人 —— 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一个断了腿的老头，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不知道爹娘是谁。我们四个聚在破庙里，靠挖野菜过日子。老太太说，整个合川县，原来有十几万人口，现在只剩下不到一百人了。我听了，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 那些曾经和我一起种地、一起赶场的人，怎么就都没了呢？

　　李若琏（大西政权的文官）
　　我叫李若琏，是陕西泾阳人，崇祯年间的秀才。崇祯十七年（1644 年），张献忠攻占西安，我因家里穷，没饭吃，就投了张献忠的队伍，后来跟着他入了四川，做了大西政权的 “礼部主事”，负责起草文书、整理户籍。
　　我一开始投张献忠，是因为他说 “杀尽贪官，均田免粮”。那时候，明朝的官府腐败，赋税重，我家的几亩薄田被官府征了税，爹活活饿死，娘也改嫁了，我一个人到处流浪，觉得张献忠是个能救百姓的人。
　　入川的时候，我看到四川的景象，心里很是欢喜 —— 这里的田地里长满了庄稼，市井里人来人往，比陕西富裕多了。张献忠也确实做了些好事，比如下令 “免除三年赋税”，让百姓安心种地，还开了科举，选拔人才。我那时候觉得，也许大西政权能在四川站稳脚跟，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我负责整理户籍的时候，看到四川的人口名册，心里很是震撼 —— 成都府就有五十多万人，整个四川有六百多万人口，比陕西多了一倍还多。我想，这么多人口，只要好好治理，四川一定能成为 “天府之国”。那时候，我常常在文书里写 “百姓安乐，五谷丰登”，觉得这不是空话，而是早晚能实现的事。
　　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张献忠虽然免了赋税，可他的军队需要粮饷，只能靠 “征剿” 地主来获取粮食。一开始，只是征剿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可后来，为了凑够粮饷，连普通的富农也开始征剿。我见过一队兵丁闯进一个富农家里，把家里的粮食、钱财全抢走，还把富农的儿子拉去当兵，富农跪在地上哭，说 “我家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可兵丁不管，说 “大王有令，凡有粮者，皆要献粮”。

　　顺治元年（1644 年）冬天，张献忠下了 “清乡” 令，说 “四川人多心向明朝，恐为后患，当清剿之”。我当时很惊讶，问上司 “为何要清剿百姓”，上司说 “大王也是为了大西政权，若不除隐患，日后必生祸端”。
　　可 “清乡” 哪里是除隐患，分明是屠杀。我亲眼看到兵丁把成都周边的村民赶到空地上，男女老少都有，像赶一群待宰的鸡鸭。有个三岁的孩子，手里攥着一块糖人，是他娘刚给他买的，糖人已经化了一半，黏在他的手指上。兵丁把他提起来时，他还在哭着喊 “娘”，糖人掉在地上，被兵丁的靴子踩成了一摊黏糊糊的糖泥。孩子的娘扑过去时，指甲抠进了兵丁的胳膊，兵丁恼了，一刀砍在她的脖子上，血喷出来，溅在旁边的孩子脸上，孩子吓得哭声都噎住了，眼睛瞪得溜圆，像要掉出来。
　　我心里很是难受，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 “救百姓”。我偷偷给张献忠写了奏折，说 “百姓是根本，杀百姓就是断自己的根”，可奏折递上去，石沉大海，连一点回音都没有。后来，我听说有几个文官也劝张献忠停止 “清乡”，结果被张献忠下令 “凌迟处死”，说他们 “通敌叛国，蛊惑人心”。我吓得再也不敢说话，只能每天在官署里，看着兵丁把一车车的尸体拉出去，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更可怕的是，张献忠开始猜忌身边的人。顺治二年（1645 年），他说 “朝中有人通敌”，下令 “肃反”。我的上司，礼部尚书吴继善，因为和南明的官员有过书信往来，被张献忠下令 “满门抄斩”。我那天去吴继善家里，看到他的妻子、孩子都被绑在柱子上，兵丁拿着刀，准备砍下去。吴继善跪在地上，哭着说 “我没有通敌，求大王明察”，可兵丁不管，一刀下去，血溅了我一身。他五岁的儿子，还穿着一件绣着虎头的棉袄，是他娘给他做的新年衣服，兵丁把孩子绑在柱子上时，孩子还在笑，以为是在玩游戏，直到刀架在他脖子上，他才开始哭，眼泪鼻涕流了一脸，虎头棉袄的领子都湿透了。我看着孩子的眼睛，突然觉得，这大西政权，比明朝的官府还要可怕。

