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本里的春秋》爱吃西葫芦炒鸡蛋

7、第六章 空房间 8月31日

　　失业的消息来得很突然。
　　那天是周一，上午九点四十三分。在学校待了十几年，出来后才知道私企的“优化”是什么意思。我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它像一个句号，把我前面的人生断在了那里。
　　人事部那间小会议室的百叶帘拉着，光线从缝隙里漏进来，在桌上画了一道一道的条纹。我盯着桌上那沓纸，听见HR说了很长一段话。她说了很多，中心思想概括起来大概就是“公司业务困难，需要开源节流”。我听见了，每个字都听得懂，但那些字组合在一起，像在说一种我学了很久却没学会的语言。
　　我签了字。笔迹比平时潦草，最后一个笔画拖出去很长，把纸划破了一个小口。我把笔搁在桌上，起身。椅子腿蹭着地板，发出一声很长的闷响。
　　走廊很长，两边是格子间。有人在接电话，有人在敲键盘，有人在打印机前面等着取文件。打印机嗡嗡响，一页纸慢慢吐出来。我走过的时候，没人抬头。
　　我收拾桌上那点东西。一个保温杯——乔霜买的，杯身是藏蓝色，漆掉了一小块，露出里面的不锈钢，亮闪闪的。一个U盘，里面存着我入职以来所有的项目文件。一本台历，翻到最后一页。一盆绿萝，前几天才从前台顺的，没带走。
　　走出大楼的时候，旋转门后面是八月的太阳。白花花的光砸在地面上，热气从地砖的缝隙里往上蒸。我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天。天很蓝，云很白，和昨天一模一样。街上的人都在走路，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吃冰棍。
　　我跟乔霜通了电话，说下午我去幼儿园接小禾。
　　她隔着铁栅栏看见我，嘴巴咧开，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她跑过来的时候，背上的小书包一跳一跳的，两边侧兜里插着水壶和蜡笔。水壶盖没拧好，跑一路洒了些水，在小书包上洇出一道深色的印子。
　　我跟她说，爸爸以后不用早起了。
　　她听不懂。只是把手里攥着的一张画塞到我面前。纸上用蜡笔画了一个歪扭的太阳，旁边是一个大圆圈，上面伸出四根线。圆圈是橙色，线是蓝色，太阳是红色。太阳的光芒不是一条一条的，是一整片涂出来的红，像火烧云。我把画翻过来，背面写着日期：2025年8月31日。那天我失业。
　　失业的头几天，我还像个正常人。
　　按时起床，按时吃早饭，甚至把简历重新排了一版。宋体改成了微软雅黑，加了分隔线，把项目经验加粗了。投出去以后，手机一直响。微信提示音，邮件推送，垃圾短信。每响一下我都拿起来看。每看完一次就放下，看窗外。
　　楼下的行道树是樟树，叶子一年四季都是绿的。风吹过来的时候，树枝摆一下，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到了第二周，我开始起得晚了些。也不是故意起晚的，是闹钟响了以后我想不出起来的理由。第一天七点半醒，第二天八点，第三天九点。到后来，窗帘缝里的光从灰白变成金黄，我还在床上躺着，盯着天花板，那块雨水洇出来的水渍从墙角蔓延到灯座，像一张没有边界的地图。水渍边缘已经发黄，但中间还是灰的。渗水的源头在哪，我始终没找到。
　　“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我妈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在找。”
　　“什么在找。我看你天天躺着。”
　　我不想回答。我盯着天花板上那条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裂缝很细，但很长，像树叶的叶脉。不知道什么时候裂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继续裂。
　　“那个社工证，你不是说考吗？书翻了没？”
　　我闭上眼睛。窗帘缝里的光从眼皮上滤过来，是一片模糊的红色的海。
　　从那以后，我基本上整天躲在房间里。
