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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七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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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七月
李朝元
一
战斗即将打响。政委把侦查连长叫来,让他带领一个小分队,先行埋伏在尽可能靠近敌人监狱的地方,一旦我军开始炮击,即刻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监狱,解救关押在那里的同志。
政委还交代,要特别注意一位名叫赵晓云的女同志,要不惜一切代价解救她。政委非常清楚,一旦我军攻入城池,敌人走投无路,杀害监狱里的同志是件大概率的事情。
团长站在政委身边,默不作声,这是团长的作风。每次战斗开始,参谋长将参谋的意见汇拢,筛选后提交给团党委讨论。这时团长就成了话痨,敌我力量对比,孰优孰劣;存在哪些风险;采取何种战术以及开战的时间选择,等等,分析得头头是道。一旦方案确定,他像关掉一部正在播报新闻的收音机,不再作声了。
不作声是没有语言外在表达,其实,他的大脑正在翻腾,他必须考虑可能的结果,不光是胜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失败的结果,这是一名优秀指挥员在残酷战争中培养出来的习惯。那些只想到胜利,不预想失败,其结果大概率是失败,是毁灭。所以,政委给侦查连长布置任务时,团长的脑子正在考虑结果。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能是一,也可能是二,更可能是三。政委交代完任务后,团长的结果随即出来,“必须神不知鬼不觉”,团长说。如果不是这样,一旦敌人发觉,可能会立即杀害同志;或者急行转移;或以同志当人质要挟;
团长还针对政委的“特别交代”,给侦查连长说,对赵晓云同志要适可而止。意思是不要特别照顾她。监狱里关押的都是同志,解救出他们,赵晓云也在其中,团长这样想。他不赞成政委给赵晓云“吃小灶”。
为何要适可而止?为什么不是全力解救呢?为什么这项任务由政委亲自布置呢?那个叫赵晓云的女同志又是谁呢?
她就是团长的妻子。团长是我的父亲,当然,赵晓云就是我的母亲了。
二
说到父亲和母亲,先说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政委最清楚,因为政委不但是当事人,还是父母的“媒人”。
故事得从很久以前说起。
那时,村子的山坡上开满映山红,有两个女孩儿钻进花丛里玩耍,而父亲和驴蛋子正在山坡上放牛。驴蛋子就是现在的政委,父亲的老搭档。牛正在咂咂的用它扇子般的舌头卷吃着茂盛的青草,俩人下河沟玩水去了。突然不远处传来女孩的呼喊声:快来人啊!快来人啊!父亲和驴蛋子从河沟里跑上岸,急急忙忙穿上补丁摞补丁,仍然穿洞的土布褂子,身上还湿漉漉的,奔向那喊声。到跟前一看,哈哈,一个女孩掉到土崖下。女孩是村里地主徐老财的女儿,名叫徐玉秀。父亲以及驴蛋子等一帮穷人的孩子,平时总是对她包括那几个富人家的女孩儿不屑一顾;当然,女孩们对父亲他们也是不屑一顾,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猫狗不同窝。父亲转头就走。哎哎哎,狗蛋子,见死不救啊?土崖上的女孩急了。狗蛋子就是父亲。有本事自己爬上来啊,父亲说。能爬上来用你啊?土崖上的女孩说。那得有条件,父亲说。啥条件?女孩问。驴蛋子不讲条件要拉徐玉秀上来。父亲说,驴蛋子,你要拉她我就不和你玩了。驴蛋子将弯下的腰直起,将伸出的手缩回,不拉女孩了。你要啥条件?徐玉秀在土崖下抱怨。父亲抱着双臂,似摇非摇地摇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答她的话。给你猪肉吃,徐玉秀说。父亲还是摇头。给你骑我家的大马,徐玉秀接着说。驴蛋子说好啊好啊。徐老财家有一匹骏马,是用三头耕牛换来的,奔跑起来风驰电掣,威风无比,还通人性。不用挥鞭,不用打屁股,叫它停它停,叫它跑它跑,叫它抬头它抬头,叫它卧下它卧下。父亲、驴蛋子早就向往。曾经有一次,俩人用烤地瓜和徐玉秀换骑一次马,徐玉秀转头就走,根本不搭理他们。徐玉秀爱吃烤地瓜,但她家的厨子总是烤不好,不是烤糊就是烤不熟,而村子里烤地瓜烤得最好的小孩莫过于父亲和驴蛋子。驴蛋子听徐玉秀让他们骑骏马,兴奋起来,答应着,好好好,我拉你上来。父亲说,驴蛋子你真拉啊?那你永远别跟我玩。驴蛋子再次停手。徐玉秀在土崖下哭,崖上的女孩也哭,骂他们混蛋,骂他们见死不救。
