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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寒 ...

  •   韩冬杨只在奶奶家的时候吃饭不愁,一回到家,仿似一夜回到解放前,家里的主食只有玉米饼。
      他记得奶奶家也烙玉米饼,但只是偶尔,而且奶奶手巧,烙的玉米饼又软又甜。母亲手艺不精,人又懒惰,烙出来的饼又酸又硬。
      饶是吃粗粮,就咸菜,也依旧给韩冬杨吃出了一个又圆又聪明的脑瓜子。
      韩冬杨自上学起就成绩优异,人长得又白净,特别招老师喜欢,从一年级起就被委任为学习委员。
      他因为学习好,人又乖巧可爱,甚至连上了高年级的两位姐姐的老师都知道他。
      浑身上下的补丁衣服并没有让他自卑,而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卑,是在二年级的一节数学课上。
      上课后,老师举着一个表面粘满了泥土的玉米饼,大声询问失主。连问了好几遍,却迟迟无人认领,老师的眼神环视了一周,最终在韩冬杨的身上停住。
      “韩冬杨,是不是你的馍馍?”老师略带严肃地问道。
      “……我忘了,我今天有没有带馍了……”韩冬杨结巴着,假装低头翻看自己破烂的书包。
      “行,既然没人要,就先放这里吧……”老师说完,又看了韩冬杨一眼,打开课本,开始往黑板上写字。
      同学们都是附近村子的,数学老师更是本村的人,谁不知道谁家什么情况呢。
      他们学校是一排排的土坯青瓦房,教室里用土垒起一个方形的火炉,每天上学时,班里的同学轮流从家里带一捆柴火来。
      趁着大家上早操的时间,值日生会生起火,等同学们跑完操,他们会拿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馒头,轮流架在火上烤。
      韩冬杨的玉米饼,在他上二年级的那个年代,已经算是稀有物了,他只拿出来烤过一次,便引得同学纷纷打听玉米饼的主人。
      后来大家知道是班长的,便不再吭声了,烤好之后还会好心递给他。并没有像对待别的同学的馒头那样,被直接拿起来,再胡乱扔在布满粉笔末的讲桌上。
      那天丢了的那块玉米饼,具体是怎么丢的,韩冬杨也不清楚,可能是从书包里掉出来了,但是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带过吃的。
      那时,他们还是早晨上两节课就放学,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只是肚子饿的咕咕叫也很难为情,还好大家肚子饿了都会叫。
      那时候的冬天真冷啊,早晨六点多就要起床,别人家的孩子有母亲做的新棉衣,棉鞋。而他们姐弟一年四季,只有一双几层旧布料做的单鞋,穿破了都不算完事,还要打上补丁再凑合一年。
      韩冬杨上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年轻女孩,从市里的师范学校刚毕业,人长得好看又温柔。
      早上跑完操,韩冬杨站在第一排正中间,班主任讲了几句话之后,低头看见了他脚上那双,已经看不出布料颜色的单鞋。除此之外,从旧棉衣里拆出来的破棉絮做的棉裤,又短又不顶事,他的脚脖子早已冻得发紫。
      “你怎么不穿棉鞋啊?你不冷吗?”老师说着,抬手摸了摸他冻的通红的脸蛋。
      “我没有棉鞋……”他怯怯地回答道。
      一到冬天,班里的同学都穿上了颜色崭新的布棉鞋,看着是塞了足足份量的棉花。鞋底子或是手工纳的布鞋底,两块装订在一起,或是专门由鞋匠订上胶鞋底子,看着就十分暖和。
      韩冬杨那时做梦都想要一双这样的新棉鞋。
      他想不通到底是因为家里太穷,买不起棉花,或是买不起布料,还是因为母亲太懒,根本不愿意为孩子的吃穿花心思。
