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3相关史料普及探讨》雍雍怡怡

9、试还原怡亲王胤祥的历史形象——浅谈十三的政治才干（中） 有政治智慧

　　2.自身的能力

　　有政治智慧的第二个表现，当然是十三自身的才华

　　1）政务繁忙、责任心重

　　虽然头衔上胤祥不过是“总理户部事务和硕怡亲王”，并没有太多具体的职衔，但他实质上执掌九职，权涉六部。怡亲王参与的中枢政事相当多，领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负责铸钱的钱法堂及宝泉局；负责库藏的户部三库；负责仓储及漕务的仓场衙门也都是隶属户部的机构）、与议政、参军机、督会考、兴水利、承大审、接外藩，可以说涉及了朝政的各个方面。除此之外，他还亲掌内廷造办、领侍卫处，管理皇子事务、雍和宫旧产等等，并负责代拟上谕、转传谕旨、联络封疆。

　　和辞谢各种恩赏时表现出的谨小慎微不同，胤祥在接受皇帝交给的政务时抱有一种毫不推卸、竭力而为的态度，这和他本人极强的政治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分不开的。作为户部的主管，他甚至会把库房的钥匙也带回家。监造大炮时，他就在自己家的花园里也摆上一座以便研究。他的儿子弘晓回忆说，自己于晨昏定省之时，常见父亲将军国重务带回家料理，手不停批。如此主动自觉地加班加点，可见他对工作的尽心尽责。传教士们的书信里也常常见到关于怡亲王忙碌工作状态的描述，“早上六点我们三人就到了亲王府门口：他的随从已准备就绪，等着送亲王进宫上朝” “他临天黑才从宫里回来，到家后还有一些事要处理，所以直到晚上六点半我们才被领进他的房间”。“这位十三王爷召德里格先生和我进王府，在深夜领我们进他的房间，表现了对我们特殊的恩崇……但由于他国务十分繁忙，再加上这一地区的防治水灾问题，他这异常亲切的学习、谈心，也不得不早早结束了。”

　　雍正四年怡亲王生了一场比较重的病，四个月间断断续续不能痊愈，皇帝担忧之下甚至出内帑于宫中设谯为亲王的病祈祷，但这个病人本身却丝毫没有闲着，四月份上旬忙着州府重新划分、官兵管理以及云南盐务事宜，四月中旬和五月就亲自去勘探河道，上水利绘图，六月份研究将附近省份粮食调福建以济民，清查当地亏空，（这之后就开海禁了），七月份又出京，奏如何新开河道，安排河工。同月，雍正赐予他“忠敬诚直勤慎廉明”的八字匾以示嘉奖，赞扬他“勤勉奉公，夙夜匪懈，即如目今王虽身抱疴疾，而案牍纷纭，批阅不倦，朕闻之实至于不忍”。

　　八年正月初八，北运河青龙湾修筑减水坝，怡亲王当时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想要去现场勘察已不可能，只好奏请将此事交与侍郎何国宗（清朝数学家）督理监修。当时，怡亲王为此夙夜忧虑靡宁，对其一同办理水利的下属说“本图遍治诸河，使盈缩操纵于吾掌之上，岂期一病沉废，已矣何言。”（摘自陈仪所著《怡贤亲王祭文》）三个月后怡亲王就因病去世了，这番话听来让人不胜感慨，其事业心之旺盛、责任心之强大可见一斑。要在政治上做出成绩、在历史上留下功业，这种禅精竭虑、死而后已的强烈进取心和责任感是必不可少的。

　　2）理事有方

　　怡亲王管理的部门、事务如此之繁杂，他却能梳理的井井有条，即使在日常庶务中也很少出错，可谓是实属不易。雍正五年八月，户部当月司管将“重农贵粟”的上谕遗漏，未曾行文下发，胤祥等负责人也应以领导者的身份受处罚，在这种情况下，雍正以胤祥等办理“事件繁冗，片刻无暇，安能查及衙门行文等事”为由，对胤祥等人免于追究，这是皇帝体谅人的地方。当然这也是怡亲王以平时办事妥帖的信用度换来的。皇帝愈是宽厚，怡亲王为了不辜负这种信任和体谅，也就愈发勤勉细致，为政八年，出现出差漏的例子屈指可数，对比他那样庞杂的工作量，这点程度的出错率算得上是微乎其微了，更何况这些事情还都是连带领导责任，并非自身错误。（顺便一提，网上所传所谓怡亲王算错了赏赐用的绸缎的数目，皇帝体谅他替他遮盖的说法，是错误的，那种说法是混淆了两次赏赐的对象和时间，其实这两次赏赐事件怡亲王均无差错，有兴趣的可以看注释一）