　　顺治三年（1646 年），清军入川，张献忠的军队节节败退。我知道，大西政权要完了。张献忠为了不让清军得到成都，下令 “焚城”。那天晚上，成都城里到处都是火，绸缎铺的伙计，抱着一匹红绸子想跑，却被大火追上，红绸子烧起来，像一团火，裹着他的身体，他惨叫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 “滋滋” 的烤肉声。酒肆的酒坛被烧裂，酒流出来，火借着酒势，烧得更旺，把旁边的茶馆也卷了进去，茶馆的招牌 “清香楼”，烧得只剩一个 “清” 字，黑糊糊的，像个哭丧的脸。
　　我站在官署门口，看着曾经繁华的成都，变成一片火海，心里很是绝望 —— 我当初投张献忠，是为了救百姓，可现在，我却成了帮凶，看着百姓被屠杀，看着城池被烧毁。
　　张献忠带着军队往川北逃，我也跟着跑。一路上，兵丁越来越少，有的逃了，有的被清军杀了。到了西充，张献忠被清军的箭射中，死了。他死后，军队大乱，有的投降了清军，有的成了土匪。我不敢投降清军，因为我是大西政权的官员，怕被清军杀了；也不敢当土匪，因为我不想再杀人。我只能一个人，穿着破衣服，往云南跑。
　　一路上，我看到的景象比成都陷落后还要惨 —— 田地里长满了野草，村里的房子全是废墟，路边躺着尸体，有的已经腐烂，有的被野狗啃得只剩骨头。有一次，我在一个破庙里遇到一个老婆婆，她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个破碗，碗里只有几粒米。她告诉我，她的儿子和儿媳，被兵丁拉去当兵，再也没回来，她只能靠捡别人剩下的食物过日子。我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干粮给她时，她的手一直在抖，接过干粮的那一刻，她的眼泪掉在干粮上，把干粮泡得发软。她咬了一口干粮，却突然哭了起来，嘴里嘟囔着 “这干粮真香，我儿子以前也爱吃这个”。
　　我到了云南，在一个小镇上住了下来，靠给人写书信、抄佛经过日子。我不敢告诉别人我曾经是大西政权的官员，怕被人认出来。有时候，我会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月亮，想起在四川的日子 —— 想起初入四川时看到的繁华，想起 “清乡” 时的屠杀，想起成都的火海，心里很是愧疚。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投张献忠，是不是就不会看到那么多死人？是不是就能救一些百姓？可我知道，这只是空想，在那个乱世，我一个小小的文官，什么也改变不了。

　　王骘（清朝招抚官员）
　　我叫王骘，山东福山人，顺治九年（1652 年）考中进士，顺治十二年（1655 年）被派往四川，任 “四川布政使司参议”，负责招抚流民、统计人口、恢复生产。
　　我到四川的时候，清军已经 “平定” 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大吃一惊。从重庆到成都，一路上，路边的树上，挂着风干的尸体，有的尸体已经变成了骷髅，骨头架子上还挂着破衣服，风一吹，衣服 “哗啦哗啦” 地响，像在哭。有棵老槐树上，挂着三具尸体，都是女人，她们的头发很长，垂下来，遮住了脸，头发上还沾着草屑和泥土，几只乌鸦落在尸体上，啄食着腐烂的肉，发出 “呱呱” 的叫声。
　　到了成都，更是惨不忍睹 —— 曾经的蜀王府，只剩下几堵断墙，墙头上长满了野草，有的草已经长到了半人高。我走进王府的大殿，看见地上散落着一些瓷器碎片，是以前的官窑瓷，碎片上还能看见龙纹，却已经被踩得稀烂。大殿的柱子上，有刀砍的痕迹，还有干涸的血渍，黑糊糊的，像一条条蚯蚓。
　　城门口的尸体，堆得像小山一样，有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啃得面目全非，肚子被撕开，内脏流在地上，引来一群苍蝇，“嗡嗡” 地叫着，声音让人恶心。有个尸体的手，还保持着抓东西的姿势，手指弯曲着，指甲缝里全是泥土，像是临死前还在抓地上的草。
　　我让人统计成都的人口，结果查了半个月，只找到八十七个活人，其中还有四十多个是残疾人，要么瞎了眼，要么断了腿。我给朝廷写奏折，说 “四川之地，自遭兵燹以来，百姓死丧殆尽，城郭丘墟，田畴荒芜，千里之内，绝无人烟”。我还在奏折里附了一张图，画的是成都的惨状，希望朝廷能重视四川的情况，派更多的人来，拨更多的粮饷，帮助四川恢复生产。
　　可朝廷的回复很慢，说是 “国库空虚，需暂缓拨款”。我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我让人把成都城里的尸体埋了，把倒塌的房屋清理了一下，然后贴出告示，说 “凡流民归乡者，免三年赋税，官府给予种子、农具”，希望能吸引逃亡的百姓回来。

　　一开始，没多少人回来。我派人去贵州、云南、湖北等地，寻找四川的流民，告诉他们 “四川已经平定，官府会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可很多流民不敢回来，说 “怕再打仗，怕再遭屠杀”。有一次，我派去的人在贵州遵义找到了一群四川流民，有五十多个人，他们听说能回四川，还能免赋税，很高兴，跟着回来。可走到重庆的时候，遇到了一队清军的散兵，那些散兵把他们的行李抢了，还把几个年轻的男人拉去当兵，剩下的人吓得又跑回了贵州。
　　我很生气，去找清军的总兵理论，可总兵说 “散兵难管，大人不必较真”。我知道，在这个乱世，清军的纪律也很差，很多兵丁都是土匪出身，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我只能加强对回川流民的保护，派军队护送他们，可军队也缺粮，有时候还会向流民要粮食，我只能从官府的存粮里拿出一部分，分给军队和流民。
　　顺治十四年（1657 年），终于有一些流民回来了。他们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要么死了，要么当了兵，要么留在了外地。我给他们分了土地，发了种子和农具，让他们开始种地。可刚开始种地，就遇到了问题 —— 田地里全是石头和野草，需要清理；水井大多被填了，需要重新挖；而且，很多流民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体不好，种不了地。我只能让人帮助他们清理田地、挖水井，还请了医生，给他们看病。
　　有一次，我去成都周边的一个村庄，看到一个叫张老栓的流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地里挖石头。他手里的锄头已经磨得很薄了，木柄上全是他的手汗，滑溜溜的。他的孙子，才五岁，手里拿着一个小锄头，锄头比他的胳膊还短，他挖一下，就喘口气，小脸憋得通红，额头上的汗珠，像一颗颗小豆子，掉在石头上，摔成了八瓣。张老栓告诉我，他的儿子、儿媳都被兵丁杀了，他的儿媳还怀着孕，肚子已经很大了，兵丁一刀下去，胎儿掉了出来，是个女孩，还没睁眼睛，就没气了。我看着他们，心里很是难受，给了他们一些粮食和钱，说 “官府会帮你们的，以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可我知道，这句话说得很勉强，在这个乱世，好起来谈何容易。