      说是买不起布料棉花,家里每逢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腾出柜子里发了霉的脏旧衣裳,再用木板车拉到门前的沟壑里倒掉。
      后来,韩冬杨时常想起小时候,脚上和手上生的冻疮,觉得好笑之余也会设想一下。
      如果母亲把这些旧衣裳洗干净,再塞点旧棉花,哪怕塞点破衣料,做出来的布鞋或是棉鞋,按一年一双算,估计都够他们姐弟穿个十几年了。
      不提有没有棉鞋穿,起码单鞋就不至于打补丁。
      母亲在冬季没有农活干的时候,常常是最闲散的,她的草席子底下压了好多破旧的小说。她也有时间和邻家的小媳妇一起研究织毛衣的新花样,但她却没有一点时间给子女做一双新鞋,或者一件新棉衣。
      西北的冬天必定会下雪,鹅毛般的大雪一天一夜的连着落,他们那个地方又干燥,下了雪便存下了,长久的消不了。
      土坡上的冰溜子本来没那么结实,被驮水的驴,和拉车的牛依次踩踏,再撒上新打上来的井水,那真是和专业滑冰场有一拼。
      结了冰溜子的路面根本走不了人,韩冬杨常常在冬季的早晨,抹黑趟着土坡边缘没有被踩过的积雪往坡上走。
      雪的厚度足以盖过他的单鞋,肆意地从鞋帮子里钻进去,又没过早已短了几寸的裤管,透心的凉。
      他那时觉得好冷,但却从没有觉得辛苦,也没想过退学,是从来没想过。
      也许是他成绩好,老师们都很喜欢他,这确实让他挺开心的。
      每年考完试,再去学校拿成绩单等着放假,听老师表扬他又是各科第一。他满意地拿了成绩单,再打着冰出溜下坡,早就忘了上坡时的辛酸和艰难。
      三年级那年,家里开始有了一点余粮,那年小麦收成算好。
      但是家里的油作物收成还是不行,有一段时间,家里一直买廉价油,炒菜一股机油味,那个味道令人恶心又印象深刻。
      即使是那种廉价油,韩冬杨他们家也是每次吃到油瓶底朝天,都没钱买新的。每到那段时间,母亲炒的腌白菜里会出现大量黑色的残渣,他就知道家里又没有油吃了。
      那年太爷也去世了,太爷去世时在清明前后,连着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太爷去时没受什么苦,病来的快,人走的也快。
      太爷走的时候,韩冬杨已经晓得难过了,他是真的很难过。
      太爷平时给别人家看果园,寒暑假看学校,自己能攒一点小钱。
      有一年,太爷还买了一把新雨伞,这个东西韩冬杨只见班里的同学用过,他们家不会有这样新鲜的好玩意。于是他们姐弟和太爷说好话借了来,下雨时一人一天轮流打着,后来那个伞不知被谁弄坏了。
      等到太爷想起来找他们要时,伞的骨架已经折了好几根,他心疼地骂了他们几声就回屋了。
      太爷看学校的钱,有好几次都被用来顶了他们姐弟的学费,但是太爷的工钱也没有多少,姐弟三个人根本不够顶。
      太爷起初是不同意的,父亲当然不会出面,一般都是母亲出面说和。
      后来没了太爷,他家里又通过大队还是如何,开了贫困户的证明,免了学费,只交书本费。
      韩冬杨在去镇里上中心小学之前,都是属于贫困生,班里实际上也有和他情况差不多,甚至比他还可怜的贫困户。但是他们并没有像韩冬杨一样,成为全校优等生,被师生熟知,又同时是贫困生钉子户。
      韩冬杨后来总结了,可能因为他们缺一个像韩冬杨的姑姥这样的厉害亲戚,这个厉害的亲戚也算力所能及地帮了他们家好多忙,也给了韩冬杨平庸又懒惰的父母,以贫困户自居的方便和侥幸。
      贫困户并不可耻,但是不想方设法改变现状,依赖贫困户免掉一些金钱的负担,穷的心安理得才为人不齿。
      太爷去世后,没有人再来挣钱,替他们顶学费,他们姐弟的书本费会常年欠着。
      母亲会让韩冬杨去找催要书本费的老师解释,他们家很贫困,他却常常难以启齿。
      学费已经因为贫困户减免了,他该怎样向别人诉说,自己家到底有多穷呢。
      年复一年,村子里的人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只有他们家一如往昔的穷困潦倒。