　　总的来说，胤祥处理政务的本领高超，执行力很强。他的奏折往往条理特别清晰，考虑非常周详，是那种面面俱到细密严缜的风格，能很好地让四哥的政策得以贯彻实施，而对一些基层小事也了解较深，简直不像一个本该高高在上、不识世情的皇子出身。他掌管这些部门时各项制度多有变革。仅仅财政相关制度的变革，就包括诸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奏销制度、关税改革、盐务整顿等等，此外还有水利营田的兴办、人才的选拔、奏折制度的完善、军机处的初建、造办处的走向正轨、旗务的改革和改土归流之类。从效果上看，比如水利营田，比如整顿亏空，都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取得极佳的效果。究其原因，是因为怡亲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下文会从一些具体事例入手，浅析一下他的理事能力。

　　A．部务

　　怡亲王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部务，像户部、水利（工部）、四译馆（礼部）等。比如户部事务基本由怡亲王全权负责，皇帝并不过多干涉。五年七月十七日，热河总管固颜等上奏折奏请办理发放官兵俸禄钱粮银，朱批即称：“此乃报部之事，何需折奏，即便上奏，朕亦不甚清楚，即便知情亦不可批示。” 怡亲王管理户部的效果也非常之好，有效推行了各种改革，雍正八年，户部银库实在银达到最高点，为6218万。国库存银再次达到6000万这个数字已经是乾隆三十年了。怡亲王死后，雍正十二年连续两任户部尚书拟罪斩监候，罪名都是“将怡贤亲王殚精竭虑所立之良规任意更张”。后来的乾隆也提到：怡贤亲王整顿户部，其后部务又至荒废。

　　怡亲王还善用晋商，秘密购办军需，和雍正配合默契，从没出过差错，是以“挽输数年，海内未尝知有用兵之事”。而十三刚死一年，雍正就在军需运输上闹出了笑话。十七接手此事，也想照方抓药，派了个商人办军需，让山西巡抚以行迹可疑抓了起来，写折子问雍正。雍正不知道这事，也没去问十七，直接朱批“岂有此事，光棍冒诈无疑，严审定拟具奏。”巡抚行文内务府、户部，闹得满城风雨，最后才真相大白。皇帝只好说“从前未料及此，然亦本人言语糊涂自取。”从此事可见，以前怡亲王在的时候，雍正对户部事务是不太需要操心的。十七的问题也不是和雍正没有默契，仅在于他考虑问题不够周详，并不熟悉事务流程，所以换商人之后既未想到要周会巡抚，也没有想到要对皇帝提及，这是他不如十三细致的地方。

　　B．廷议、议覆

　　怡亲王身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和议政王大臣，他的日常工作第二大部分就包括大量议覆地方官员的建议，决定可行不可行，是否形成制度。比如青海一战后，年羹尧提出了善后十三款，岳锺琪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怡王等廷臣所做的，就是要综合年和岳的意见，规划出具体的制度。

　　青海战役中，清军进击，郭隆寺喇嘛集僧俗万人据山凭险顽抗 ，这是清军打得最为艰苦的一仗，年羹尧称：“自三藩平定以来，未有如此大战者”。对此年羹尧提出，今后青海每个寺庙最多只许留下三百人。岳不同意，认为当时各大庙里喇嘛多达数千，如果全赶出去，这些人没有地亩牲畜，无以为生，恐怕反而立即就会生事。应该都留下，给他们发度牒（身份证），亡故了就收回，有新徒弟就增发。怡亲王采纳了岳的意见，但是做法上有所不同，比岳细致比岳严格。认为应该暂且都留下，根据寺庙大小限定数目，有病故逃逸者就收回身份证，暂不许新收徒弟。这样一来各寺喇嘛人数就会渐渐达到定额，当人数少于定额时，方许新收徒弟。
　　年提出番民粮应令有司（朝廷地方官）管理，由有司给发喇嘛生活费，岳担心这样喇嘛的生活费恐怕不够用，有司免不了又和喇嘛起纠纷，认为可仿照内地寺庙做法，番民租粮仍交给喇嘛，喇嘛交纳钱粮给有司。怡综合考虑了他们的建议和想法，认为交给喇嘛不妥，“久而久之，番民只知有喇嘛，不惧于官，则甚不当”。所以应该把租粮交给有司，再由有司及时发生活必需品给喇嘛们，务必均匀。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怡亲王和年羹尧的指导思想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尽量限制喇嘛教寺院势力，以限制喇嘛人数和终止百姓向寺院缴纳租税的方式来削弱寺院的封建农奴制剥削特权。但年羹尧不太考虑实际执行的问题，方法上有点简单粗暴，岳战略眼光不如年，更多的站在如何实际执行，如何减少矛盾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怡亲王则较好的综合了这两人的长处。