　　顺治十八年（1661 年），我给朝廷写了一份奏折，建议 “从湖广、江西、广东等地移民四川，以充实四川人口，恢复生产”。我说 “四川之地，土地肥沃，若能移民开垦，不出十年，必能恢复天府之貌；若不移民，四川恐将永远荒芜”。
　　朝廷这次同意了我的建议，下了 “湖广填四川” 的诏令，让湖广、江西、广东等地的官府组织百姓迁往四川，还规定 “凡移民迁往四川者，免五年赋税，官府给予路费、种子、农具”。
　　我负责组织移民的安置工作。康熙二年（1663 年），第一批移民从湖广来了，有两千多人，大多是农民，带着妻子儿女，背着行李，一路上走了两个多月，有的在路上生病了，有的饿死了，有的被土匪抢了，最后只剩下一千五百多人。我亲自去迎接他们，给他们安排住处，分土地，发粮食和农具。有一个叫陈承祖的移民，从湖广黄州府来，他告诉我，他家里原来有五口人，路上他的父母和妹妹都死了，只剩下他和妻子，他说 “听说四川土地多，想过来种点地，让日子好过点”。我看着他，心里很是感慨 —— 这些移民，都是为了活命，才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可移民的安置工作并不顺利。一方面，四川的土地虽然多，但很多地方还没清理，需要移民自己开垦；另一方面，有的移民和当地的流民发生了矛盾，因为土地的归属问题，有时候还会打架。我只能派人调解，告诉他们 “都是苦命人，要互相帮助，才能在四川活下去”。
　　康熙五年（1666 年），我在四川已经待了十一年了。这时候，四川的人口已经有了一些恢复，成都府的人口有了两万多人，重庆府有三万多人，整个四川的人口有了十几万。田地里也种上了庄稼，有的地方已经能收获粮食了，市井里也有了一些商铺，虽然比不上明末的时候，但总算有了点生气。
　　可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曾经的四川，有六百万人口，现在只有十几万，要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需要很多年。而且，那些死去的百姓，再也回不来了 —— 他们的尸体埋在土里，他们的故事被风吹散，只有这片土地，还记得他们曾经的存在。

　　周敦吉（明末四川知府）
　　我叫周敦吉，湖广麻城人，天启五年（1625 年）考中进士，崇祯十三年（1640 年）被派往四川，任 “叙州府知府”。叙州府在四川南部，靠近云南，是四川的重要门户，也是粮米之乡。
　　我到叙州府的时候，明朝已经摇摇欲坠了。陕北的农民起义军越来越壮大，清军也在关外虎视眈眈，朝廷的赋税越来越重，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叙州府虽然还算安稳，但也潜藏着危机 —— 很多农民因为交不起赋税，开始逃亡，田地里出现了荒地；有的地方，土匪也多了起来，经常劫掠百姓。
　　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减赋税，安百姓”。我给朝廷写奏折，说 “叙州府百姓困苦，若再加重赋税，恐生民变”，请求朝廷减免叙州府的赋税。朝廷同意了我的请求，减免了叙州府三成的赋税。我还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希望能让百姓的日子好过一点。
　　可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崇祯十六年（1643 年），张献忠的起义军开始进攻四川，先攻占了重庆，然后往叙州府来。我知道，叙州府兵力薄弱，根本抵挡不住张献忠的军队，只能一边组织军队防守，一边向成都的巡抚求援。可巡抚的回复是 “成都也面临威胁，无兵可派”，让我 “自行抵御”。
　　我没办法，只能动员叙州府的百姓，组织 “乡勇”，和军队一起防守。百姓们也很配合，有的捐粮食，有的捐钱财，有的年轻小伙子还主动加入乡勇，说 “要保卫家乡”。我很感动，对他们说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守住叙州府”。可我心里知道，这只是安慰他们，也是安慰自己 —— 张献忠的军队有十几万人，而我们只有几千人，根本不是对手。

　　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月，张献忠的军队包围了叙州府。他们用大炮轰击城墙，城墙上的守军死伤惨重。我亲自登上城墙，指挥士兵防守，把自己的官服脱了，穿上铠甲，拿着大刀，和士兵们一起战斗。炮弹落在我旁边时，我感觉耳朵里 “嗡” 的一声，什么也听不见了，只看见眼前的士兵，像被风吹倒的麦子一样，倒在地上。我的胳膊被弹片划伤了，血顺着胳膊流下来，染红了我的铠甲，铠甲的铁片，被血浸得发烫。我简单包扎了一下，布条勒得太紧，胳膊又麻又疼，像被绳子捆住的木头。
　　城里的百姓也很勇敢，有的妇女给士兵送水、送食物，有的老人在城墙上敲锣打鼓，为士兵助威。有一个叫王大娘的妇女，她的儿子在战斗中死了，她没有哭，而是拿起儿子的刀，刀上还沾着她儿子的血，已经干了，黑糊糊的。她的手一直在抖，刀差点掉在地上，可她还是紧紧握着，站在城墙上，眼睛瞪得通红，像要喷出火来。有个兵丁爬上城墙上，她一刀砍过去，砍在兵丁的肩膀上，血喷出来，溅在她的脸上，她却一点也不怕，还在喊 “我要替我儿子杀贼”。
　　可坚守了半个月后，我们的粮食和弹药都快用完了，士兵也死伤了一半多，乡勇也逃了不少。张献忠派人来劝降，说 “只要你投降，我封你为总兵，让你继续管辖叙州府”。我拒绝了，说 “我是大明的官员，岂能投降反贼”，还把劝降的人杀了，挂在城墙上，以示决心。
　　张献忠很生气，下令 “全力攻城”。正月二十日，城墙被攻破了，张献忠的军队冲了进来，开始屠杀百姓和士兵。我带着剩下的士兵，在城里和他们巷战，士兵们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拿着大刀，砍倒了几个敌人，可最后还是被敌人包围了，他们用长枪把我刺倒在地。