想要人救还骂人,走,我们走。父亲拉着驴蛋子走。徐玉秀流着汪汪的眼泪在土崖下喊,狗蛋子你到底想要啥?父亲就是不想救她,不负责任地随口一说:要你当我的媳妇。边说边走,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驴蛋子跟在后边。行行行,当就当,徐玉秀说。父亲和驴蛋子将徐玉秀拉上来。徐玉秀被拉上来,好像是早想好似的,说:必须保密,谁也不能说,等我们长大再兑现。父亲指着驴蛋子,好,他作证明。徐玉秀指着身边的女孩说,行,淑梅也作证明。淑梅就是高淑梅。高淑梅嗯嗯嗯,点头答应。也不知道答应替他们保密,还是答应给他们作约婚的证明,反正是点头了。然后,四人拉钩。
于是,两边各有人作证的一桩婚姻就此萌芽了,他们也就此常常在一起玩耍。父亲、驴蛋子不但吃上女孩儿给的猪肉,还骑上那匹骏马,两个女孩儿也吃上他俩烤得香喷喷的地瓜。
那阵子,他们长到跟父母一般高的时候,父亲给驴蛋子说,我们明天晚上行动。被父亲称为“明天晚上”的那个夜晚,黑魆魆的,伸手不见五指,父亲给驴蛋子发信号,学狗叫,叫三声停一下,停停叫叫,叫叫停停,驴蛋子翻墙出来。父亲说,你去叫高淑梅,我去叫徐玉秀。四个人手拉手闹革命去了。
映山红村有很多大狗蛋、大驴蛋、大马蛋在外面闹革命。
后来高淑梅成了驴蛋子的妻子,我叫她婶子。徐玉秀成了父亲的妻子——我亲爱的母亲。
三
那是开战的前一周,首长把父亲和政委叫去,给他们说,我们即将攻打A城,城南监狱里关押着一位地下工作者,名叫赵晓云。据情报分析,赵晓云同志在一次情报传递后突然消失,各种渠道都联系不上,估计被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一种情况是已经牺牲;另一种情况是关押在城南监狱。所以,你们炮击时要拿捏准确,避开那里。一旦攻进城南,第一项任务就是找到赵晓云同志,千万别让敌人提前下手。首长说完,让政委留下另有任务交代。父亲转身出门,大步走回营区。首长对政委说,赵晓云同志很可能是耀书同志的妻子,不过不能完全确定,你心里有数就行,告诉他的时候原则一点。说不完全确定是上级保密的需要。
如何将此事告诉耀书同志?还要原则一点。原则一点就是不要太具体,似是而非、朦朦胧胧,以免引起耀书同志的悲痛。耀书就是李耀书,我父亲的大名。
政委按照首长“原则一点”的意图,将赵晓云可能被叛徒出买的情况告诉父亲。父亲并不傻,接受暗示——赵晓云就是自己的妻子。
四
父亲察看完阵地、检查完弹药配备,协调好与友邻部队的配合事项后,便和政委一起给全体官兵作战前动员。劳累了一天,父亲从作战指挥室回来,坐在床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平时父亲抽烟不多,有也可无也可。抽烟可以帮助他打开思路,排除干扰、静下心来思考问题。烟成了激发他大脑产生灵感的催化剂。如今,妻子有了下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可她为何不叫徐玉秀,叫赵晓云?为何要改名?当初为何要离他而去?而且去得那样匆忙?父亲找不到原因,那个灵感没有出现,所以,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五
当年,母亲离开父亲时,父亲曾经问,母亲就一句话:革命需要。母亲走后,父亲有了疑虑,是不是妻子悔婚了?是不是回去过她富家小姐舒适的生活了?父亲叫来政委问,父亲以为母亲的闺蜜高淑梅婶子知道,那政委一定知道。政委说,我哪知道!革命需要就是革命需要呗,她要是那样说,你就不能怀疑。政委劝父亲时心里也拿捏不准,地主是反动阶级,和穷人根本不是一路人。当然,政委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回去后政委问妻子高淑梅,妻子说,我和她不在一个部门工作,我怎么知道。婶子高淑梅不但不知道,咋一听说,也感到惊愕。父亲、政委、淑梅婶子三个人都持有怀疑。如果按照逻辑分类,父亲和政委怀疑的方向具有一致性,而淑梅婶子的怀疑方向则指向另一个男人——那是一次午饭时间,母亲端着饭碗到处找婶子,找到的时候,母亲扯她一边说,马景宜好像……母亲再看四周,低声说,她从首长那里听到这个名字,他会不会是……婶子说别胡说,怎么会?劝母亲别胡想八想!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婶子想,难道,闺蜜奔着马景宜去了。当然婶子不能把这事儿告诉政委,更不能告诉我的父亲。
马景宜是谁?故乡映山红村五里开外是映山红北村,村里有个地主老财,姓马,马景宜是马老财家的少爷。母亲不但和马少爷是同学,母亲还是马少爷的未婚妻——两家财主约好的婚姻。假如不是父亲“偷”走母亲,母亲就成不了我的母亲,将有另外一个姓马的孩子叫她母亲。
是不是跑去找姓马的去了?婶子一直怀疑,她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她的怀疑最有道理。A城解放后,侦查连长最终找到了她们,确切地说找到了我的母亲和马景宜,是在一家客栈的房间里找到的。它印证了婶子的怀疑。