　　再如茶马贸易。青海和硕特与内地的茶马贸易由来以久，这种贸易原本是随时就近进行，无所限制。年羹尧基于茶马贸易是“彼以无用之皮毛易我有用之茶布，”的错误认识，建议对茶马贸易进行限制，“定于每年二、八两月贸易两次，定于西宁西川口外那拉萨尔为交易之所，不得擅易地方，如遇交易之期，仍令镇营率兵弹压”。包括怡王在内的相关诸王大臣感到这一建议不妥，改订为：“但诸蒙古所需茶叶、布、面等物其交易期远恐窘乏，应令四时交易”。这一改动虽取消了对贸易时间的限制，但于贸易地点仍予限定，蒙、汉商贩深感不便。雍正三年，岳钟琪根据青海诸王的请求，奏请重开贸易之地。这一奏请得到怡亲王等议政王大臣允准，从而全面废除了年羹尧提出的限期定地的限制措施。

　　C．参赞机密政务

　　前面我们提到，奏折强调一个密字，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私信，只在递交奏折的大臣和皇帝之间交换信息，绝不透露给第三方。怡亲王不仅会参与公开讨论题本，而且有时也会在看过密折后给出处理意见，再由四哥写在给臣子的朱批上。比如雍正七年，凉山诸彝改土归流刚刚结束，四川巡抚黄廷桂便奏请把当地彝区开放采矿，怡亲王本着“新抚既宜示以镇静，尤不可与之争利”的想法，主张临时封禁铅铜之厂，不让外地人去参合，还利与彝民。四哥即照着十三的语句写了朱批回复。

　　针对四川提督黄廷桂在建昌一带开矿的主张
　　十三的折子“据黄廷桂奏称，雷波黄瑯马遣所属各报俱有铅铜厂座，夹有银砂，似应听民间开采，上可X实鼓铸，下克为众民衣食之藉等语。查雷波黄瑯等处，地接凉山诸彝，新抚既宜示以镇静，尤不可与之争利，今若听民间开采，则各处入川无业之人必群和趋赴，万一生事，甚属无益，应令川抚宪德提督黄廷桂将金竹坪、白腊山、蛮彝司、金竹坝、烟草峰、会龙堡、阴戏岩、炒米厂、木香冈新厂，墩化皮厂等处铅铜之厂严行封禁，毋致滋扰”

　　四哥的朱批“此奏识见庸愚卑浅之至。雷波黄榔等处地方界连新抚凉山诸彝,只宜示以镇静,何可与之争利今虽听民间开采,则各处入川无业之人必群相趋赴,万一生出事端,所关甚钜。宪德、黄廷桂汝等可将金竹坪、白蜡山、蛮彝司、金竹坝、会龙堡、阴戏岩、炒米厂、木香冈新厂、墩化皮厂等处铅铜之厂严行封禁,倘少阳奉阴违, 奉行不力,倘致骚扰,汝等身家性命不足以抵过也。”

　　胤祥提出的建议和解决办法得到了雍正的高度肯定和赞赏，以至于皇帝在朱批上引用他奏折的原句。类似的事例不止一二，这跟怡亲王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周密的规划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D．暗中进谏、善则归君

　　当然，怡亲王和雍正也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不过怡亲王为人谨慎，很懂得把握分寸，善于在私下化解矛盾，极少在明面上提出反对意见。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给足皇帝面子，得以在不触怒皇帝的前提下合理进谏，因为非正式场合的沟通更让人没有抵触心理；二是当时皇帝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但凡改革，都涉及到人们的既有利益分配，阻力比较大，皇帝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作为朝堂上的第二把手，怡亲王当然应该给予他这样的支持。

