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空姐》xiangling夏微微

17、十七：消失的瞬间

　　“2021年3月11日，去了周新的单位，发现不像电话里那样的安逸。办公室的每个人都很懒散，没有精气神。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让我感觉乌烟瘴气，我很想逃离那个地方。我打不开周新的电脑，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密码。盯着屏幕干坐了一会儿，财务和业务分别来说了一堆事情，我心不在焉的听着。想试着融入却根本听不进去。装模作样的呆了很长时间，突然想到周新的手机在我手里，之前学习夏微微手机时知道，苹果电脑和手机可以互相验证密码。尝试了很长时间终于将电脑开机了，无精打采的翻开了她的相册，几千张照片，周新的笑容很明媚。我举起她的手机也拍了一张照片，闪光灯亮的那一瞬间，又让我想起了战场上的时光。我们是最早到达朝鲜的部队，1950年冬天，随38军赴朝参战。我们到达时，山里已经白雪皑皑，我们这些没见过大雪的南方人还没来得及感叹千里冰封的风光。就听见很多战友冻伤，轻则皮开肉绽，重则截肢。很多年轻的战士，被吓的大哭不止。我这样年逾30的老兵，被指导员要求要起到带头作用。那时候日子太苦了，每人6斤干粮，一壶水，听说有些作战部队有压缩饼干战士们舍不得吃，饿的实在受不了了舔一口。补给常常中断，几乎没有任何蔬菜，土豆是营养最丰富的食材。部队白天隐蔽，夜里行军。刚开始的一两个月还好些，慢慢的由于实在是缺乏维生素，很多战士都患上了夜盲症，我也不例外，夜晚行军根本看不见。人还好些，车在路上也不敢开灯，车祸也频频发生。只能跟着人群摸黑往前进，女兵队伍不敢落后，怕拖了前线战士的后腿，每天晚上都是30至40公里的路程。天亮隐蔽之后，脚上全是水泡，大家躲在掩体里，脱了臭袜子一个个的挑破。有时能在老乡家里睡一会儿，志愿军战士没有棉被，实在冷的受不了，有的战士也钻朝鲜老乡的被子，老乡们哪怕语言不通，也不会驱赶。女兵们则是两三个人挤在一起，避免冻伤。因为我年纪较大，也受过教育。团长任命我当班长，还给了我一块儿手表，很多计时的工作便由我来完成。有一个晚上，部队正在急行军，呼呼的冷风，刮的脸生疼，防冻裂的甘油男兵们都舍不得用，留给我们，我们也舍不得想要留给工程队，下水修桥的那些战士，脸上破裂的伤口上流出的血混着泪水，在零下2，30度的温度里一会儿就冻成冰。突然听见前方有人喊‘有敌机，迅速隐蔽。’大家寻找掩体，没有掩体的极速卧倒。原来是美军发射了一颗照明弹，可能是夜里我们行军方向有偏差，靠近了美军部队的所在地。我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雪顺着呼出的气钻进我的脖子，我也顾不上了。一瞬间，就像开了巨大的闪光灯，美军的装备非常先进，我看着表，他们的照明弹亮了整整20分钟。好在我们没有被发现，美军也没有继续发射照明弹，光线暗掉后，我们又继续摸黑前进，总算是保住了性命。”
　　“2021年3月12日，打开了周新的电脑后，用电脑来记录日记，比手机是快了很多。汉语拼音，简体字都是我想带回去的东西。当然最想带回去的是头孢，阿莫西林，还有各种各样的消炎药。云南白药那些所有治疗外伤的药物都想要。武器自然不用说，要是能带回去一两个能造武器的行家好手也行。夏微微的母亲给我说过□□，说过□□，说过两弹一星。那些困难全部都被克服，咱们中国人民的坚韧，全世界首屈一指。从今天开始，我想要再一次的记录这些年的几次关键时刻，如果以后有人看到，希望能让你知道真相，希望真相对大家有帮助。
　　从哪里开始呢？从我来到20世纪的第一天开始吧。我记得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是2013年3月38日，当时我好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暗。比我一直看着手表数美国人照明弹的时间还要长。我躺在一张很软的床上，洁白的被子，洁白的枕头。那不是战场上的东西，华丽的窗帘，比红木还深一些的家具。甚至旁边还有一张一摸一样的床。屋子里面很亮，屋子外面也很亮，阳光洒进来，这里不像是战场。我走到床边，街上各种肤色的人，黑的白的，但是没有和我一样的。我想起来曾经听一个来自河北的战友小赵说，美国鬼子里面有黑人，皮肤和碳一样黑。他们曾经有一次奉命夜里偷袭敌人的阵地，打开美军的睡袋，里面都是黑色的头，吓的他们以为遇见鬼了。糟了，我肯定是被俘虏了，我怎么能被俘虏呢？我不能被俘虏，我不能泄露任何部队的机密，我看了看门口，心想一定是有人守在门口。他们给我那么软的床，那么亮的地方。一定是想先用糖衣炮弹，再严刑拷打。我不能背叛我的战友，那一刻我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在那时的张兰英认知里，有外国人，有舒服的床，除了是昏迷期间被俘虏，还能是什么呢？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我了断，给自己一个痛快。既能保住秘密，又能不被折磨。我找遍了了整个房间，终于在一件白色袍子上，找到了一个结实的腰带。准备挂在屋顶的金属圆圈上，给自己一个痛快。我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我企图用消防喷头上吊，触发了消防警报。所以我得救了。服务员冲起来的时候，我已经陷入了半昏迷。后来夏微微的母亲告诉我，她见到我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想在我口中知道什么。’就医期间我再一次试图自杀，并且袭击了当时负责治疗我的护士。夏微微母亲到达维也纳的时候，我已经被关进单独病房隔离，并且接受了大剂量的镇静剂注射。后来我多次试图回忆当时的情况，记忆却有些模糊了，我依稀感觉到，除了想通过自杀来避免被敌军刑讯逼供，想逃离某些伤害我的人和事以外，我也曾经为了自保伤人。夏微微母亲以为她女儿孤身在国外工作压力太大，一时间精神错乱。只有我自己知道，从50年代，一下子来到2013年的维也纳，高楼，科技，甚至外国人给我的冲击有多大。好在我足够的幸运，因为夏微微的母亲，是那样的温柔善良。在一起的8年，她给了我全部的耐心和关怀，带我认识了这个新世界。”