母亲离开父亲时父母结婚已有两年。母亲有文化,参军后不久被调到高级领导机关从事秘书工作,不是起草文件就是穿梭传递文件。父亲在野战部队,今天出击,明天突围;不是游击,就是整训,夫妻聚少离多,偶尔相聚,都没有过问彼此工作的习惯。一是没有富余时间;二是母亲的工作保密性很强,这一点父亲是知道的。只有一次例外,母亲说敌特可能已经渗入我军XXX机关。父亲第一次听到这个机关的名字,父亲不熟悉这个机关,也就没有放进记忆里。父亲的心思都在他的部队,都在如何制敌取胜的战术上。母亲离别后,父亲久久才想起母亲提到过“敌特”、“机关”这件事情。难道妻子去处理敌特、机关的事情去了?如果是,当然很好,千万别逃跑革命,回家享受。自那时起,和母亲一别,直到A城解放前,父亲再也没有和母亲正式见过一面。好像母亲已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似的。
“直到A城解放前,父亲再也没有和母亲正式见过一面”。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A城解放后父母终于见面了。不但见面,父亲终于知道了母亲的真实身份,不再嘀咕母亲逃跑革命,且证明母亲的革命意志坚如磐石,就更加放心了。第二层是没有正式见面。有一次父亲接受命令去B城侦察敌情,在十字路口,战友碰了碰父亲的胳膊,指往路口那边,问像不像嫂子。父亲看过去,那女子已经拐过路口,父亲只看到背影。背影里那女子挽着一位绅士样的男人,半分钟俩人便消失在街巷尽头。父亲五味杂陈。那次,父亲不但确定妻子逃跑革命,父亲更确定妻子已成为革命的敌人。
六
作战室里,时间以秒为计算单位。
准备好了,一定在第一声炮响之后,马上穿插进去。这是政委给侦查连长下达的最后命令。父亲反对政委给妻子“吃小灶”的决定,政委根本不听。
“咣。咣。咣……”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这是我军总攻的炮声。这一串接一串的炮声浑然一体,那里辨得出哪是第一声哪是第二声。侦查连长带领营救小分队,冒着自己部队的炮火,如一股旋风,穿越敌人阵地,直奔城南敌人的监狱。狱警们都躲进掩体里去了,他们根本没有估计到我军的进攻会如此迅猛,大炮刚响,破城的队伍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小分队突破第一道岗哨,然后是第二道岗哨……
连长带领的小分队直插监狱牢房,咣咣咣地砸开牢房的铁门,同志们快快,快撤出去。连长一边喊同志们撤出,一边不断问,哪位是赵晓云同志?哪位是赵晓云同志?同志里都没有人回应。撤到安全地带,一位中年老成的同志问连长,你刚才喊赵晓云同志?连长说对啊,急忙反问,同志,你看见赵晓云同志了?那同志说看见了,不过估计已经……什么?连长吼起来。那同志说,就在前几天,一名国军军官将赵晓云同志提走。连长很是懊恼,果然如政委所料,敌人提前下手了,可为什么只对赵晓云一人提前下手呢?连长接着问,就提她一个人?对,就提她一个人。那同志说。连长找遍可能的杀害现场,仍然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连长把情况告诉政委,政委抓起电话摇通友军,强调说,一旦发现赵晓云和那位国军军官请立即拦下,直接通知我。
一周后,A城解放了,可仍然找不到赵晓云和那位军官的身影。
它被父亲言中了——它属于父亲“结果二”的预言——急行转移。
有线报,发现赵晓云同志出现在离A城不远的一座县城。一对男女手挽着手走在大街,男的戴礼帽,西装革履,一副绅士模样,女的穿一件旗袍,风姿卓越。模样、打扮,走在街上的姿态和父亲当年在B城看见的并无二样。离A城不远的这座县城还没有解放,政委仍派侦察连长迅速赶到县城,查清赵晓云同志的去向和那个男人底细。很快,底细查到了,那“绅士”就是映山红北村马财主家的少爷马景宜,而挽着马景宜的那位窈窕淑女就是赵晓云同志——我的母亲。政委命令继续监视,并把情况汇报给首长,首长有两位,政委和司令员。他们相互对过一眼,几乎同声出口一句:果然这样。
“果然”是什么意思?“这样”又是什么意思?政委只是听着,没敢多嘴过问。该他知道的会告诉他,不该知道的问了也不会给他说。
寻找机会解救他们,两位首长命令。仍然用“解救”、“他们”这两个词。
寻找机会解救他们,政委给侦查连长转达命令时一字不漏。