　　雍正元年开始追索亏空，怡亲王查出户部亏空二百多万，按照通常做法，自然是欠债还钱，还不出就抄家清偿。怡亲王考虑到这是历年积欠，一下子还不上来的人恐怕不少，并且当时新朝初立，人手相对不足，合格的官吏、书吏培养起来也需要时间，户部一乱，全国各地的钱粮收发未免也要受到影响，便向雍正申请暂不抄家，延长这些人的清偿年限，用他们的一项叫做平余饭银的俸禄补贴代为补偿。皇帝一开始答应了这个做法，后来一看数额巨大，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还清，又反悔了，决定还是上抄家的手段。怡亲王闻之“色变”，但还是马上调整了情绪，照样认真做事，毕竟他们两人对应该追偿亏空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在实际操作方式上有所分歧。这之后胤祥坚定而有效地贯彻了四哥的主张，与他共进退，也同担了诽谤和恶名。雍正八年怡亲王因病逝世，皇帝才在上谕中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

　　“王奏云，‘此项亏空历年已久，清查之后必求皇上开恩宽免。’比时，朕姑应之。及王遵旨查出亏缺之项，至于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王奏请以将来余平饭银陆续代为完补，免向各官着追。朕以历年该管官员侵蚀国帑、藐视国宪，若不责令陪补何以谨度支而清弊窦，于是饬令开报着追，未从王之请，王始而色变，后即遵旨悉心办理。是以中外之人但知户部多年亏项自怡亲王查出，甚至无识小人有谓王过于搜求者，而不知王之请免追究请为代完几番陈奏之苦心，若斯之恳切也。”（雍正八年五月十五日，上谕内阁）。

　　胤祥比较谨慎低调的个性还表现在他经常在背后默默献策，由雍正于朝堂上提出，朝臣商议之后又负责执行，从不邀功。这样一来，气度见识超凡，运筹帷幄英明的美名都给了雍正。皇帝也会感念兄弟的心意，在他去世后主动说出一些他生前善则归君的事情。“王为国为民，济人利物。因事效忠，日有献纳，而惟恐人知。”“世宗不欲违王意，不以宣示廷臣。及王身后，圣意追思弗释，谕旨屡颁。于是入告之嘉谟，昔所造膝密陈者，始显著中外。如宽免雍正三年以前积逋，开复诖误，皆自王发之，至今诵绎温纶。(《八旗通志初集》之怡亲王胤祥传)
　　正因为怡亲王不爱邀名，所提的建议又多有成效，雍正对他也就愈加信任，显得格外从善如流。比如他曾经在给大将军岳锺琪的朱批上这么写“朕意莫如明岁秋初，齐集阿尔泰，后年青草一出，直抵厄尔其斯，则甚易矣。怡亲王言：“两事徒多靡费一份钱粮，有恐伊预闻为备，若将一切口粮、驼马明年预备阿尔泰，兵到便换前行，三四月间起兵，六七月间可到阿尔泰，九十月间到厄尔其斯。可以一气行得云云。”朕又以王言为是。但朕意七八月间到厄尔其斯，又可获伊之粮稼。王言：“此亦不可恃，比预闻未必种，便种亦未必肯留，我兵还以所带种子，比待下年自种方可恃。”王之言又甚有理。” (五年谕岳钟琪)又，雍正六年七月十三日，岳钟琪就军需问题上折雍正。朱批：“交部议奏，本上有旨，所奏军需、造枪二折，暂留中。今日怡亲王家中有点私事，待王行走时，将事情交与王后，下回奏折来批。”雍正六年，黑龙江将军那苏图奏报调兵一事（实为秘密筹备对准用兵的举措），雍正朱批：“知道了。此事交给怡亲王等议，耽搁些时日”不但经常同怡亲王讨论军机、采纳他的意见，而且有些事情要等怡亲王行走时才做定夺，雍正在军事上对怡亲王信任倚重如斯。

　　3）怡亲王的执政风格

　　A．执政风格中比较传统的爱惜民意

　　论及怡亲王的执政风格，首先是比较传统的，体察民情，爱惜民力，轸念民生，不辞劳苦。比如大家所熟知的胤祥请免江南一带赋税，就是轻徭薄赋的体现。还有兴修水利、开垦农田。雍正三年直隶大水，胤祥在严冬时节亲往赈济，大年三十前一天才回京。到四年正月初三，起居注上即有怡亲王关于水利的上疏，正月二十四又有怡亲王奏报将直隶河道分局的折子，可见一月份他又跑出京去勘探水利了。一个位高权重的亲王，能够如此不辞辛劳、事必躬亲，实在令人叹服于他的勤奋和诚意。营田一事，与水利相辅相成，但是更为艰难，历经宋元明，屡举屡废。怡亲王认为“水害不去，则田非吾田，尚何营？”因而对此事抱有毅然必行的态度。他曾说“南人争水如金，北人畏水如仇，用不用之异也”，主张“用水以为田，用田以分水”，巡视水利的过程中就开始相度营田的用地。凡此种种，都是为民生计的表现。由于怡亲王名声在外，常有百姓在他出行途中拦舆陈情或于王府门前求见告状，他不在府中接见外官，对待百姓却往往耐心、宽容，在亲民的层面上做得很到位。