　　我躺在地上，血流了一地，意识越来越模糊。我看到张献忠的士兵在城里烧杀抢掠，看到百姓被杀害，看到房屋被烧毁，心里很是绝望 —— 我没能守住叙州府，没能保护好百姓，我对不起大明，也对不起叙州府的百姓。
　　我让人拿来纸笔，想写一封绝笔信。我的手很抖，墨汁滴在纸上，晕开一个个黑圈，像眼泪。我的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流血，血滴在纸上，和墨汁混在一起，变成了暗红色。我写 “余周敦吉，湖广麻城人，大明叙州府知府。崇祯十七年正月，贼张献忠陷叙州，余率军民坚守半月，城破，军民死丧殆尽。余虽死，然心向大明，无愧于天地。今四川遭此浩劫，生民涂炭，余痛心疾首。望后世君主，善待百姓，轻徭薄赋，勿让此等悲剧重演。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余今死矣，惟愿百姓早日脱离苦海，天下太平” 时，眼泪掉在纸上，把字都打湿了，我只能用袖子擦一下，袖子上全是血和灰尘，把纸擦得黑乎乎的。
　　写完信，我把它交给身边的一个小吏，让他把信带出去，交给我的家人。然后，我闭上了眼睛，听到外面的喊杀声、哭喊声，还有房屋燃烧的 “噼噼啪啪” 声，像过年时的鞭炮，却比鞭炮刺耳得多。我知道，我要去见大明的列祖列宗了，我要向他们请罪，因为我没能守住叙州府，没能保护好百姓。
　　后来，我听说那个小吏带着信逃出了叙州府，把信交给了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把信藏了起来，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把信拿了出来，交给了史官。史官把我的事迹写进了《明史》，说我 “忠君爱国，宁死不屈”。可我知道，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叙州府的百姓，还有四川的百姓，他们遭受的苦难，能被后人记住，能让后人明白，“百姓苦” 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无数人的生命和血泪换来的教训。

　　阿依莫（彝族土司的女儿）
　　我叫阿依莫，是四川南部凉山彝族土司岭光电的女儿。我们彝族在凉山生活了几百年，和汉族百姓一直相处得很好，汉族百姓种水田，我们种山地，有时候还会互相交换粮食和布匹。可明末清初的时候，一场战火，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崇祯十五年（1642 年），明朝的军队来到了凉山，说是要 “征剿土司叛乱”。可我们根本没有叛乱，是明朝的官府想吞并我们的土地，才找的借口。明军的将领叫侯良柱，他带着军队，闯进我们的村寨，把我们的粮食、牛羊全抢走了，还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我看见我家的牛羊，被他们赶在一起，像赶一群牲口。有只母羊，刚生了小羊，小羊还站不稳，明军的士兵一脚把小羊踢开，母羊 “咩咩” 地叫着，想护着小羊，却被士兵用长枪捅了一下，母羊倒在地上，血从它的肚子里流出来，染红了旁边的草地。
　　我亲眼看到明军把我们寨子里的一个老人绑在柱子上，问他 “土司在哪里”，老人不说，他们就用火烧老人的身体。老人的衣服先烧了起来，火苗顺着他的头发往上窜，他惨叫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 “嗬嗬” 的声音，像破风箱在响。我看见他的手指，在柱子上抓着，指甲都抓掉了，柱子上留下一道道血痕。
　　我爹很生气，带着寨子里的彝族青年，和明军战斗。我们彝族人身手好，会射箭，会骑马，一开始打退了明军几次。可明军有大炮，有长枪，我们只有弓箭和大刀，根本不是对手。打了一个月，我们的村寨被明军攻破了，我爹被明军俘虏了，他们把我爹押到成都，说要 “斩首示众”。我和娘还有弟弟，只能逃到深山里，躲了起来。
　　在深山里，我们吃野果、挖野菜，有时候还会遇到老虎和豹子，很危险。娘每天都在哭，说 “我们的家没了，你爹也没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那时候才十二岁，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娘，只能紧紧抱着弟弟，告诉自己 “一定要活下去”。

　　崇祯十七年（1644 年），张献忠的军队来到了凉山。他们说 “要杀明朝的贪官，帮助百姓”，还说要和我们彝族 “结盟”。我爹的朋友，另一个土司沙定洲，相信了张献忠的话，带着彝族青年，和张献忠的军队一起，攻打明军。可没想到，张献忠是个骗子，他利用完我们彝族，就开始屠杀我们。
　　张献忠的军队闯进我们的村寨，把我们的牛羊全抢走了，还把我们的青年拉去当兵，不愿意去的就被杀了。我有一个表哥，叫阿古拉，他不愿意去当兵，张献忠的兵就把他绑在树上，用刀一刀一刀地割他的肉，让他慢慢死去。阿古拉被绑在树上时，他的衣服已经被撕得稀烂，露出身上的伤疤，是以前打猎时留下的。他还在骂，声音嘶哑，像被砂纸磨过。血从他的伤口流出来，滴在地上，引来一群蚂蚁，蚂蚁爬在他的伤口上，他却一点感觉也没有，只是眼睛瞪着天空，像要把天看穿。我亲眼看到这一幕，吓得浑身发抖，娘把我和弟弟抱在怀里，捂住我们的眼睛，可我还是听到了表哥的惨叫声。
　　后来，清军来了，又开始和张献忠的军队战斗。凉山成了战场，明军、张献忠的军队、清军，还有我们彝族，混战在一起。我们的村寨被反复攻占，今天被明军占了，明天被张献忠的军队占了，后天又被清军占了。每一次被攻占，都会有很多人死去，很多房子被烧毁。我娘就是在一次混战中，被流箭射中，死了。她当时正在给我和弟弟缝衣服，针线还拿在手里。箭射在她的胸口上，她 “啊” 了一声，倒在地上，针线掉在地上，线轴滚了很远，线拉得很长，像一条白花花的蛇。我抱着娘的尸体，哭了三天三夜，弟弟也跟着哭，最后哭累了，就躺在我怀里睡着了。

