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绒花与薄荷叶》青柠薄荷叙

5、不会融化的雪绒花 复读岁月里

　　第五章
　　薄荷香散在风里的那个夏末，我以为所有的故事，都会跟着枯萎的花瓣一起，被埋进蝉鸣落尽的日子里。但故事的经纬，仍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编织。后来发生的许多事，都像是对那个夏天许下的、模糊诺言的一次次遥远回响，有些清越，有些低沉，但都在我往后的人生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振频。
　　毫无悬念，梁雨泽考上了全省顶尖的高中。而我，去了一所幼师中专。
　　初中最后的两年，我们像两条短暂交汇后又分开的溪流，各自奔向截然不同的河床。没有见面，只靠零星的书信维持着一点微弱的联系。那些信，写得谨慎又徒劳。我给他的信，总是先说一道难解的题，再草草带过自己的生活，字句工整得像在答卷。我也给蓉蓉写，小心地、拐弯抹角地，试图从她的回信里拼凑出一点关于他的碎片，他最近怎么样，考试难吗，还是那么忙吗？我不敢问得太直白，怕心思在字里行间泄了底，更怕连这点可怜的侧面打听，都会被他或旁人误会成一种我不配拥有的、过界的关心。
　　可误会还是生了根。蓉蓉在回信里，语气渐渐带上了那种心照不宣的打趣，仿佛我和他之间真藏着什么只有我们三人知晓的秘密。达达更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在一旁煽风点火，对蓉蓉言之凿凿，好像我们真有什么。其实呢，我们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们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承诺，没有逾矩的话语，甚至没有一次像样的单独相处。那种被外界强行赋予的“暧昧”，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套在我们实际上无比疏淡、无比清白的关系上。
　　后来，我收到了蓉蓉一封情绪激动的长信。信纸被她写得几乎要透破，字迹潦草，充满替我“讨伐”的义愤。她在信里说，梁雨泽和他们班某个女生走得很近，说他“移情别恋”，是个“坏人”，让我不要再理他。信的末尾，她笔锋一转，带着一种先知般的沉重写道：“现在的他，跟你初二遇到的那个戴帽子的好学生，早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了。因为他而掉眼泪、甚至‘落入万丈深渊’的女生，我都数不过来。温允，你得醒醒。”
　　我看着那封信，心里一片茫然的平静。
　　我甚至觉得，蓉蓉说的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他那样的人，有人喜欢，不是很正常吗？那些喜欢他的人求而不得，不也很正常吗？这本就是他那个耀眼世界的一部分，与我无关的喧嚣。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之间那条天堑，是我踮起脚也跨不过去的。不是简单的害羞或距离感，而是根植于童年创伤的、对“被抛弃”的深度恐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刻入骨髓的“不配得感”。我不敢高攀，也从未生出过“高攀”的妄念。
　　所以，我心中没有升起任何她所期待的难过或愤怒，反而感到一丝荒谬，以及一点点……为他而生的、遥远的祝福。他那样的人，本来就该和更优秀、更明亮的人并肩而行啊。
　　但蓉蓉不知道的是，或许她也根本不会相信，我和他，真的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之间，没有眼泪，没有深渊，甚至没有故事。它干净得像一个数学公式，推导过程清晰明了，却唯独解不出那个会被老师们口诛笔伐、名为“早恋”的最终答案。
　　蓉蓉见我毫无反应，大概觉得我懦弱，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甚至后来在信里透出一种“你受伤也是活该”的意味。她需要一段充满背叛与伤痛的剧情，来安放她过剩的友情与正义感，而我给不了。因为事实，苍白得让她失望。
　　这件事，像一颗微小却坚硬的石子，悄然投进了我和蓉蓉友谊的湖面。那些泛开的、几乎看不见的涟漪，在往后的岁月里，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她不再是我青春剧本里那个可靠的“情报员”，而我，似乎也成了她眼中那个“不识好歹”、“固执己见”的旧友。