得知解放军要攻打A城,国军司令已下达屠杀监狱里革命同志的计划。计划的用语是“一旦”,也就是说一旦A城被攻破,计划才可以实施。攻打A城的几天前,在国军司令部供职的马景宜,手拿参谋长手谕来到监狱将赵晓云同志提走。参谋长是马父的好友,马景宜大学毕业被参谋长要去当随身秘书,后来被调去司令部当参谋。司令看马景宜仪表堂堂,聪明能干,有重点栽培之意。“重点栽培”是表面的公心,联亲才是司令的目的。那天,司令终于开口,给参谋长说要将侄女嫁给马。马重任在身,绕着弯给参谋长说家乡已有婚约,意思明显,是让参谋长传话给司令以婉拒这桩婚事。参谋长不但不传话,还劝马辞掉家乡的婚约。马遇到了难题,必须请示上级。于是,马景宜的名字出现在我军有关部门的会议上。母亲徐玉秀作为会议记录者听到了这个消息。母亲问首长,这个马景宜是不是映山红北村马财主家的少爷。首长这才想起母亲徐玉秀和马景宜是同乡。母亲将她和马景宜婚约的事情说给首长听,首长决定将计就计。于是,母亲告别父亲,踏上隐蔽战线,战斗在敌人心脏。那么,母亲为何要改名呢?很简单,徐玉秀的名字在我军机关里已被很多人知晓,包括潜入我军内部的敌特份子。那天,我的母亲徐玉秀以赵晓云的名字出现在参谋长家。革命同志马景宜正在参谋长家做客——这是组织精心策划的一次“不期而遇”。司令知难而退,不再提侄女婚姻之事。
就在我军计划攻打A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在一次行动中暴露了。那天,母亲去公园门口的石狮子下取情报,被保密局特务发现。特务获知,今天有中共地下党员在公园门口接头,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接头人出现,特务们已接到回撤的命令。就在这时,母亲出现了。母亲蹲下去,假装系鞋带,借系鞋带观察四周,并故意与石狮子保持几步距离,可特务们等不及,前堵后截将母亲抓获。母亲被带回保密局审讯,母亲始终强调自己就是系鞋带。特务拿出一张卷曲的纸,问,这是什么?当然,特务没有抓到母亲的现行,他们早了一步——母亲还没有拿到那张卷曲的纸。“早了一步”——是特务的疏忽大意?还是……怎么会提前下手呢?这可不是保密局特务的作风——马景宜从监狱救出母亲后,两人同时疑问,或许特务里有我们的同志吧。前面说过,母亲在最后一次行动后突然消失,原因就在这里——母亲被怀疑且已经被捕。
马景宜是那个告密者?是他叛变了革命?
连长侦察到母亲和马景宜便装住进一家背街小巷的旅馆。不对啊,马景宜是国军军官,县城是敌占区,他怎么不着国军军装走在自己的防区?——那时,连长包括政委和我的父亲都还不知晓马景宜的身份。政委给连长下达命令将马景宜抓获,但注意不要伤及赵晓云同志。我的父亲呢?他心如刀绞。虽眼不见为“净”,可只是听说此事,就已无法做到内心平静。心爱的女人和一个国军军官同处一室,同睡一床。此时的父亲不淡定了。他没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是命令侦察连长如遇抵抗可以就地解决,包括赵晓云。政委却用更严厉的声音命令侦察连长:“执行我的命令。快去!”连长当然清楚政委“我的命令”里包含的意思,转身出门抓捕马景宜去了。到达现场,遇到几个特务也在抓捕马景宜和赵晓云。此时,连长突然明白马景宜为何不着国军军装出现在自己的防区。一阵枪战过后,特务死伤几个,余下的夹着尾巴逃跑了。救出马景宜和我母亲后的第三天,县城解放,政权回到人民手中。
七
父亲和母亲相聚,马景宜——我叫他马叔叔,调往他处,继续战斗在隐蔽战线。
当年冬天,一个雪花飘飞的日子,母亲生下了我。胜利后夫妻重逢,这在战争年代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而且有了可爱的孩子——革命的后代。母亲喜上眉梢,在月子里唱起歌来;父亲手痒难耐,没有仗打提着一支长枪到郊外打猎去了。可那只是短暂的高兴。不知道是过了半年还是一年,或许更长一点时间,父亲高兴的心情一天天冷了下来。父亲不再一次次将我举过头顶,让我骑他大马,也不再一天天小狗蛋小狗蛋的叫我。母亲问,遇到啥事了?父亲说工作上的事。父亲和母亲重逢后,母亲改变了父亲抽烟的习惯——烟雾缭绕,咳嗽吐痰,不讲卫生?所以,父亲遇事再也不能一根接一根抽烟等待那个灵感的出现。那天,父亲突然跟母亲说,把小狗蛋送回老家去吧!母亲问为啥?父亲说,你又有了身孕。母亲说,有身孕就把孩子送回去?谁的道理?父亲说,战争可能再起。母亲觉得有道理,蒋家王朝不甘心灭亡,天天叫嚣反攻大陆,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所以,母亲不再说话,算是默认父亲对于目前形式的分析。但是,要将我送回老家,母亲没有松口。不久,战争果然再起,但不是国军反攻大陆,而是朝鲜战争爆发。父亲接受命令带领他的队伍跨过鸭绿江。就在这年,我回到了老家——满山遍野开着映山红的村庄。
八
和我同龄的伙伴们已经很少有叫狗蛋子、驴蛋子的了,不是国庆,就是建设,或者这个军那个军的叫。那些大狗蛋、大驴蛋,大马蛋,中狗蛋、中驴蛋、中马蛋们回家时都有了优雅而富有文化气息的名字。唯独我还叫小狗蛋。等我长到七岁,那是个上学的年龄,祖父捎信给父亲,该给孩子起个正式的名字了,总不能小狗蛋小狗蛋地叫到学校里。父亲回信说,就叫七岳吧,叫李七岳。我的故乡有六座大山,两条河流,可如果以地理标志取名,可叫成李两河或者李六岳,就像以三山五岳代称华夏大地一样。是父亲忘记了故乡?还是工作太忙?还是酒喝多糊涂了?可有一次课堂上,老师念到父亲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开头一句便是:我的家乡有六座大山,两条河流……我不知道父亲为何给我起“七岳”这个名字,后来我问母亲,母亲说我哪知道。母亲还说,你父亲没什么文化,然后接着说他也没问过我的意见,七岳就七岳呗,有个名叫着就行。