　　顺治四年（1647 年），战火稍微平息了一点，我带着弟弟，从深山里出来，回到了我们的村寨。可村寨已经变成了废墟，只剩下几堵断墙，田地里长满了野草，牛羊也没了。我们只能靠挖野菜、摘野果过日子。
　　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一群汉族百姓，他们也是从战乱中逃出来的，有老有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看到我们，很害怕，以为我们会伤害他们。可我知道，我们都是苦命人，不应该互相伤害。我把自己挖的野菜分给他们，他们也把自己剩下的一点炒面分给我和弟弟。
　　从那以后，我们就和这些汉族百姓一起生活。他们教我们种水田，我们教他们种山地；他们教我们说汉话，我们教他们说彝话。有一次，清军的散兵来了，想抢我们的粮食，我们一起反抗，汉族百姓用锄头，我们用弓箭，把散兵打跑了。我知道，在这个乱世，只有互相帮助，才能活下去。
　　顺治十年（1653 年），我弟弟长大了，成了一个勇敢的彝族青年。他带着寨子里的彝族和汉族百姓，开始重建村寨，开垦荒地。我们种的粮食越来越多，日子也慢慢好了起来。可我还是常常想起娘、爹、表哥，还有那些死去的人 —— 他们要是能看到现在的日子，该多好啊。
　　后来，清朝的官府来了，给我们土司发了 “印信”，承认我们的地位，还说 “要民族团结，互不侵犯”。我知道，这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在这个乱世，和平是很脆弱的。可我还是希望，我们彝族和汉族百姓，能一直友好相处，不再遭受战乱的苦难。

　　陈承祖与林氏（湖广移民）
　　陈承祖的日志
　　康熙二年（1663 年）二月，我和妻子林氏，还有爹娘、妹妹，从湖广黄州府出发，迁往四川。朝廷下了诏令，说 “迁往四川者，免五年赋税，官府给予路费、种子、农具”。我们家在湖广，只有一亩薄田，根本不够吃，听说四川土地多，就想着去四川，能种点地，让日子好过点。
　　二月初十 出发
　　今天我们出发了，和村里的其他五十多个人一起，组成了一个移民队伍。官府给了我们每人二两银子，还有一些粮食和种子。我背着一个大包袱，里面装着衣服、被子，还有娘给我缝的一双布鞋。林氏背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她的首饰，还有给未来孩子做的小衣服。爹娘年纪大了，走得慢，妹妹才十岁，我牵着她的手，一起往前走。
　　路上，很多人都在哭，舍不得离开家乡。我也舍不得，这里有我的童年，有我的朋友，还有我爷爷的坟。可我知道，为了活下去，必须离开。林氏安慰我说 “到了四川，我们就能有自己的土地，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我点点头，心里却很忐忑 —— 不知道这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危险，也不知道四川是不是真的像官府说的那样好。
　　三月十五 遇匪
　　今天我们遇到了土匪。土匪有十几个人，拿着大刀和长枪，拦住了我们的去路，说 “要想过去，就得留下钱财和粮食”。土匪的刀上，全是锈迹，还有干涸的血渍，看起来黑乎乎的。我们的移民队伍里，有几个年轻小伙子，想和土匪拼命，可土匪太凶了，把他们打倒在地。他们抢我家的银子时，我爹把银子藏在怀里，用手紧紧捂着，土匪把我爹推倒在地，用脚踩他的胸口，我听见我爹 “咳” 了一声，吐出一口血，血落在地上的银子上，把银子染成了暗红色。妹妹吓得一直在哭，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她的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角，把我的衣服都抓皱了。我把家里的银子和粮食都给了土匪，土匪才放我们走。
　　四月二十 爹和娘走了
　　爹和娘走了。昨天晚上，娘突然发烧，咳嗽得很厉害，浑身烫得像火炭，她的嘴唇干裂，我用勺子喂她喝水，水刚碰到她的嘴唇，她就咳嗽起来，把水都吐了出来，吐在我的手上，又烫又黏。我找了个郎中，郎中说 “是风寒，加上营养不良，没法治了”。今天早上，娘就没气了，眼睛还睁着，我用手把她的眼睛合上，她的眼皮很凉，像秋天的落叶。我们埋娘时，挖的坑很浅，因为地里的土太硬了，我们用锄头挖了半天，才挖了一个能放下娘的坑，埋娘的时候，土块落在她的棺材上，发出 “砰砰” 的响，像在敲我的心。
　　娘走了以后，爹的精神越来越差，吃不下饭，也走不动路。今天中午，爹拉着我的手，他的手很凉，皮肤松弛，像挂在骨头上的布，说 “承祖，我不行了，你一定要带着林氏和妹妹，到四川，好好活下去”。说完，爹就没气了。我抱着爹的尸体，哭了很久很久。我们把爹埋在娘的旁边，希望他们在地下能互相作伴。
　　五月初八妹妹走了
　　妹妹也走了。昨天晚上，我们在一个破庙里过夜，妹妹说 “哥，我饿”，肚子 “咕咕” 地叫，像里面有只青蛙。我只剩下最后一点炒面，泡成糊糊，喂给她时，她的嘴很小，一口只能吃一点，糊糊沾在她的嘴角上，她用舌头舔了舔，眼睛里还带着希望，说 “哥，真好吃”。可到了早上，我叫她的时候，她已经没气了，她的嘴角还沾着糊糊，眼睛闭着，像睡着了一样。我们埋妹妹时，没有棺材，只能用一块破布把她裹起来，布很小，盖不住她的脚，她的脚露在外面，皮肤已经变得很干，像树皮。
　　六月初十 到四川了
　　今天我们终于到四川了。我们到的是成都府的双流县，这里有清朝的官员在迎接我们，给我们安排住处，分土地，还发了粮食和农具。我和林氏分到了三亩水田，就在锦江边上，和我们湖广的水田很像。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眼前的水田，心里很是感慨 —— 我们走了四个多月，爹娘和妹妹都死在了路上，终于到四川了。林氏拉着我的手，说 “承祖，我们以后就在这里好好种地，生个孩子，过日子”。我点点头，说 “好，我们一定好好过日子，不辜负爹娘和妹妹”。

