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g》代樱

10、隔阂

　　盛夏的狂欢逐渐平息，高考成绩公布，志愿填报，录取通知书陆续抵达。
　　如同无数学生一样，我和周禹也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录取结果。
　　我毫无悬念地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梦想成真。周禹的分数极其优异，足够他选择任何心仪的文科专业。
　　填报志愿前夕，那一天我外出取材，陈洄来找他。陈洄家境优渥，目标明确，一心向往金融行业的精英生活。
　　“小禹，你分数这么高，不报金融太可惜了！”陈洄翻着志愿指南，极力劝说，“学文史哲出来能干什么呀？当老师？做编辑？又辛苦又清贫。听姐姐的，以你的聪明和韧性，学金融最合适不过了！前景好，收入高，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你啊，还是得为自己打算，得现实一点。”
　　陈洄的话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周禹一直以来的梦想是文学或历史，那是能让他感到充实和快乐的方向。
　　但“现实”这两个字，对他而言，有着比别人更沉重的分量。孤儿的身份让他比同龄人更早熟，更清楚生活的艰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他没有任性的资本，安稳和富足，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艺术生的恋人，未来的变数……陈洄的话戳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隐忧和不安。
　　经过几天的挣扎和失眠，在志愿填报系统关闭的前一刻，周禹颤抖着手指，将第一志愿从原本的中文系，改成了那所顶尖大学的金融学。
　　鼠标点击确认的瞬间，他感到一阵虚脱，仿佛某种纯粹的东西被自己亲手扼杀了，但同时，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踏实感。
　　录取结果出来，他如愿被录取。
　　他把消息告诉陈默时，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兴奋：“周禹，我也被录取了！都在北京！”
　　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但听到“金融系”时，还是愣了一下。
　　我明明记得他说过喜欢文字，喜欢历史里的故事。我小心翼翼地问：“金融？我记得你之前……”
　　“哦，那个啊，”周禹打断他，语气故作轻松，“姐姐说得对，学金融更实际嘛，将来好找工作。而且我觉得挑战一下自己也挺好的。”他隐藏了所有的挣扎和妥协，只把结果呈现给我。
　　我罕见的沉默了几秒，然后笑着说：“嗯，你那么聪明，学什么都肯定很厉害！以后就是金融精英了。”
　　不算敏锐却也察觉到了他语气里的一丝不自然，但我还是选择尊重他的决定，把疑问压在了心底。
　　整个暑假的后半段，我们都尽可能地黏在一起。
　　但某种微妙的隔阂似乎已经产生。
　　当我偶然间兴奋地聊起央美的名师、未来的创作计划时，周禹会笑着倾听，但眼神偶尔会飘忽一瞬。
　　而当周禹开始预习金融基础，看着那些陌生的术语和模型皱眉时，我悔恨自己的无能，无法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只能干巴巴地鼓励一句“慢慢来”。
　　我们一起买上学用的行李箱，一起逛超市购置生活用品，一起研究北京的地铁线路图。
　　我的学校在东北五环外的望京，而周禹的学校在海淀，中间隔着几乎一整个北京城。
　　我们用笔在地图上圈出中间点，计划着以后可以在那里见面，但那个圈看起来那么大，路程那么漫长。
　　我们贪婪地收集着家乡的阳光、熟悉街道的气息和彼此陪伴的每一分每一秒，仿佛要将这些足够温暖的回忆储存起来，用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分离和那未知的、已然显现分歧的未来。
　　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到了。我的开学时间比周禹早几天。火车站台上，人头攒动，充斥着告别的话语和行李箱滚轮的嘈杂声。
　　周禹强忍着眼泪，细心地帮我整理了一下其实并不需要整理的衣领，絮絮叨叨地叮嘱：“到了那边给我发信息，宿舍收拾好了拍个照片给我看，北京秋天干，记得多喝水，别一画画就忘了吃饭……”
　　我只是静静的看着他，目光深沉，尝试把他的样子刻进脑海里。
　　我伸出手，轻轻摩挲着他脖子上那枚银杏叶项链——它是周禹从不离身的配饰。
　　“等我安顿好了，就帮你研究怎么从你学校来我这边。”我说，声音有些沙哑，“最多两个小时地铁，我们每周都能见。”
　　火车鸣笛，催促着旅客上车。
　　我用力抱了抱他，在他额头印下一个重重的、带着承诺意味的吻，然后转身拖着行李箱，汇入上车的人流。
　　我站在车厢门口，隔着玻璃对他挥手，直到火车开动，那个站在站台上不停挥手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不见。
　　周禹的眼泪终于决堤。
　　大学生活如期展开，却是截然不同的画卷。
　　我在央美如鱼得水。
　　这里到处都是和我一样痴迷艺术、个性鲜明的同类。画室里永远弥漫着松节油和颜料的气息，作品评论课上思想激烈碰撞，教授们的指点让我豁然开朗。