　　我和梁雨泽之间，比那年合唱的雪绒花还要清白。那是一种未曾开始、也无需结束的干净，干净到让所有外界的想象和投射，都显得笨拙而多余。
　　转学像一道突然落下的闸门，将我与此前的生活粗暴地隔开。达达的笑声，蓉蓉笔尖的沙沙声，连同那些被误会的流言、小心翼翼的打量，都被关在了门的另一头，渐行渐远。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我需要这绝对的隔绝。在这所陌生的城郊中学，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梁雨泽，更没有那些令人窒息的打量和流言。我终于可以，仅仅作为“温允”这个名字本身去呼吸。
　　可呼吸的空隙里，那些关于家的茫然，总在无人时潮水般涌上来将我短暂淹没。我无法真正责怪妈妈。我是她一个人拼尽全力带大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就很淡，像一张褪色的旧照片。他很少回家，理由总是工作。真正的消失，发生在我六年级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许多细节，被我后来的大脑本能地过滤、封存，不敢触碰，只留下一些无法化解的、尖锐的碎片：那个女人，是妈妈介绍到爸爸身边做秘书的，曾是她的同事。在混乱的事故现场，作为亲属，我必须到场。我记得医院走廊消毒水刺鼻的气味，记得那种冰冷的、嗡嗡作响的寂静。女人的亲人还没赶到，在一片茫然的恐慌中，我好像还做过一些事，看看谁的点滴快打完了，去叫一声护士，或者递上一点水和食物。而所有这些碎片中，最锋利的一枚，始终无法磨平：爸爸那件在事故中浸透了血的外套，当时正披在那个吓坏了的女孩子身上。从此，家就是我和妈妈。她必须用她的方式，在生活与伦理同时崩塌后的废墟里重新站起来。跳舞、交际、把日程填满，或许是她对抗那双重虚无和耻辱的唯一方式。我能理解，只是那个被称为“家”的空间，也随之失去了所有的秩序和温度，变成了一间堆满杂物、铃声不断、却核心冷透的仓库。
　　只是，当我真正静下来，面对堆成小山的中考复习资料时，一种冰冷的清醒才攫住了我。我发现自己正徒劳地，试图用一柄短小的勺子，去舀干一片名为“差距”的深海。我并非没有努力。过去的两年，我早已用尽了我那有限的天赋和全部的心力。我把能攥紧的时间都化作了笔尖的沙沙声，把能付出的专注都熬成了夜深的灯火。可有些鸿沟，原来不是靠“尽力”就能填平的。它就在那里，沉默地横亘着，像一面映照出我所有平庸的镜子。英语和数学，这两座他曾经如履平地、甚至能给出“第二种解法”的山峰，于我而言，却成了怎样也翻不过去的天堑。每一个陌生的单词，每一道无解的方程，都不再只是知识，而是化作了具体而微的、丈量我与他之间遥远距离的冰冷刻度。我拼尽全力，刚刚够到一条录取的分数线，而那条线，离他所在的那个明亮世界，依然隔着我看不见尽头的整个宇宙的沉默。
　　在这片自我选择的静默里，我随身携带的，只有两样东西：一缕记忆中干净如初的薄荷香，和一份如同雪绒花般微小却笃定的信念。这世间万物，总存在着“第二种可能”。
　　然而，中考的结果，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分数清晰地划出了一道线：线的上头，是他所在的、我踮脚也望不到的名校；线的下头，是我的去处一所普通的幼师中专。我原以为，转学后的静默拼搏，能换来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可现实给出的，依然是那个我最熟悉的、关于“距离”的解法。
　　我以为，和梁雨泽的交集，大概就到此为止了。
　　进入幼师后，那种温吞的、一眼能看到头的气氛，让我心里某处始终无法安顿。军训回来，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我不想就在这里停下，我要再试一次！
　　我跟妈妈商量，我要复读，考高中，上大学。
　　妈妈起初不同意，觉得我折腾。但或许是我眼里的那点执拗打动了她，她最终叹了口气，带我去了一所更偏远、实行全封闭管理的城郊学校报了名。“那里清静，”她说，“没人打扰，适合你。”
　　“复读生”这三个字，在学校里是一种微妙的存在。我们的成绩不再计入学校的升学率，于是便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隐形人”。老师讲课照本宣科，只要课堂不闹出大动静，便无人过问。那种被默认的“低人一等”的处境，无声地渗透在每一天的空气里。