可为了“七岳”这个名字,我失去了多少父爱和母爱!因为,父母很少回来故乡看我,我再也没能和他们团聚一堂。令我没想到的是,长大后我还知道,父母为着这个有着别一种含意的名字吵得不可开交,要不是政委和淑梅婶子从中调和,就是离上两次、三次婚都有可能。
说了半天,忘了介绍驴蛋子政委。政委姓吕,名:箪竹。我的文化不高,遇到不会念的字直接念边旁,竟然大多数都念对了。按照我的念法,箪就念单。箪竹是竹子的一种,因竹节上下长有白色粉沫,手一碰就哗哗往下掉粉,所以也叫粉箪竹。箪竹是我的家乡最长见也是最高最大的草本植物。驴蛋子是不是吕箪竹的谐音叫出来的,我不敢问长辈,就像我不敢问父亲为啥叫狗蛋子同一个道理。而所以叫我小狗蛋,是因为父亲是大狗蛋。我是他儿子,叫小狗蛋顺理成章。记得我第一次叫驴蛋子政委叫成吕叔,吕叔说叫叔就行了,父亲说字多了不好记,叫一个字就行。父亲说话不严谨,叫一个字就行?那就叫“吕”,行吗?母亲食指点着我的脑门说,你这个笨脑筋。我确实是笨脑筋,这在我十五岁回到父母身边后,一系列笨脑筋的表现可为见证。那是后话。
父亲和叔在一起总能打胜仗,一旦分开不能说必败无疑,说它三败七胜比较确切。父亲的作战特点是勇猛,不计后果。叔的作战特点是谨慎。那次伏击战,父亲手枪一挥,势如破竹,鬼子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战士们只顾捡战利品。鬼子边逃边扔下枪枝弹药、罐头食品为诱饵。叔识破了鬼子计谋,欲行阻止,父亲呛他胆小鬼,后果不言而喻。至那以后,一旦叔提出补充意见,父亲必说,按照政委的吩咐执行。叔的政委和父亲的团长职务是在首长拟好围攻A城计划的前几天任命的。父亲和叔在解放战争中一路提升,从连长到团长,从指导员到政委。围攻A城之前,叔在友团当副政委,首长给父亲下达完作战任务,父亲坐在案桌旁不走,也不作声。首长说又来了又来了,你干脆把吕箪竹娶回去当媳妇算了。父亲说,他要是个女的我肯定娶。最后父亲战胜了首长,叔给父亲做了政委,再次成为搭档。父亲时不时也暴露他的嫉妒心,只要叔提拔在先,父亲总是连讽带刺,哼,有什么了不起,你离开我试试。然后去喝酒,然后去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当父亲提拔在先,又总是去找首长,叔是如何如何的政治工作才取胜利。找多了,首长拍桌子训他,干脆你来当我的首长算了。父亲气嘟嘟出门,脚板跺在门槛上山响。父亲的招数很管用,叔一次次成为父亲的搭档。有玩笑开到他俩头上:狗蛋子驴蛋子,滚来滚去成了牛蛋子。牛的寓意是很厉害的意思,比如吹牛、牛气冲天。
婶子呢?——淑梅。淑,《说文》说它:清湛也。《诗大雅·桑柔》说,其何能淑——清也。又有:淑淑——清净。淑清——明朗;纯净。淑然——清纯的样子。梅:王冕说她:“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安石说她:“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有这么多关于淑和梅的解读,人如其名、其字,一言以蔽之,我就不多说了。
九
说完父亲母亲,说完叔和婶子,该说到我了。
大概是两岁多吧,父母把我送回老家。两岁多,多多少?我曾经问过父母,也问过祖父祖母,都说记不清了。我为何一定要追问得如此具体呢?因为我正在统计这辈子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我一辈子都在纠结这个时间,以至于抑郁不知不觉潜入心底,不能自拔——我是用时间的多寡来衡量我和父母感情的深浅。因为,因为啊,在我15岁之前的记忆里,母亲没有给我买过过年的新衣;因为,因为啊,在我15岁之前,没有存留过父母的模样。父母唯一的模样是那张竹林下的照片。因此啊,在我的心底,父母对于我的感情总是那般遥远,一如故乡和A城之遥远。
我回故乡的原因,据说,一是父亲被调往抗美援朝前线;二是母亲怀上了妹妹。等妹妹长到三岁,母亲又怀上了弟弟。所以,我一直呆在故乡。所以啊,我对于故乡,对于抚养我长大的祖父、祖母有着特殊的感情——
祖父牵着我的小手,走在村庄的石板街上。大人们常常开我的玩笑,小狗蛋你拨一下裤子,我看看有没有蛋蛋,我很听话,把大腿岔开。有啊有啊!那为啥总穿花衣裳?逗我玩笑的大人说。祖父总爱给我穿花衣,花衣绝对没有红色,是蓝色和紫色的格子花衣,是姑姑小时候穿过的花衣,它和小伙伴们不是黑就是兰或者灰色形成鲜明对比。我不知道祖父是怎么想的。还有我的头发,祖父用一只大碗扣在我头上,剪子沿着大碗周边走一圈,男不男女不女的,故乡叫它碗盖头——伙伴不是光头就是半光头顶上留着一撮毛,我同样不知道祖父是怎么想的。
