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大木小木

22、等信的日子 第二十

　　第二十二章等信的日子

　　寄出画的那个下午，孩子们的心也跟着那个牛皮纸筒一起，飞向了北京。

　　每天放学后，陈光第一句话就是：“有信吗？”得到的答案永远是摇头。第一天，他不着急。第二天，他安慰自己“北京远着呢”。第三天，他开始趴在窗台上看邮递员的自行车。第四天，他拉着林溪跑到镇上的邮局，扒着柜台问阿姨：“有我们家的信吗？”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阿姨问。

　　“陈光！秦川机械厂三号筒子楼302室的陈光！”

　　阿姨翻了一叠信，摇头：“没有。”

　　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

　　日子一天天过去，画仿佛石沉大海，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秘密基地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起初大家还互相打气：“路上耽搁了”“邮递员太忙了”“北京下雪了，信走得慢”。到后来，谁都不先开口提这事，只是默默坐在那堆旧报纸上，看着墙上那张手绘的“中国地图”。赵小军画的，用红笔标出了秦川镇到北京的距离。

　　“要不……”孙小妹怯生生开口，“咱们再画一幅？”

　　“画什么画！”陈光腾地站起来，“不画了！”

　　他冲出秘密基地，跑回302，一头栽在床上。张秀兰正做饭，探头进来问：“咋了？挨老师批了？”

　　“没有！”

　　“那怎么了？”

　　陈光不答。他把脸埋在枕头里，闷得喘不过气，也不肯抬头。那些夜里做的梦，画挂在展厅里，很多人围着看，有人指着问“这是哪里”。现在想起来，又傻又丢人。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轻轻敲门。

　　“光光。”是林溪的声音，隔着门板，细细的。

　　陈光不动。

　　“我进来了。”门推开一条缝，林溪端着一个搪瓷缸进来，里面是热腾腾的姜糖水。周淑芬熬的，给张秀兰送的时候，她多盛了一碗。

　　她把搪瓷缸放在床头柜上，在床边坐下，也不说话。

　　沉默了很久。陈光翻过身，盯着天花板：“溪溪，你说，信是不是丢了？”

　　“可能。”

　　“那画呢？”

　　“可能也被丢了。”

　　“那我们不是白画了？”

　　林溪想了想，轻声说：“没有白画。”

　　“怎么没白画？”陈光坐起来，“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力气，结果什么都得不到！”

　　林溪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总是亮晶晶的、充满活力的眼睛，此刻有些红，有些湿，像要下雨的天。

　　“你记不记得，”林溪慢慢说，“画的时候，你画那个烟囱，画了好久。你说，烟要画得向上飘，因为厂里工人下班时，烟囱还在冒烟，机器还在转。”

　　陈光愣了愣。

　　“还有刘胖子画那个雪人，”林溪继续说，“他非要给雪人画条围巾，说和楼下那个一样。赵小军画的自行车，每一辆都画了铃铛，说工人叔叔下班要按铃铛，叮铃叮铃的。孙小妹画的那几只鸟，在晾衣绳上站着，她说那是麻雀，筒子楼的麻雀，和别处的不一样。”

　　陈光沉默了。

　　“我们画的时候，不是为了得奖。”林溪的声音很轻，但一字一句都很清楚，“是因为想画。是因为那些东西都在我们心里，不画出来难受。”

　　陈光看着她。昏黄的灯光下，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小星星。

　　“可是……”他还是不甘心。

　　“没有可是。”林溪站起来，“信丢了，画丢了，但我们画过。我们记得烟囱怎么飘，雪人怎么笑，麻雀怎么站。这些丢不了。”

　　她走到门口，回头：“姜糖水趁热喝，我妈放了好多姜，驱寒的。”

　　门轻轻关上。陈光看着那碗姜糖水，看了很久，端起来喝了一口。辣，甜，烫得眼泪差点掉下来。但胸口那股堵着的劲儿，慢慢散了。

　　第二天放学，陈光第一个跑到秘密基地。等人都到齐了，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上次画画剩下的边角料，巴掌大。

　　“我们画不了大的，画小的。”他把纸铺在旧报纸上，“画我们想画的。”

　　赵小军眼睛一亮：“画什么？”

　　“随便。我画烟囱。”陈光从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不知道什么时候攒的。

　　刘胖子说：“我画雪人！”

　　孙小妹说：“我画麻雀！”

　　林溪从兜里掏出两支彩色铅笔，是周淑芬批改作业用的红蓝铅笔，她悄悄带来的。红的那支递给陈光：“画烟囱冒的火星子。”

　　蓝的那支自己拿着：“我画晾衣绳。”

　　五个孩子，头碰头挤在秘密基地里。没有大纸，没有全套颜料，没有宏伟的计划。就着巴掌大的碎纸片，就着半截铅笔和两支彩色铅笔，画他们心里最想画的东西。

　　陈光画烟囱。这回他没有画整个工厂，只画了一个烟囱，烟囱口飘出一缕烟，烟里有一点一点的红。他说是火星子，工人师傅说，夜里看烟囱，烟里有火星子，像星星。

　　林溪画晾衣绳。绳子弯弯的，上面晾着两件小衣服，一件蓝的，一件红的，挨得很近，袖子碰着袖子。

　　赵小军画了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饭盒，铃铛画得特别大。

　　刘胖子画了个雪人，胖胖的，戴着条围巾，笑得眼睛眯成缝。

　　孙小妹画了三只麻雀，蹲在晾衣绳上，有一只歪着头，好像在听什么。

　　画完了，五个小脑袋凑在一起看。那些画歪歪扭扭，比例失调，用色也粗糙。但每一笔都有来处，每一处细节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