　　此外，还有出巡不用民力，转运不用民供，尽量做到不累民不扰民。比如用晋商运送军粮而不动用民供，节省由国库支出的运费六百余万两白银。又比如雍正二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升州析县的时候，也是出于不扰民的考虑，不建新城池，要求析出之新县与原有之县尽量同城而治。

　　B．比较狠辣果决的一面

　　当然，胤祥身为皇子、亲王，也有其狠辣果决的一面。比如追讨亏空，雍正有非常有名的老子欠债儿子也要还的言论，“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山东巡抚黄炳折朱批，from《雍正御批》，日期不明，当在元年到二年间）怡亲王的奏折和题本里也透露出类似的意思，并提出了严格的施行方案，不仅是“至从前年久行追之案，亦查其子现在何省为官，亦令查明题请离任，不准以过继掩饰。俟其父亏空完日，题请开复。”（雍正元年八月二十八日题，九月初一日奉旨，依议）而且是“如本人已故者向伊等妻子催追”甚至未能行追催交的上级官员也会被怡亲王查参“相应将此数年内，户部、内务府不行稽查之堂官并不查明回堂之司官俱交与该部查议，俟命下之日交与内务府转行吏户二部遵行可也”（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另一个折子）。值得一提的还有请杀曾静一事，那大概是十三唯一一次联合百官违逆四哥的意思，先后四次劝谏四哥处决曾静，可见其决心之坚定。还有一次，怡亲王决意给上游一个县建水利，下游的官员、老百姓怕影响自己，成群结队挡住去路不让修，怡亲王当机立断，认为此事势在必行、任谁也阻挡不了。结果修成之后不但上游受益，下游也沾了光。

　　胤祥对于听讼之道有一番自己的理解，曾经上奏雍正“今法司衙门、凡有审问事件。并不究其情之虚实。动以夹讯。夫听断之下。求之于辞气耳目以察其情。设诚以待之。据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实者。何庸夹讯。傥有证佐确据。情罪显著。而本犯犹狡狯不以实供。则不得已而用刑。若并不详鞫其情。而概用重刑严讯。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重案之未免有冤抑牵累也。”他审案不愿动用刑罚，因为考虑到嫌疑人可能有冤屈，不想屈打成招。但这不代表胤祥对确定有罪的犯人会滥用仁慈、法外开恩，他经手的重案很多，自然也有不少对罪犯判以重罚的情况。这种重罚和他本人宽厚、阴狠与否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皇帝的态度。在有些情况下，身为臣子的喊打喊杀也是官场潜规则，即自己先把话往狠绝里说，留给皇帝一个台阶下，让其有施加恩典和展示仁慈的余地。看刑部（或九卿）给皇帝的案件拟罪题本，注意到一个特点：皇帝认为判刑过重的，往往直接改定一个轻一些的刑罚；但如果认为量刑过轻，一般都不愿自己发谕加重判决，而是退回给九卿重拟，九卿揣摩皇帝的意思，从重拟罪，再获得皇帝批准。这样，皇帝自己不承担给人加重刑罚的名声。说白了，皇帝只让九卿唱白脸，红脸都留给自己唱。以延信逆案为例。最开始是交由承顺郡王锡保、尚书查弼纳审理，但是雍正对审理结果并不满意，因而转交给康亲王崇安二审。康亲王议得应将延信凌迟、其子正法（满文奏折，雍正六年三月初三），仍然没能使雍正满意，他认为蛊惑人心、反叛谋逆的道姑王氏也应受到惩罚，于是这个案子又被交给怡亲王三审。这种情况下，怡亲王必然要在康亲王的处置结果上进一步加重刑罚，他给出的处置方法是将延信和王氏均凌迟处死，其子按律治罪（起居注，雍正六年四月初二）。最后经由皇帝加恩“阿林那（延信之子）、王氏着改为立斩，延信着改为斩监候，与隆科多一处圈禁，子孙及其妻妾俱入显亲王辛者库”。

　　4）关于我所了解的怡王执政风格中比较接近现代人的地方

　　因为十三主持的事务涵盖面非常广泛，随便一个方面单列出来都能写论文，我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入全面，只能简单谈谈自己所了解的一些东西。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之类我就不提了，只说一些现代人比较好理解觉得有共鸣的地方。

