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第 118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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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查
“国家安全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军事领域，而更多的是没有硝烟的全面战场。其范围包括以往的暗杀、国土安全、盗取国家秘密和军事机密、经济破坏的同时，也涵盖了新形势下的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生物安全......等等，延伸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在此过程中，又有多少个敌对势力培训着像贺军、沈成名这样的叛国者，在阴暗的角落从事着肮脏、卑鄙的勾当，又有多少人成为了他们的帮凶而不自知又或者是早已蜕变成其中的一员。”
想到这，蒋星成不免有些伤感：不是为个人及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这些他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质疑；也不是为国安工作繁杂和压力而懊恼，这些他早已习惯并甘之如饴。
他伤感的是，国家发展不够快，确实在诸多领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不足，这才让敌对分子钻了空子，误导了一些不明真相和眼光短浅之人。
唯有再快点、再稳点、再强些，这一切努力的终极坐标，是让每一位曾经付出努力的人，都能公正地分享到发展的果实，获得实实在在的安全与尊严。
当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奋斗最终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浪潮时，我们所创造出的繁荣、公平与和谐的社会图景，将成为最有力的事实。
而任何基于虚假信息的谎言，在这种事实面前都将苍白无力，不击自溃；任何源于傲慢与无知的偏见，在这种伟业面前都显得狭隘可笑，终将烟消云散。
但对于“公平”，他暗自摇了摇头。它绝非“机会均等”四字那般简单纯粹。
就如同沈成名先前供述的那样，对于处在社会底层讨活的人来说，“勤劳与吃苦”这套经典的成功法则，仅能兑现为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勉强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
然而，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远非按劳分配这一根维度所能概括。
它是一个由多种资本共同作用的复杂方程式：上一辈或几辈人的财富和思维继承，奠定了一个人人生的初始坐标，这不仅是金钱的传递，更是眼界、人脉和决策能力的代际转移。即便是在同等条件下，每个个体对信息的获取、甄别和利用掌握，往往直接决定了人是脱颖而出还是原地踏步；而至于机遇，除很小一部分是偶然，其背后更多地深深烙印着所处阶层与环境的概率性偏好。
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放大，无声地拉锯着财富的分配。
因此，真正的公平，或许并非意味着人人结果相同。
在承认通过正当途径脱颖而出、获得财富的个体的同时，发现并矫正社会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与不公，使每个人的奋斗都能真正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不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否则，所谓的公平，便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一种精致伪装。
不能想了，越来越远了，蒋星成立即思绪止步。
“我的任务就是这些，我也清楚我做的是什么，我就是电影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属于敌特分子，专门在搞破坏。
我曾经也想过退出，但退出后我又能去干什么？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已经过惯了这样的生活，短短15年间，我账户下已有了7位数的存款，这对于当初我离家出来时的我来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天文数字。
更主要的是，贺军并没有让我杀人放火，我想我的罪行也不会重......”说到这，沈成名的目光从地面移到蒋星成这里。
只是这么浅浅的一瞥，蒋星成变注意到沈成名眼中一闪而过的犹疑，那不是忏悔，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权衡。那双眼睛在试探，在丈量，仿佛在评估着眼前这座悬崖的深度。
“你是在试探我们吗？”蒋星成身体微微前倾，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叩，声音冰冷地呵斥道。（犯罪嫌疑人无时无刻都在试探讯问人的底线和态度）
沈成名立即将头低下，没有回答。