　　“这个，”陈光指着晾衣绳上那两件挨着的衣服，“是302和208的。”

　　“这个雪人，”刘胖子说，“是楼下那个，围巾是我妈织毛衣剩的线。”

　　“这辆自行车，”赵小军说，“是我爸那辆，他每天骑着上班，饭盒里装的是我妈做的午饭。”

　　“这三只麻雀，”孙小妹说，“我每天数，有时候三只，有时候四只，冬天少，春天多。”

　　“这个烟囱，”陈光看着自己画的烟囱，那几颗用红铅笔画的小火星子，“晚上从走廊窗户能看见，红红的，像萤火虫。”

　　林溪轻轻说：“都在这儿了。”

　　都在这儿了。筒子楼，工厂，他们生活的全部世界，被浓缩在这几片巴掌大的碎纸上。没有天安门，没有长城，没有课本上那些雄伟壮观的祖国。但有烟囱冒出的火星子，有晾衣绳上挨着的两件衣服，有挂着饭盒的自行车，有胖雪人和三只麻雀。

　　这才是他们的祖国。具体到每一块墙皮，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那天晚上，陈光把那几幅小画用胶水贴在硬纸板上，端端正正地放在床头。睡觉前，他看了很久，看着那个烟囱，那两颗红火星子，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不是高兴，不是难过，是踏实。

　　就像画里的那些东西，真的被保存下来了。

　　一周后的傍晚，林卫东下班回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陈光！”他喊。

　　陈光从208冲出来，他正在和林溪玩抓子儿。看见信封，心猛地一跳。但信封不是牛皮纸的，是普通的白信封，落款也不是北京，是本市的什么地址。

　　“市少年宫？”林卫东念着信封上的字，“你们参加了什么比赛？”

　　陈光茫然摇头。赵小军凑过来看，突然喊：“打开打开！”

　　信拆开，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硬纸。展开，是一张奖状大小的证书，上面写着：

　　“秦川机械厂子弟小学陈光、林溪、赵小军、刘志刚、孙小妹同学：你们创作的集体绘画作品《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家》在我市‘红领巾爱祖国’主题创作征集活动中荣获优秀作品奖。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落款是秦川市少年宫，盖着红彤彤的印章。

　　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你们的画虽然没能寄到北京（因地址书写不完整被退回），但少年宫的老师们看到后非常喜欢，认为这是一幅有真情实感的好作品。希望你们继续画身边的生活，画出更多美好。”

　　孩子们围成一圈，反反复复读着那几行字。

　　“退回的？”刘胖子挠头。

　　“地址不完整？”赵小军皱眉，“我明明照着报纸抄的！”

　　林卫东接过信封看了看：“寄北京要在地址前面加‘北京市’，你们漏了。”

　　五个孩子面面相觑。那么多天的期盼，那么多天的失望，原来只是因为漏写了两个字。那幅画在北京和秦川之间打了个来回，最后落在了市少年宫。

　　可是。

　　“优秀作品奖！”陈光突然喊起来，“我们得奖了！”

　　“优秀作品奖！”刘胖子跟着喊。

　　“还有证书！”孙小妹跳起来。

　　赵小军一把夺过证书，捧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有我们五个的名字！都写上去了！”

　　林溪站在人群外，嘴角慢慢弯起来。她看着陈光，看着他那张重新亮起来的脸，轻轻笑了。

　　那天晚上，证书被端端正正地贴在秘密基地的墙上。旁边是用胶水裱起来的那几幅小画，烟囱、晾衣绳、自行车、雪人、麻雀。

　　陈光站在前面，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对伙伴们说：“明年，我们再画一张。”

　　“画什么？”赵小军问。

　　陈光想了想，咧嘴一笑：“画我们上学。画李老师上课。画刘胖子偷吃课间餐被罚站。”

　　“我才没有偷吃！”刘胖子抗议。

　　“画孙小妹哭鼻子。”陈光继续。

　　“我早就不哭了！”孙小妹跺脚。

　　“画赵小军当小老师，拿着教鞭训人。”

　　“我那是帮助同学！”

　　“画溪溪，”陈光看向林溪，“画溪溪读书，安安静静的，谁也吵不到她。”

　　林溪没说话，只是笑。那笑很淡，但眼睛弯弯的，亮亮的。

　　窗外，又飘起了雪花。1987年的最后一个月，在孩子们的欢笑声中，悄悄走近。

　　秘密基地的墙上，那几幅小画和那张证书，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画里的一切，烟囱、晾衣绳、自行车、雪人、麻雀，都静静地待在那里，像被封存起来的时光。

　　而画外的孩子们，将继续长大，继续画新的画，继续在这条喧闹的走廊上，创造新的故事。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雪会停，但秘密基地里的笑声，会一直响下去。

　　在这个冬天，在1987年的尾声，在筒子楼永远不变的日常里。

　　一步，一步。

　　走向新的年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