故乡让我的童年,我的少年无比欢乐。我们去河沟里玩水,故乡有两条河,严格讲是一条河,另一条是雨季才汹涌澎拜的季河,故乡人都叫它竹沟,或者竹沟河。那条真正的河,叫柳杨河,因为河岸两边长满了柳树和杨树,所以叫柳杨河?可我家乡这条河段和竹沟河一样,岸边长满密密麻麻的竹子。大头竹、青竹、箪竹、麻竹等等,即使有柳树或杨树,也只是偶尔的几棵。
雨季过后的一段时间,柳杨河和竹沟河都退去了它的汹涌澎湃,变得水势缓缓,波光潋滟。它是我们的天堂。竹沟河上有座石拱桥,我们玩跳水,伙伴们总是拍肚皮,我却从容自如,直挺挺的站在桥上,然后如行走一般,先迈开一条腿,接着后退跟上,笔直地降落下去,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它怎么会拍打肚皮呢?伙伴们总是学不到要领。我说,你看,就这样。我给伙伴们示范,却不料伙伴推了我一把,我几乎像一根扁担,横着拍下去。哎呦,肚皮那个疼,红红的一片。伙伴笑哈哈说,鲤鱼打挺。鲤鱼跃出水面,往往成横状落回水中,故乡人叫它鲤鱼打挺。
当然还有漂流,那是在柳杨河里,时间多是炎热的盛夏,地点选在村庄北面大约一华里的范围,那里水势缓缓,是个渡口,渡口有渡船。一根铁丝连接两岸,一根麻绳一头固定在船头,另一头绑着个铁环,铁环套在铁丝上,船工手握铁环拉动铁丝,脚踩着船头,稍一用力,渡船如水蜘蛛般,一溜烟就到了河的对岸。我们给船工干活——手、铁环、铁丝配合好,渡到河中央便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然后探出头来脚踩着水,一任水波推送。漂流是文雅的说法,我们叫踩水。渡河人多的时候船工是不让我们帮他干活的,只有人少的时候船工偷个懒,抽支烟才让我们碰他的船。我们往往渡到河中央便跳下河去。船工还想偷懒,有时候说,渡到对岸去渡到对岸去,我们惟恐船工不让玩,于是,轮流留下一人将船渡到对岸,其他人如下饺子般在河的中央扑咙扑咙跳进河里。
我们还在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河面上既玩跳水,也玩漂流。撑过柳杨河的竹排有两种,一种是载货,另一种是打鱼。遇到载货的我们游到竹排旁边时,船工就用竹篙将我们打走;遇到打鱼的竹排,上来吧上来吧,渔夫将我们拖上竹排。一来替他解闷,二来我们搅动了水里的鱼,鱼或翻出水面或急速游动暴露行踪,渔夫趁机将那大网高高举起,一网下去,网网不空。我们从竹排上跳下水,顺水漂流约一华里,然后上岸,光屁股从河岸地埂上返回,再漂,将地埂踩成一条路,地的主人撵着我们骂。家长打,老师批评是必然的。
故乡的夜晚很是美妙。
故乡人都有习惯,一到盛夏,家家户户门口不是竹席就是竹椅,都出来乘凉。个个手拿篷扇,驱赶虫蚁,驱赶蚊子,任凭山里、河面吹来的凉风舔舌身体,无比惬意。有的乡人睡着了,做起梦来,喊道:谁拿我家的筛子啰?故乡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德。家什农具挂在自家墙上,谁用谁取,找不着了站在大街当中喊一声,拿走器物的乡人也是站在大街当中应到:在我家咧。小跑着将借物递上,也不说谢谢,不好意思,耽误你用了,等等客套话,下次照常。妻子听着丈夫的梦话,篷扇打过去,丈夫翻了个身呼噜呼噜再睡过去。
我们小孩呢?空酒瓶子和一根竹枝是必备器物。竹枝用来打萤火虫,不知道是那个小伙伴的发明,竹枝挥过去,萤火虫十有八九被打落地下,然后抓起来放进瓶子里,多的一晚上抓它百余只,少的也有十几只。我们举着光亮亮的瓶子满大街奔跑,有个伙伴摔倒了,摔破了瓶子,扎破了手,家长撵我们回家,一晚上的欢乐才算结束。
后来再长大,学会了上山砍柴,跟着祖父祖母、叔叔姑姑种地施肥,耙田插秧,还负责照看弟弟妹妹——家叔的孩子。
那天,弟弟让我领他去抓天牛。天牛爬在树上,我说,我上去你在下面等着,弟弟不听也跟着上树,我推了他一下让他离开,可一转身他上了另一棵树,天牛倒是抓到了,可弟弟的衣服被挂破了,回到家里挨家叔一顿臭骂。除了怪我没看好弟弟外,有一句话刺痛了我的心,让我特别难受,那意思是说我没有父母管教,天天在他家耍野。我没犟嘴,心里却不服气,明明是弟弟让我领他去的,弟弟不听话硬要自己爬上去,怎么就成了我的错了?这是祖父祖母的家怎么就成了他的家?或许是委屈,或许是太想父母了,晚上做了个梦,大哭起来,爸爸妈妈喊个不停。祖父祖母起来哄我,半天功夫我才从梦境中醒来。我说我想爸爸妈妈了,他们为什么不来接我?为什么把我留在别人家里?祖母对祖父说,孩子长大了,董事了,想的事多了。
天亮了,家叔上坡去锄地。祖父叫过姑姑,几乎是命令,丫头,你给狗蛋写信让他把小狗蛋接走。姑姑说我哥都这么大了,咋还叫他狗蛋。祖父说狗蛋就是狗蛋,照我说的写,用我的口气写。祖父显然是怄气,他怄父亲母亲的气,把孩子放在这偏僻的山村,一放就是十几年,孩子不要前途了!