      太爷去世时,姑姥一家都回来了,因为大人物来了,相邻都来看热闹,有了姑姥的注资,葬礼也办得极其风光。
      虽然连天阴雨不断,新式的吹鼓手,葬仪队却一个都没有少,姑老爷还在葬礼晚会上唱了秦腔,引得大家纷纷喝彩。
      晚间和母亲说话,姑姥说起这些年,太爷过段时间都会失踪几天,是去了市里找她。
      前面说过,太爷虽然不是姑姥的亲生父亲,又时常打骂残疾的姥爷,但是姑姥是个贤惠的好心人,她做不出绝情不认继父的事。
      姑姥说太爷常常背着一个蛇皮袋子,里面装满了大白菜,土豆,等新产的农作物。
      他每回来时,都将整个蛇皮袋子装得满满当当,太爷不会打电话,也不会写信,常常独自去了赶上姑姥家里没人,就靠在门边一直等。
      姑姥说,起初姑老爷还在教书的时候,住的是单位分的平房,好些职工都住在一个院子里。
      太爷却时常衣衫褴褛,隔段时间就出现在她家门口,引得众人侧目,活像个叫花子一样狼狈又十分准时。
      太爷每回去了,姑姥都没让他空手回来,会将他身上补丁摞补丁,却还算完整的旧棉衣清洗干净,再为他换上一身新衣服。
      蛇皮袋子里的农作物留下了,也会被旧玩具,旧衣服和一些零食,茶叶,香烟填满。
      韩冬杨也记得太爷这个每月都很固定的行程,他走时不会跟家里人说,只会去地窖里装上储藏的白菜和萝卜,再去打包一些农作物。然后换上自己最完整的棉衣,戴上他那副老旧的师爷镜,仰着头出走。
      因为太爷和父亲积怨已深,而母亲当然是向着父亲的,平时与他也不甚亲近,只在需要钱的时候会去说几句软话。
      太爷出门时,自然不用和任何人报备,他了无牵挂,也知道无人记挂他。
      走上十多里路,再从山上下去,就会来到青城县的公路边,再走大概二十里进城,进了城就能搭上去姑姥家的班车。
      太爷那时候大概是有班车的,但是他会不会坐,谁也不知道,从来没有人问过。
      在韩冬杨的记忆里,太爷一直都在摆摊,后来那几年,也没人买太爷那些陈旧的农用工具了。
      没有生意做了,在家里,太爷又不愿意和父亲每天面对面,于是他开始一年四季地到处帮别人看果园,看庄稼,看学校。
      在那个没有什么大消费的偏远山区,太爷自己攒的钱足够他自己吃喝,但是他还是闲不住,也许是在攒每年去看姑姥的路费,这个理由看来是十分合理的。
      姑姥参加完葬礼,临走时,她摸着韩冬杨的头问他难过吗,以后再没人给他们零花钱了。
      这句话是真的,不管两毛,三毛,他吃的第一袋干吃面就是太爷给钱买的。
      太爷在的时候,集上一毛钱一根,染的五颜六色的糖精味冰棍,他们姐弟还是偶尔吃得上的。自从太爷走了之后,这些额外的花花绿绿,全都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
      父亲常年忙于农活,只会种地,根本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家里人口又多,按人口上粮,每年累死累活种□□亩麦子,除去上粮和还上年借别人家的,几乎所剩无几。
      家里人多,劳动力却只有两个人,穷气如同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一年跟着一年穷。
      直到家里的老人全都去世,上粮的份额少了,家里才有了一点余粮。狠心卖掉剩下的一大部分作为贴补家用,实际上也卖不了多少钱,他们那里最不值钱的就是麦子。
      饶是这样,家里还是穷的叮当响,这也是韩冬杨上了二年级还在吃玉米饼的原因。也是家里姐弟只要感冒咳嗽,父亲就会唉声叹气,大声抱怨谩骂,嘴里重复着他怎么那么命苦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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