　　我的人生，似乎又一次走到了需要验证“另一种解法”的隘口。
　　生日那天，不知怎的，我鼓起勇气给他打了个电话。原本只是好奇顶尖高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话到末尾，心跳快得压不住，那句邀请便像自己溜了出来：
　　“那个……明天是我生日。你……要过来吗？”
　　问完我就后悔了。一个重点高中高一的学生，时间该有多金贵？何况是来参加一个复读生的生日。
　　电话那头静了一两秒。
　　然后，我听见他说：“好的。明天几点？我准时到。”
　　他答应了。
　　这个意料之外的答案，让我瞬间慌了神。妈妈热衷于她的舞会和交际，家里的电话从早响到晚，都是找她的。家，早已被她抛在身后，自然也乱得无从下脚。我根本无法想象，让梁雨泽看到那样一个狼藉的、不像家的“家”。
　　我手忙脚乱地叫来表妹帮忙。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像两个救火的消防员，在灰尘和杂物间奋战，才勉强让客厅有了能待客的模样。又匆匆叫了几个住在附近的同学约好明天一起来，总算凑出一点生日该有的气氛。
　　第二天，他准时出现了。
　　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包装得很仔细的盒子。
　　“生日快乐。”他把盒子递过来。
　　我接过来，指尖有些发颤。打开，里面是一只巴掌大的、做工精致的小海豹玩偶。奇妙的是，小海豹戴着一顶小小的、黑色的帽子，身上还穿着一件酷酷的黑色皮夹克。
　　那帽子，和他常戴的那顶，很像。
　　包装纸是很有质感的暗纹纸，抚上去有细微的凹凸。我忍不住想，他是不是挑了许久？
　　“谢谢。”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把汹涌的惊喜死死按在胸腔里。
　　他进来，只是稍稍坐了一会儿。家里局促，同学也有些拘谨，气氛算不上热闹。他并没久留，只是看了看我，然后说：“我妈妈要求我必须在五点前到家。”
　　我连忙点头：“我送你去车站。”
　　去车站的路不长，我们并排走着。他问我复读有没有什么听不懂的，以后想考哪所高中。我回答：“本校直升。”声音很轻。说的都是学习，都是未来，都是些正确而遥远的话题。谁也没有提起过去那个夏天，没有提起鲜花，没有提起那瓶可乐。
　　好像那些从未发生过。
　　到了车站，正好有辆车缓缓进站。
　　“就这辆，”我指给他看，“能到你家那边。”
　　他点点头，踏上公交车，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
　　车子发动，缓缓驶离站台。我站在原地，看着车窗。
　　就在车子即将加速、汇入车流的前一刻，他忽然转过身，透过那面有些模糊的车窗，朝我招了招手。
　　隔着玻璃，隔着逐渐拉开的距离，那个招手很轻，很快。
　　但我看见了。
　　车子远去，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街道尽头。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只戴帽子的小海豹。它圆润安静地躺在掌心，一身柔软的深灰色绒毛，在午后的光下泛着温顺的、朦胧的光泽。
　　就在我低头凝视的某一秒
　　掌心那团暖乎乎的、深灰色的绒毛，仿佛突然褪去了所有具体的形貌，在视觉的边缘融化、升腾……凝结成了一朵遥远而具体的、带着凉意的雪绒花。
　　就像当年，我们站在讲台前，歌声扬起时，窗外仿佛真的飘进来的那抹“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的雪光。
　　它不再是玩具。它是一朵被赠予的、不会融化的雪绒花。来自那个唱过那首歌的夏天，来自那个总是与清凉、洁净相连的人。它被我捧在手里，成了我灰扑扑的复读岁月里，一个洁白到几乎刺眼的、安静的信标。
　　包装纸的质感透过指尖传来，微微的凉，恰如想象中那朵雪绒花的温度。
　　就在此时，一阵极淡的、干净的薄荷气息，不知从何处而来，轻轻地掠过站台，拂过我的脸颊，然后在初秋微凉的空气里，悄然荡漾开来，又慢慢散去。
　　风起来了。
　　我心里那个皱巴巴的、属于复读生的、灰扑扑的角落，仿佛被这阵风，连同那缕倏忽即逝的薄荷香，以及掌心这一小朵洁白的确信，一起轻轻地、妥帖地，抚平了。
　　薄荷香散在风里的那个夏末，我以为所有的故事，都会跟着枯萎的花瓣一起，被埋进蝉鸣落尽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