十
是啊,十几年,是那样的漫长,我在故乡慢慢长大。慢慢,是小孩眼里的时间,可在大人眼里,这时间,像飘过天空的云彩,很快很快!
父亲在朝鲜战场英勇作战,在一次攻坚战中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小腿,退出战场回国,分配到A城军分区任职,之前母亲已转业到A城市委机关工作,婶子也同期转业到市里的医院工作。朝鲜战争结束,叔也转业到了A城公安系统工作。
父亲接到祖父的来信,若有所思,又思不能定,他将信插进床单底下。母亲洗床单时看到了信,为接不接我回A城父母吵开了。父亲找借口,让我在农村锻炼成长。他说,映山红村出人才,男孩子必须吃苦耐劳,将来才有出息。母亲说现在解放了,生活安定,只要条件许可革命后代都应该生活在父母的怀抱里。父亲还是不听劝。叔和婶子知道了过来劝父亲。父亲心虚,在母亲、叔和婶子的三重夹击下败下阵来。
十五岁那年,我记得很清楚,5月13日我离开了亲爱的祖父祖母和可爱的故乡映山红村,坐了5天5夜的汽车火车,于5月18日到达A城,回到父母身边。
弟弟妹妹教我怎么打开电灯,怎么接家里的电话,怎么打开暗锁回家,怎么买票坐公交车逛商场,教我骑自行上学,教我怎么和院子里的叔叔阿姨打招呼问好,见到父亲母亲的战友或同事,说到你时要说您,等等。电灯、电话、骑车、逛商场我很快学会。困难的是打招呼,因为看不准年龄,常常把阿姨叫成姐姐,把姐姐叫成阿姨,有一次竟然直呼父亲战友的姓名。我的拙笨引来母亲的不满,这么简单的事学起来就这么难吗?更难的还在于我叫不出爸爸和妈妈,十几年我都没叫过,一下子叫,我叫不出口,将要叫时就哽在喉咙里,那声音就是出不来。父亲倒是无所谓,母亲不悦,母亲家庭富裕,自小上学,知书达理,有学识和教养。母亲似乎容不得我傻头傻脑、呆若木鸡的行为,因此,我常常挨骂。
母亲似乎也不喜欢我了,或许认为父亲的想法是对的,我应该留在映山红村。让我更加沮丧的是,我的学习搞得一团糟,父亲怒吼时就骂:X你妈的,连你弟弟的一半都不如。母亲刚开始还耐心辅导,可时间一长,不但耽误她的时间还消磨她的耐心。可我的确不争气,的确如母亲说过的笨脑筋,只要有排名,科科第一,倒数的。父亲半讽刺半实话,说,我早就说过,什么铁打什么钉,什么木做什么橱。本来对于电灯、电话、公交车、自行车,还有琳琅满目商场里的商品,还有城市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我很是好奇和向往,很是自豪和幸福。可对于父亲,对于母亲态度的转变,这些好奇和向往、自豪和幸福统统自生自灭。我开始厌恶这座城市,厌恶这里的生活强加给我的改变,甚至悄悄厌恶父亲和母亲。
终于,几天后的一件事触发了我释放这厌恶,成为我重返故乡,回到祖父祖母身边的理由,这个理由是给我的也是给父母的——如果他们顺水推舟的话。
那天,我领着弟弟在院子里玩,几只天牛爬在树枝上,弟弟要上去抓,我坚决不让,映山红村里发生的事情对我有着深刻教训。为了满足弟弟的要求,我自己爬上树梢,抓到了天牛。弟弟跳起来高兴。给我给我,弟弟喊。我伸下胳膊将天牛递给弟弟,弟弟跳几下够不着,我再探下身体,弟弟再跳起来,天牛连着我的手一起被弟弟抓住,往下拽,将我从树上拽了下来,我的大腿被树枝挂破流了很多血。院子里一位阿姨跑过来救护,把我送到医院,破口位于主动脉,大量的血流出来,要缝合也要输血。母亲接到阿姨的电话,母亲患有贫血症,医院不让她输血,母亲电话找到父亲,父亲正在调度民兵集训,父亲说他没有空。我的伤口还在流血,叔动员了几个和我相同血型的警察叔叔献血,才将我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那天,母亲和父亲为这事开吵,越吵越厉害。母亲说,就你那点工作,停一会就不行了,别人替一下就不行了?父亲强调说,革命工作岂容私事耽误,那要犯原则性错误的。母亲继续吵,你狗屁原则,这又不是打仗,就是打仗,也必须抢救战友。哎哎哎,原则性原则性,救战友和救儿子是一回事吗?我看你的地主阶级思想要彻底革命。父亲也是继续吵。母亲似乎理亏,不吵了,蹲在地上哭……