　　A．改革关税

　　最近在看关税，就先说点关税相关的。十三主持下的户部追求税则的公平合理，制定的那些报关、抽查制度和现代都很接近。晚清时候有人总结雍正年间国库可以迅猛增长的四大原因，重视并改革税关就是其中一项。
　　每个税关，都有各自不同的关税税则，根据这些税则征收上来的银子，又分为各种税项，包括定额税银、铜斤水脚银、盈余银、火耗银、平余银及陋规银等等等等。雍正时期对税关的整顿最主要的成绩是制度的变化，即盈余银的所有权的改变。将所有按照税则征收的合法税收都收归国有，不让税官私吞，不要小看这一点，康熙老爷子就没有弄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总以为是在体恤商民，结果白白肥了税官的私囊，甚至让税官以此为借口，造成亏空。一直到乾隆初年的一些大臣，嘉庆年间的皇帝自己，都不知道是没有搞明白还是有意为之，简单的把盈余银视为额外征收，不知道这是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打着加惠商民的口号，只减盈余银而不改关税税则，真是奇怪也哉。所以能清晰了解这个运作规则的主管户部的怡王是很了不起的。

　　怡亲王的奏折上提到过，“赢余银两多寡不可预定”（可见对商务活动的波动性非常了解，到乾隆朝则罔顾商业发展的客观现实，一味追求赢余银要年年加增）“令客商将缎纱等物丈尺，预先报明监督。该监督随手抽一二疋验看”，符合者即可纳税过关，否则以多为准收税，并将商人照例治罪。（现代海关抽查也不过如此操作罢了）雍正十二年，贵州清吏司案呈：“据银库大使查称，从前怡贤亲王条奏内开：‘凡解送钱粮预行知会大使，呈报本部，以凭解到查对。’近今各省解项知会者少，以致钱粮到部，无从考核。嗣后，凡有起解钱粮、差官差役银两、木鞘起程到部之处，务必遵照旧例，预行知会。相应行文各钞关监督，一体照行。”（这种类似于现代报关报检的制度本身是很好的，但是怡王死后就执行不力了）“关税理应划一公平”（雍正六年五月初七日户部题本，这和西方经济学家的税收公平原则其实是一样的）。

　　B．开放海禁

　　雍正四年冬,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撤销南洋贸易禁令。次年春天,怡亲王会同大学士、九卿讨论了高其倬的建议,认为继续禁止往贩南洋已无必要,于是下令弛禁,历史十年的南洋贸易禁令从而撤销。

　　十三同学也负责统筹调整海关管辖范围，会同兵部缉拿海盗等事宜。比如，庙湾口的船料、梁头原归淮安关管辖，客商货物原归上海关管辖，十三认为庙湾口距离上海县太远、距离淮郡更近，因此应将船料、梁头一并交由淮安关就近管辖。和硕怡亲王奏准：“庙湾口地方，船料、梁头则属淮关，客商货物则属海关，而其地离淮郡仅百余里，与上海县相隔几二千里，应照宿关归并之例，就近交与淮安关兼管。其稽查南来之朦胧口，稽查本地之清沟口，向属庙湾所管，一并交与淮关稽查。所有每年应征商税、赢余数目，并饬淮关于一年期满，造入考核册内解报。”另外，十三主张严查严办出入关口的洋盗，以断绝行盗的机会。“洋盗出口入口之武弁处分宜重，以靖盗源也，臣查定例，武弁失察洋盗出入口止罚俸壹年，是以守口弁兵泛视玩忽漫无觉察，以致匪类窥伺窃发，伏思洋盗皆由内港夺坐渔船而出，若汛口弁兵倘能实力稽查严加防范，则肖小无由而出（雍正朱批：此论似是怡亲王大学士会同兵部议奏）”（苏明良奏陈失察洋盗出口入口之武弁处分宜重等四条管见折录自《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3册847页）