　　我的世界是斑斓的色彩、自由的线条和无尽的可能性。我住在一个混宿的宿舍，室友有学雕塑的、学设计的，晚上常常一起熬夜做作品，聊艺术聊人生，激情澎湃。
　　我几乎每天都会给周禹发信息，分享我的新画、有趣的课堂、奇葩的室友，还有校园里好看的角落，字里行间充满了兴奋和活力。
　　而周禹，则一头扎进了另一个世界。
　　顶尖学府的金融系，汇聚了最聪明的头脑和最强烈的野心。课程难度极大，微积分、宏观微观经济学、会计学原理……那些冰冷的数字、复杂的模型和高效运转的逻辑，与他感性细腻的内心格格不入。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吃力，周围似乎每个人都能轻松理解那些他需要花费数倍时间才能勉强消化的知识。他很少再有时间看书，笔记本上不再是摘抄的美文诗句，而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表。
　　他的室友们目标明确，讨论的是实习、GPA、和未来进入哪家投行券商。周禹穿着简单的T恤裤子穿梭在一群早早开始穿着西装套裙的同学中间，感到一丝难以融入的隔阂。
　　他开始强迫自己适应这种快节奏和高强度，像海绵一样吸收那些枯燥的知识，因为他没有退路。这是他自已选择的、“现实”的道路。
　　他也会给我发信息，但内容渐渐变成了“今天经济学好难”、“又要小组讨论，好累”、“周末可能要泡图书馆了”。
　　我的回复总是试图充满鼓励，但我无法真正体会他面对那些天书般公式时的焦头烂额，正如他也越来越难理解我作品中那些“情感的迸发”和“形式的探索”。
　　我有点后悔了。
　　第一次约定见面，是在开学一个月后。两人都期待了很久。
　　我提前查好了漫长的地铁路线，倒了三次地铁，花了将近两个半小时，才终于站在周禹的校门口。
　　周禹早早等在那里，看到我，眼睛一亮，飞奔过来。
　　短暂的拥抱后，我兴奋地想拉他去吃好吃的，却看到周禹从书包里拿出了笔记本电脑。
　　“对不起啊张宸之，”他脸上带着歉意，“我们小组有个金融模型的作业下午就要交了，还有点收尾工作，我得先去图书馆弄一下，很快的！半小时就好！”
　　我眼中的光暗似乎淡了一下，但立刻笑着说：“没事，我陪你去图书馆。你弄你的，我画会儿速写。”
　　在安静的图书馆，周禹眉头紧锁地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
　　我坐在他对面，打开速写本，却久久没有下笔。我看着他专注而疲惫的侧脸，感觉他和高中时那个在阳光下笑着聊《瓦尔登湖》的少年，似乎有哪里不一样了。他周身笼罩着一种紧张的、被无形压力驱使着的焦虑感。
　　原本计划的浪漫约会，最后变成了陪他在图书馆赶作业，然后在食堂匆匆吃了顿饭。
　　分别时，周禹满怀愧疚：“下次！下次我一定把所有事都做完再见面”
　　我摸摸周禹的头：“傻瓜，没关系。学习重要。况且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我就知足了。”
　　但我独自踏上漫长归程时，看着地铁窗外飞速掠过的、北京的繁华与陌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异校”这两个字背后沉重的含义。
　　它不仅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生活节奏、关注焦点乃至整个世界的渐行渐远。
　　这样的见面模式，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重复上演。
　　不是他被突然的讲座、小组讨论拖住，就是他因为要布展、赶作品而无法离校。即便见了面，共同话题似乎也在减少。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行为艺术，他听得云里雾里；他抱怨债券市场波动，我也完全无法接话。
　　沉默开始时不时地出现在两人之间。
　　电话和视频的次数也在减少。常常是我晚上画完画发信息过去，他很久才回一句：“刚自习完，好累，先睡了。”而他早上起床，看到他凌晨发来的“才弄完模型，崩溃”的消息，心疼却又无力。
　　北京的秋天很短，冬天来得迅猛而干燥。
　　寒风凛冽，像刀子一样。
　　一个周六，我熬通宵终于完成了一个大作业，满心期待第二天和周禹的约会。他却打来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张宸之，对不起……周日不能去找你了。微观经济学期中考我没考好，教授推荐了一个很难进的学霸学习小组，他们周日早上有讨论会，我……我不能错过……”
　　电话那头，我少有的沉默了。
　　长时间的疲惫和一次次期待落空的委屈，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我听着电话那头他小心翼翼的、充满愧疚的呼吸声，看着窗外灰蒙蒙的、陌生的北京天空，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席卷了他。
　　我第一次没有立刻说出“没关系”。
　　电话两端，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只有电流的微弱杂音，提醒着彼此的存在，却也凸显了那份横亘在我们之间、越来越宽的鸿沟。
　　“不应该是这样的……明明我们已经苦了好多年，为什么……”
　　夜色静悄悄，无人在意落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