哎哎哎,狗蛋子,你扯远了啊,咋这样说话。叔和婶子过来串门,推门进来,正遇父母吵架,叔批评父亲。母亲站起,说,他就是个粗俗的武夫。接着母亲一一数落父亲这些年的粗俗。父亲被戳到痛处,吼起来,我粗俗?我本来就粗俗!嫌我粗俗你嫁他去。母亲不服,说,不是大黑夜里你扯着我……母亲话说一半,突然觉得逻辑有错,可能会被父亲抓住话柄——不是父亲拉她革命,她便没有今天革命成功的喜悦和幸福生活。父亲还是抓住了话柄,说啊说啊,不是我大黑夜拉你,你就和他……叔听到这句话,冲着父亲吼起来,狗蛋子你要干啥!不讲原则了?满嘴跑火车,尽胡说八道!母亲怒怼父亲,对啦,我和他又怎样,他也是同志,是党培养的革命者,他比你强!母亲和父亲说的“他”指的是马景宜叔叔。马叔叔此时任教于某军事学院,教授谍报和密码破译。父亲听到“比你强”便疯了似的跳起来吼。哦,原来你们还在隐蔽战线,怪不得……母亲丝毫不谦让也是大声吼,怪不得啥?怪不得啥?你把话说清楚,啥隐蔽战线?啥叫隐蔽战线?你说你说,你侮辱人。父亲还是疯着说,我侮辱你?我给马景宜养了十几年的儿子,这难道不是侮辱吗?母亲听出了弦外之音,激动起来,一声比一声高,你放屁,放狗屁,放狗蛋子屁。母亲委屈,但又找不到攻击父亲的话,绕着“屁”骂。婶子将母亲拉出门,母亲一边出门一边回过头来吼:哦,原来你的隐蔽战线在这里,怪不得,让你输血你推三推四,东一个借口西一个借口。把小狗蛋支回老家,今天这个原因明天那个原因,就是不接小狗蛋回来。你看,把小狗蛋养成这样!
我在屋里听父母为我而吵,大把大把的眼泪掉下来,顶着满脸泪水,我推门出去,朝故乡方向猛跑。我决定回老家去,那里才是我快乐的地方。
叔和婶子轮番作父母的工作。
父亲解释说,我为啥给小狗蛋取名七岳,你真以为我记错了映山红村那六座大山?我是给小狗蛋一个记号,十月怀胎,一早分娩,我和她徐玉秀重逢才七个多月,她本事再大,七个月能生出个人来?鬼才相信!他们才是隐蔽战线潜伏在我身边的敌特。我给马景宜养了十几年的孩子,看在他也是革命同志的份上,不戳穿她。
婶子劝母亲,狗蛋子误解你,你是得了流感才早产生下小狗蛋,他不懂“七个月”你应该给他解释才对。母亲说,他从来不提不问,闷在心里,隐蔽战线十几年,要不是今天吵架,这个狗特务还将继续隐蔽下去。婶子卟哧一笑,说,那革命损失就大了。母亲也笑了起来。婶子说,不许再提离婚的事了,那样多伤感情。大黑夜我们四人一起私奔,有革命的成份也有感情的成份。
十一
叔把我从车站截回家,劝我说,那是你爸你妈的气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叔说,我用你几根头发,然后从我头上揪下几根头发。叔虽然劝我,但他心里也打鼓,两个青春男女为了革命,几年如一日扮成夫妻,配合默契,难免日久生情,这是人性也是人情——人之常情。如若我是父亲的就一定继续是父亲的;如若我是马景宜叔叔的,那就还给马叔叔,毕竟是他的血肉。叔这样想,叔也正在这样做。
那天,叔和婶子把父亲、母亲和我都约到一家酒店。菜都上齐了,可叔说等一会。叔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马景宜叔叔。
马叔叔刚坐下。叔起身,说,现在我命令即日起所有隐蔽战线停止工作,恢复真实身份。接着叔宣读了一份DNA鉴定报告。父亲听懂了也听清楚了,“嗖”地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母亲说:“我现在命令你,徐玉秀同志,收回你的愤怒,将那两个狗特务彻底干净地消灭掉!”
父亲说的那两个狗特务就是“离婚”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