　　吃饭的时候出去吃，吃完就回房间。偶尔路过客厅，我妈在看电视，电视里放着什么婆媳剧，音量开得很大，女人们吵来吵去，哭来哭去。她靠在沙发上，一只手搭在扶手上，指节粗大，手背上有几道干裂的口子。经过她面前的时候，我的步子会不自觉地加快。
　　失眠是从第三周开始的。
　　晚上关了灯，躺下去，脑子里开始放电影。不是完整的电影，是碎片。一会儿是外公的破蒲扇，丝瓜藤影子贴在地上，扇面裂开的地方像蜈蚣爬。一会儿是祝校长的背影，她抱着纸箱子走下楼梯，肩膀端得很平。一会儿是乔霜坐在长椅上，手边搁着一瓶没拧开的水。一会儿是保温箱里小禾攥紧的拳头，导线缠着她的手腕，监护仪的曲线一跳一跳。这些碎片没有逻辑，没有时间顺序。它们像被风吹起来的纸片，在脑子里漫天飘。
　　我学会在深夜盯着天花板。天花板的每一条裂缝、每一块水渍、每一个灯影晃动的角度，我都清清楚楚。月光把窗帘的影子投在墙上，被压成一条条蓝灰色的暗纹。有时能听见隔壁邻居家的猫叫，很小声，像婴儿在哼。
　　凌晨两三点，心脏开始不舒服。不是疼，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慢慢攥紧又松开。我摸黑从床头柜抽屉里翻出血压仪，把袖带绑在手腕上。血压偏高，心率偏快。我把绑带解开放回抽屉，躺下去，心脏还在那里跳，一下一下，像有个陌生人在敲我胸膛里面的那扇门。
　　外公当年是不是也是这样开始的。每到深夜的某个时刻，我忍不住去想这件事。他的心脏开始不舒服的时候是哪一刻，是在骑单车接我放学的路上，还是在半夜翻他那本毛主席语录的时候。
　　我甚至还想过一件事。不太光彩，但我确实想过。
　　如果我生一场大病，大家会不会对我好一点。会不会少说几句，会不会不再用那种语气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念头很荒唐，但连这个念头也只是想一想。我连生病都不敢。体检报告上箭头多一个，我就能吓出一身冷汗。
　　有一天深夜，我站到了阳台上。
　　阳台很小，种过两盆花，都枯了，只剩下空花盆摞在墙角，里面的土已经干结成了硬块。楼下的路灯把树影投在地上，风一吹就晃，枝叶在地上划出一道又一道的暗纹。小区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很远的地方有车经过的声音，轮胎碾过柏油路，哗一下，远了。
　　我站了很久。
　　阳台栏杆是铁的，刷着银灰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经锈了。我把手放上去，凉的。
　　然后我想起小禾。
　　想起她隔着铁栅栏跑过来的样子，小书包一跳一跳的。想起她的手指攥住我裤腿上那块补丁、线头松了的那一瞬间。想起她把蜡笔画的太阳塞到我手里，纸的边缘有点卷，太阳的光芒涂成了一大片火红，背面写着日期。
　　她画的那个太阳是歪的。光芒是用最粗的那支红色蜡笔涂的，涂出了边界，涂得那一面纸都起了毛。但太阳本身是完整的，圆圆的，歪歪扭扭地站在纸的正中间。她把太阳涂得很大很红。画纸的下半部分是空白的。我退了一步。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后背碰到了阳台门的门框，门框是木头的，刷了白漆，漆皮在接缝处微微起翘，硌在我脊椎骨上。
　　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阳台的门。
　　我开始备考社工证。不是因为有什么人生规划。是因为需要做一件事，任何事。看书到凌晨，记了些什么自己也不知道。生理上需要重新让自己感到疲惫，这样才能在一点之前睡着。
　　偶尔也赶些零散的商业计划书，拉过项目赞助，想过自己干点什么。晚上熬夜，写到一半卡住了，在屋里转圈，窗户开着一道缝，夜风灌进来，吹得书桌上的纸哗哗响。最上面那张被吹翻过来，是小禾画的太阳。背面还写着那个日期。那个歪扭的太阳在纸的另一面，隔着纸背也能看见一团模糊的红。
　　窗外的路灯还是橘黄色的，照着空荡荡的路面。有人在遛狗，狗在前面跑，人在后面跟着。和那天一模一样。和无数个夜晚一模一样。
　　我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