　　我叫林氏，是陈承祖的妻子。我们从湖广来四川的路上，吃了太多苦。我永远忘不了，娘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 “林氏，你要照顾好承祖，照顾好妹妹”；我也忘不了，爹走的时候，看着我们，眼里全是不舍；我更忘不了，妹妹走的时候，还喊着 “哥，我饿”。
　　到了四川以后，我们开始种地。承祖很勤劳，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我们清理田地时，地里的石头很多，有的石头比我的拳头还大，我们用锄头砸，用手搬，手上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流出血来，沾在石头上，把石头染成了红色。水井挖了很久，才挖出一点水来，水很浑浊，里面有很多泥沙，我们只能把水放在桶里，等泥沙沉下去，才能喝上面的清水，水喝起来，还有点土腥味。
　　我在家里做饭、洗衣服，有时候也会去地里帮忙。一开始，田地里全是石头和野草，我们清理了一个多月，才把田地清理好。然后，我们种上了水稻，每天浇水、施肥，盼着能有好收成。
　　康熙三年（1664 年）秋天，我们收获了第一茬水稻，有两石多。我们很高兴，把一部分粮食留着自己吃，一部分卖给了官府，换了一些钱。我们用这些钱，盖了一间茅草屋，虽然很简陋，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
　　康熙四年（1665 年），我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给他取名叫 “思蜀”，希望他能记住，我们是从湖广来四川的，记住我们在四川的日子。思蜀出生的时候，我躺在茅草屋里，屋里很冷，没有炭火，只能盖着一件破棉袄。孩子生下来时，很小，像一只小猫，哭声很弱，我用自己的衣服把他裹起来，他的身体很凉，我只能把他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暖着他。他第一次会说话时，喊的是 “娘”，声音很小，却让我很高兴，我抱着他，眼泪掉在他的脸上，他用小手擦了擦我的眼泪，说 “娘，不哭”。
　　后来，越来越多的湖广移民来到了四川，我们村里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和其他移民一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可我还是常常想起在湖广的日子，想起爹娘和妹妹，想起路上的苦难。我知道，我们能有今天的日子，是爹娘和妹妹用命换来的，我们要好好珍惜。

　　李启元（流亡云贵幸存者后裔）
　　我叫李启元，是贵州遵义人。我爷爷叫李守田，是四川合川县人，明末清初的时候，因为战乱，逃到了贵州。爷爷在世的时候，经常给我讲故事，讲他在四川的日子，讲他的爹、娘、弟弟，讲李家坝曾经的样子。
　　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住在四川合川县的李家坝，家里有三亩水田，日子过得很安稳。可后来，张献忠的兵来了，把他的爹杀了，把粮食抢走了。然后，清军来了，把房子烧了，把田地踩烂了，还引发了饥荒和瘟疫，他的娘和弟弟也死了。爷爷一个人，逃到了贵州，在遵义定居下来，娶了奶奶，生了我爹。
　　爷爷说，他在贵州的时候，常常想起四川的家。他说李家坝的水田很肥沃，春天的时候，田埂上长满了野花；他说锦江的水很清，夏天的时候，他和弟弟会在河里游泳；他说村里的人都很善良，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会帮忙。爷爷还说，他曾经回四川找过家，可李家坝已经变成了荒地，找不到太爷爷、太奶奶和叔公的坟了。
　　每次讲完故事，爷爷都会坐在椅子上，看着远方，眼里全是思念。他说 “启元，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四川看看，看看李家坝，看看你太爷爷、太奶奶和叔公的坟，告诉他们，我们在贵州过得很好”。我点点头，把爷爷的话记在心里。