　　C．重视商业

　　晋商徽商和乾隆年间的兴起的广东行商（因为乾隆把四个通商口岸关闭，只剩广州一家了），是整个清代最有名的三大商家。晋商就是山西商人，乔家大院什么的就属于晋商，主要是搞运输贸易，比如走西口啦茶马古道啦和俄罗斯贸易啦等等。晋商后来弄出了票号银行和类似股份制的东西。徽商就是安徽商人，主要是在江浙一带的盐商，所谓“无徽不成市”。徽商除了对商业有影响，对文化的传承也有一定贡献，徽菜啦书院啦义仓啦之类。
　　关于十三和晋商徽商的关系，我了解的也不全面，看零散史料下来，大概的印象就是十三对商人态度很好，给了不少优惠条件，包括开放矿山开采啊延长还款期限啊什么的。还有整顿盐务税务，取消种种陋规杂款什么的。而且他自己也挺喜欢用商人的，比如举荐晋商中的介休范氏运送军粮，举荐徽商中的歙县江氏入仕途，山东布政使孙兰芬是怡亲王举荐，他家就是徽商。雍正元年到六年一直当两淮盐运使的噶尔泰也是怡亲王门下，雍正四年他开始搞两淮义仓（就是由官方出面储存粮食以备饥荒，但是交给商人经营，类似于现在的社会救助）。

　　广东行商，虽然极盛于乾隆年间，但是粤海关的规矩，比如保商制度、改变洋船来华贸易中名目众多的陋规（红包贿赂），都是雍正年间建立起来的。两任起了主要作用的海关监督杨文乾和祖秉圭都是十三户部的属官，和十三关系不错，他们早年因为官职不够不能给四哥递折子，都是通过十三转交。这两人当中，杨是推行实践改革主力，把得罪人的事情干完了，后来病死的。祖虽然没有那么能干，但是和蔼可亲，通情达理，当年瑞典人的日记里对他印象很好。《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里提到当时外洋船到广州，下锚之后卖货，要先做好建岸上仓库，找保商，设夷馆，丈量船只仪式等一系列重大的准备工作。“比如乾隆十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从黄埔下碇，到丈量船只，等了二十一天；同上，“瑞克森•斯戴德尔”号则等了十六天。相比之下，雍正年间第一次来广州，“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九月八日在黄埔下碇，十一日就举行丈量船只的仪式，可见祖秉圭领导下的海关监督衙门，效率相当之高。”

　　D．重视技术

　　重视火器

　　雍正三年，在天津设立海军，怡王的奏折中强调了火器的重要性，注意到了对绿营的培养，采用了类似现代军官培训的方式。“至水师兵丁，火器最为紧要，应将此兵丁俱设为炝手。”“仰请皇上于汉侍卫绿营官内，拣选熟练水师者，多赏数员，分拨八旗教习……俟教习三年后，特遣大臣查验。如果学习熟练，即将教习官员交部议叙，以应升之缺即用。”造办处记录中，枪炮处几乎每条记录都和怡亲王有关，到王爷逝世之后，我们才从其他官员的上奏和皇帝的批示中看出来，不仅是制造，连运输到军营的过程都是由造办处一手操办的。八年以后，枪炮处试炮试枪的记录就很少了（九年有一条），基本只负责分发罢了。雍正年间造办处所造枪炮数额巨大，且主要供应战场，如六年正月三十日，怡亲王谕：“着将子母炮续造一百位”，七年闰七月初三日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造车处已造成炮车三千四百辆，……尔再造六百辆”。雍正朝之后，造办处枪炮所就逐渐变成专造御用狩猎枪支的所在了。

　　绘制地图、地球仪

　　十三还曾负责绘制地图，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雍正命怡亲王允祥等组织皇朝有关绘图人员，绘制了皇舆十排图（后称《雍正皇舆十排全图》）。雍正十排图采用以北京为经、纬线中心的方格绘法，这不如康熙图实地测量投影绘法科学。但在舆地的幅员广袤方面，雍正图却大大超过了康熙图。该图北起北冰洋，南到中国南海，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传教士宋君荣还打算以天文测试来测定中国边境地区的方位，但因支持这一计划的怡亲王允祥于1730年(雍正八年)去世，而未能实施。

　　九月初九日张玉柱传旨：吾弟怡亲王先曾奏过，鄂尔斯（即今天的俄罗斯）地方图样还有些不妥处，今此地球白色处一片，不知此图改过否？若无改过，将此地球图鄂尔斯处俱照怡亲王画的舆图改画。雍正所提及的地球，正是怡亲王生前负责制造的地球仪。