“对于你与贺军的这次行动，具体点。”
“是”
“在这次行动一周前的早上7点，他交给我一部望远镜。
我和他作息都很正常也很准时，早6点起床，除非必要的服务，当然这种很少很少，一年中难得1次，基本都是23点休息。
他交代我，让我学会用好它。这7天里，我时常按照他的要求去郊外练习使用它，下雨、夜晚都曾用过，这个望远镜带夜视功能，我没有多问为什么，但我知道，它一定会在某个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场。
当天早上5点，他打电话将我叫醒。我简单洗刷后便在大厅等他。
他见到我后给了我一套迷彩服和一副耳机，叫我拿上望远镜。待我更换完衣服后，我们便出了门。
我开车，他坐在后排，按照他的指路，大约1个小时后我们便来到了市郊芸辉路。
在我开车期间，我没有听到贺军打电话，他坐在后排靠右，我没有过多关注他做了些什么，只认真地负责开车。
到了芸辉路后，他便让我将车开进了一个小岔口，停稳后，他这才告诉我这次任务：“你负责在此处观望，作为我的观察手，见到任何可疑人员或多余人员在我附近立即通过耳麦示警。”随后，他指了指大概4米外的一处小土包。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随后拿上东西蹲在小土包这里看了看，确实，这里视野很好，透过并不茂盛的松叶和矮小灌木，我能用望远镜看到方圆近十公里的地面情况。
之后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我和贺军被捕了。我并不知道贺军拿的是什么，要做什么用，请你们相信我。”
说到这，沈成名神色颓然，目光也暗淡了许多。
“在你与贺军认识并伙同一起执行任务的这十五年里，还有谁与贺军存在着这种关系？”
“我是真不清楚，要说离他关系最近的人应该是我，但我真没注意到或者发现过他还和谁有着我与他这样的关系。”
“将之前你供述的与你们有接触的人员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及职业、职位等情况详细写出来。”
“是是是，我一定配合好。”
之后，蒋星成又对沈成名的供述内容进行了完善补充提问，沈成名均一一作了确认和补充。
数日之后。
“你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及职务等？”王灿摊开询问笔录，右手执笔如实地记录着。
“好的，我叫黄康亮，1961年3月2日出生，今年54岁，原籍岭东省瓷沿市，现为大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身份证号码为*****，手机号码是******，家庭住址在大留市丰鹤区人民东路庆新小区8栋1708号。”
黄康亮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顺势将自己的眼镜扶正。他不清楚今天为什么被国安局的警察“请”到这里接受问话。
当眼前的两名年轻警察向他亮明身份时，他有那么一刻的茫然，只是一瞬间，这种茫然便被如释重负的感觉所取代。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很庆幸，内心里无比地庆幸，甚至在他看来，国安的同志可比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眉清目秀或者说是亲切多了。
他作为从政多年的单位领导，早就练就了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瞬间的思想转变被他深深隐藏在了一副忠诚老实的外表之下。
“你的工作履历情况是怎样的？”
“我是1980年9月参加的工作，当时在瓷沿市顺台县久之镇镇政府从事办事员一职。1982年5月调入顺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先后任科员、副科级副主任。1989年10月调入瓷沿市人民政府，先后在宣传科、规划科工作，历任副科长（副科级）、科长等职。1999年8月调入瓷沿市劳动局任副局长。2008年4月调入大留市劳动局任局长；2010年机构改革，市劳动局更名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后，继续担任局长至今。”
“黄康亮，大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单位？”
“属于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是行政机关。”
“你个人是否属于国家公务员？”
“是的。”
“你对于自己的履职情况如何定义？”
“我是尽职尽责的，对的起组织和人民的信任。如果说工作中有差错或不当，那应该是我调研不足，决断错误所致，我接受上级的处理处罚。在局里，我从未搞过个人主义和一言堂，请你们相信我。”
“老奸巨猾的东西！”王灿听到这样回答，心里暗自嘀咕了一句。
组里对于孙敬辉、沈成名供述的内容，组长任勇已向上级做了全面汇报，经处领导报请局领导会议讨论决定，对于省内与贺军为首的犯罪团伙有关联的企业家及政府官员开展全面排查，除具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外，发现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先做好线索记录，最后再统一报请处置。
为此，这次询问这位劳动局局长，工作侧重点是他是否与贺军为首的犯罪团伙犯罪行为有染，是否存在投敌和叛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