　　康熙四十年（1701 年），我已经二十岁了。爷爷在前一年去世了，去世前，他还拉着我的手，说 “启元，别忘了回四川”。我决定，完成爷爷的遗愿，回四川寻根。
　　我从贵州遵义出发，往四川合川县走。一路上，我看到很多从湖广来的移民，他们背着行李，带着妻子儿女，往四川去。我问他们 “为什么要去四川”，他们说 “四川土地多，能种庄稼，能过上好日子”。我想起爷爷说的话，心里很是感慨 —— 四川曾经是一片废墟，现在，因为这些移民，又有了生气。
　　走了一个多月，我终于到了四川合川县。我打听李家坝的位置，可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李家坝已经荒废了很多年。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老人，他说他是四川本地人，知道李家坝的位置。他带我去了李家坝，我看到的景象，和爷爷说的完全不一样 —— 这里没有水田，没有村庄，只有一片荒地，田埂被冲垮了，水井填了，只有一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全是刀痕。
　　李家坝的荒地上，野草长得比我还高，草叶子很锋利，刮在我的腿上，留下一道道血痕，又疼又痒。田埂被冲垮了，只剩下一道道土坡，土坡上长满了荆棘，荆棘的刺很尖，不小心碰到，就会扎进肉里，流出血来。水井填了，井口被石头封着，石头上长满了青苔，滑溜溜的，我想把石头挪开，却发现石头下面，还压着一只破草鞋，是我爷爷以前穿过的那种，草鞋的底子已经磨破了，草绳也断了好几根。
　　老槐树上的刀痕，很深，有的刀痕已经长合了，留下一道道凸起的疤，像爷爷手上的老茧。我坐在老槐树下，摸着那些刀痕，能感觉到刀痕的粗糙，像摸在砂纸上面。风一吹，老槐树的叶子 “哗啦哗啦” 地响，像爷爷在说话，我想起爷爷给我讲故事时的样子，他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树叶，他的手很粗糙，摸在我的头上，很舒服。
　　我在李家坝转了一圈，想找到太爷爷、太奶奶和叔公的坟，可到处都是荒地，没有任何痕迹。我坐在老槐树下，想起爷爷讲的故事，想起太爷爷拉犁的样子，想起太奶奶送水的样子，想起叔公在田埂上捉蝴蝶的样子，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在李家坝住了三天，每天都在老槐树下坐着，给太爷爷、太奶奶和叔公烧纸。烧纸时，纸灰被风吹起来，落在我的脸上，又轻又痒，像爷爷的手在摸我的脸。我把纸放在老槐树下，用火点燃，火苗窜起来，照亮了老槐树的树干，树干上的刀痕，在火光下，像一条条黑色的虫子。我对着纸灰，说 “太爷爷、太奶奶、叔公，我来看你们了，我们在贵州过得很好，你们放心吧”，说完，我的眼泪掉在纸灰上，把纸灰打湿了，变成了一团黑糊糊的东西。
　　我还在老槐树下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 “李氏祖先之墓”。立石碑时，我用锤子把石碑钉在老槐树下，石碑很重，我搬的时候，手上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流出血来，沾在石碑上，我用袖子擦了擦，石碑上留下一道红色的痕迹，像爷爷手上的血。石碑上的字，是我用毛笔写的，墨汁是我从贵州带来的，写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生怕写不好，对不起太爷爷、太奶奶和叔公。
　　离开李家坝的时候，我心里很是复杂。我没有找到太爷爷、太奶奶和叔公的坟，没能完成爷爷的遗愿。可我知道，他们的灵魂，一定在这里，在这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
　　回到贵州后，我把在四川的经历告诉了爹和奶奶。爹说 “你爷爷要是知道你去了四川，一定会很高兴的”。奶奶说 “我们虽然在贵州，但根在四川，不能忘了根”。
　　从那以后，我常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讲爷爷的故事，讲我在四川的寻根之旅，讲明末清初四川的苦难。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四川，我们的祖先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奋斗过，也苦难过。我还想让孩子们知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是乱世还是太平盛世，百姓都要受苦。可只要能好好种地，能有口饭吃，能和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十六年，1643 年）
　　紫禁城的冬夜，烛火在金銮殿的龙柱上投下摇晃的影子，我手里攥着四川巡抚邵捷春的奏折，指尖被奏折边缘的竹纸划得生疼。奏折上写着 “张献忠再犯川东，需军饷五十万两、兵卒三万”，可御书房的案几上，另一摞奏折堆得像小山 —— 陕北李自成已逼近西安，关外清军又破了锦州，哪还有余粮余兵往四川调？
　　“陛下，四川乃天府之国，若失之，恐断东南漕运。” 户部尚书倪元璐跪在地上，声音发颤。我踢翻了脚边的炭盆，火星溅在龙袍下摆，烫出几个小洞。“天府之国？” 我冷笑，“去年四川赋税征了三百万两，邵捷春还说‘百姓困苦’，朕看是他治下无方！”
　　其实我知道，四川百姓苦。前几日收到叙州知府周敦吉的密折，说 “官军杀良冒功，百姓逃亡过半”，还附了一张画 —— 画里一个老农跪在田埂上，身后是被兵丁抢走的粮车，老农手里攥着半根野草，眼睛瞪得通红。可我能怎么办？若不征赋税，北方的军饷从哪来？若不派官军，张献忠迟早要顺着长江下湖广，到时候更难收拾。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下了道圣旨：“命邵捷春督师四川，限三月内剿灭张献忠，赋税再征二成充军饷。” 拟旨的太监手抖了一下，墨汁滴在 “赋税” 二字上，晕开一团黑。我没让他重写 —— 这团黑，像极了四川百姓的血。
　　后来听说，邵捷春兵败自刎，张献忠占了重庆；再后来，李自成破了北京，我在煤山上吊时，怀里还揣着周敦吉的密折。那画里的老农，总在我眼前晃，他手里的野草，像要扎进我的眼里。我到死都没明白，为什么我想保大明，却偏偏要逼死那些想好好种地的百姓？