　　珐琅器工艺的提升

　　“清代的画珐琅工艺，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中空前地提高，尤其是雍正年间，
　　造办处从原来采用西洋料，发展为自己烧炼珐琅料九种，是当时西洋料所没有的颜色，
　　这在当时是一个划阶段的新成就，是瓷器史上值得一提的事。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绿色、
　　浅蓝色、松黄色、浅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旧有西洋珐琅料：月白色、黄色、绿
　　色、深亮蓝色、浅蓝色、松黄色、深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炼珐琅料：月白
　　色、白色、黄色、浅绿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共九样。新增珐琅
　　料：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
　　以上共九样。郎中海望奉怡亲王谕：将此料收在造办处做样，俟烧玻璃时照此样着宋七
　　格到玻璃厂每样烧三百斤用，再烧珐琅片时背后俱落记号。闻得西洋人说：烧珐琅调色
　　用多尔们油，尔着人到武英殿露房去查，如有，俟画‘上用’小珐琅片时用此油。造办处
　　收贮的料内，月白色、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给年希尧烧瓷器用。遵
　　此。”

　　“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盖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珐琅器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 《工艺美术史料汇编》朱家溍）

　　E．重视民生、科技兴农

　　虽然现代人对农业和治水可能没有多少感触，但在古代，农业和治水意味着能养活多少人口，是重中之重的事情。现代社会人口能爆发性增长的原因主要是粮食的亩产提高了，在没有化肥农药的古代，为了养活更多的人，主要的应对措施就是开荒或者种植更高产的农作物。治水的同时，怡亲王上疏鼓励农民于空地处“栽种树木，以护堤根，以尽地利”。“民间田庐，有碍水道者，计亩拨抵，视其亩数，加十之二三。河淀淤地必须挖掘者，将附近官地依数拨补”。有些官员为了追求水稻数目，捏报数据，逼迫民间将已经种好的豇豆等作物拔掉，改种水稻，怡亲王对此绝不姑容，雍正六年七月二日，他参奏候选主簿梁文中“效力主簿梁文中，在蓟州营治水田，将水泉微细之地，捏报堪营。因民间观望，差拘责比，复逼迫民人将已种豇豆、高粱拔去……并命将所毁豇豆照数追赔”

　　怡亲王对营田的经营，也采取了一些类似我们今天科技下乡的举措。请江南一代农民来教授种植稻米的技术，允许农业贷款，选择优质稻种等等。由于北方农民不懂水田之法，所以从江浙两省各选30名熟悉水稻耕种的人，每月给以工食粮米，令其到直隶教耕，等本地人学会之后，允其返回原籍；所需水田农具和水利工具，延请浙江工匠制造，并命直隶工匠跟从学习，以便使技术传接下来。水田造价较高，并不是家家都能种植水稻，怡亲王建议：“小民力不能办者，动支正项代为经历，田熟岁纳十分之一，以补府帑，足额而止；其有力之家，率先尊奉者，圩田一顷以上，分别旌赏，违者督责不贷；有能出资代人营治者，民则优旌，官则议叙，仍照府帑例，岁收十分之一，归还原本。”就是官方对不能自营水田之农民，代替营治，工程兴举、人力雇募、资金用度全由营田委员和州、县官员亲手操办。治成水田后，交给田主，田主每年归还政府营田成本费十分之一，还完额数为止，不取利息。当时，官田在前面做榜样，农民自营在后的方式，人民热情很高，甚至在有的县出现了民营面积超过官营面积的现象，怡亲王主持的营田水利工程，在八年他去世之后又由陈仪主持开发了一段时期，查水利营田统计表，可以看出八年前后一个明显的区别，八年前农民自营稻田时有出现，八年后这个数字为零。

　　营田活动的直接效益就是农田产量的明显提高。据保定府完县地方志记载，唐河上游稻田肥沃，每年所获颇多，广利渠等渠灌溉之“稻田一亩可抵旱田三亩”，由此可见，营田水田的单产量远高于当时直隶旱田单产量。完县营田，使多处斥卤变为膏腴，因多治“稻田，其利常倍他地”。新安县的营田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显著，雍正四年以后，该县营田各村，水田成片，沟洫纵横，“杭稻遍野，所获既多，官（政府）为购买，获利常倍，贫瘠之区，蒸蒸殷富”（注：政府收购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当地人吃不惯大米，米卖不出去，影响农民种水稻的积极性）。显然，保定府以至京畿地区的这次大规模的水利活动，为北方农业生产找到了一条出路，做出了榜样。

　　但是，因为水利营田触及了消极保漕的政策和地方权绅的利益，怡王去世后执行力度大不如前，到乾隆年间已至荒废。后世比较有名的天津小站米，在今天的天津津南区，于光绪元年，淮军士兵屯田而种。当年怡亲王的天津局，也曾在津南区种植水稻，还有其他一些贡米品种。这说明当时那些地方确实是适合种水稻的，甚至还是出好水稻的，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