　　张献忠（顺治元年，1644 年）
　　成都蜀王府改成的皇宫里，我坐在龙椅上，手里把玩着明朝蜀王的玉印。殿外传来 “砰砰” 的声音，是兵丁在搬运从百姓家里抢来的金银，还有人在喊 “大王，又搜出十个藏粮的富户”。我笑着喝了口酒，酒是从成都最好的酒肆抢来的，却总觉得有股血腥味。
　　三个月前，我进成都时，曾对百姓说 “杀贪官，分田地”。可现在，贪官杀得差不多了，田地却没人种 —— 那些百姓，要么逃进了山里（像李守田那样躲进华蓥山），要么对着我的兵丁扔石头。有个文官叫李若琏，竟敢劝我 “停止清乡”，说 “百姓是根本”。我把他的奏折扔在地上，踩了几脚：“根本？这些四川人心里还想着明朝，留着他们，迟早要反！”
　　上个月，我在青羊宫办了场 “科举”，来了两千多个四川文人。我让人把他们全绑了，押到锦江边上砍头 —— 我就是要让四川人知道，敢不服从我张献忠的，就是这个下场。砍头那天，锦江的水都被染红了，漂着一层人头，像熟透的柿子。有个老文人临死前喊 “大明万岁”，我让人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喂了狗。
　　夜里睡不着时，我总梦见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半块红薯，追着我喊 “还我的孙儿”。我知道，那是郫县被我兵丁杀了孙子的老太太。可我不能停手 —— 我从陕西起兵，杀了十五年，才得了这四川，若不狠点，怎么守住？
　　顺治三年，清军来了。我带着兵往川北逃，临走前烧了成都。看着火光里的皇宫，我突然想起刚进成都时，街上有个小孩给我递了个糖人，糖人是用红糖做的，甜得发腻。我好像还对他笑了笑，说 “以后跟着大王有糖吃”。可现在，那小孩在哪？是被我的兵杀了，还是被大火烧了？我记不清了。

　　顺治帝福临（顺治八年，1651 年）
　　我坐在御书房里，面前摊着四川的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着 “成都”“重庆”“叙州” 几个地方，旁边注着 “人口不足十万”。户部尚书车克站在旁边，低着头说：“陛下，四川巡抚王骘奏请‘湖广填四川’，需拨银五十万两做安置费。”
　　我用手指划过地图上的锦江，指尖沾了点墨。“五十万两？” 我皱了皱眉，“江南刚平定，漕运还没恢复，哪来这么多银子？” 车克连忙说：“可四川若不移民，恐成荒蛮之地，以后再想治理，更难了。”
　　我想起三年前，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多尔衮叔叔说 “四川乃西南门户，必占之”，还说 “要烧其田、填其井，断敌粮道”。现在敌是断了，可四川也成了空城 —— 去年派去的御史回报，说 “成都城里只有八十七个活人，全是残疾人，路边的尸体被野狗啃得只剩骨头”，这景象，和王骘奏折里写的一模一样。
　　我让太监拿来王骘的奏折，里面写着 “流民归乡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附了一张流民的画像：一个老头背着破筐，筐里躺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老头的脚光着，脚底全是血泡。我叹了口气，在奏折上批了 “准拨银三十万两，移民免五年赋税”—— 我知道，三十万两不够，五年赋税也换不回四川百姓的命，可我是大清的皇帝，要先顾着北方的稳定，再顾南方的荒田。
　　后来听说，湖广移民去四川的路上，死了一半人（像陈承祖一家，五个只剩两个），有的被土匪抢了，有的饿死了。王骘又奏请 “派军队护送移民”，我准了。可军队也缺粮，有御史说 “护送的兵丁抢移民的粮食”，我把那个御史贬到了云南 —— 我不能听这些，我要的是四川有人种粮，有赋税交，至于那些死在路上的移民，他们只是大清江山的垫脚石。
　　康熙元年，我病重时，偶尔会想起四川的地图。那上面的红圈，像一个个血洞，而我，就是那个画血洞的人。我在位十八年，平定了江南，收服了台湾，可四川的百姓，却从六百万变成了十万。有时候我会想，若当初不烧四川的田，不填四川的井，会不会有更多人活着？可我知道，没有如果 —— 皇帝要的是江山，不是百姓的命。
　　尾声
　　康熙五十年（1711 年）的成都，城墙上的老砖还刻着崇祯帝的赋税印记、张献忠的刀痕、顺治帝的移民政令。田地里的麦子，长得很茂盛，金黄一片，农妇们挎着竹篮在田埂上走，篮子里装着刚摘的桑椹，汁水染紫了她们的指尖，像崇祯十七年的春天，却又不一样 —— 她们的脸上，带着笑，不像当年的人，脸上只有恐惧和绝望。
　　李守田老人（注：此处为李守田晚年，非前文青年时期）坐在城墙上，穿着一件蓝色的粗布衫，衣服已经洗得发白，袖口也磨破了。他的手上，全是老茧，像老槐树的皮，给过往的人讲故事时，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树叶：“以前的皇帝，都想保自己的江山，可江山是用百姓的血堆起来的。张献忠烧成都，清军填水井，崇祯帝加赋税，最后苦的都是种地的人。”
　　有个小孩子，拉着他的衣角，问他 “老爷爷，那些人死了，还会回来吗”。老人摸了摸孩子的头，看着远处金黄的麦田：“他们不会回来了，但他们会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好好地活下去。现在的皇帝，让百姓种地，不随便加赋税，可我们还是要记得，以前的苦，不能白受。”
　　夕阳落在城墙上，把那些印记染成了金色，像给死去的百姓，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风里没有了腥气，只有麦香，可老人们知道，这麦香里，藏着六百万生民的魂 —— 他们是李守田的爹娘，是周敦吉守护的百姓，是陈承祖死去的亲人，是那些没留下名字，却在乱世里挣扎过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